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中鲁迅对故乡的复杂态度：赞美着、批判着、启蒙着

　　早在1910年，周作人翻译凯末尔的《黄蔷薇》时，隐约意识到“乡土文学”的部分特点，但是他主要关注于文学与风俗的关系，追求新文学创作的中国化、民族化。

　　茅盾，同样是早期乡土文学探索者之一，对周作人的观点不甚认同，他认为“乡土文学”不仅需要“特殊的风土人情”，更需要“普遍性”和“命运的挣扎”。着力点在于以政治来丰富乡土文学的题材，与此同时也是对乡土文学内涵造成了极大的限制。

　　周作人和茅盾未成熟的“乡土文学”观念被鲁迅吸收，1929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结合自身创作实践首次正式标榜出“乡土小说”的概念。

　　要点在于：作者是离开了故土的“侨寓者”；叙事内容是作者所关心的故乡；情感基调是乡愁；审美风格与构成要素有异域情调。

　　而实际上，鲁迅的乡土小说内涵要丰富许多。

　　乡土小说中充满了地方性浓郁民俗色彩。

　　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包括《孔乙己》《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离婚》《祝福》《在酒楼上》等，这些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咸亨酒店、鲁镇、未庄、庞庄、S城、等等无不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化名。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地点表面看来不一定完全忠于鲁迅故乡的原貌，但鲁迅就是根据曾经的所见、所经历的故乡生活艺术性地再创造了一幅幅有特色的风景画、风俗画、世态画。

　　鲁迅算得上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农民的作家，他与农民有着深刻的联系，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经历是一笔难以抹去的精神财富。当他创作时，往昔的经历很自然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中。

　　有故乡的生活。

　　曾经的故乡生活无疑在鲁迅笔下是优美的：那是《故乡》中闰土与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瓜田构成的神异图画，是与小伙伴一起乘船看《社戏》闻到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是《祝福》中的爆竹声合成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让人懒散而舒适……

　　而必须明确，这些美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鲁迅的记忆。“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而现实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难以忘记的乡音。

　　同样是鲁迅这类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灵活地使用了亲切的绍兴方言。比较明显的是在《风波》中，黄昏临河的土场上，乡邻围坐着吃晚饭，八一嫂、赵七爷等人对辫子的议论和九斤老太的唠叨中就充满方言味儿。

　　值得注意的是，方言的使用是恰到好处的，使用过多，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使用太少，又会失掉乡土特色。

　　野性生存的乡人。

　　故乡中的人多半是有一种野性生命力的，即便生存条件再怎样恶劣，他们总有活下去的方式。生存，本就是一种本能。

　　正如《风波》中提及，“（那村庄的习惯）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这原始又粗暴的取名方式颇有“贱名好养活”的味道。乡间出生的人，大多是皮实的、生命力强悍的。所以，你看——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给闰土重重压迫，但他依然能支撑起艰难的生活，孩子们也都是从小就有意识帮家里的忙；《在酒楼上》吕纬甫讲述自己的遭际，虽然这个知识分子一事无成，但每月教书还能有二十元，还能苟且偷生；孔乙己虽然没有正经工作，但给人钞书还能换些钱去喝点酒、加点茴香豆；祥林嫂哪怕是让她有活干她都是心安的，感到无比幸福的……

　　故乡之于鲁迅，虽是优美与亲切的，但也是让人绝望的。

　　《祝福》中的祥林嫂捐了门槛依然内心得不到安宁，依然不能触碰祭祀用具；爱姑想要离婚闹了三年都没有成功；《故乡》中的闰土用尽力气，却也只能勉强度日；“豆腐西施”为了生存，越发尖酸刻薄、爱占便宜；孔乙己因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断腿，直至最后在艰难中死去……

　　鲁迅这类“乡土小说”中主要关注的是农民与妇女的痛苦遭际，并且揭示了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根源。

　　是封建礼教不为祥林嫂留活路，是封建夫权的力量压下了爱姑的反抗，封建社会下的经济制度把下层百姓闰土折磨得像是木偶人，异化了曾经美貌的“豆腐西施”；僵化了的封建科举制度荼毒了孔乙己的灵魂……

　　封建社会的种种，自然是造成农民与妇女命运痛苦的根源，鲁迅先生给予了他们同情，却也“怒其不争”，他们本身也有愚昧与麻木的一面。

　　这种麻木与昏沉，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祥林嫂伤心的故事，引不起鲁镇人们的同情，反而成为他们的八卦来源；咸亨酒店的“短衣帮”们以奚落孔乙己为乐，使得“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在酒楼上》阿顺姑娘在生病期间仍然要受父亲的打骂、伯父一家的羞辱与嘲笑；《阿Q正传》中的阿Q生前一举一动皆成笑料，连死亡都是充满戏谑意味的；华老栓的儿子得了痨病，一包洋钱换得的药是人血馒头……

　　他们，要么像闰土一样“暂时做稳了奴隶”，要么像阿Q一样“想做奴隶而不得”，更有甚者，有意无意地成为杀人的帮凶。

　　“爱之深，责之切。”鲁迅鞭挞农民缺点、暴露国民劣根性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所谓“启蒙”。鲁迅是希望他们走到开始反省的道路上的。

　　在深刻地批判的同时，鲁迅还在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

　　——即寄希望于国民主革命的成功。

　　这类小说大多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正值第一次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兴起。辛亥革命后，旧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人们的民主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觉醒。

　　但是，辛亥革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彻底的缺陷——启蒙思想并未普惠大众。身处社会底层的大部分人民群众思想上并未得到解放，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依旧根深蒂固，依旧管控着人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

　　即便是像吕纬甫那种知识分子，都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像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实在很可笑，也可怜。新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但是他所教的仍是“子曰诗云”，而不是“ABCD”。

　　鲁迅正是意识到国民思想的腐朽落后，才以笔作号角，吹响启蒙之歌。他刻画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用辛辣的语言和充满悲剧的结局让群众从中观照自我，从而审视自我，进而普遍唤醒沉睡中的人们。

　　鲁迅当时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眼光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鲁迅不仅看到农民的愚昧与落后，却还看到了农民身上的潜在反抗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会愈来愈强的。

　　从祥林嫂到爱姑的反抗，即便失败，却也是最好的证明；即使像阿Q那样非常落后、非常昏聩的农民，也有革命的要求。

　　正因为鲁迅深爱着故土与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所以他狠狠地鞭挞农民的弱点，唤醒他们起来斗争。

　　鲁迅的小说创作是深受明清小说影响的。

　　我们该知道：民国时期那批搞新文学搞出名堂的，往往都是对古代文学有相当的把握的，新诗写得好的对古典诗歌研究很深，如闻一多、戴望舒，新小说写得好的同样是汲取了古典小说的营养，如鲁迅、张爱玲。

　　鲁迅小说创作受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影响很大。其中的讽刺性、批判性就有明清小说影子。

　　周作人就曾提到《阿Q正传》里的讽刺与《镜花缘》《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有相似与相异之处。

　　明清小说在当时是通俗读物，而鲁迅的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也是以通俗为主的。这类小说结构上并不复杂，多半是遵循“看/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叙述模式，却没有选用古典小说中的环环相扣式结构或网状结构。

　　有一说一，很多人说鲁迅作品不好读，我以为，最起码就先生的这类小说而言，表面上的文字表达是很浅显的。当然，内涵指向却是很丰富的。

　　许多人不爱鲁迅作品也许在于批判的深刻性与普遍性：

　　平常爱读美满的团圆，或惊奇的冒险，或英雄的伟绩的谁也不会愿意读《呐喊》。那里面有的只是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在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普通，极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

　　（注：本文所提到的乡土小说《孔乙己》《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均包括在《呐喊》中；《祝福》《在酒楼上》《离婚》在《彷徨》中。）

　　因为，从精神方面的继承来看，鲁迅先生骨子里有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古代的读书人天然的责任感正是在于“士不可以不弘毅。”

　　弃医从文，不仅是一种人生选择，更是一种知识分子使命情怀的回归。无论是《三国演义》那种以儒家理念追求治国平天下，或是像《水浒传》那样在乱世中举起“忠义”的大旗建立一个理想王国，又或是像《西游记》那样不远万里取“真经”造福普罗大众……

　　当然，还有像《儒林外史》那样，一面对腐朽科举制度浸染的士林群体进行酣畅淋漓的挖苦与讽刺，一面又对以兼儒家美德与名士风度，追求道德与才华互补的杜少卿及四位市井奇人作出肯定，为读书人指明一条道路……

　　小说中构建的理想世界虽不尽相同，且充满残缺，却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与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意义与实现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而鲁迅对中国以及国人的期待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他写小说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希望国人抛弃国民劣根性，重新塑造现代民族性格，独立、沉着、勇猛、清醒、不自私等等，由此更加勇敢、从容地走向“幸福光明的地方。”

　　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奠基人与成功实践者，虽有冷峻的批判，却也有对故乡人民的深情。鲁迅在人性上的探索给当时迷茫的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并且对后来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产生影响。

　　鲁迅引领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点——批判国民性、少造作、追求具体化的质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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