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是慢的艺术、静的艺术；是慎思的哲学智慧、是风雅的诗性气质

　　【编者按】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安画派的故乡——安徽省曾召开过一个规模大、规格高的关于新安画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由中国美协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又共同举办了新安画派学术研讨会。时隔二十五年重拾话题，同样引起了美术界，尤其是美术史论界专家、学者的关注。新安画派研究的学术意义何在？现状如何？为此，我们采访了著名美术理论家、南京博物院特约研究员、安徽省博物馆特约研究员、秦皇岛博物馆顾问刘传铭先生。

　　新安画派减法式的语言范式自成一家

　　陈远志：你怎样看新安画派的语言特点？

　　刘传铭：我认为新安画派艺术语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其语言是减法式的。中国山水画的语言随着朝代的发展日益丰富，以皴法为例，如“披麻皴”、“斧劈皴”，能说上名字多达上百种，并不断有人去创新，历朝历代的大画家们都在做加法，使语言更丰富、表现力更强。但新安画派形成了整体性的对艺术语言的认同和共同的审美追求——做减法。这个不容易，要用最减省的语言表达最准确又最丰富的的内容，这对画家的功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安画派的画面上，我们不仅看到了简练的绘画语言，看到了宁静或是冷峻孤寂，同时也看到了丰富的个人情感：春的温暖、秋的寒冷、冬的凛冽……这就厉害了。

　　国画是以线为造型基础的，所以有人说是线造型的艺术。线条是软弱无力的，还是挺拔刚劲的；是富于变化的，还是僵死的，对线质量的考究就成了衡量中国山水画家的一条标准。新安画派在线条的锤炼上体现了深厚功力，这是其他画派大都不能达到的。

　　陈远志：语言特点是否是新安画派研究的重要方面？

　　刘传铭：我曾经在文章上说过“四王得天下，四僧得人心”，“四王”得天下，是因为庙堂重视、市场重视、老百姓也喜欢；“四僧得人心”，“四僧”中的渐江、石涛都是新安画派的代表画家，这个“得人心”，得的是千千万万艺术家的心、得的是古代书画艺术的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进行新安画派的学习和研究，不要拘泥于一个技法的搬用、一个符号的撷取。

　　让文化的传承在皈依中慢下来静下来

　　陈远志：如今学黄宾虹的人很多，您怎么看？

　　刘传铭：新安画派的后期代表人物黄宾虹今天的市场很重视，研究的人也很多，不少画家甚至对黄宾虹的风格语言生搬硬套。实际上很多人是无法理解黄宾虹的。艺术贵在创新，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但是自己的东西又不能胡来，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审美经验、符合美术史的规范和语言立场自律性。今天如何学习传统，我认为书法和绘画一样，对古代的经典要多看、多临、多思，主要是借此训练眼光、提高修养，而等到自己动手的时候，即使你暂时忘记这一切，完全是自写自画，也不至于“离经叛道”。

　　陈远志：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层面，您会乐观还是悲观？

　　刘：从泛文化的意义上讲，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记得美国基辛格在自传中说，“凡是人类存在过的文明，最终都要毁灭。”看看文明史，玛雅文明毁灭了，幼发拉底河文明毁灭了，古埃及文明毁灭了，古希腊文明毁灭了，古罗马文明毁灭了，中国的汉唐雄强亦已逝去，明清风流也烟消云散……历史学家总是悲观主义者，而政治家恰恰是积极的乐观主义者，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总能改变什么。

　　这两个角色可以说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两个支柱。没有历史感的国家，不能称其为国家；没有历史感的人，不能称其为人；但是没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人生又该如何暗淡呀！所以理想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状态应该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精神；既有忧患意识，又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历史的观照中，珍惜当下，热爱生命。

　　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工业文明引发的灾难。战后，各式各样的现代主义思想开始萌生，他们其中有颓丧也有激进，但是对待传统文化采取的态度是一律的——鄙夷不屑和叛逆，他们对历史文明都采取了遗忘摒弃的态度。

　　在中国，伟大如鲁迅、激进如陈独秀等都认为中国过往的历史文明不值一提，尽管他们自己都有今人难以企及的传统修养，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主张与自身却形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我们看到是他们对传统的“恨之切”，而非他们表白的“爱之深”。

　　我们曾经从一个极端贫穷的年代走过来。改革开放后，国家专心搞建设，让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自己的汽车开，这没有错。只是别忘了物质再丰富，人心也逃脱不了“欲壑难填”的魔咒，物质丰富永远跟不上人们膨胀的欲望。所以一方面要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要有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从而让我们人生的轨道、国家发展的轨道更健康。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太快了，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匆忙，来不及思索和感受”。

　　说实话，我反对快。“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是一到生活里大家都忘记了。古人讲的难道仅仅是一个体育比赛吗？人生如一场赛跑，国家的建设和成长也是一场赛跑，关键是看以什么样的态度往前走，是持之以恒？还是走走停停？还是走岔路？再譬如登山，坐个索道上去，抽去过程只剩结果，意义必然大打折扣。所以慢下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一点，资源的开发节制一点，留一点给孩子们，留一点给后人，留一点想象空间吧！

　　陈远志：中国画的发展是快还是慢？

　　刘传铭：我理解的中国画就是慢的艺术，是静的艺术。其中包含了慎思明辨的哲学智慧，也包含了风雅优美的诗性气质。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只要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不灭，中国画的命运也一定会薪火递传。

　　作为视觉艺术，人类最早的文明都是从形的认识开始的。中国绘画也是从形的认识和表现开始的，但由于唐朝王维、宋朝苏轼的先后对文人画的提倡，中国画走上了从具象到抽象，从写实到写意的发展之路。十八世纪后，当西方严密的造型方法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西方写实绘画可以表现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具象，这和中国绘画的写意风格完全不一样。这时很多人就挡不住了，当时包括很多优秀的美术家们都开始动摇，开始怀疑中国画的生命力了，甚至一些激进者认为中国画就该随着时代的变革被摒弃。在西方艺术哲学话语权统治的当下，不少人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原则彻底崩溃了。

　　看看黄宾虹、傅抱石、陆俨少、李可染、赖少其等，当时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时空中，一方面用一生的艺术实践来汲取传统营养，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个性语言融入到绘画中，还要为时代服务，还要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可以说这代人本身就是矛盾体。他们后来之所以各有所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在对传统的不断背叛和皈依中探索前行。

　　除了以上所谈，中国画今天还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商品化冲击。“收藏热”中不少品格差、品味低的东西被炒成了“天价”。比如，凡是《石渠宝笈》所载的画都有人追捧，甚至所谓“御笔”也一律被当作书法艺术精品。这种价值与价格的错位着实让不少人迷失了基本的优劣判断。对新安画派研究的深入，或许能让人们对中国画“逸、神、妙、能”的鉴赏体系清晰起来。

　　艺术固然需要市场，但我们不需要市场制造的“艺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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