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系列：蒋介石如何将大陆黄金运往台湾？

　　接过吴兴镛的名片，笔者心里不免有几分诧异。眼前这位清癯儒雅的学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而他签名赠送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则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一位医学教授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感兴趣？隐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又是如何揭开的呢？带着几分疑惑，笔者与吴兴镛进入了话题。

　　

　　吴嵩庆吴兴镛父子

　　揭秘的缘由

　　“先父当年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是大陆黄金运台的经办人之一。”吴兴镛的一句开场白，道出了揭秘的由来。

　　1996年，吴兴镛闲暇之余检视父亲遗留的日记，惊讶地发现日记中记有1949年前后大陆黄金运台的情况。为了读懂这段历史，他赶忙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只找到几篇零星的回忆文章，黄金运台的详细过程与数量都语焉不详。于是，吴兴镛以父亲的日记为线索，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跨海越洋，往返奔波于上海、南京、厦门、台北和洛杉矶等地，查阅档案文献，并寻访当年大陆黄金运台的亲历者，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据吴兴镛考证，当年被蒋介石分批运往台湾的黄金有400万两左右，另有与300万两黄金等值的银元和外汇，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这批黄金储备为台湾地区当时的经济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嵩庆日记》

　　2004年11月，“台独”大佬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高喊“去中国化”，公然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地说当年国民党政权败退时，并没有把大批大陆黄金运抵台湾，运金船只早在扬子江就沉没了。吴兴镛闻听此言，当即在洛杉矶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父亲的日记为证，驳斥李登辉的荒谬言论。这件事对吴兴镛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以自己历年收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档案、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家藏先父日记为史料依据，撰写一部关于大陆黄金运台的专著。“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吴兴镛在追溯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话语中明显透出一个海外华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滩

　　1948年秋天，蒋介石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开始计划向台湾撤退，后撤行动是以转移国库黄金和故宫文物为先导的。其中，国库黄金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准备金，必须秘密转运，一旦消息外泄，势必造成市面恐慌，民怨沸腾。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搬出库存黄金，送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海星”号海关缉私舰，在“美朋”号海军登陆舰的护送下驶往台湾。这是蒋介石首次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

　　这次绝密行动还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晓了。一位下榻在华懋饭店的英国记者当晚正临窗而立，伴着黄浦江的潮声，思索着有关中国时局的种种传闻。他忽然看见有一队挑夫，两人一组，抬着沉重的箱子，从中央银行大楼方向横穿马路，一步步挪向黄浦江边的海关缉私舰。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判断如此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的必定是黄金，于是大胆地发出一条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夜幕下的上海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英国记者的判断正确吗？那天夜里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吴兴镛面对报刊史料，颇费踟蹰，迟迟未敢落笔。“我是研究医学的，习惯用客观证据说话，”吴兴镛强调说。庆幸的是，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则档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

　　谨密呈者：……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这份关键档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里正是在运送国库黄金。首批运台黄金的准确数字是774箱，共计200余万两。

　　1949年1月2日，中央银行再次奉命从上海向台湾运送黄金，仍然由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运送，由 “美盛”号海军登陆舰护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另一则史料为吴兴镛揭开了谜团：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美盛”舰随同护运。……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依据这份档案，吴兴镛确认第二批从上海运出的黄金为151箱，计57余万两；另有银元1000箱，计400万元。另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记载，这批黄金在厦门鼓浪屿暂存一个月后，全部转运台北。

　　蒋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面楚歌中的蒋介石准备辞职下野，但心里仍念念不忘国库剩余的黄金。这一次，他施出了一招“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密召吴兴镛的父亲、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令其与中央银行订立一份秘密“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中央银行内部意见纷歧，深恐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蒋介石为了赶在自己下野前运出国库黄金，特地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向中央银行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吴嵩庆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吴嵩庆日记》简要而又准确地记载了这一过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虑。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刘两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持“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订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

　　

　　《吴嵩庆日记》中有关黄金拨付的记载

　　1月中旬，蒋介石从国库“预支”的军费，计99万两黄金、3000万银元和7000万美元，分别由空中和海路运至台北和厦门。

　　关于运往厦门黄金的最后去向，吴兴镛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查到一份清单——《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得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将这99万两黄金拨给了联勤总部财务署。“按照父亲日记的记载，这笔由蒋介石单线联系我父亲的钱，主要是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和兰州的作战，有80余万两用作了军费，剩余的黄金最后一并运往台湾。”吴兴镛介绍说。

　　幕后操纵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军政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多座电台，通过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势力，实施幕后操纵。

　　蒋介石担心尚未彻底掏空的中央银行国库会被“代总统”李宗仁控制，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主动出击。《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记录：

　　1月27日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攻芸有难色，殊为疑虑。

　　1月28日

　　令悔吾（郭忏）来见，处理上海中央银行现款运出之指示，并决定固守江防。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蒋的“忠诚干部”，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熟知央行内幕；刘攻芸为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对黄金运台持反对态度；郭忏为联勤总部总司令，忠实执行蒋的意图。蒋介石试图调动人马，实施内外夹攻，迫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就范。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刘攻芸终于支撑不住，同意向蒋介石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分批运往台湾。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率领从空军抽调的七、八架飞机，执行从上海空运黄金至台北的任务。

　　2月8日，蒋介石派遣侍从秘书周宏涛赴上海，向刘攻芸当面打探实情。《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2月8日

　　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宗仁）急于夺取该行也！

　　2月10日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甚慰。

　　掏空国库

　　1949年5月，上海战事正酣，中央银行国库还存有20万两黄金。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5月15日，已经转移到舟山群岛的蒋介石，再次派蒋经国返回上海，借参加党务联络会议之际，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传达旨意。汤恩伯当即打电话要求中央银行即刻查报库存黄金银元数字，然后又向中央银行下达了一纸手令：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

　　此致

　　中央银行

　　汤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时分，上海外滩戒备森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和六辆卡车直驰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中央银行遵命将业务局、发行局、国库局全部库存黄金和银元数量总清单，以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分清单呈上，并依照清单逐一点交，合计交出黄金192029点743市两，银元146万9000元。带队军官指挥士兵直接进入金库，将整箱整桶的黄金银元扛出库房，装上卡车，迅速消失在夜幕里。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所在地——上海外滩

　　至此，大陆的黄金储备被全部转移到了台湾。

　　吴兴镛以平缓的语气，清晰地叙述着这段隐秘的历史，每当说到关键之处，总不免要着重提及自己所依据的档案史料。这位医学教授用严谨的态度践行了史学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