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与批评的加减法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 王春林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一直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家应当是“杂家”，就像亨利·詹姆斯在谈论圣伯夫时所说的：“他三分是诗人，三分是道德家，三分是史学家，三分是哲学家，三分是传奇家。”一方面，批评家应具备广阔的知识趣味，将文学视作“一个价值结构形成的世界的知识”（布鲁克斯语）；另一方面，批评家更须由丛杂繁芜的经验中化约出一种敏锐的常识感，惟仰赖这种常识感，才能避免落入理论或偏见的窠臼。前者是加法，后者是减法，经此先博后约的过程，乃能构筑起自己的批评世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王春林先生向来以巨大的阅读量、写作量以及对文学现场的实时追踪为人所瞩目，他的新著《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从城市、女性、战争、自然、成长、社会关切、时代变迁、物像世界、精神问题、史诗性书写、身份与文化冲突等诸多方面入手，评论了发表于2019至2020年间的小说及非虚构作品近百种。不过，阅读这本近三十五万字的大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所体现出的批评素养与批评观念——作者既凭借充沛的文学热情与知识趣味游走多端，又始终能秉持可贵的常识感。

　　王春林的批评观念首先与其对“小说”的认知有关，《现场》中写道：“小说是一种与外部世界紧密相关的更具有客观性特点的文学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本身就要求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不能过多地局限于个人的生存经验，必须把关注视野更多地投向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基于这种观念，他格外看重压在纸背的人性思考与社会关怀，却又并不轻视小说的艺术性，质言之，在他看来，理想的小说必能依其内容而择取恰当的形式，即使对于更注重形式感的短篇小说而言，亦是如此。比如谈到夜子的小说《旧铁轨》，他所强调的是其中对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冷峻书写，就形式而言，这种书写“既非声嘶力竭的哭诉，也非言词肤浅的煽情”；就内容而言，作者在如实写出底层困境时却又并未将苦难神圣化，形式与内容彼此照应。此外，对于先锋文学及某些观念先行的实验性作品，他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比如书中言及当年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而风行一时的“人物消亡论”及相关创作，就坦然指出其探索勇气固然值得嘉许，观念则实不可取。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愿将王春林的文学批评视作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批评，其实前文提到的他对“人物消亡论”的不信任即能显示此种倾向——理论或理性认为有价值的，移用于实际创作则可能适得其反。不过，此处所说的“经验主义”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首先，他对作品的分析、判断，主要是依托其极为丰厚的阅读经验，这种阅读经验既可以帮助他建立一个文学的价值坐标系，从而在批评过程中兼顾历史感与现场感，亦可藉由移情作用对不同的作品皆具“同情之理解”。《现场》中所涉作品既多，其内容、风格的跨度又极大，如何予以准确又不失灵活的评论，其中自然有经验的作用。

　　其次，经验主义也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充分尊重文学且深自谦抑的态度，诚如门肯所言：“真正有水平的批评家，必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必须在进行探究时，运用个人局限范围之内的任何手段。他必须运用任何将会产生效果的工具，以求产生他的效果。”一方面是“任何手段”与“任何将会产生效果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局限范围之内”，这就要求批评者在写作过程中既穷尽其经验、感官、思力、资源以达成最大效果，又充分意识到个人的限度，意识到文学作品首先是“作品”，然后才是“文本”。《现场》中对杨好的《黑色小说》的评论令我感触颇深，对于这个颇具艺术个性的作品，评论者自言初读难以接受，反复阅读两遍，才自信可以说点什么。他敏锐地注意到这部小说是“通过一种‘去故事化’的互文性‘元小说’的方式，直抵现代人精神世界中的孤独与虚无”，却又并未就其异质性与元叙事过度阐释。套用门肯的话，这是典型的“催化型批评”，评论者的意旨在于激发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反应，而非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将作品变为自说自话的工具。

　　经验主义既是加法，也是减法；所谓“个人的限度”也指向对理性力量的怀疑。《现场》中的文字偶尔会流露不可知论的意味，比如其中由吕新的《某年春夏》而联想到死亡的神秘，由王安忆的《考工记》论及命运之不可捉摸，都令人印象深刻。从另一角度说，在阅读《现场》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王春林始终在恪守着某些传统的批评原则，世异时移，面对越来越丰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路径，他不愿轻易地做加法。当许多批评家致力于发明一套新的语言以图超迈旧轨之时，他反而尽可能地摇落枝叶，将一些弥足珍贵的品质愈益凸显出来。比如说，在他的批评语言当中，“人性”向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词语，他十分看重文学作品对于人性的展现与挖掘，并不厌其烦地就此展开论述，这就与当下的批评风气颇有不同——试问在这个经过了后现代思潮洗礼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愿意相信“共同的人性”呢？然而，人性论的背后亦自有其坚固的内核，就像圣茨伯里所说的：“一般人性总是相同的；凡是已存在者，将来也存在，向往新天地新世界的梦想，乃是愚不可及的徒然想象。”坚持人性论的实质，是坚持一种关于人生、社会的常识。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神驰天地，甚或由某种特定理论出发以演绎的方式认知社会时，就愈发能够体察到这种常识感的可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场》的书写打通了文学与现实，这部书所关注、讨论的，不仅是文学的现场，更是社会的现场、生活的现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何亦聪（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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