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中的教育：如何把人生的可能性还给寒门学子？

　　编者按

　　2019年7月，清华大学一支实践支队来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调研教育扶贫的现状。他们怀着这样两个问题走进了巴马：教育扶贫真的有效吗？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是怎样通过教育脱贫的呢？

　　1990年，一个美国记者跑进了大别山里的高山村，认识了野菊坳小学一个十三岁的六年级小姑娘。小姑娘家里穷，没有换洗衣服，没有自行车，一家人跟猪一起一间泥屋子里。因为交不起学费，先后辍学了四次，学校老师看她学习优秀，主动拿工资一起凑了钱，把她暂时留在班里。那时候的高山村还没通电，从村里走到最近的公路也要两个小时，那时的《纽约时报》还不热衷于刊登假新闻，美国记者下山回国之后，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写的是这个小姑娘戴满菊的故事。

　　一个热心的美国读者读了文章，给戴满菊寄了100美元。负责汇款的摩根信托担保公司工作人员不小心看错了小数点，结果汇去了10000美元。阴差阳错，这笔「慷慨巨款」最终到了当地政府手里，被用来支付戴满菊和其他几个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学生的学费，一所新学校也得以兴建起来。

　　这个故事具有一个平凡而美好的结尾。十二年后，美国记者回访高山村，发现土路已经修进了山里，家家户户用上了电，戴满菊一家住进了6间砖瓦房，家里有了电风扇和电视机。而她在高中毕业后学了会计，后来和弟弟妹妹都去了广东工作，每月收入125美元，远比每年13美元的小学学费多，也远远高过父母在大别山一年的收入。

　　这个故事在两位MIT经济学教授班纳吉和迪弗洛合著出版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被一笔带过，也不如希望工程那张载入中学教科书的宣传照一样家喻户晓，但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扶贫的生动缩影。

　　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的希望工程到2019年已经整整30年，三十年砥砺奋进，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3.1%以下，但直至2018年末中国农村仍有贫困人口1660万人，而教育扶贫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也仍是中国精准扶贫攻坚克难战役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

　　「大眼睛小女孩」苏明娟

　　2019年7月，我们来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调研教育扶贫的现状。巴马是著名长寿之乡，精准扶贫工作开始之时，全县有贫困户14573家，贫困人口64710个，贫困发生率为25.50％，是国定贫困县。到2018年底，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5.51％。我们想问的是：教育扶贫真的有效吗？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是怎样通过教育脱贫的呢？

　　我们发现，教育扶贫的问题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可以拆解为三个子问题：

　　如何保证贫困家庭的孩子受教育，不辍学？

　　如何保证孩子们在学校里真正受到了教育，学到了东西，而不是混混日子？

　　如何保证孩子们受到足够的教育之后就能充分提高工作收入，使贫困家庭脱贫？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

　　近年来，巴马县以落实学生资助政策、推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改善办学条件为工作着力点，不断推进教育扶贫工作。县城的小学和幼儿园，从二小增加到五小，从二幼增加到五幼，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周都可以喝上3盒健康营养奶，教育扶贫颇有成效。学费早已不成为辍学的原因，但现实也远远比预想复杂，三个子问题的逻辑之索仍然有深刻的秘密尚未吐露，有待我们细致的拷问。

　　怎么把学生留在学校？

　　控辍保学一直是是巴马教育扶贫工作中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2018年，巴马县全县已实现了小学无辍学，初中辍学率在1％以下，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05％，全县有初中辍学学生39人。农村学校的老师不敢大意，一旦班里有学生动力辍学的念头，就要着手劝返。当地政府也没闲着。巴马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劝返方式，当属巴马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集中公开审理控辍保学案件。

　　7月11日在那桃乡，我们旁听了一次庭审。学校是原告，辍学学生的家长是被告。雨水没有阻挡村民旁听的热情，当地政府和学校也组织起那桃中学全校初一初二学生、全乡教师和大量家长出庭旁听。法庭上，学校与家长迅速达成调解，家长同意秋季学期初将学生送回学校。庭审结束后，法官又在现场向广大学生、家长进行了普法教育，督促学生和家长积极履行受教育义务，乡党委书记周国旺声音豪迈，激情昂扬地给学生讲学习的重要性，更邀请了乡贤现场唱起了控辍保学的民歌。一场活动包含庭审、普法、督学、唱歌，非常具有基层特色，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那桃中学校长李大坤告诉我们，起诉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有几个辍学回家的学生期末都跑回来考试了，因为也怕自己爸妈被告。县人民法院院长韦挺向我们介绍了6月29日在凤凰乡公开审理的5起案件，其中有一个辍学在广东打工的学生当天就拎包返回了，现在控辍保学的案件里70％的学生都能回去上学。

　　那桃乡流动法庭

　　为什么这里的学生要辍学呢？

　　走访过程中，当地县城居民和基层工作人员不止一次提到这里读书无用论的盛行。如果上了学，上了九年学，还是要去沿海省份打工，那为什么要浪费几年在学校呢？上过几年学，用工单位给的钱都一样，上学有什么意义呢？而要通过层层选拔，考上高中或大学对许多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本身就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算是上到大学，一般大学的学生毕业了想考个公务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看不到上学的好处，许多农村家长，让孩子上学的意愿其实并不强烈。

　　实际原因好像并非如此。

　　我们走访的贫困户只有一家的家长隐约表示，等家里大姐二姐上到初中了，就可以「出去」做点事，其他几乎都支持孩子至少上完初中，如果能考得上，也愿意供小孩上大学。家长的思想观念已经不是那么「陈旧」了。实际上，很多学生是自己主动不去上学的，甚至家长也劝不回。西山中学的几位一线教师说，辍学学生大都有很强的厌学情绪，在学校就不是很喜欢学习，劝返之后效果甚至较差，这些学生可能只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读完初中，之后继续「混社会」，难以真正继续学习。燕洞镇的一名初中毕业生在初二时曾有辍学情况，被劝返后厌学情绪仍较为强烈，在学校也多为「混日子」，在与我们的交流过程中，不断表达着对学习的反感。

　　在西山中学与老师交流

　　厌学情绪可能才是真实的原因。

　　有部分学困生，「断断续续」地上学，实际上与辍学几乎无异，但却避免了真正辍学的后果。燕洞村的一个男生告诉我们，由于父亲生病，跟随父母从广东回到家乡后，老师用方言授课，他不太听得懂，跟不上讲课进度。回来之后为了跟父母联系，他有了手机，经常和朋友们玩游戏。老师管得也不怎么严格，所以他们经常一起逃课，作业也经常不写。听不懂课，继而学习成绩差，就更不想听课，更加厌学。

　　我们一共走访的16家贫困户中，有一大半学生表示数学成绩很差、听不懂数学课，两者呈现强正相关性。从小学到初中，数学的从算术逐渐过渡到代数、几何等更抽象的内容，老师的讲法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能理解到多少，而具有个人魅力的数学老师，学生们也更愿意听讲。与之相应，学生大多喜欢语文课，语文课容易理解，幽默风趣的老师更受欢迎。对学生来说，一节课是否有趣，老师讲得是否通俗易懂，是他们会否听课的关键。

　　文化课难留住学生的心，就靠素质课吸引学生留在学校。在学校有的「玩」，学生就有兴趣去学校，也就不会逃课辍学了。巴马县政府提出了「让每位孩子学会一门乐器、一项体育」的口号，共投入资金35万元，用于采购钢琴、小军鼓、木琴、画箱、画板等相应设备器材2100件。东山乡中心小学开办了铜鼓、手工编织、射弩兴趣班，6所中小学开展了体育艺术大课间活动。县教育局还组织戏曲民俗进校园，每所学校每个月开设一节戏曲教学课或欣赏课。撤点并校，集中投资之后，县乡学校基础设施也得到很大改善，体育运动场地和艺术教育活动室大多一应俱全或在建。

　　那桃中学校长李大坤以桃文化为主题，重新翻新粉刷了校舍，邀请来此度假养生的候鸟人进校开展艺术支教，开设了书法、国画等兴趣班。「候鸟人藏龙卧虎，我们有一次请了一个候鸟人来教书法，后来上网一查才发现人家是全国毛体书法十佳，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韩金轩先生」，李校长说，「孩子如果喜欢去学校，自然会减轻控辍保学的压力，乐观地说，学习兴趣提高了，文化课的学习成绩总归也会变好一些。」凤凰中学的男生覃强，百林中学的女生黄梅和王婷都很喜欢打篮球，东山乡的赖姓双胞胎姐姐说，喜欢在学校打羽毛球，妹妹则兴奋地同我们讲，课下就很喜欢去操场上看男生打球，因为觉得「他们打篮球好帅的」。

　　西山中学篮球场

　　学生早恋乃至早婚早育也是巴马乡镇中小学面临的难题之一。

　　家住六一易地搬迁点的韦思优问我们，要是20多岁才结婚算不算晚，到高中之后不早恋的话会不会担心被同学嘲笑。数天的走访过程中，几乎每位学生都讲到，班里的早恋现象比较严重。每个班级大都至少有五对情侣，有些情侣甚至在课堂上吵吵闹闹、嬉笑打骂，老师也管不住。西山中学黄老师说她2001年来这教书，现在她有些学生的小孩比她小孩年龄还大，十几年来，伴随着手机的普及，早恋也好像愈演愈烈。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早婚早育是这里一些民族的习惯，虽然局里严格控制婚姻登记的年龄标准，但也挡不住事实婚姻。

　　在巴马调研期间，我们发现路边常常有防艾滋病的宣传标语，甲篆镇坡月村黄书记说这是因为这边候鸟人多，高峰期甚至仅坡月村外来人口就达万人以上，人多就容易出一些问题，所以这边很重视这方面宣传。与之类似，加大在中小学的婚恋观引导和性教育或许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即便不能控制住学生早恋早婚的势头，也尽量别让学生过早生育而不得不辍学在家。

　　当地关于艾滋病的宣传

　　怎样让学生学到东西？

　　从2017到2019，巴马高中在高考中上一本线人数分别是29人，83人和60人，在河池市处于中等以上水平。与2017年相比，2018年巴马全县获得总分1A+和1A的人数也实现10％以上的增长。亮眼的成绩背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压力仍然不小。控辍保学和艺术课程将学生留在学校，怎么把学生培养好是更复杂的问题，家庭环境、学校管理、教师素质、班级氛围、城乡差异等无一不是重要变量。

　　巴马农村中小学的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不像「几乎人人一口流利外语，人均世界一流大学硕博毕业」的海淀家长，这里的家长可能连什么叫互为相反数都搞不清楚，我们调研的贫困户中没有任何一位家长表示能够指导孩子作业，更遑论有多大的教育投入。毕竟，要不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政府还提供各种食宿补贴，很多家庭根本不会送孩子上学，因为负担不起。

　　对交乐村交乐屯的唐妈妈来说，现在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收入，每天要给四个小孩一人两块钱的零花钱就已经很为难，「有时候小孩子跑回来跟我们说，在学校看到别的同学买那个两块钱的冰棒，也问我要钱买，我们再怎么困难也就只能给了。」

　　交乐村唐家四个孩子

　　但这次调研，我们没有看到家庭教育、家庭经济状况在孩子的学习成绩表现上发挥了多大影响。

　　来自贫困户的孩子们，成绩排名从最差到最好的均有之，只是成绩优秀的普遍乐观开朗，而成绩稍差的大多羞于谈起学习。受访教师也普遍表示，家里穷不穷和成绩好不好没关系。燕洞镇燕洞村的赖雪艳在今年中考考了563分，全校第一，她还有两个妹妹在幼儿园和小学也表现优异。由于父亲常年在南宁的一个快递搬运点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照顾着，赖雪艳虽然自己还是个初中生，在两个妹妹的学习上扮演的却是家长的角色，三姐妹的奖状贴了满满一面石砖墙。而她们的母亲生下三妹九个月后就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提及此处，她们的大姑在一边差点哭出声来。

　　在巴马大多数农村家庭，几乎谈不上什么家庭教育，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关心仅仅体现在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及时完成作业」上。而贫困户之间虽然贫困程度有所区别，但也没有能够相差到「较不贫者」能够获得更多教育资源的地步。家庭，在贫寒学子们通往更高教育殿堂的求索之路上提供不了任何助力，反而可能会是内隐障碍——一旦有返贫的危险，老大老二们就有可能中断上学出去打工。

　　赖家的奖状墙

　　赖雪艳的发小韦红云从五年级就从燕洞转学去了巴马县城，她说县城里的学校学习氛围要更好，早晚自习班上提前到的同学很多，老师们讲题时非常讲究答题规范。韦红云也是今年中考，考了670分，县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可见一斑。

　　西山中学的黄老师告诉我们，虽然这两年来，城乡学校之间的硬件设施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城乡学生之间的成绩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初一数学为例，这学期期末考试是全县统考，她预测本校学生的数学平均分可能只有20分，而县城中学的平均分能够达到70分，重点班甚至可能在80分以上。

　　县教育局长覃波透露，去年巴马有一个乡村小学，小学毕业测试时家长对学生成绩十分不满，都是几分、十几二十分，发到了网上，社会影响很不好，这引起了我们很大注意。

　　与教育局座谈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缩小城乡差距，从县教育局到各中学都想了很多办法。

　　巴马中小学普遍存在教师「慵懒散」现象，很多老师「熬完上课时间就算完成任务」，上完课就回家，「不在学校多待一秒钟」。

　　据公开新闻报道，为整治「为师不为」和「走教风气」，巴马县教育局先后制定出台《全面从严治教实施方案》《中小学教学管理规定（试行）》《中小学教师管理办法（试行）》《不胜任现职教师召回管理办法（试行）》等管理办法，按分类别、年级、学科的教学成绩绩效分，对全县倒数第一且不达标的教师实行召回管理，加强教师岗位的合理流动及调整，奖勤罚懒，形成激励竞争机制。狠抓从严治教猛药去沉疴，疗效显著，以燕洞镇交乐小学为例，不到一年时间，群众对学校办学满意度就从45％上升到92.85％。

　　新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巴马县西山中学的老师们提到，从严治教开展以来，教师压力很大，但是学生学习态度和整体学习氛围的改善不够显著。老师「紧起来」了，但学生们无动于衷。有些学校要求老师保证每个学生都要在早上6：20之前到教室进行早读，班主任起早去宿舍叫学生起床，但有学生会「反锁宿舍门，装作听不到来」，在外务工的家长也不过问，由于缺乏适合的惩戒手段，老师也实在「管不得来」。

　　抖音快手、早恋、二手电动、王者荣耀，总有一个能彻底锁定孩子们的注意，而学习是最没意思的事。不爱上课，老师们苦口婆心的三观教育也就难以入耳，在十三四岁的姑娘小伙心目中，非主流成为了最主流的人生模板。

　　在巴马的农村学校，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些「鬼火少年」，上课睡觉打闹，时常翻墙逃课，虽然面黄肌瘦，但却愿意组队抠出伙食费，只为买一辆外观酷炫的改装电动车，然后就可以在后座上载上心爱的鬼火女孩，在街巷中呼啦呼啦地兜风。

　　西山中学学期总结会议

　　学生也不是天然地厌恶上课，我们调研发现，他们喜欢的课程往往具备这样的共同点：教师富有人格魅力，通常需要幽默亲切；老师上课故事多花样多，有新鲜感，尤其是人生故事；无论是课程本身简单还是教师将知识点拆分得合适，讲课内容通俗和易懂；相对井然的课堂秩序。部分老师为了激励学生学习，直接在每次考试后采用物质激励的方法也形成了有益探索，至少班里勤奋学习的学生们并没有因其他而消磨掉学习热情。

　　为了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巴马县教育局在现有「国培」、「区培」等现有教师培训体系中加大了力度和频次，还派出100多名优秀教师到深圳大鹏新区进修，并要求外出接受培训的老师在回校后进行「二次培训」——将学到的内容以适用于本校的形式讲授给未接受培训的老师。

　　为了激活农村学校的教学管理，巴马试行校长交流制，从县直学校选派优秀教师乡镇学校任职，仅2018年就交流优秀教师366名，李大坤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制度成为了那桃中学的校长。李校长到那桃中学后，引进教官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整饬学生生活秩序，联系社会资源和公益组织开展各类艺术培训，拿出自己的节假日时间和爱人一起组织起了绩优生的免费培优班。那桃中学在2019中考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从三年前全校只有一个学生考到B+跨越到近30个B+，并且拿到了全巴马县乡镇中学唯一一个A+。

　　与那桃中学校长交流

　　教师培训和校长交流也并非都能一帆风顺地完全解决好培养学生的问题。

　　部分当地老师在访谈交流中展现出了不同的事实侧面：由于外出教师培训一般在南宁、桂林等大城市，培训内容更适用于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老师们每次培训回来都自信满满，但用在本校教学上却往往会被现实泼冷水。教师培训的内容也往往限于班主任管理、教学技能等，关于学生心理健康、心理疏导、学习与认知科学的内容较少，很难满足实际需要。

　　此外，固定而缺乏松动空间的教师编制是巴马在教师招聘上的一大掣肘，正式教师招不够只能找顶岗教师来凑，而师资缺乏也使得基层教师课时量增加，部分紧俏科目一周更是可达25节以上。现实就是如此艰难，提升教育质量不是一日之功可就，但无论如何，对现在真心想解决问题的巴马人来说，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与中学老师交流

　　怎样让毕业生收入提高？

　　千辛万苦将学生留在学校，如果受教育对学生毕业就职后的收入提升作用不显著，那教育扶贫就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尤其对于学困生而言，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已经很有挑战性，想要考上高中大学，彻底实现阶层翻身就更非易事，要帮助他们顺利就业，提升毕业后的收入，摆脱贫困陷阱，只能从职业教育抓起。

　　巴马把部分学困生组织起来提前渗透中职教育，并与河池和深圳多所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加大宣传引导，吸收「两后生」（指中考未考上高中和高中未考上大学的学生）前往职校继续学习技术，并为他们提供资助。这给许多学生带来了新的希望。燕洞镇的黄必达听说同村的一位学姐在卫校读书三年之后分配到了工作，也对做护士产生了兴趣。

　　更多的学生虽然走进了职业教育，但对前途仍然心存疑惑。许多人把职校视为学习成绩不好而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他们认为职校学习氛围不够积极向上，在初高中学习不好的学生在职校也很难学好，「纯粹是在消磨时间」，学到的知识和技术也未必有用。

　　西山中学学生罗玉弦的哥哥，初中毕业后成绩不够上县里的高中，年龄又太小没办法外出打工，于是就上了中职学校，成为全国2600多万职业院校在校生之一。但问及中职学校毕业之后的生活，罗妈妈称：还是在江苏给人家打工，一年回一次家，收入与那些没读过技校的人也没什么差别，看不出职业教育的优势。

　　比起熟悉的中小学教育流程，职校对很多家长和学生来说是一串陌生的问号，在他们心里，职业教育对生活境遇的改变不大，最后「该打工的还是要出去打工」。

　　然而放眼巴马乃至全国，通过职业教育脱贫成功的案例也不鲜见。

　　卢光雄是巴马县西山乡勤兰村的贫困户，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只能干一些体力活，收入较低，一个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的开展使他能到广东学习技术。如今他返乡创业，在巴马开了一家家具厂，聘请了十几名贫困户工人，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陕西省山阳县小河口镇的建卡贫困户刘润玲，家有两位常年患病的老人以及两个正在上学的小孩，只有丈夫在西安建筑工地打工，生活捉襟见肘。在她参加了山阳职教中心举办的婴儿护理培训班之后，学校给她联系了月薪3000余元的婴儿保姆工作。半年后，刘润玲又参加了西安一家月嫂培训机构的培训，由于她勤奋好学，机构聘请她担任培训讲师。目前在甘肃庆阳负责月嫂培训工作，每月收入6000余元，实现了全家整体脱贫。

　　职业教育和所有其他类型的教育一样，除了考验办学设施条件和教师教学能力，也挑剔人的勤奋程度和学习意志，如果学生沉不下心去学习，职业教育脱贫也只会沦为天方夜谭。就巴马实际而言，讲好职业教育脱贫增收的故事，消除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有效性的怀疑也仍然是一场持久战。

　　《管子·权修》虽说：「一树百获者，人也」，但教育扶贫，我们每每追问现实，总是引发更多追问。调研巴马教育扶贫所试图回答的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因分析的浅薄和视角的局限，我们都没能给出经得起自我追问和实践拷问的回答。

　　我们唯一确信的是：教育扶贫的努力的确是值得的。对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而言，是教育把被贫穷剥夺的人生可能性重新还给他们，毕竟，他们也和所有人一样热切地期待着生活的无限可能。

　　临别前，燕洞村的中考状元赖雪艳跟我们说，她读了大学也想回到巴马，做一个人民教师——这是她想选择的那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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