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推荐】北外金莉教授：学英语是一次偶然，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原标题：【院长推荐】北外金莉教授：学英语是一次偶然，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编者按

　　光是看照片的话，金莉老师有着一米八的气场，但其实金老师并不高，她不到15岁就下乡挑水扛麻袋，长身体的时候没长身体，长了能吃苦的心。

　　白天插完秧，晚上她就着小煤油灯自学初中英语教材。因缘巧合，只有初中学历的她成了初中英语老师，白天教课，晚上抱着《许国璋英语》像做数学题一样分析语法结构，每一个句子都标明主谓宾，光是作业就用掉了一大箱子的草演纸。

　　谁能想到，七七年恢复高考，她以23岁“高龄”考上了山东大学英文系（当年高考英语系招生不得超过23岁），毕业后考上北外研究生，终于见到了许国璋先生真人，亲耳聆听到了他的教导。

　　

　　许国璋先生（1915年-1994年）

　　之所以考北外，也是因为她的爱人考上了联合国设在北外的译员训练班，她便也考了进来。

　　北外毕业后，爱人去美国公费读博，她便也考博出国，三年拿下美国一所大学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并且把五岁的女儿接了去，每天从下午三点女儿放学陪到九点入睡了，她再做自己的事情到凌晨一两点。

　　一家三口回国后，她回到北外任教，先后任英语学院院长和北外副校长，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届市人大代表。不但要教学，还要发表论文、带学生，还照顾爱人与女儿……

　　

　　2018年参加学校活动时发言

　　金莉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美国女性文学，她曾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在福特雷德的故居。她印象最深的是斯托夫人的厨房，墙上有一个壁炉，挂着一口锅，旁边有做奶油的石臼，屋子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案板，上面放着针线筐。斯托夫人就是在这个案板上做饭和写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她的六个子女。

　　今年十月，金莉老师为新版《小妇人》写了一篇序，其中写到：“乔将完成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角色，她当然也会生儿育女，但与此同时，她不仅围着锅台转，还会坐在书桌后面进行创作，她已经通过她的写作进入社会领域。”

　　这就有点像金莉老师本人的写照。

　　学习者品质

　　“我是努力抓住机会的人。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就会很好地珍惜它。”

　　英语对金老师来讲，本是一次偶然，也是唯一的选择，她凭一本初中英语教材，当上了英语老师，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了英文系，留学出国，专研美国女性文学……她从英语这一扇小窗户走向了世界，用英语这一个支点，撬起了事业和家庭在同一个轨道上交叉轮转。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尽心尽力，每一个偶然也都全力以赴。但她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因为心怀珍惜。

　　引子

　　美国，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英文系，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她用两年时间修完了学分，参加了一场资格考试。

　　她的计划是早点通过，然后接国内5岁的女儿来团聚。她再也受不了别离的思念了。

　　这场考试连考了三天，每天手不收笔的连写三个小时，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手累到发抖。

　　等待成绩公布的那几天里，她去了一趟图书馆借书，其中一本书被管理员扣了下来：“对不起，这本书你借不了，因为它是为教授保留的。”

　　“不不不，”系里一位教授经过，她告诉管理员，“现在她可以了，因为她已经是博士候选人了，她通过了资格考试。”

　　这一幕，就像一部励志电影，《走出非洲》女主凯伦被邀请进入会员俱乐部，坐下来喝了一杯男人才被允许的酒，《美丽心灵》纳什得到了教授们递上来的表达认可的笔。

　　而这最初的开端，是一本初中英语教材，一次偶然。

　　以下，是金莉老师自述——

　　01.

　　白天下地干农活

　　晚上自学英语教材

　　我出生在山东青岛，父母是山东大学的教师。1958 年的时候，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迁到济南，我们家也随之到了济南，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济南度过的。

　　我上学比较早，11岁已经上初中了。

　　当时和现在不太一样，中学才开设英语课，所以我是从初中开始学英语的。后来为什么选择了英语作为我的职业？我想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有不少不寻常的经历，这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吻合的。如果说，人生当中有很多偶然的话，我学英语就是一次偶然。

　　1966年，我刚刚上完初一的课，学校就开始停课，后来断断续续地上了一些，到1968年时，我算是初中毕业了，实际上真正上课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我还不到 15 岁就去了农村，在山东济宁，离济南不是特别远，但我们每年也就回家探亲一次。我们那时真的就是扎根农村的感觉，认真地学农活、干农活，我在那儿一共待了四年，那个地方是稻改区，劳动强度特别大。

　　前三年，我是跟着大家一起干农活的。插秧、割麦、撒大粪、扛麻袋，我当时那么小，扛的是将近 100 斤的麻袋。麻袋细细的、长长的，跟我差不多高，我要揪着麻袋的一头把它扛起来。有的时候去挑水，大水桶往肩上一放，要挑一下午。在田里撒晒干了的大粪，风一吹，吹的满脸都是。冬天挖河，光着脚站到冰水里头，上来的时候腿都是青紫的。

　　最苦的活儿是插秧，天不亮就起来去田里。北方的稻改区一般是这样：一年一季麦子一季稻子，麦子收割完的当天就来犁地，把地犁平后，灌上水，耙平，第二天就要插秧了。但这时水里头还有很多麦茬，水又是浑的，看不见底下，我们站在那儿插秧，手脚被扎了不少口子。还有就是蚂蟥，插秧时腿上有好几个蚂蝗，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也没有想别的，说扎根农村，就是扎根农村！

　　

　　稻改区劳动场面（图来自网络）

　　后来我妈妈老说，我家其他三个兄弟姊妹都比较高，我是家里最矮的，就是在农村压的，因为我 15 岁去的时候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是下乡劳动也让我身体比较结实，吃过了那些苦，后来再吃苦就不怕。

　　那时候没有学习条件，报纸都很少见到的，我下乡的地方没有电，白天干农活，晚上干什么都就着一盏小煤油灯。有些高中的同学带了几本书，大家传来传去地看。

　　到了下乡的第四年，生产队对我说，村里头没有老师，要不你当老师？我只是初中毕业，却在那儿当了一年民办小学教师。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生产队给我买了一个小闹钟，我们干农活都是看着日头的，当老师之后，我每天提着小闹钟去上课。

　　还有，农村条件差，一般家庭都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她们大多要在家看弟弟妹妹。有一个经我动员后来上学的女孩子就把弟弟带到教室里，她上课时弟弟就在后面玩。十几年后她联系我，说上学改变了她的命运。（下乡四年，我至今还有个农村情结，不仅参与了希望工程，在任全国政协委员时也特别关注农村教育。）

　　

　　与民族界政协委员一起（前排右三）

　　这一年体力上没有那么累，正好身边有一本初中的英语教材，我就开始学英语了——这就是我说的“偶然”。

　　当时没有录音机，好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学过国际音标。我凭着音标把一个词拼出来该怎么读，然后自己练发音，自己看书学习，我的外语就是这样起步的。

　　1972年，我被招工到了山东兖州矿务局子弟学校。这是一所九年制的学校，我们是12 月份到的，马上就期末了，课程已经结束，校领导就说，你们自己选一门课去跟着改期末卷子吧。我想，自己也学了点英语，要么去看看英语老师的卷子是什么样？或许还可以帮忙改改卷子。

　　谁知过完寒假后，校长说，你来教英语吧。我听完目瞪口呆，我总共就学了这么一点点英语，而且我是初中生，现在要去教初中生，好像不太合适吧？我们校长原来在部队上是团政委，后来转业到学校当校长。他是一个很敢想敢做的校长。他说，没关系，现在学校缺英语老师，你就去教吧。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你总比学生学得快，你在前面学，然后在后面教他们。”这就一锤定音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真正非常努力在学英语。而且我一直都很感激当年他的这一决定。

　　

　　2018年参加全国政协甘肃调研

　　我当时 18 岁，其他招工到这个学校的知青都 20 多岁了，开始准备要成家立业了。但我没有想这些，第一，我不能辜负这位校长对我的信任；第二，我个性比较要强，我一个初中生教初中生，唯一能够证明我自己的，就是把英语学好教好。

　　我在这所学校当了五年老师，除了期间去曲阜师范大学进修不到一年，剩下的时间，每天我除了上课，就是在办公室里学英语，偶尔也去听听其他科目的课。

　　那时候没有收听英语的条件，光是读写。我的这种学习就像是学数学一样，天天自己做题。这实际上是个笨办法。我的语法就是这样学的。我弄到了一本《薄冰语法》、一本《张道真语法》，这两本语法书我从头到尾一句一句读下来、看明白，还做了两大本笔记。为了检验自己学语法的效果，我把《许国璋英语》一到四册的每一句话的语法结构全部分析了一遍。《核心英语》（Kernel Lessons）也是这样学的，先背单词，然后自己念课文，最后做课文后面的作业。

　　写作业我用的是大演草本，每做完一摞，就寄给我父亲。父亲英文很好，他帮我改好后再寄回来。这样的作业后来存了一大箱子，里面都是我做的题。寒暑假回家时我再与他练练对话。

　　那几年，实际上就一个想法：我要把英语学好，要对得起校长，也要证明我自己。

　　02.

　　七七级天之骄子

　　加拿大留学时登上《纽约时报》

　　我是七七级的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以前无论是上学、下乡，还是当老师，我都是里面年龄最小的。进了山东大学后，我一下子变成了女同学口中的大姐，因为我已经 23岁了。当时高考外语有个年龄的坎，规定23岁是最后一年。我等于是踩着那个点进了山东大学，再晚一年就没有机会了。

　　而且我不只卡上了这一个点，当时还有一个规定，如果工作五年，上大学就可以带工资。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还不够五年，等最后公布成绩的时候进入大学校门，我已经够五年了。所以我算是同学中比较富有的，尽管工资一个月才 25 块，那也算是带着工资上大学的。

　　其实，1976年时，学校还推荐过我上大学，也是个学英语的名额，学校已经都公示了，大红榜都贴出来了，然后告诉我说你不能去了，给我的理由是：你已经学得很好了，不需要再去。我后来打听到是一个领导的子女要去，这个名额便给了她，把我顶了。后来想想塞翁失马吧，如果不是她顶了我，我就不会是七七级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了。

　　那时候，英语不考听力，就是做卷子。考场设在县里一中，答卷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人一会儿走一个。我挺奇怪，心说我都没住笔，而且这些题我基本上都会，为什么他们能答题这么快？正好一个监考的老师过来，我问，他们都答完了吗？他说，很多人都交了空白卷，他看了看我交上来的卷子说，你就回家等成绩公布吧，你肯定能上。

　　据说我的英语成绩是山东省第一名。

　　

　　1977年高考北京考场（图来自网络）

　　你问我，18岁到20多岁，每天这么学习，会不会觉得孤独？的确没有。当年我心思比较单纯，晚上下了班，大家都回家了，我自己在办公室很安静地学习。当时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脑，就是对着书本在那里学习。

　　学英语是不是我的唯一选择？的确是我当时的唯一选择，也算我生命中的另一次偶然。因为我在中学学得太少，当时如果报考其他专业，我是考不上的，因为那几年一直在努力学习英语。所以我考大学就奔着英语去了。

　　我现在挺怀念上大学的那一段岁月，因为大家都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上来的，而且是通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过来的。据说七七年高考时报考人数有 500 多万，录取率4.8左右。那时候人们有个词称呼我们，叫“天之骄子”。

　　

　　2002年与大学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合影（前排右三）

　　但并非说我们考上大学就轻松了。我们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大家先跑操，跑影完操以后晨读，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天还是黑的。校园里几乎所有的路灯下都站着人，就着灯光哇啦哇啦在那儿念英语。大家都有一股劲，就是“我不能被别人落下”，所以特别用功。

　　当时听力课的条件也不行。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那种特别大的老式录音机。一个班就一台录音机，全班20 多个人，弄了好几个插板，接出去 20 多条线，每个人耳朵里插一个。由一个人控制着录音机的播放，他放一句，大家一起听一句，都听懂了，就过到下一句，有人说没听懂，就全班人一起把这个句子再听一遍。

　　我印象中，系里头有两台老款的打字机，我们排着队去学。当时整个教学条件其实蛮差的，但是大家学习的劲头，我觉着是现在的学生没法比的，也体会不到的，因为我们当时能够上大学，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都非常努力（记得当时上体育课时班长在教室门口守着，以防同学偷偷溜回来看书）。

　　

　　大学本科时外教上课（四个女生前排中）

　　大二下学期，我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我有一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他们失联很多年。他在上世纪 40 年代是一名新闻记者，去过延安，当时日本人对他写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很不满意，要抓他。后来伯父改了名字先是去了美国，后又去了加拿大，担任《多伦多星报》的专栏作家。

　　我爸一直认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直到1979 年，他通过朋友跟我爸联系上了，他来中国见了我们，提出来说要帮父亲做点什么，我父亲说，我二女儿在大学学英语，要不你帮着她出国学习吧。这也算是我生命中的又一次偶然吧，这样一来我比大多数的中国学生留学都早些。所以我大学四年中有两年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的，算是一种借读的形式，后来把学分带回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在飞机上吐得天晕地转，吃了一片晕机药后，又睡得天昏地暗。等着飞机即将下落的时候，看着下面的公路，满满的汽车，一边车前的灯都是白的，另一边车的尾灯都是红的，我心想：好多的车啊！

　　

　　1979年于尼亚加拉大瀑布

　　等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看了我的托福成绩，让我当场写了一篇命题作文，又加上一场面试，就同意我入学了。人们常说的cultural shock（文化冲突），我当时倒没有太大的感觉，但对于国外老师的授课方式的确不适应。

　　比如说，有一门课是讲美国历史的，我提前稍微预习了一下，准备到课上再听老师讲，结果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上来就说先做测验，我心说，你还没讲呢，为什么要考试？国外的课不是依靠教师讲，学生背。它要求你自己读书，上课时老师基本只划几个点，主要的时间是同学之间的讨论，然后老师布置论文回去写，要学生自己上图书馆查资料。

　　不仅如此，刚去的时候，参与学生讨论对我来说也是个比较难的事情，完全插不上嘴，因为我的外语不够好，知识储备也不够多，后来才慢慢适应了。

　　到美国第一次吃快餐，是和其他几个留学的同学一起去的，我们去了麦当劳，当时觉得，哇，这么好吃的东西！也不贵，好像是一块多钱，我从此就记住这个大 M 了。

　　后来我出国读博的时候，女儿到美国来，我也是把她带到了麦当劳。所以我至今对麦当劳、肯德基还特别有感情。

　　除了麦当劳，还有可乐。当年留学的时候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图书馆看一天书，很累很累了，晚上回到宿舍，拿一个大杯子，哗啦哗啦倒上一大堆冰，然后倒上一罐可乐，坐在那儿喝一杯，就非常非常享受！

　　

　　1980年于多伦多

　　我出国那两年，七九到八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国外的媒体报道铺天盖地的。比如，在电视上看戴安娜查尔斯王子的世纪婚礼，美国里根总统遇刺，还赶上了甲壳虫歌手列侬被枪杀，每次大事件发生，电视上所有的台连着一两天都在滚动播出。

　　到了加拿大可以看到电视了，我也趁机看了不少经典老电影，比如，《音乐之声》、《雨中曲》、《罗马假日》、《教父》等，从这些电影就可以看出，美国文化对于加拿大文化的巨大影响。

　　记忆犹新的是1981 年的元旦，我和几个留学生报了一个旅游团，坐着大巴去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玩了一趟。加拿大多伦多离美国非常近，交通非常方便。

　　元旦前夜我们是在时代广场度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在世代广场庆祝，等着最后钟声响了以后，时代广场大楼顶上有一个球落下来。所有的人都拿着啤酒瓶手舞足蹈。那个场面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回到宾馆后，我们觉得，当天晚上光看人了，看不到景，于是第二天我们七八个人拿着相机，又去了一趟时代广场，边溜达，边拍照片。后来发现老有一个背着一个大相机的人，跟在我们后头拍照，我们就问他是谁，为什么要拍我们？他说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当时中国留学生非常少，所以就想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令人惊讶的是，等三天后我们回到多伦多时，《纽约时报》已经登出了一张照片，底下写着：一群来自中国的游客在曼哈顿的杜菲广场拍照。

　　这个事还蛮有意思的，很多美国人一辈子想上《纽约时报》都上不去，你看我们竟然有个照片登在上面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的偶然，这也是一次吧。

　　

　　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照片（前排右二）

　　当时 20 多岁，很年轻，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段出国留学的经历，真的是打开了眼界，很多原来书本上读到的、看到的，现在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身临其境，增强了对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感性知识。我的英语水平也大大提高。

　　从多伦多回国后，我继续在山大读后面的学分。班长说，要不哪一天你跟班里同学讲讲你的留学经历吧，你先准备准备。我说不用准备，我现在就可以讲。下午，对着班里的同学，我一气儿讲了两个小时，全部用英语说。我的班主任（北外毕业的）说，金莉，你已经接近说母语的人的英语了。毕竟当时刚从国外回来，英语说的是bala bala非常溜。说话的时候，思维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所以不用想，脱口而出。

　　在多伦多两年，我每天先坐汽车，再坐地铁去上学，天黑之前回来。白天的时间基本上都待在图书馆，没有放过这个学习的绝好机会。我觉着，我是努力抓住机会的人。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就会很好地珍惜它。

　　

　　1982年于渥太华

　　03.

　　北外王公、许老

　　一个好学者是什么样子

　　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是学校往各个省分派名额的。当年也有北外的名额，但是是德语专业，德语我一点都不会，最后报了山东大学的英语。

　　我和爱人都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大学四年级他考上了北外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当年译训班的学生也是百里挑一的，前后经过三轮考试，毕竟是为联合国培养翻译人才的。我从多伦多回来后半年从山东大学毕业，爱人既然到了北京，我说那我也去北京吧。

　　我是1983 年9 月份上的北外研究生。当时报考的时候，报考的是王佐良先生，面试的时候，是王佐良先生、许国璋先生（我们当时都是以王佐良先生和许国璋先生的名义招进来的，当年英语系一届研究生总共也只有十几个人，许多课也是一起上的，但最终撰写论文的时候再分导师）。

　　见到许国璋老师时，我想，以前我学许国璋英语，现在终于见到真人了。那时的北外，聚集着一大批老一代的大师。

　　在北外，我们习惯上称王佐良先生“王公”，称许国璋先生“许老”。他们的为人待物、治学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他们都是在仰望。而且他们的影响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倒不一定是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他们让我们知道，一个好学者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代大师的学术风范和人格品德。

　　“王公”（王佐良先生）是研究英国文学的，特别是英国诗歌和散文。

　　当时王公还任着北外的副院长（北外于1994年更名为大学），已经不再上课，我们系里有一位英国专家，英国文学的课程都是她上的。到写毕业论文时，她一个劲地劝我，“你来写英国文学，我来导你。”所以我的硕士论文是英国专家指导的。但最后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王公，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王公问我，“如果你还有时间去修改论文，你认为你可以在哪方面更加完善一些？”

　　王公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但他对于学生也非常客气，而且他见到学生的时候一定是面带微笑的，同时也让人肃然起敬。

　　

　　1986年硕士毕业答辩（左一），王佐良先生（右二）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许老（许国璋先生）教过我一门课，叫版本目录学，他每次上课都提着一个草编的大篮子，把我们的手写作业放在里面，他说，“这个篮子我也快提不动了。”这是他最后一个学期在课堂里上课，我觉得自己非常地幸运，赶上了。

　　许老上课很严厉，我们对他的态度就四个字：敬畏有加。他知识很渊博，上课属于发散式的，让人很受益，但同时，学生们在下面看着他，小心提防，因为说不定下一分钟就指到你了，得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我上的所有课里，许老的课是我心里最紧张的，要打出一万分的精神来上他的课。

　　他每周上一次课，给我们布置一篇命题作文（手写），要求800字左右。有一次，他让我们比较两本大词典，一本是英国牛津英语词典（OED）；一本是美国的韦式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Webster the third）。

　　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不言而喻，这两本词典是世界上最好的词典。”

　　许老第二节课来点评我们的文章（他每次点评都不点名，但你知道他说的是谁。）那次我被他批评了。他说，“既然不言而喻，那你为什么还要说？”许老说话不留面子，既严厉又直爽。我当时坐在下面，心里很忐忑。但就是同一节课，他又表扬我了，“这英语写得好，像一个典型的英文女教师的书法。”

　　

　　“英文女教师”于2002年与硕士毕业生合影（后排中，红衣）

　　还有刘世沐老先生，就是北大刘意青老师的父亲。他跟王公、许老都是当年的同学，年纪可能还比他们略大一些。他当时给我们讲乔叟（Chaucer，14世纪英国小说家、诗人），还讲英语史。第一学期他来教室上课，第二学期他身体不太好，我们到他家里上课，当时研究生很少，一个班里也就七八个人。

　　他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当时的课因为涉及到中古英语，对我们来说比较难，但是他非常地耐心。

　　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他说“你们是希望考试呢，还是写论文？”大家都说“写论文”，他说“那好吧，就写论文。”

　　然后他又问：“你们论文是期末交呢，还是下个学期开学交呢？”这一问，学生当然说“下学期交”。

　　到了第二学期，正赶上钱青老师从美国读博回来，负责系里的研究生管理。钱老师一看，“上学期都过去了，怎么没有成绩？”学生说，“刘老师说了，可以晚交。”

　　“不能晚交，赶快交上来！”钱老师把我们有些同学的拖拉习惯硬给掰过来了。

　　钱青老师算是当时英文系里比较年轻的教授，比许老、王公小一辈。她是80年代北外英语系第一个出国读博回来的人，回来以后开设了美国文学课，我跟着她上了两三门课，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产生了对美国文学的兴趣。

　　钱老师直到高中都是在英国度过的，说一口标准的伦敦英语（London English），连系里的美国老师都说，在她面前，他们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英语。

　　钱老师很严格、很严厉，也很少笑。之前老教授们都比较个性化，王公就像和煦的春风，许老是真性情，刘世沐老先生平易近人，他们是老一代人，带学生有点像师父带徒弟，一个老师招几个人，手把手地带出来。而钱老师则是把美国的学术规范带进来了，她制定了很多新的管理规定，比如课程安排、考核方式、学生档案等等。有北外这三年研究生学习打底，我后来到美国读博士，就非常适应，因为我们与美国硕博培养模式非常相似。

　　04.

　　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paper

　　"以后你可以称呼我的firstname"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北外当老师了。我爱人从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后，本该去上联合国做译员，但他喜欢做学问，就留在了外交学院，之后被公派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

　　他去美国读硕士时我怀孕四个月，女儿出生十个月他才回来。因为他成绩很好，是全A 的学生，所以美国大学为他保留了三年的奖学金。三年后，外交部同意他出去读博。

　　我想，他出去读博要好几年，我如果去陪读的话，意义也不大，不如我也申请学校留学吧。

　　当时我托福考了663，属于高分。我给美国几所大学投了信，最后去了一所有全奖、但离我爱人大学1000公里远的学校。

　　我去美国时女儿只有三岁。我仔细地想过，上美国读博不比探亲，我选的又是英文系，相当于老外到中国选修中文系，肯定压力很大。所以我把女儿先留在了国内，我婆婆帮我带了一年，我妈妈带了一年。

　　在这之前，女儿一次都没有和我分开过，我是流着泪上的飞机。这也是我后来学习的极大动力：我想尽快修好学分，把女儿接到美国。

　　

　　1991年9月在美国读博士

　　我去的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刚去一个月，就有一场资格测试。教授拿来一首诗歌，没有题目，没有作者名字，让我们在三个小时内写一篇分析文章。第二天再给我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没有题目，没有作者名字，24小时后交一篇分析文章。

　　英文系有14位教授，每一位教授都为我们的文章写了评语，而且不是几句话，是两三页！他们对我们每人的评语加起来都有几十页。后来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面试，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教授问我，那篇诗歌含有同性的暗示，所有人都指出来了，你为什么没有提，是没看出来还是不好意思？我说没有看出来，我把它理解成兄弟情谊，而且我们在国内即使在研究生课上，也不谈性，更不用说同性了。他们听完都笑了。

　　系里教授们给我的评语还不错，顺利通过。

　　这所大学有几十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学物理的，学化学的，但是英文系只有我一个，而且是它招收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三年读博是我有生以来吃苦最多的一次学习经历。虽然之前我一直是个非常努力的学生，但都赶不上我在这三年付出的努力。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无论是阅读还是书写，我都比美国学生慢很多，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我们当时的阅读量非常大，每天都要读几十、上百页，还要不断地写论文。当时我们没有个人电脑，都是去学校的电脑房，电脑是286的，特别大个儿，我从头开始跟机房助理学，怎么开机、怎么保存、怎么打印，在机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每天都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论文， 那三年就是穿行在教室里、图书馆、电脑房和宿舍，一直在学习，与母语是英语的美国学生相比，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的计划是要在两年内把课修完，尽快把女儿接过来。所以到美国第一年，我就买了辆二手车，还考了驾照。我要把车练好，因为女儿来了以后，她上下学是要接送的。假期时，我开着车上我爱人那儿去，1000 公里，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点到达。

　　两年后，我把课都修完了，成绩还不错，除了一个 B+，剩下的全是A。

　　

　　1994年在美国读博期间

　　在美国，修完学分以后，还有一场真正的资格考试叫 comprehensive exam。就是说：一开始进入读博阶段，你只是一个博士生（ PhD Student）。咱们国内一些博士说“我是 PhD candidate”，在美国不是这样的，只有等你通过资格考试，你才是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才具有了撰写论文的资格。进入博士项目后，我们每个人要与系里的研究生主任确定我们的研究领域，还要确定与自己今后撰写博士论文有关的三个方向的阅读书目，每一个方向都要阅读几十、上百本的书籍和文章。

　　修满学分后只有通过资格考试才能写博士论文，有的学生在修完学分后，复习半年到一年，再去参加这个资格考试。我是在前两年上课的同时，就把书单上的书都读完了，一修满学分就接着考资格考试的。

　　资格考试连考三天，每天考一个方向，三个小时。我当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写。三天中每一场考试我写的都超过二十页，手也不能停，已经没有思考的余地了，想说的都在脑子里。写完后，手累得发抖。

　　很有趣的一件事：资格成绩一个星期后才出来。在考完试、等成绩的间隔时，我去图书馆找一本书，管理员告诉我，对不起，这本书我们不出借，因为它是为教授们保留的。正好我们系的一个教授也在那儿，她说，“不不不，现在她可以了，因为她已经是博士候选人了。”博士候选人和教授在图书馆的权限是一样的。

　　我当时听了很开心，这是往前走了一大步！ 我是博士候选人了，我获得了撰写博士论文的资格！

　　考完试我就开始办女儿去美国的手续，我爱人说，你自己带孩子在那边不好弄，要不就算了。我说不！我宁愿累点，也不愿继续这种无休止的思念。所以我在女儿5岁时把她接了过来，上学前班，后又上一年级。她一共在美国待了两年，离开的时候一口流利的英语。

　　

　　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与女儿合影

　　读博的第三年，也是我女儿去的那一年，对我来说也是很艰苦的。我每天早上七八点要开车把女儿送去学前班，下午三点再去把她接回来，陪她玩，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洗漱完，她上床了，剩下的时间才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把所有需要出门办的事情都放在下午三点之前。我当时已经开始写博士论文了，我查资料都在上午，另外，我还要做助教，教美国大学生的写作课，一周两次，还要给学生改作文。我写博士论文大多都是晚上八九点写到夜里一两点，那会儿比较安静。我是我们那一届十个博士生第一个答辩的，答辩后导师对我说，Li，我给你五分。他又说，以后你可以用我的名（在英语中用名而不是姓称呼一个人更亲切也更随意一些）称呼我了，可我不敢那么做啊，这么一个威严的老教授，我哪敢喊他的firstname？

　　我是三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算是比较快的，对于学习文学的美国学生也不多见，但与此同时，我阅读了大量书籍，真正经过了在美国大学读博的那种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些对我回国走上学术之路是很有好处的。可以这样说，没有美国读博士的这段经历，我今天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1993年博士毕业

　　05.

　　与希拉里握手

　　耶鲁一年读完了古龙的小说

　　读完博士后，我又等了爱人一年，直到他毕业。这一年，我在他大学附近的史蒂文斯学院教课，教写作课，我们一家三口算是团聚了。

　　我爱人的成绩很好，是妥妥的学霸，他在美国攻读硕博六年，成绩全是A。他获得博士学位时，他的大学正好有一个招聘名额，系里说会优先考虑他。但他因为是公派出国，很信守承诺，还是决定回国。我们就一起回来了。我回国前给北外英语系写了一封信，当时何其莘老师是系主任，他去机场接的我们。

　　钱青教授是80年代北外英语学院第一个读博回来的，我是第四个。1994年回来时，国内正在筹备第四届世妇大会，很多高校都参与了。我在美国学的是女性文学，所以通过这次参与，结识了国内学术界的很多老师，也让我更坚定了自己以后的学术方向就是美国女性文学。当时国内做这个方向的还比较少，我就这样一直做下来了。除了教课外，我开始踏上我的学术之路，写论文投稿发表，参加学术会议。

　　

　　2009年美国研究世界年会与英语学院教师合影（右二）

　　2000年我申请了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项目，这一次我去的是耶鲁大学。

　　我在耶鲁大学没有办公室，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意。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是世界上最棒的图书馆之一，它是哥特式风格的，镶着彩色的玻璃，在耶鲁的那一年里，我除了听课，白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坐在图书馆里，完全沉浸在读书的氛围之中，读书写书，真是一大享受。而且访学跟读学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没那么大压力，节奏也是我个人掌握的。

　　我住的地方离图书馆步行25分钟的路程，我每天穿着旅游鞋，背着双肩包，完全是一副学生的打扮。在图书馆待到天黑时，背上一大包书再回家去看。耶鲁大学图书馆有一层全都是中文书，有的时候看英文书累了，我就上那儿去待一会。在那一年里，我把古龙的所有武侠小说读了一遍。

　　

　　2011年作为校领导参加学校活动

　　有趣的是，第73个友邻故事采访的是梅仁毅老先生，他是富布莱特项目的第一位中方访问学者，他去的也是耶鲁大学，那一年，他读完了耶鲁大学图书馆里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北外教授梅仁毅：为掀开这一页，我在耶鲁一年读700本英文书

　　第52个友邻故事的张秐老师也是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她把当年租过的房子推荐给了金莉老师，金莉老师后来有一个弟子去了耶鲁，也住在这个房子里。她是新中国第一代广播英语教员，50年前引爆第一波英语学习热 | 北外教授张秐口述

　　我去耶鲁大学那年是2001年，正好赶上了耶鲁大学300周年校庆。当时在全校征求校庆方案，有个秘书提出了一个方案被采纳了，就是烤一个300 磅的蛋糕。这个蛋糕的图案是耶鲁大学最老的一个楼。

　　庆祝典礼上，耶鲁大学校长和纽黑文（New Haven, 耶鲁大学所在城市）市长每人有个简短的致辞，然后他俩共同举刀，切了第一刀，再把刀交给旁边人，不停地切，每个来参加庆典的人都可以分到一块蛋糕，我们也上前去领了一块。

　　之后的活动大多数是学术活动、讲座，还有音乐会。有意思的是，很多校友都回校了，穿着耶鲁大学的 T 恤衫，有的家里两代人或者三代人都是耶鲁校友，领着的小孩也穿着耶鲁的小 T 恤衫。

　　美国大学都有吉祥物，耶鲁大学的是斗牛犬，脸上皱皱的。那天耶鲁校园里看到不少人牵着这种狗，很喜庆！

　　那一年的毕业典礼上，小布什刚刚当选总统，耶鲁大学的校方决定授予他荣誉学位。这遭到了很多师生的抗议，他们认为，小布什刚刚当上总统，还没有为我们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给他学位？

　　同一年，校方还邀请了希拉里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因为希拉里和她的丈夫克林顿都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希拉里的讲话是关于女性励志的，鼓励女性要自强。

　　等大家散了后，我们几个访问学者一起拍了几张照片，刚要走，突然见到希拉里从举办毕业典礼的大院里面出来了，身后有保镖。她带着政治家的微笑，跟每个人握手。我还在照相时，希拉里的手已经伸出来了，跟我说了一句什么，我当时觉得有点太突然了，与她握手时就说了一句“欢迎来耶鲁！”后来想想我也不是耶鲁的呀。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06.

　　“金门弟子”

　　一听脚步声就知道老师来了

　　从耶鲁大学回来之后，大约在2003年，我被国家留学基金委聘为富布赖特项目的中方面试官。这一做就是十几年，直到2020年这个项目被美方取消。

　　我从18岁开始当老师，至今教龄已经近40年了。我父母、爱人也都是教师。我热爱教师这一行，喜爱教学，喜欢与学生交流。我的博士和博士后弟子称他们为金门弟子，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些年我最珍重的奖项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首届“感动北外－我最喜爱的导师”（2009）。

　　金莉老师2003年被任命为北外英语学院的院长，三年后任北外副校长，做了八年半。2013年卸任后，任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在从事行政工作的同时，她一直没有放下教学和科研，以及培养硕博生和博士后，并且活跃在学界。金老师曾担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九、十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金莉老师的学生周铭（如今也是正教授了），是她一手从本科带到博士的弟子，他对导师三头六臂的能力也是叹为观止。

　　以下为学生周铭的口述：

　　

　　左一为学生周铭

　　“当时金老师因为有行政职务，我印象当中她经常穿套裙。她的教室上课风格是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很严肃，绷着脸，但看得出来，她的眼睛是带笑的。所以学生说是怕她，但其实是蛮亲热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在我读博阶段，有一次上课，当时金老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还开着会，中午也就两小时的休息时间，她特意从会上跑回来给我们上课。要按我们的心态，逃课得了，还回来上课！所以当时给我们的触动都特别大。

　　我们有的时候也想不明白，金老师手头三四摊事，任何一摊都能把我们给压扁了，但她就是能做得特别好。而且每次我们听到那个脚步声，铛铛铛特别有力，一听就知道是金老师来了。”

　　编者按

　　后记

　　金莉老师喜欢和学生聊天谈心，她发现，现在的孩子们更擅于表达了，不像过去的学生只听不说。

　　她说，她那个时代出国的人，刚开始都经历了一段失语期，英文跟不上，逻辑跟不上，只能听同学们在那儿热烈地呱啦呱拉讨论。在美国读书，老师是不允许学生上课不说话的，而在国内，你只要会写文章考试能过就行了。

　　现在的学生放开了，让他们站起来到前面做一个presentation，也是大大方方的。

　　同时，有些年轻人内卷，躺平，摆烂，也是一个现状。金老师觉得，当年的她，机会难得，所以很珍惜，而且当时的外部诱惑也少。她希望，在校的学生能珍惜学习的机会，因为，这可能是很多人最后一次坐在课堂里接受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的本质是把人培养成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校这段时间就尽量不要让自己太分心了，定下心来多读点书，以后多的是时间出去看世界。

　　即使今天年轻人不愿意再听“奋斗”这样的词了，金莉老师仍然坚信自己的亲身体验：“命”是与生俱来的，“运”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女性一定要自强，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有自己的事业，不能完全依赖男性。天助自助者，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活出精彩来。

　　-THE END-

　　第 88 个友邻故事

　　口述 | 金莉

　　周铭

　　采写｜语鸿

　　统筹｜雨薇 李龙

　　剪辑｜梁栋

　　脑暴支援 | 友邻内容团队

　　本故事版权为友邻优课独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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