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高祖还乡》：叙事视角的艺术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幼时刻苦读书，酷嗜音律。《录鬼簿》卷下记其事云：“维杨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元曲中以“高祖还乡”为题材的作品众多，如白朴的《高祖归庄》，张国宾的《歌大汉高祖还乡》，但睢景臣的这首是技压群芳之作，也是元曲中脍炙人口的佳作。本文主要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赏析睢景臣《高祖还乡》的艺术效果。

　　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采取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包括外视角和内视角，外视角叙事的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往往不直接参与到故事中来，也不对事情做出任何的主观评价，相对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就更为客观。外视角继而又可分为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限知视角只充当叙事作用，交代背景和情节发展衔接。

　　不同于史书超越人物和观众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此散曲采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制造了很强的悬念，先写乡里的头面人物忙得不亦乐乎，接着铺写一彪人马的热闹打仗，最后作者解开了悬念，是“刘三”衣锦回乡。

　　

　　套数的[五煞]中：“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写刘邦还乡打仗的滑稽可笑。仪仗队伍里的画戟、钺斧，在乡民看来就是叉草的叉、砍柴的斧，只不过是叉刷了红漆，斧用了银铮。金瓜锤在乡民看来，就是他们常吃的甜瓜、苦瓜，只不过表面上镀了一层黄金。至于武士高举的朝天镫，也不过是“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一群人不但拿的器仗莫名其妙，穿的衣服也稀奇古怪，怎么看都是装腔作势。

　　到了这一支[三煞]，刘邦本人出场了：“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乡民眼里的“那大汉”就是刘邦，乡民看到他的动作有三：一是由侍从搀扶着下了车，端着架势，强调十足；二是当众人施礼之时，他却连眼皮都不抬，目中无人；三是当众乡老展脚舒腰，躬身下拜时，他才稍微挪了身子，伸了手，假惺惺做出相扶的样子。

　　这时候，一乡民抬眼一看“那大汉”，依稀认出。以下[二煞][一煞]细数刘邦根底，[尾声]更不客气地提出：“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刘邦字季，在乡民看来，最适合他的称呼应该是“刘三”，而非“汉高祖”。其实，“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尊号，作者之所以故意把这尊号放在刘邦生前，一则是因为这个尊号已为民众所熟悉，不妨借用一下；二则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乡人的心理，即觉得刘三这个无赖为了耍赖，竟然用死人的尊号，从而造成了极强的喜剧效果。

　　《高祖还乡》就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先扬后抑，层层推动情节发展，出人意料地扯去刘邦神圣高贵的面具，露出其卑鄙肮脏的小人嘴脸。从极力铺张刘邦还乡时的排场、声势、威风和傲慢，到历数刘邦的家世和未发迹前的种种恶劣行径，作者对小人得志的得意忘形与不可一世进行无情的鞭挞和尖刻的嘲弄，纯然将一副流氓无赖的面孔呈现在读者眼前。

　　

　　作品以一个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的视角来描写“高祖还乡”威严盛大的场面，就像通过哈哈镜观察世界一样，一切都变了形。如月旗被看作是“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日旗 被看作是“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凤旗被看作是“鸡学舞”，飞虎旗被看作是“狗生双翅”，蟠龙旗被看作是“蛇缠葫芦”。本来极为威严盛大的礼仪场面，在王乡老、赵忙郎等看来顿时变得极其粗俗卑劣，转化成为一幕滑稽可笑的闹剧，从而解构了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礼仪文化和帝王神圣。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仪文化根本是一种权力文化。礼仪之所以被历朝统治者强调，首先就是帝王权力的需要。“三礼”之首的《周礼》“设官分职”的权力分布图，提供了一个完备的体制化的权力谱系。皇帝的神圣性主要是通过礼仪包装出来的。专制社会的礼仪文化根本在于要制订一种秩序，支撑专制权力，彰显皇帝权威。

　　本曲的深刻正在于以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的视角来解构传统礼仪文化。因为中国古代专制社会里，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文化来加强社会控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知识文化已被专制权力扭曲，已不再是客观的、中立的。民众对于知识的追求并没有达成一种客观真理，也没有建立和肯定一个自由的主体来认识世界、掌握世界，反而是制造与日俱增的奴性，屈从权力野蛮和狂暴的本质。

　　

　　不同于叙事体，由表演者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此曲采用了戏剧文学的“代言体”叙述，即由戏中角色的言行来展现故事情节的发展，表演者扮演人物“现身说法” ，“代”人物“言”，主要表演者承担说唱的任务，同时作为第三者叙述人叙述故事情节、描绘人物形象，构建故事脉络。代言体中，故事中有多少人物，就需要有多少角色来扮演，因而带来了生活化的效果。

　　一切都通过一位淳朴憨实的乡民所说、所看呈现出来，滑稽幽默；全篇乡村俗语的使用，生动活泼，趣味横生，泼辣活跃。

　　总的来说，睢景臣的《高祖还乡》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通过一位无知无识、淳朴憨厚的乡民，以趣味横生的乡俗语言层层递进，叙述了刘邦衣锦还乡的排场、声势、威风与傲慢，揭发其微贱时的流氓无赖行径和根底，对小人得志的暴发户形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与嘲弄。同时解构崇高，幻灭帝王神圣的光环，达到对专制皇权和礼仪文化的嘲弄与讽刺，最终形成出奇制胜的喜剧效果与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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