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形态衍进中的后工业城市

　　作者：

　　[意]米凯拉·巴罗西奥（Michela Barosio），都灵理工大学建筑和设计学院副教授；

　　译者：

　　吴红叶，都灵理工大学建筑和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城市更新：形态衍进中的后工业城市》，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2月刊，总第221期P13-19。头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究生产性场所在城市肌理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形式角色，以突出城市更新中的战略要素。同时，本文还旨在探寻城市分析方法与在工业拆除区的更新改造项目中所运用的设计方法之间的联系。从以城市形态学方法到以感知的方式，本文通过六种城市分析方法来研究生产区。该研究的结果可视为一个指导性的理论框架，能够加深学界对城市形态“衍进性”这一特征及其在形态学问题上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业拆迁区的更新过程可视为源于历史上的痕迹和类型的一个暂时形态——预示着未来人口集中的城市形态。

　　目录概览

　　引言一、后工业城市是衍进中的城市二、城市分析和城市的形态：可能的联系三、结语与展望

　　引言

　　为了研究城市形态学上的一个课题——城市更新的过程，本文假设工业区在城市肌理形态形成中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取决于其地点、类型、规模和形成的年代以及城市的格局和结构。从以城市形态学方法到以感知的方式，该研究通过六种城市分析方法来研究生产区。其目的是为了探究生产性场所在城市肌理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形式角色。

　　同时，本文也在探寻城市分析方法与工业拆除区的更新改造项目中所运用的设计方法之间的联系。根据其城市角色的识别度，工业拆除区既可以被视为阻碍城市更新的“棕地”（brown fields），也可以被视为城市更新的战略要素——能为当地居民和经济利益相关者提供新的机会。

　　本文最后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形态分析的方法，能够把握城市现象的衍进性，将后工业化城市解读为城市形态持续演变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最后一步。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业拆迁区的更新过程可视为源于历史上的痕迹和类型的暂时形态——预示着未来人口集中的城市形态。

　　在城市更新的实践中，该研究将被作为一个指导性的理论框架能够加深学界对城市的“衍进性”这一特征及其在形态学问题上的认识，其中的理论概念由特定的实践性案例支撑。研究分析后工业城市的衍进现象，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帮助当代城市的更新实践。

　　一、后工业城市是衍进中的城市

　　1.从工业到城市

　　城市的概念本身与工业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伴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人口分布和城市生活模式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城市与郊区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一直到1850年左右，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在4%到7%之间波动。而工业革命后，这一比例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到了30%，甚至到了工业危机之后和欧洲去工业化的进程中仍不断增长。

　　如今，超过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联合国估计到了2050年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这样持续的、无止境的城市增长可能是在工业时代我们认为工业无止境增长模式的原因之一，从而认为与之相关的城市不断地发展是唯一可能的模式。从同样的角度看来，去工业化进程往往被视为一种对抗的现象，希望推动一种没有污染和工人剥削的新型工业的发展，为我们的城市带来财富和收入。本文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工业时代是在前工业化城市、原始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化城市之间的一个过渡时代。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来，在任何时代，城市形态都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衍进的形态，总是同时承载着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形态学元素和其他已经预示着未来阶段的形态特征。

　　关注和研究后工业城市，可以看出与生产功能相关的工业城市在形态学上的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其特征也与相关的城市化现象有关——比如交通、大规模工人住房。然而，后工业时代城市的形态特征并不那么清晰，这也就是为什么后工业城市不应该被定义为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或功能性概念。

　　2.可能性的定义，后工业城市

　　对后工业城市的第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该城市的特点是曾有大量的工业存在，而后这些工业从特定的城市环境离开了。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工业如何以及何时离开城市是很重要的。按照马赛尔·斯梅特（Marcel Smet）的去工业化分类法，城市聚落的形态和转型潜力与之前的生产区的类型直接相关，也与工业拆除后的时间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观察研究几个不同从工业化阶段到现在的城市。

　　考虑到在欧洲范围内，一些地区的非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初开始，而在其他一些地区，生产性场所直到20世纪末仍然活跃，西方的一些城市则在20世纪不同时期成为后工业化城市。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在20世纪初面临去工业化进程的城市，随后一直在处理各种城市问题，从而留下了大量的物理痕迹，这些痕迹标志着这些城市的长期转型——从非工业城市到工业城市，再走向一个没有被更好定义的当代城市的漫长过渡。根据这一观点，后工业城市可以被认为是“城市”的一个衍进阶段，而不是一个特定和最终的形态。

　　第二种理解，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后工业城市是指在社会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任何城市，其工业和工业生产不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动力。在这个框架下，大多数欧洲城市都是后工业城市，很难为它们的历史核心和新发展设想一个共同的城市形态。

　　第三种可能的定义，在狭义上，如“后福特主义城市”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将这一时期的城市看作是一个工业生产仍在进行中的城市，但其空间和社会组织与福特主义时代不同。这种情况在欧洲是罕见的，但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寻求将他们的生产基地迁移到城市里。正如沃尔特·利弗（W.F.Lever）在他的文章《后福特主义城市》中阐释的那样，如果在城市方面，福特主义可以等同于大城市和大型城市系统的成功，那是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需要工厂落脚于大城市——不仅能容纳大量产业工人，而且能提供最有利的外部条件。如今，小企业部门的增长需要更少而更灵活的劳动力，以及需要劳动力从制造业就业过渡到服务业就业。在这个意义上，利弗（W.F.Lever）观察到了标准化城镇的“不适宜性”，其根据功能区分的空间不再有利于追求城市宜居性的小企业的繁荣。

　　3.作为循环过程的城市工业化

　　纵观后工业城市的这三种可能的定义，我们意识到大多数欧洲和西方城市都能以不同的比例和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对应这些定义。事实上，尽管欧洲和北美普遍存在去工业化进程，但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城市的演变仍然在继续，从城市化到郊区化，到非城市化，再到再城市化（以及反城市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周期，而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注意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期处于去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以及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也处于周期的不同阶段，其中有趣的是去定义这一循环现象的不同阶段时需要考虑我们所面临的不同的城市类型：它们是内部城市、边缘地带、旅游城市、繁荣的城市还是衰退的城市？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们都是衍进中的城市。

　　谈到学术上的转型期城市，通常是指那些在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处于转型期的城市。城市建筑环境通常被认为是转型过程的最终结果，它主要涉及城市形式本身以外的其他方面。《城市研究手册》确定了四种类型的“城市”在同一城市（Urbis）中同时并存：作为环境的城市、作为人的城市、作为经济的城市和作为有组织政体的城市。这些城市有不同的但同时进行的演变，都在城市形态上产生了物理结果。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建议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以探索与城市各个层面相关的物理结果的几个层次。在这里，工业区被用作基准化石，以建立城市形态和可能的城市更新设计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框架下，通过识别和分析形式元素或形态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城市来定义后工业化城市。

　　事实上，工业城市的形态已经被广泛讨论，现在应该被视为一个出发点，来研究后工业城市的多种变化，以促进设计与再生过程。它的主要显著特征是，从其不断增长的规模，到与新的运输方式相关的领土蔓延现象以及通过多种围合方式将住房与生产区和社会住房分开的分区方法。可以说，城市地理形态学家关注的最重要的话题是城市地区的实际增长过程。但是，如果说工业城市蓬勃发展的范式是一种无止境的增长范式，那么后工业城市所面对的是一种去增长或可持续增长的范式，在这种范式的框架下，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生成模式，能够实现多种社会实例，同时也能够重新连接城市的异质部分，作为福特主义城市的继承部分。

　　二、城市分析和城市的形态：可能的联系

　　兰博（Raimbault）和佩雷特（Perret）试图从宏观上提出对城市形态生成模型的系统性初步理解，他们将城市形态定义为“一个区域范围内建筑布局的几何属性”，并指出目前对其分析主要只在视觉印象方面，而缺乏对其衡量的量化指标。对此，兰博和佩雷特提出的方案是，通过一套在街区尺度上的相关指标，关注建筑布局和道路网络的共同发展。通过在一个设定着相关指标的方格网上比较不同的生成模型，能够得到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规划过程。该网格可以根据分析的规模以及城市分析的具体主题重点进行调整。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理解成分析城市的一副眼镜；如何使用该方法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城市来突出城市结构的不同现象与特征，就如同我们如何选择不同的镜片进行观察。

　　为了理解城市分析方法和城市形态形成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城市工业区常常被作为案例分析，这其中存在着有几个原因：首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它们往往推动了重要城市的扩张，也成为了由工业格局和地标构成的新地区的主要催化因素。随着这些城市的发展，最初的郊外工业区已成为城市的中心部分，如今已占据了靠近城市中心的战略位置。此外，这些住区的特点往往是地块尺度比城市结构的平均水平大，从而可以通过房地产所有权的集中来促进城市的战略转型。由于以上原因，城市工业区、甚至是已经被拆除的区域代表了城市结构的形态生成或形态再生过程中的战略要素。当代的挑战是如何理解工业区在城市最初的形态形成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们在当代再生的城市结构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对此，本文提出了一套方法论。这套方法体现在六种工业区和城市之间的形态学关系的定义之中。通过对欧洲一些主要工业城市（以前或现在）的广泛观察，推断出工业在城市环境中可能扮演的六种角色。对于每一种类型的关系，本文建议采用一些城市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产性住区的具体形式作用。这里提出一个假设，每一种方法都能够帮助促使城市形态生成的元素之间的特殊互动，这些互动与城市的形态形成直接相关。所提到的六种类型的互动，或者说六种不同的角色，取决于工业的类型、城市发展的阶段和城市原本存在的形态结构。在这个框架中，生产性场所可以被认为是城市中的一个新格局、城市地标、新的发展方向，城市结构的裂缝，城市的风景或是一个城中城。

　　1. 作为格局模型的工业区

　　一些工业区已经能够被发展为城市的新格局，并因此在工业建筑类型、物流原则和生产的具体需求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结构。这些聚落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建筑类型、街道及地块道路网络上，所以分析其模式的最好方法是将两种传统的城市形态学综合来分析。第一种，即穆拉托里（Muratori）的方法：对建筑的系统调查，特别是专注于建筑首层，以突出私密时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

　　通过一系列对历史建筑的调查，穆拉托里的分析揭示了城市现象的“隐藏结构”，即形态形成过程。他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都灵（意大利）北部19世纪后半期开发的米其林地区（图1），揭示了当代城市结构与拆除的工厂围墙内的模式之间的原始联系。与形态学方法相关的另一个学派，即孔森（Conzenian）理论，可以有效地完善穆拉托里的分析法。事实上，孔森（Conzen）更关注街道和地块的布局，因此，在运作和流通方面，可以了解工业需求如何产生街道的城市格局以及工业地块的特征如何影响周边的住宅格局。马赛河畔的工业码头的更新方案很好地说明了以康采恩（Conzenian）方式为导论的城市设计是以复原工业格局（industrial pattern）为中心的。

　　

　　图1：作为模式矩阵的工业区（2020年）

　　2. 作为新扩张方向驱动力的工业区

　　有些生产性场所并没有正确地构建新的城市格局，而是决定了城市扩张的方向。现代城市沿着这些轴线以分散和不连续的方式发展，正如20世纪初都灵市向南朝着菲亚特工厂的新址Lingottoo发展（图2），或者就像现在发生在马拉内罗，由让·努维尔（Jean Nouvel）在城市郊区设计的全新的法拉利工厂。因此，为了分析这些异质的城市新部分，我们试图分解其复杂性，将城市结构分解成基本的城市实体，正如保拉·维加诺（Paola Viganò）所建议的那样。这有助于理解当代城市的新特征，在这里，建筑不再是空间的定义者，就像在传统的紧凑城市中一样；而是成为空间的占用者。

　　在这个框架下，当代城市元素的定义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将城市解读为一个多层次的重叠，不再通过一个总体规划来安排，而是产生了一个无秩序的城市结构，其特点是多个层次的交汇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形成，城市的一个非建筑元素变得至关重要：对人流（flow）的研究。

　　在1970年代，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和他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同事一起开创了空间语法分析，旨在分析和表现不同规模的城市空间可达性。这种分析使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描述了城市形态如何对人流的流通产生深刻的影响，并试图设计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以确保通过建筑元素的位置、定位和空间布局，使城市的扩张区的可达性更强，从而使城市更加宜居。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基于一层能够组织人们流线的逻辑，将巴黎远郊的La Villette生产基地改造为一个科学主题公园，同时也保留了对过去工业痕迹的记忆。

　　

　　图2：作为新扩展方向驱动力的工业区（2020年）

　　3. 作为城市中的“城市”的工业区

　　在某些情况下，工业区庞大复杂，以至于它们可以被视为“城中之城”。它们是由几座建筑、内部街道网络和开放的集体空间以及代表性建筑组成的，就像一个真正的、传统的城市。很多时候，这些工业定居点从远离城市的小核心发展起来，当它们靠近城市时，或者城市在工业定居点周围发展起来时，它们开始需要一个专门的区域、围墙，以保护市民和工人的安全。为了理解工业用地的围合模式和工业区周围的城市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由穆拉托里的追随者詹弗兰克·卡尼吉亚（Gianfranco Caniggia）建立的对基本建筑类型的解读似乎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这种城市分析方法的三个步骤——了解城市形态的历史原因、克服它们并认识城市形态形成的连续性，能够突出建筑类型的聚集系统，以及理解城市组织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相互关系中产生。对城市结构演变阶段的观察表明，城市是由一元论的、通常是同质性的核心或住区不断聚集而成的。为了研究城市肌理的地形维度，也为了探究城市聚落的美学维度，另一位意大利学者卡瓦拉里·穆拉特（Cavallari Murat）采用推测调查，描述了意大利巴洛克城市发展的连续阶段。他通过检测窗口的位置、屋顶的突起、入口、门廊和庭院来描述城市形式的美学演变。

　　这些元素特别增加了工业建筑的类型和形式元素，根据城市演变的不同阶段，工业定居点可以是城市的一部分，如哥本哈根的“白肉城”（White meat city）（图3），或一个完全独立的工业定居点，如马德里的马塔德罗文化中心（Matadero）。这种特性从根本上影响了更新的实际结果：如果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白肉城已经通过私人投资逐步被转变为一个完全重新嵌入哥本哈根城市结构的复兴和购物区，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马塔德罗综合体仍然被围在其保护墙内，其文化区的更新和改造主要由市政当局资助。

　　

　　图3：作为城市中的“城市”的工业区（2020年）

　　4. 作为地标的工业区

　　就其规模、标志性和象征性价值，部分工业区往往代表了城市的地标，并对“城市的意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1960年的著作中描述的那样。因此，要深入了解它们在产生城市形态中的作用，使用感知方法来分析那些在城市范围内具有强烈视觉影响的建筑元素的住区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建筑元素，如烟囱、纪念性的外墙、入口处的大门或墙壁，对建立城市形象和提高其“形象性”有很大的帮助。工业用地从其发展之初就为建立这种强大而生动的城市形象作出了贡献，能够赋予城市以身份、结构和意义，但如今却没有得到整体的保护。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地标的元素被保留下来并受到法律保护，完全忘记了它们对城市形象的贡献不仅来自于那些被保留完好的特殊建筑，甚至还来自于该区域的除它们之外的其他部分与周围城市建立的关系。

　　为了捕捉这些复杂的视觉关系，格式塔理论起到了很好的帮助。考虑到“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格式塔学者确定了几个“定律”，能够解释人类的大脑如何主观地感知有机体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阿恩海姆（Arnheim）将这些定律应用于建筑，解释了城市空间是如何由建筑物体产生的相互作用力构成的，以及对空间的感知是如何因如垂直/水平、空虚和独立等对立的价值观变得动态。感知方法似乎与形态学方法相反，因为它将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对立起来，将三维观点与二维视野对立起来，将非专家视野与专家分析对立起来。但是，为了理解城市的形态形成过程，为城市工业拆迁区的再生制定统一的设计准则，这两种方法似乎是相辅相成，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增加了民主的维度，阐释了集体情感以促进文化认同，并且都是城市转型的预操作工具。

　　这种综合方法是鹿特丹Van Nelle工厂更新总体规划的关键因素由韦塞尔·德容格（Wessel de Jonge）设计的（图4）。在这个项目中，新的总体规划将工厂视为一个有机综合体，一个城中城，而要保留的建筑是根据它们作为工业区和城市地标的作用来决定的。同样，由于连续的玻璃幕墙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一个地标，尽管存在能源问题，它重建的玻璃围护结构要与原始外观完全相同：只能通过感知分析来认可这一重要价值。

　　

　　图4：作为地标的工业区（2020年）

　　5. 作为景观的工业区

　　另一种情况是，工业用地因其尺度和位置而成为一种风景，成为整个社区或土地的背景。一座建筑或一组建筑可以构成一个城市的景观，而其他城市元素在这个框架内被定位和感知，这个想法并不新鲜。从奥古斯特·乔西（Auguste Choisy）的《建筑史》（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到《建筑城市艺术》（The Art of Building Cities），许多学者都指出了感知在城市设计中的作用，但只有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在他的城市景观设计著作《城市景观》（Townscape）中阐释了运动的作用。通过连续的视觉工具分析城市场景，卡伦解释说，当我们在城市中漫游时，我们感知到两个不同的元素：现有的观点与新的观点。

　　由于人类思维对于不同事物对比所体现的反应不同，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对比产生了城市的形象。这个产生的过程类似一个连贯的戏剧，因此可以被设计出来。从18世纪末开始，作为几个城市扩张的起点，工业住区往往成为其周围地区持续发展的风景线。在这个意义上，工人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及与新郊区有关的新活动；它们的位置和模式的设置与安排，都以工业作为主导城市景观的特定背景。这一现象在菲亚特（FIAT：意大利著名的汽车品牌）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建筑（Mirafiori工厂）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图5）。第一座建筑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当时它还在郊区，但这个区域一直发展到1980年代。围绕着该工业厂房，住房、商业建筑，以及一条承载了写字楼的林荫大道被建立，它们都将该工厂视为重要的前景，以及有纪念性意义的景观。

　　

　　图5：作为景观的工业区（2020年）

　　6. 作为裂缝的工业区

　　前面分析的几片工业区在城市中可能承担的多重角色，都是基于生产场所和城市有机体之间的特定类型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城市和工业之间没有建立任何关系，因为工业在城市结构中构成了一种裂缝和围墙。

　　安德烈·科博兹（André Corboz）认为土地和城市都像是一个“重写本”（palimpsest），他建议将它们解读为分层结构，过去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但仍然可以通过新出现的碎片在这里和那里识别。为了认识这些新出现的元素的意义，它们必须被解读为同一层次的一部分。这个隐喻（the palimpsest metaphor）允许将城市结构视为一张羊皮纸，上面写满了社会和建筑留下的铭文和痕迹，而当一个新的层次，如生产层，被添加到城市中时，经常被忽略。

　　因此，根据具体的功能和物流需求，有时工业被建立起来，而没有考虑到以前的农村或城市的痕迹。其结果是，建筑元素的布局以及它们的模式和边界切割了城市，而没有考虑到现有的城市格局或关联性。这就是荷兰格罗宁根的Ebbinge工业郊区的情况（图6），那里20世纪初的工业发展建造了一系列用于生产的厂房，这些厂房的建造与之前的城市格局或者周围的区域无关。有一个称为“开放实验室”（Ebbinige）的改造，该方案继承了原始工业区的设计原理，并设计了一个由当代工业代厂房所组成的临时工业区，特意与周围的城市结构形成对比，使得该临时工业区属于历史上这个工厂所处的工厂层级（pavilion layer）。

　　

　　图6：作为裂缝的工业区（2020年）

　　三、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所呈现的分类法并非旨在建立一个固定的城市类型或工业区和城市环境之间明确的关系。本文试图建立一种能够把握城市“衍进性”这一特征的形态分析方法，将后工业城市解读为城市形态持续衍进的阶段，而不是最后一步。研究中所示的一系列图集的最终目的是分析城市拆除区，以改善其再生过程的结果以及重新设计城市重要部分对人们，尤其是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基于对多个案例观察和研究的分类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诱导方法（abduction operation）。诱导过程从单个案例研究或一个创新方案出发，形成一个新假设，该假设尚未成为法律或规则，而只是一个可能的、有待进一步调查、验证或微调的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将要分析的工业区假设为六个角色之一，从而通过与每个城市角色相关的城市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第一次分析可能会突出分析方法与场地基本特征之间的不匹配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城市环境都是复杂的系统。不能将其简化为生产场所和城市格局之间的单一类型的关系。这些不匹配因素突出了该区域所考虑的更有意义的形态元素，以及该地点的多个形态状态的分层。因此，该方法论预测将连续应用一种以上的城市分析方法，以反映所谓“城市回溯”（urban palimpsest）的复杂性，即过去痕迹的叠加。遵循更为普遍接受的复杂系统概念，即与其随时间衍进的不可预测性相关的系统，当代复杂的城市通过时间衍进现象以垂直方式演变，以及通过时间衍进现象以水平方式演变空间杂交。

　　对本文中描述案例研究分析表明，需要结合城市分析方法来把握城市结构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以衍进和融合这两种行为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它们作为两个主要的形态发生过程，可能会有效地克服城市类型的固定性，并揭示城市元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元素通常被认为是不一致的或被破坏的，而有的只是一个城市衍进的证据。

　　该研究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城市更新设计的创新观点。假设工业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意味着我们构思城市更新方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一个明确的城市设计方案，而是勾勒出一个能够根据社会变化和人们的需求的灵活的网格，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一致性和意义。

　　然而，城市更新项目应该将不同的城市功能规划成临时的，并按层次组织起来，考虑到它们与网格重叠的可能性，对网格有一定的自主权，以确保它们的组合具有内部一致性。本研究中描述的不同城市分析方法组合的局限性在于它们很少考虑人们的社会需求。无论是从形态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整个城市更新过程的最终目标是提高都市感。那么，我们应该探寻“都市性”（urbanity）的含义。无论其年代和地理环境如何，城市的本质，都市性——需要考虑混合功能而不是单一明确的分区，且具有可步行性、空间灵活性以及有着基础设施的聚集空间。

　　本文提出的综合方法——将城市分析方法和城市分析与设计相结合，综合了城市分析方法，并将城市分析与设计相结合，将城市更新作为修复城市网格、重新连接现有碎片的过程，而不是寻求城市增长，应是在这个网格中添加暂时的、一致的和有意义的层来打造人口集中的城市。本研究基于一系列案例研究，其中通过推导过程定义了一般原则，强调了城市形态发生的衍进过程以及城市分析中多种方法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未来具有前景的研究视角，包括研究如何将社会问题嵌入形态分析和形态发生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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