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最重要的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1956-1978）

　　很难鉴定这一萌芽阶段对后来传播学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20世紀50年代后，整个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因此、所谓萌芽阶段只限于当时少数几位学者翻译了西方传播学的一些片段、主要有张隆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以及一些内部刊物编译的相关书和文章、介绍日本、美国、法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理论。

　　（二）兴起阶段（1978-1982）

　　1978年，中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万物复苏废待兴，新闻与传播学科也不例外。同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成立，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共85名）；中国人心大学新闻系、复大学新闻系也在这一时期分别招收了8名和4名研究生，使中断了12年的新闻学研究生教育得到复。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学术事件，是传播学在中国起步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第一次受众调査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口根》《人日根》《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三結合的圆查组、対北京地区的根纸，F播、电视的传播效果开展综合调查，调查受众接触传媒的行为特点、兴偏好、对新间根道的信任度等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施拉姆访华1982年4月-5月，美国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华。他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面对数百人发表了一个关」于传播学的根告，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直接对话。

　　3.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談会。这次座谈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这次会议上散发的介绍性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即《传播学简介》，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出版的关于传播学的著作。

　　这一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一方面以引进西方传播学著述为主、介绍欧美的传掘学研究，尤其在施拉姆访华后，大陆学者开始繁发表介绍西方传掘学研究的文章另一方面，在思考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考虑传播学的本上化问题。

　　（三）发展阶段（1982-1907）

　　在这一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1984年，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出版，即施拉姆与波特的《传播学概论》。接着，一批本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如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张国良主编的《传播学1993年，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一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出版这是从传播学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出版，这是国人试图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这一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特点在于，开始注重实际运用以及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受众研究的进展

　　自1982年开展第一次大规模的受众调査以来，陈崇山等学者继续努力，尝试进行更为深入的受众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调査有1986年的《人民日报》全国读者调査，1990年的亚运会宣传广播电视效果调査等。此外，中央电视台1987年也开展了全国电视观众调查，问卷内容包含基本情况、行为反映、心里感受三个层次，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观众调查。此后，中央电视台每隔5年进行一次全国性观众调查。截至2012年，已经进行了6次。

　　2.传播学本上化的探素

　　自引进传播学后，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传播学的本土化。在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制定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就表达了本土化的愿景。在后来的各种研讨会上，也都少不了对这一议题的思考。

　　关于传播学的本土化、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相当于中国化，即有必要建设具有中国“专利”的传播学，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与现状，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上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理论本身的普适性，一味强调本土化没有太大意义。所谓的理论本土化，实际上是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更替演变，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生长与发展的潜力与适应性，一味强调理论的本土化，反而容易失去更多元化的视角与思考方式。

　　3.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欧洲学者为主力的批判学派异军突起，打破了历来以美国学者执牛耳的经验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1979年，《国际新闻界》第1期发表了林珊翻译的美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一文揭开了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序幕。此后10年间，国内学者发表诸多文章，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源流、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的比较作了详细的介绍。可以认为，在传播学引进初期，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改变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一度只关注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而忽视欧洲传统的批判性研究的局面，扩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四）确立阶段（1997-2007）

　　对于中国大陆的新闻与传播学而言，1997年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在这一年，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规定：新闻传播学为国家一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为二级学科。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了传播学博土学位课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只有十几家院校讲授传播学课程。随着传播学学科地位的确立，2000年，全国有500多所大学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点。2006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有661个，其中，博士生专业点11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立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

　　这一阶段，传播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成果

　　传播学的译著、专著、教材大量出版。传播学在国内高校快速发展，各校纷纷开设传播学本科专业。1999年底，出现了传播学教材出版热，据相关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传播学著作已达430余种。

　　2.专业课程

　　自198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率先开设传播学课程后，各地高校纷纷开设了相关课程，如“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媒介与社会”“新媒体导论”“网络传播学”等。有的高校还根据自身的基础、实力与专业特色，拓展传播学的外延与内涵，开设了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课程，如“品牌传播”“策略传播”“媒介批评”“公共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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