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镇华夷志》之“西域疆里”考

　　

　　提要:《肃镇华夷志》之“西域疆里”是现存少数记述明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内容源自弘治年间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编写的《甘肃志》和《哈密分壤》，其所记录的嘉峪关外三道、西域地名、“汉儿人”等内容，资料翔实，真实可信，可补明代同类著述之缺，并验证其不足，是研究明代河西史和西域史的珍贵资料。

　　关键词:《肃镇华夷志》“西域疆里”“汉儿人”

　　《肃镇华夷志》是目前酒泉和嘉峪关一带最早最完备的方志。《肃镇华夷志》，明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542—1544)，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肃州兵备道副使李应魁续修;清顺治十四年(1657)，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肃镇华夷志》万历刻本3卷，目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顺治刻本更名为《肃镇志》，4卷3册，国家图书馆藏有善本。因此志只有善本存世，长期以来知者甚少。2003年，兰州商学院高启安先生慧眼识宝，邀敦煌研究院文献所邰慧莉女士一起校勘、笺注;2005年完成《肃镇华夷志校注》;2006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肃镇华夷志》共4卷，总计36子目，正文约8.7万字，详记明洪武五年(1372)迄万历后期200多年间酒泉和嘉峪关的历史、地理、民族、经贸、风俗、文化等，保存了许多明代重要史料。此志兼记境内及西域华夷情况，为其他方志所少见，其中西域疆里、内地住牧番夷与属夷内附三篇颇具特色，尤为重要。下面着重就西域疆里篇所述明代丝绸之路若干问题进行考证。

　　一

　　西域疆里篇列在《肃镇华夷志》卷一沿革条目之下，有4500多字。

　　首先叙述了自嘉峪关至哈密的三条道路，然后叙述哈密至鲁迷城的沿途情况，其所记录的内容包括道里、城池、山川、种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等，保存了明代丝绸之路的完整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西域疆里所述道路清晰、里程明确，非他书可以比拟，尤其嘉峪关外三道，不仅把张愚创修时所列弘治之前的道路走向录入其中，还列出了李应魁续修时的道路情况。而且，万历年间的道路仅详述中道，南、北两道简略叙述，该志关于弘治之前三条道路的记述则更加详细。从中可以推断，道路发生了变化，中道为常走之道，南、北两道已少有人涉足。如文中述及万历时南道“地虽坦而迂曲，且无水草，人罕由之”，北道“皆山口石路，甚为险厄，马必脚靸艰行”。即便是常走的中道，道路的里程和地名也有变化。弘治之前，从苦峪西至王子庄40华里，然后经过袄秃六蟒来、体乾卜剌、察提儿卜剌、额失乜、羽六温、哈剌哈剌灰、召文虎都、癿失虎都、阿赤、引只克、也力帖木儿，至哈密;万历时，从苦峪西至王子庄120华里，然后经过卜隆吉河、蟒来泉、茨泉、阿南那只令、红柳泉、哈剌骨、五个井泉口、古墩子、也帖木尔泉山，至哈密。地名和路线的变化反映了人文和环境的变迁，为研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城镇的变迁和名称的改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域疆里记录的地域范围广泛，东起嘉峪关，西到鲁迷，跨越中亚、西亚、北非、南欧，包括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利比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家，出现地名近300个，远远多于《明史·西域传》中所记的地名数量，即使与《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略》相比，数量也在其上。而且，西域疆里记录的自然和人文实体的名称，如山脉、河湖、井泉、村镇、关隘、寺院、物产以及各种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内容，经过学者结合中外史书对比研究，真实可信，如中亚、西亚地区的撒马儿罕、达失干、俺的干、养夷、赛兰、我失、砍的把丹、迤西阔海子等，中外学者均认为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塔什干、安集延，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江布尔，塔吉克斯坦的鄂什、卡尼巴达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域疆里可补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之所缺，还可以与《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记内容相互验证，对研究中亚、西亚等地的历史具有很大帮助。

　　二

　　西域疆里的内容与《西域土地人物略》的记述相近，尤其哈密至鲁迷部分几乎完全一致，但嘉峪关至哈密部分差异较大。万历时的记述无论是里程还是地名均相差甚远，即使弘治之前的记述，里程也有较大差异，如西域疆里载“关西二十里至大草滩······大草滩，西七十里至回回墓。墓西七十里至骟马城。城西三十里至三颗［棵］树，三颗［棵］树西五十里至赤斤城······赤斤西一百七十里至苦峪”。《西域土地人物略》载“嘉峪关西八十里为大草滩，滩西四十里为回回墓，墓西二十里为扇马城，城西三里为三颗树，树西三十里为赤斤城，赤斤西百五十里为苦峪城”。尽管如此，仍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两者所记述的地名几乎相同，这说明一个问题，在编写西域疆里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时，作者均参阅了共同的母本，这个母本极有可能是弘治《甘肃志》。

　　弘治《甘肃志》作者郭绅，江西宜春人，成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正德八年(1513)七月卒，弘治九年(1496)至弘治十八年(1505)任甘肃行太仆寺卿。行太仆寺始置于洪武三十年(1397)，是管理边镇卫所营堡马政的机构，直接听命于兵部。行太仆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因全国仅有山西、陕西、甘肃、辽东4寺，是以地位较高。郭绅任职长达9年，遍历甘肃各卫，掌管西域贡马和茶马贸易，接触西域各地贡使，有条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且其勤政务实、颇具文采，整理编写西域各地的著述应是完全可能的。《重刊甘镇志·官师》载:“郭绅，江西宜春人。弘治中任(甘肃行太仆寺卿)。廉勤有干，且赡文词，尝纂《甘肃志》，故实有征。”只可惜弘治《甘肃志》已散佚无考，我们不得见其真面目，不过其当时的另一著作《哈密分壤》留存于世，收录在嘉靖年间万表编撰的《皇明经济文录》之中，给我们提供了充分论证的依据。

　　《哈密分壤》全文共1257字，叙述自肃州至哈密三条道路里程、地名和住牧民等，兼叙弘治中期收复哈密事件和哈密周边城镇，保存了完整的西域里程人物资料，是目前所见明代嘉峪关至哈密最早最详尽的道路、地名、人物记录。郭绅编写的弘治《甘肃志》应当录有《哈密分壤》的内容。在西域疆里中，弘治之前嘉峪关至哈密的里至与《哈密分壤》的记述几乎完全一致，唯前者先述中道，后者先述南道，而前者地名数要少于后者，且前者没有住牧民和哈密事件的记述。由此可以肯定，前者内容源自后者。西域疆里中所缺少的地名有肃州城、柴城儿、敞剌城、察班城、虎木奇城、也克古墩、他失把力哈逊城。其中肃州城是《哈密分壤》记述道路的起点，与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起点相同，而与西域疆里、《西域土地人物略》和张雨《边政考》中“西域诸国”以嘉峪关为起点的记述有别，体现了边关形势的变化和嘉峪关地位的凸显;敞剌城在其他史书记载中均未发现，却出现在明代前期的《蒙古山水地图》之中，该地图绘制应参阅了郭绅的著述，或以郭绅著述的相关内容为蓝本;察班城在弘治之后的史书和地图中记述为“义班”“文班”“又班”等名称，均为刻板错误所致，实为“叉班”，即察班的同音异体字;虎木奇城也被记述为虎木哥城。

　　西域疆里没有述及《哈密分壤》中的住牧民，主要是由于《肃镇华夷志》专设属夷内附略详细记载。不过，张雨在编写《边政考》的西域诸国时，参阅并抄录了《哈密分壤》有关住牧民的全部内容。西域诸国以列表的形式记录西域道路、人物、山川等，表目有三栏:地里、物产、山川，住牧民列在物产栏，与地里栏中的地名一一对应。如大草滩——番达千户哈剌那等族，骟马城——指挥总失加等族，三棵树——也先克等族，苦峪城——都督卜剌有等族，瓜州城——总卜克等族。不过，抄录时有错误和遗漏，“哈剌那孩”成了“哈剌那”，“卜剌召”成了“卜剌有”。这说明一个问题，郭绅的著述是后代人编写西域人文和自然风貌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

　　西域疆里哈密至鲁迷城部分与《西域土地人物略》和张雨《边政考》中西域诸国的记述一致，多年来，不少学者竭力研究，做出了多种阐释。尤其对西亚等遥远地域居住有“汉儿人”的记录感兴趣。西域疆里提到有“汉儿人”的地方共有6处:即怯迷城，“有王子外边住，有四族番汉”;文谷鲁城，“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旱田”;也勤朵思城，“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稻田”;撒黑四塞，“俱汉儿人蓬头戴帽”;菲即城，“有王子，俱汉儿人剪综披发戴帽，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鲁迷城，“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种旱田”。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汉人，目前的研究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没有汉人，所谓“汉儿人”是非穆斯林，“在这些地方的几个城市，整个城中居住的都是‘汉儿人’，并不可信，极有可能是非穆斯林，即作者看到了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另一种观点认为有汉人，“这些遥远的地区，何以有汉人?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其实，我们从“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等字里行间，即可判定应当有汉人居住。“汉儿人”的称呼源自元朝，指的是淮河以北原金朝统辖地区的汉族人，以及早些时候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还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人。因此，西亚的“汉儿人”既有可能是中原汉人，也有可能是契丹人、女真人，其蓬头戴帽的装束也合乎常理。

　　早在辽代，契丹人就通过与大食国的和亲关系进入西亚，《辽史》卷十六圣宗七记载:“(开泰九年十月)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又载:“(太平元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由于大食国王一再为王子册割求婚，辽圣宗将侄孙女可老嫁给大食王子册割为妻，并派一些契丹人陪侍公主。1132年，在金国大军侵扰之下被迫西迁的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在叶密立称帝，号菊儿汗，建立西辽，又称喀喇契丹。随后耶律大石向中亚和西亚地区扩张，建都于虎思斡鲁朵。耶律大石西迁后，契丹人、汉人随之者甚众。由于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西辽政权依辽国旧制称号立制，同时规定官方语言为汉语。1218年，蒙古灭西辽，契丹贵族波剌黑在波斯的克尔曼建立后西辽;1259年，投降蒙古，蒙古人授予他库鲁汗称号。1309年，西辽彻底灭亡。西辽存续期间，境内有大量西迁的契丹人、汉人，契丹王室与西亚伊斯兰教政权来往密切，西辽公主嫁哈里发者，不乏其人。《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城(撒马尔罕)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即西夏人)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可见，辽代，契丹人、汉人居住中亚和西亚并非虚言。

　　元代，中亚、西亚除原有的契丹人、汉人等“汉儿人”外，又有跟随蒙古大军西征的“汉儿人”居住下来。明初，有少量汉人迁徙西亚。如《肃镇华夷志》古迹条记载:“威远城，在卫东北三百八十里，城筑于唐宋，元因之，明初立为所。后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徙，人民惧，俱入西域。今有旗杆山，即当时招抚叛民，立旗七杆，军民竟入回夷远地，今尚有三杆峙立焉。又西夷云，威远汉人，今在鲁迷地方，穿衣戴帽与夷不同，衣制同中国，穿则襟治于背后，网巾同汉人，戴则悬圈于额前，养食猪犬，与回夷处，多不同俗。”以上说明西亚等地确实居住有“汉儿人”，西域疆里的记录是真实的。

　　如前所述，《肃镇华夷志》所载西域疆里记录了嘉峪关至鲁迷城等地情况，内容包括道里、城池、山川、种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等诸多方面，保存了明代丝绸之路的完整资料，其价值当在《明史·西域传》、《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边政考》的西域诸国之上。“西域疆里”来源于弘治年间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编写的弘治《甘肃志》和《哈密分壤》，其所记录的里程、地名、“汉儿人”等内容，资料翔实，真实可信，可补明代同类著述之缺，并验证其不足，是研究明代河西史和西域史的珍贵资料。

　　*相关注释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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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2期

　　作者：张晓东

　　编辑：邹怡思

　　选稿：甄艺涵

　　校对：孙欣仪

　　责任编辑：张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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