汪舒明｜ 冲击与回应：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犹太社团的转向

　　【文/汪舒明】

　　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犹太社团日益呈现出类似于美国社会总体的“文化战争”的景象。围绕“谁是犹太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美国犹太教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出现了深刻裂痕和公开对立。在支持以色列、反击反犹主义等许多议题上曾向外部世界展示内部协调性和组织性、经常能以“同一个声音”出现的美国犹太社团，此时被称为“一个分裂的民族”。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犹太教进一步呈现极化趋势，正统派（以超级正统派为主）与非正统派（以改革派为核心）群体之间走向深度分裂、高度对立和力量均衡，诸如“两极模式”“一个民族，两个世界”“两个犹太教”“部族内部的矛盾”等提法纷纷涌现。

　　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当今美国犹太人是“双头怪兽”：一头向右，日益变得宗教上正统、政治上保守、狭隘、亲以，并经常与共和党和福音派联盟；一头向左，更倾向于自由、进步、世界主义。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政治也整体上呈现极化趋势，突出表现为政党政治的极化。犹太教极化与美国整体的社会政治极化进程存在明显的联动共振、相互助长。

　　本文致力于探析美国政党政治与美国犹太社团之间在极化进程中的联动效应。鉴于美国犹太教群体的极化与美国社会更广泛的宗教文化领域的极化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故本文拟首先探究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宗教文化动力，进而评析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极化进程中对涉及犹太人、以色列议题立场的变化及其差异，以及犹太教不同教派相关组织对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不同认知和反应。

　　“文化战争”与美国政治的极化

　　早在20世纪末，关于美国社会政治极化加剧的讨论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围绕“文化战争”“我们是谁？”“红色国家或蓝色国家?”等议题，美国不同的社会群体间掀起了有关道德标准、身份认同和国家特性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体现则为政党政治的极化。“党派极化深化是过去25年中美国政治最重要的变化”。从“反恐”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无不被卷入党争的议题。

　　（一）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加剧

　　在小布什就任总统之时，美国就已经出现了半个国家欢呼而另一半苦恼的局面。在当时的大选中，美国“蓝州更蓝，红州更红”，已经呈现为意识形态极化的政党政治体系。但美国的两党精英中，仍然不乏能为对方接受和包容的成员，承担着两党沟通“桥梁”和“黏合剂”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中转向共和党的“新保守派”，并不排斥民主党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以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大选的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是一名能为两党选民所接受的政治中间派。2008年角逐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则经常越出党派界限特立独行，并与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克里、拜登等人交情深厚。

　　

　　美国政治版图（红州与蓝州）

　　经历了奥巴马的两个任期，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明显加速。自1994年到2017年，皮尤中心先后围绕10个议题进行了7次民调。结果显示，两党在这些议题上的差异在1994年为15%，2004年缓慢增长到17%，然后加速增长，到2011年达到26%， 2017年高达36%。持中间立场的选民在两党都呈现萎缩态势：1994年仍然有36%的共和党选民持自由派立场，而民主党则有30%的选民持保守派立场。到2017年，这类中间选民已经几近绝迹，共和党员中宣称自己为自由派的只剩下5%，而民主党员中宣称自己为保守派的只有3%。

　　两党选民之间的厌恶感也明显上升：1994年，亲民主党选民中，表示“不喜欢”或“很不喜欢”共和党的高达57%（其中“很不喜欢”占16%），到2017年高达81%（“很不喜欢”占44%）；同样，亲共和党选民表示“不喜欢”或“很不喜欢”民主党的选民从1994年的68%（“很不喜欢”选项占比为17%）上升为2017年的81%（其中“很不喜欢”选项占比高达45%）。两党党员相互为友的情况也已经非常稀少，身份政治的冲突已经进一步上升为“情感极化”。2016年的大选就是一场乱局，左、右两翼民粹主义迅猛抬头，两党建制派都受到重创。大选过后，美国社会撕裂，甚至出现了因政治立场而母子反目、手足成仇、朋友绝交的情况。

　　特朗普时期，美国社会政治进一步形成了“断层极化”态势，两党出现了政治联盟断层、意识形态断层和文化价值观断层。共和党“特朗普化”，民主党则走向“桑德斯化”。1%与99%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都使千禧年一代的自由派青年人直面黯淡的前景，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严重不满，热情拥抱进步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思潮。左、右翼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势力牵动两党进一步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党政治加剧“部落化”，美国社会政治在多个维度严重撕裂、对立隔离和妥协失能。两党均奉行身份政治战略，为自己塑造和展现不同的身份认同标签。党派政治极化从此前自发渐进的进程进一步变成一种有意为之的阵营划分和统治策略。党派归属已经成为影响公众政治价值观的最大因素，超过了年龄、种族、族裔、性别、教育成就、宗教归属等。

　　两党从精英到基础选民都呈现加速“两极化”的趋势。两党选民人口结构差异明显，共和党主要受到未受高等教育、福音派、白人、男性选民支持，而受过高等教育、不信教、少数族裔和女性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两党几乎找不到共同之处，就连对哪些为“基本事实”此类问题也难以达成统一。真相的判定更加依赖利益、情感和价值观倾向，结果就是虚假不实的信息四处泛滥。两党之间的任何辩论都会变成零和式的“部落战争”，民选官员的仕途往往受到各自党内极端势力的挟持而不得不迎合迁就。党派归属相异的选民邻里为敌，表达政治信念实际上变成“宣战”，许多人在大选前避免与其他人谈论政治。2021年2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主党人视共和党人为政治“对手”，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视民主党人为“敌人”。

　　一再弹劾总统、公开直白的相互轻蔑、大选后的国会山暴动……一幕幕党争丑剧在美国一再上演。“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蜕化为“美利坚合恨国”（The United Hates of America）。民主党人往往被共和党抹黑成憎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而民主党则将特朗普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国会近乎瘫痪，任何议题的辩论和投票都严格依据党派归属划分敌对营垒。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议题，也被高度政治化。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福奇等倡导推广的科学抗疫举措深受党派立场的影响，在共和党阵营往往受到质疑、抵制乃至批评，其落实和成效大打折扣。福奇本人及其家人甚至受到极端分子的生命威胁。许多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乃至有意编造的阴谋论和谣言，均在美国大行其道。2021年1月6日，大批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极端势力发动“占领国会山”行动，在作为美国民主象征的国会山大肆洗劫、破坏，并与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暴力冲突，尤其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宗教文化动力

　　社会政治极化曾在美国历史上以不同的强度和广度反复出现。本轮政治极化在强度和广度上为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而且，技术、经济、种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相互震荡强化、共同驱动。与前几轮极化相比，文化价值观因素在本轮社会政治极化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不同阵营之间围绕如何重新定义美国国家身份和社会特性的“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文化价值观冲突井喷式上升。

　　当代美国“文化战争”，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文化动荡和自由主义转向。其一，青年“反文化运动”兴起，导致吸食毒品、性解放等离经叛道的行为在青年中大行其道，传统的社会机制均受到冲击，“上帝死亡论”蔓延。其二，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同性恋等此前处于少数派地位的边缘性群体空前觉醒，要求获得美国社会的尊重、承认和平等权利。斗争的结果就是主流社会出现自由主义转向，逐步向这些少数派群体让步，赋予这些群体更多的平等权利和承认。其三，推崇不同族裔和群体文化地位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美国推行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为来自亚非拉的非白人新移民打开大门。在新移民潮下，美国的族群结构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来自拉丁美洲各国的西班牙裔和来自亚洲国家的亚裔人口迅速增长，而长期以来占多数的白人比例持续缩减。预计到2065年，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46%。

　　“反文化运动”下美国青年的离经叛道让保守派深感“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宗教保守主义由此抬头。例如，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就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3%上升为90年代中期的28%，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而宗教保守势力的抬头，又进一步导致自由派和少数派群体的警醒。90年代以来，对宗教右翼的反感、担忧驱使世俗化加速。60年代至80年代，世俗化人口大体保持在10%～15%，21世纪以来大幅上升为20%～30%。80年代，福音派信徒人数两倍于世俗派；到2008年，青年人中世俗派已经增长为福音派的1.5倍。世俗派成为一支堪与福音派匹敌的社会政治力量。进入21世纪，美国人已经汇集到宗教图景相反的两端，一极为高度信教者，另一极为世俗派。宗教温和的中间部分已经萎缩。

　　而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扩展，则导致相对剥夺感和受害者意识以及相应的怨愤在白人群体中抬头。全球化环境下，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人口膨胀、地位上升，引发白人蓝领经济和文化地位下降，以致他们产生身份认同崩溃和优越感丧失之感。21世纪之初，关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长期主导地位行将丧失、美国传统国家特性面临挑战的深切焦虑在保守派中蔓延。带有强烈反移民、反少数族裔情绪的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本土主义沉渣泛起，助推右翼“民粹主义”抬头。这反过来又促使左翼激进派兴起。种族问题重新凸显为“文化战争”的新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