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鸡娃”们成年了，他们过得如何？

　　原标题：第一代“鸡娃”们成年了，他们过得如何？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作者：陈静 张子渊 王婧懿 张知依

　　从去年教育部出手整治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到今年新东方董老师直播带货火遍网络，教培机构的沉浮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资本助推教培崛起十几年，中国第一代被教培培养出的“鸡娃”们，现在成年了。

　　这些出生在世纪之交的年轻人，完整地经过教培机构的“填鸭式”教育，完整地在课外培训“军备竞赛”的氛围中成长。现在，他们的人生画卷将如何展开？他们的身心又有哪些特点？就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四个“鸡娃”成人的故事。

　　

　　鸡娃代表1：

　　被“鸡”太多年 已不能接受空闲下来

　　鸡娃档案：

　　姓名：朱迪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知名大学在读研究生

　　被“鸡”时间：15年

　　“鸡娃”总花销：二十五六万

　　“鸡娃？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反正我从小就没有寒暑假和周末，一直到现在研究生快毕业了，没课的时候就会特别慌。”朱迪说，从这点来看，自己可能是被“打鸡血”了，而且“鸡血”的药效持续至今。

　　朱迪被打的第一针“鸡血”是在三岁。父母给话还没说利落的她报了少儿英语课外班，一年学费将近1万元。这个钱在多年前的河南驻马店，算得上是“舍得”。

　　四岁开始，舞蹈班、绘画班、书法班、古筝班，便占据了朱迪幼儿园以外的时间。小学入学后，朱迪开始有了“被鸡”的感觉，因为分数这个“卡尺”出现在了她的人生中。

　　

　　三年级，母亲拉着朱迪去学了奥数，原因是她的数学成绩不如其他科成绩优秀——不能每次都拿100分。奥数班从三年级一直上到了初中。之后，母亲意识到数学不好还会影响物理、化学，于是在初一的暑假朱迪被送到了物理补习班。

　　直到高中文理分班后，朱迪才正式摆脱了对于自己如同“噩梦”一般的数理化，但高考的压力又接踵而来。临近高三，朱迪的父母从报纸上看到，有郑州的老师在文综备考方面有专长，随即带着她乘坐火车开始了往返于驻马店和郑州上辅导班的常态。

　　“我父母平时很省吃俭用，但在我上学上课这方面特别舍得花钱。我大约回忆了一下，十几年下来花了得有二十五六万，这在多年前的驻马店都能买套房了。”朱迪说。

　　

　　从3岁到18岁，“被鸡”15年，有什么收获吗？朱迪觉得，凭良心讲有是肯定有的，但要理性看待这些收获的意义。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敢开心。”朱迪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学时，同学来家玩，翻看我的漫画书，我妈就说‘人家在看书，你却在玩’。”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朱迪的人生。以至于她即将名校研究生毕业，仍有很大危机感，“我觉得自己一旦闲下来，就会被别人比过去”。

　　朱迪有时候会想，自己“被鸡”的这一路，算得上成功吗？从学校的标准来看，她是学校里的明星，是学霸，从河南驻马店到北京知名学府的研究生，她无疑是成功的。但走出学校以后呢？毕竟人生那么长久，学校不是终点。

　　离毕业还有一年，朱迪却对走入职场完全没有信心。

　　这并不是她的能力有问题，但她自己心里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学校里有分数衡量优劣，在职场用什么来衡量？我不是最优秀的了该怎么办？

　　朱迪现在还在犹豫是否继续读博。也许她更需要时间与自己和解。

　　

　　鸡娃代表2：

　　父亲生意受挫 但补习班没停过

　　鸡娃档案：

　　姓名：他塔拉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视频博主/哈佛大学硕士在读研究生

　　被“鸡”时间：15年

　　“鸡娃”总花销：约60万元

　　“我清楚地记得，自打上幼儿园，补习班就正式‘介入’了我的人生。在接下来的小学和初高中，补习班似乎总在‘见缝插针’，我的课余时间被塞得满满当当。”

　　今年3月5日，他塔拉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哈佛大学录取查询“开箱”视频。眼睛紧盯着飘丝带特效的屏幕，她轻声说出两次“Oh my god”。

　　1998年出生的他塔拉回想起往昔的学习历程，清楚地记得，补习班似乎总在“见缝插针”，把她的课余时间塞得满满当当。

　　有网友调侃，“孩子四岁，1500左右的词汇量，在美国够用了，在海淀不够”。

　　同为“海淀鸡娃”的他塔拉坦言，“当你一直是第一名，突然有人超过你，你妈肯定会非常敏感。”

　　他塔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六年级时，有一个曾经成绩不如她的同学，在某一次考试中作文成绩突然超过了她，“那次开家长会，对方家长拿着孩子成绩单向我妈‘炫耀’，我妈被气坏了，当时就想给我也报一个一样的作文班。”

　　从初中开始，他塔拉报的补习班全部变成1对1教学。

　　她记得，曾经报过的一个培训学校一年的费用在10万左右。小升初那段时间，爸爸生意受挫，家里房子都换小了，但她的课外班从未停过。

　　“你看那个谁谁上了什么班，你要不也上上？”每次给他塔拉报班时，妈妈总会这样问。最后，用他塔拉的话来说，“大多数能塞下我的班好像都上了。”

　　那么，上课外辅导班是否真的对学习有帮助呢？

　　

　　他塔拉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

　　是一个paradox（悖论），我不知道，如果我不上，成绩会不会下降？”而这也恰恰是他塔拉父母的焦虑，“他们不是为了让你成绩提高，而是为了让你不被别人落下。”

　　密集的补课日程给他塔拉带来了一些或好或坏的影响。好处是她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比别人快一点。“但现在想来，这也会让我长期处于焦虑和竞争的状态。一旦落于人后，或者与他人平齐，我就会很紧张。”他塔拉说。

　　此外，被“鸡”的娃的心理状况更加难以忽视。他塔拉表示，她会因童年缺失的家庭陪伴和情感关怀而感到遗憾。

　　父母长期像老板一样布置任务，让她在遇到问题时不再倾向于跟父母交流，“这也导致我长大后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更依赖自己而不是别人。而其实，我清楚，人需要很多外部的情感支持。”

　　当北青报记者问他塔拉，如果能按自己的意志再做一次选择，是否还会做“海淀鸡娃”？她的答案是：会！“某种意义上，我是鸡娃的受益者。”他塔拉承认，“鸡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上进和反思的能力，我是我家的第一代大学生。虽然不健康的鸡娃可能会对幼儿时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但也正是鸡娃让我意识到它的力量，我日后会以最大的努力去弥补。”

　　他塔拉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大一退学）、澳洲悉尼大学（本科）、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交换生）、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再过一个多月，她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她的第二个硕士。

　　未来，她希望从事教育行业，帮助更多孩子在应试之外获得人格上的全面发展。

　　

　　鸡娃代表3：

　　出国是“被鸡”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

　　鸡娃档案：

　　姓名：冯书琦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多伦多大学、舒立克商学院本科和硕士学位，即将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

　　被“鸡”时间：9年（6-15岁）

　　“鸡娃”总花销：约20万元

　　冯书琦2000年出生于天津，在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后分别在多伦多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她将其形容为“从小被鸡”，直到出国。

　　在历次考试中，即使取得95分她也不敢把试卷拿回家。因为丢掉5分的原因是粗心，姥姥会打她左手手心。

　　15岁前，冯书琦一直面临着高压环境。姥姥是大学教授，对家庭成员如对学生般严格。“被姥姥鸡出来”的妈妈是金融行业高管，虽不如姥姥严格，但也提供了一种无形压力。

　　她以一种近乎“分裂”的方式生活着，进出校门的瞬间就意味着在“活泼开朗”与“沉默刻苦”两个不同人格间转换。

　　中考结束后，冯书琦爆发了。在某次讨论到中考成绩时，她和母亲起了争执。那大约是她第一次反驳家人。母亲扇了她一个耳光，“你不尊重姥姥！”

　　高一，冯书琦态度强硬地告诉父母，“我想出国”。这是她“被鸡”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

　　出国后的冯书琦在亲友眼中仿佛“换了一个人”，独立、自信、阳光，喜欢表达、乐于分享。“他们都以为是出国改变了我，但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

　　受这段经历影响，学商科的冯书琦始终对教育行业保持兴趣。在国内外，她多次帮助大中小学生补习，并希望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冯书琦说，在外人眼中，或许她和母亲是“鸡娃”的成功案例，高学历、好工作。但她认为这些都不能被称为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人性格的养成、为人处世的态度才至关重要。

　　

　　冯书琦说：

　　“

　　我经历过不同的教育模式，所以希望向家长们传达不要过度鸡娃的观念。现在的家长们也都在进步，他们可以接受孩子没有那么优秀，大家都是一个平凡的人。”

　　2020年疫情，冯书琦回到国内，这是成年后她第一次和父母有长时间的相处和沟通。

　　如今母女俩逐渐成了朋友，一起看电影、吃饭、打卡网红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妈妈也一点点学着跟我的方式契合。现在我们可以求同存异、互相理解，有矛盾的时候各退一步。”

　　

　　鸡娃代表4：

　　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 坐教室里算起经济账

　　鸡娃档案：

　　姓名：邱琳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武汉大学在读

　　被“鸡”时间：15年（3-18岁）

　　“鸡娃”总花销：约50万元

　　邱琳2001年出生于南方一线城市，现就读于武汉大学。

　　三岁那年，邱琳开始学习钢琴。在父母口中，是她指着钢琴说“有兴趣”，而她对此毫无印象。她记忆最深的是，几乎每晚练琴都会哭，然后会受到来自妈妈的“物理教育”。

　　邱琳记得，从那时起，兴趣班、辅导班迅速“填满”了她的童年及学生时代。

　　为了上培训班，暑假时，父母会把邱琳送到舅舅家，因为那是全市培训班最集中的地方，她每天和大两岁的表哥一起去上培训班。

　　小学最后三年，邱琳的培训班生涯达到强度高峰：课外班完全被学业辅导占据，兴趣班全部暂停。

　　在15年的培训班生涯中，邱琳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据邱琳估算，父母为她上培训班花费的金额超过50万元。

　　正是某次在培训班看到课程报价单时，她坐在教室里算起了经济账，“我当时想着，如果我开小差，一分钟就少一块钱，这一块钱能买多少小零食啊。我就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开小差。”

　　后来，正是出于对自己“开小差浪费钱”的担忧，邱琳没有选择出国上大学。父母都是公务员，生活水平不算高，“我觉得我赚不回这么多钱，这是一场‘失败的投资’，我们都认为情绪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或许是对“情绪价值”的重视，让邱琳成为她口中“鸡娃的异类”。

　　邱琳意识到，培训班剥夺了她大量的时间，她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单调的人”，“眼光狭隘”，被“唯成绩论”影响太深。

　　但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天性比较懒散，培训班经历培养了她的学习习惯和竞争习惯，让她保持一种向上的势头。

　　因为目睹了同龄人没有自主意志，邱琳鼓励自己不要变成和别人一样，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我有孩子，我希望他/她不用那么辛苦，不用在一次次考试的挫败中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但我希望他/她和我一样拥有向上的精神、独立思考的能力。”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成年后的“鸡娃” 别人如何看待他？

　　十几年教培的印记，潜移默化影响着成年的一代鸡娃们，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这种影响虽然在当下很难被简单定义，但鸡娃们身上的一些共性和新特点，却已经渐渐浮现出来，在家庭、高校、职场中产生共振。

　　我们尝试从多个侧面，了解成年鸡娃与社会的“崭新互动”。

　　

　　家庭·父母说

　　为了弥补自我遗憾

　　也曾后悔鸡娃

　　在跟自己和解之前，朱迪（化名）先跟父母和解了。她承认，上学的那段时间里，她跟父母的关系并不好，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鸡”造成的。

　　从幼儿园开始被要求学外语，其实就有父母的主观意识在里面。朱迪的父亲外语不好，他认为这影响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不希望女儿也在外语上摔跟头。

　　而母亲的意识更是贯穿了朱迪的学习生涯。朱迪说，她长大后感受到，家族长辈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而母亲为了打破这样的观念，立志要把朱迪培养成让全家人羡慕的孩子，以此来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所以母亲做了很长时间的全职妈妈，全心贯注在朱迪的身上。

　　朱迪的父母本来都有机会上高中，也有能力考大学，但因为当时的社会及家庭环境而选择了中专，这让他们产生了遗憾，而让孩子上大学是弥补这种遗憾最好的方式。

　　经历了初中“数理化”的折磨后，母亲也感受到了女儿的不开心，从朱迪上高中开始，母亲已经有意识地在帮她减压。尤其是朱迪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后，母亲甚至有了悔意。

　　前不久，朱迪跟母亲谈论起要继续读博的事，母亲特意说：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实在考不上就找个工作。

　　“都说原生家庭会影响孩子一生，后来我读了很多书，回想我自己的经历，确实如此。”朱迪说，起初她跟父母关系不好，但想通了以后，她开始理解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我能跟他们和解，但我已经改变不了我自己了，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我的性格塑造已完成，要我自己调整，只能慢慢来。”

　　有时候，朱迪也会想如果自己成为母亲，会怎么样。她觉得自己一定不会逼迫孩子，让孩子怎么快乐怎么来。但转念一想，如果真那样做，是不是也跟父母一样，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

　　

　　孩子自己要求“报班”

　　有时候我也很担心

　　在李莉（化名）眼中，女儿就是典型的“鸡娃”，只不过作为父母的他们从来没有“鸡”过女儿，而是女儿“鸡自己”。

　　李莉说，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她和丈夫除了在品行上对孩子有一定的要求外，在学业上并没有过多地干涉过。

　　李莉回忆，她唯一的一次为女儿的学习费心，还是在女儿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女儿的数学成绩不太好，李莉拿出女儿的数学书亲自为她补了两周的课。

　　从那以后女儿似乎开窍了，不仅成绩有了提高，而且对于学习的兴趣也产生了。

　　后来，李莉也给女儿报过化学和数学的补习班，但那都是女儿自己要求的。尽管从分数来看已经令人艳羡，但女儿觉得自己在化学和数学两个科目上还能有所提高，争取拿到满分。

　　女儿有这种想法，李莉当然支持，她不用过多费心，女儿的成绩就很好，而且还自我要求更好。只是有时候李莉反而有点担心，女儿这么“卷”，会不会压力过大。

　　李莉说，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在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周围的同学都非常刻苦，晚上十一二点钟睡觉，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学习，她一度担心在这种“卷”的环境下，女儿会压抑甚至抑郁。

　　李莉时常给女儿开导，也会帮助女儿卸下心理包袱，比如考试后带女儿去旅游，享受假期。“女儿自己要学，我们当然不能拖后腿，但我确实有时候会担心她，好在考试后成绩都不错，她的压力也就释放出来了。”

　　李莉说，女儿这样的心态，可能跟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一方面，女儿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是清华的高材生，全家都是“学霸”，也因此身边接触的朋友也都是成绩比较好、学习主动性比较强的孩子。这让女儿从小就养成了自我学习的意识。

　　另一方面，小学以前女儿是在美国上的幼儿园，女儿也因此有较强的自我意识。

　　此外，整个家庭相对开放式的氛围，对李莉女儿也有很大的益处。

　　李莉说，她和女儿之间的沟通一直很好，她们有共同的语言，会谈论共同喜爱的电视剧，讨论共同的社会话题。如果女儿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也会表达出来，并且自己寻找解决办法，而作为母亲的李莉只需要给与支持。

　　李莉说，她身边也有“鸡娃”的朋友，但她觉得，无论怎么“鸡”，也不太可能把在学业上比较平庸的孩子“鸡”成天才，每个孩子还是有不一样的教育方式。“比如我的小儿子，跟他姐姐就完全不一样。他比姐姐更聪明，但却更懒惰，我们管得就多一点。”

　　起初，对女儿的这种“放养”式的心态也让李莉陷入过纠结中，担心女儿比不过那些“鸡娃”，但后来看女儿成绩不错，而且还自己主动补习，她也就不再担忧了。

　　现在，李莉女儿已经在UCLA上大学，每次视频，她都能感受到女儿很开心。

　　

　　高校·辅导员说

　　鸡娃父母会像买房子一样填报志愿

　　新洲（化名）是95后，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新洲决定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他半开玩笑地说，“卷不动了，就当咸鱼吧。”

　　近距离和00后05后的学生们接触，他看到更年轻一代的内卷和“被鸡娃”的真实现状。他感叹，“现在的孩子比我当年惨多了。”

　　“00后的父母大概是70后，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教培，但他们所受的教育经验告诉他们‘投入就能考出来’，他们是这样获得成功的，所以愿意沿用这样的经验。”新洲说。

　　不只是分数上，素质提升亦是如此。新洲表示，“现在父母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也同样功利。”

　　新洲就职的学院，在学校里排名很靠前，这让他接触到更多成绩优异的学生，也让新洲意识到，很多学生被好成绩推着，一路成为好学生，但并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怎么选。

　　这在报志愿的当口，更加明显。

　　“很多父母觉得，孩子的分数不能浪费。”新洲说，他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学生想学物理或地理，高考700分远高于理想志愿的分数线，这时家长会取分数最高的专业报志愿——就像用1000万元的预算买房子，在所有选项中不选最合适的，而是要选升值最快的那套。

　　面对这样的情况，新洲会适当地给学生做做工作。“大概是因为每一分都付出得太多了。如果按教培鼎盛时期的课费去想，每一分都很贵。”

　　

　　教培·从业者说

　　别让孩子陷入“鸡娃军备竞赛”

　　小郭老师生于1994年，已然在教育一线战斗了10年。而他的“课外班人生”长达20年之久。

　　亲历了教培最疯狂扩张与落幕。如今他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老师。角色切换，让他透过教培反思教育本身——我们应该抱持何种态度教育下一代？

　　他见识到很多父母，焦虑又疯狂，“学生家长焦虑地谈孩子的学习，60秒的微信语音，一条一条能讲3页。”

　　2017年，教培全面进入网课阶段。暑假的直播间里，小郭一天连着上10节课，身体状况明显下滑，换来了一个月几万块的收入。

　　谈到“鸡娃成年”面临的种种困惑，小郭老师的反思更多在孩子们的上一代——父母身上。

　　“我们看到很多不鸡娃的家长，自己把人生的遗憾都弥补了，自洽了，就不会看着别人鸡娃而焦虑，也不会让孩子陷入鸡娃军备竞赛。”

　　职场·高层说

　　鸡娃成年的孩子学习能力强

　　但离职率同样高

　　毕业季，随着第一批00后进入职场，职场中出现了与教培相伴成长的一代。“被鸡娃”的教育经历，会影响到这一批职场新人吗？又会给职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带着这些问题，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新东方前途出国助理副总裁明磊。在明磊看来，学习能力强、职场小白离职率高是这届年轻人的正反两面。而家长的影响成为离职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职场新现象。

　　

　　年轻人会先向权威经验学习

　　不希望工作成果被浪费

　　北青报：00后的一代初入职场，你觉得“被鸡”的成长经历，会影响他们的职场表现吗？

　　明磊：会有的。我们现在接触的职场新人，以研究生毕业的98年99年（以下简称9899）居多。好的方面是，他们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他们会在工作中找一套权威的理论支撑自己的工作。

　　举个例子，我们负责的业务是出国留学服务，不久前，我们计划设计一套打分标准评估学生的素质教育软实力。当时我们找到9899两位新同事做一个草稿，因为是起草，团队的要求是“从无到有，快点就行”。两个年轻人，找到哈佛大学、清华大学的“全球胜任力”培训系统，搜集了一套非常完善的知识体系，给我们做汇报——不过，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不少。

　　但这件事给我很大触动。7080后看问题做事情更注重上手，有时候拍脑门就干了，甚至也不太在乎浪费。但年轻人会先向权威经验学习，也会想到，如果别人质疑我们，应该怎样找到更多理论支持，他们不希望工作成果被浪费。

　　

　　“家长意见”

　　在离职原因中占很大比例

　　北青报：有没有人因为“被鸡娃长大”，带来较为薄弱的职场表现？

　　明磊：9899新人“职场小白离职率”比之前高。我们发现，有年轻人在单位遇到小的挫折、不如意，回家和家长诉苦。

　　以前80后90后的家长一定会劝孩子忍一忍，现在有的家长会直接说，要不咱不干了，不受这份委屈——过两天这个新同事真离职了。

　　这一届职场新人身上，能看到家长的安排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们有很多海归同事，上高中被安排参加海外考试、被安排上国外大学，回国后，家长安排落户、安排工作、安排买房……包括刚才说的，上班不高兴就不干了，我们HR反馈说，“家长的意见”在离职原因中占很大比例。

　　

　　更关注素质提升

　　是大势所趋

　　北青报：作为管理者，你会给这些年轻人什么职场建议？

　　明磊：终身学习、全球视野和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人成长中很重要部分。

　　北青报：当“被鸡娃的一代”进入职场，管理者应如何调整管理思路？

　　明磊：其实 90后95后00后每一届年轻人都给管理者提出新要求，反向要求我们不断调整自己。

　　做管理，以前只考验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现在00后衡量领导的重要指标是人格魅力。他们关注的问题也很具体，新一辈职场人对领导讲的职业发展大格局都视为画大饼，他们更关注这个月加班之后，下个月能不能得到回报，或者下个月能不能相对轻松。

　　这还有一个长情的问题，例如8090后追随俞敏洪的人很多，00后他们会视董宇辉为精神偶像，但是过了不久很快就要找下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偶像了，这要求管理者必须随时学习，提升自己。

　　北青报：说到教培整顿，您怎么看待？

　　明磊：从内部来讲，我们觉得这也是大势所趋，是很多发达国家都走过的路。在用书本知识改变命运时代之后，追求德智体美劳和应用性的社会实践、更关注素质提升应该是一种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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