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不起的故乡 ——读梁培甫《重拾故乡》有感

　　平生一片心，不因人热，文章千古事，聊以自娱。一瞬眼，人生已走过大半。这辈子，有遗憾，有失落，更有回不去的过去。 曾经，我们年少过；曾经，我们意气风发过；曾经，我们也激扬文字…… 所有的一切都化为

　　——今天的《老俞胡说》

　　（作者：俞 敏）4月18日一大早，就收到了梁培甫先生著述，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拾故乡》一书，欣欣然翻开，虽发现书中的文章大多数在培甫先生的公众号“故土旧事”上见过，但依然觉得新鲜无比，就极认真地开始了从头读起。

　　

　　好在培甫先生的《重拾故乡》是以一篇一篇的小散文组成的，令人随时可读，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读了近半个月，终于也读完了，不来由的就勾起了自己对往事的回想，想写篇东西唱和。期间陈泉永先生、斯舜威先生先后写了两篇高质量的读后感，读后顿时令我无从落笔。但书中的场景竟又时时在我眼前浮现，尤其是培甫先生苦涩的童年，艰难困苦的少年和后来发奋图强的青年,让我在敬佩之余深有感触，于是也就拿起了笔，算作是向培甫先生的文字致敬！

　　

　　记得在好多年以前，我曾说过：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也确实如此，解放初时，三代单传的父亲就从次坞外新屋跟随“土改工作队”到了青山乡参加土改工作，而后又在青山落户，当起了奔波在许多村小间的民办教师。直至他娶妻后，才在青同公路边上的“新凉亭”（青山乡手工业社所在地，我妈在那当会计）有了个可以暂时落脚的家，就在他于1970年离世后也不曾回归故乡次坞，而是葬在了青山乡亲们送给他的一块小坟地上。相较于培甫先生的《祖父的草屋》、《山东妈妈》、《米桶》等于我来说已经是天堂般的存在了。在我的记忆中，从小我就没有家，也没有故乡，只有随着母亲东奔西跑，从青山到璜山，从璜山到五洩，从毫无知晓到一知半解……

　　

　　我真正知道自己是次坞人时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记得母亲急匆匆地跑到我的学校，对我的班主任说：俞敏他奶奶死了，在次坞，要去奔丧。然后拉着我就走。待我们到了次坞，奶奶的娘家人早已开始了各种安排。我因为年龄太小,也帮不上什么忙，对村子周边的情况也不熟悉，只能呆呆的坐在家里，直至把奶奶送上山，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好像与我无关一样。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故乡。但在培甫先生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得到故乡对他的一片赤诚，在《祖父的草屋》中，他这样写道：

　　“草屋的墙，用毛竹片纵横编制而成，内外糊上加了草屑的泥巴，一点儿也不透风。虽然屋顶盖的是稻草，但在坡顶下方用竹木铺就一个平台，平台上摊着晒谷用旧了的篾垫，上面堆满了一年四季当作柴火的稻草，风被平台挡住，灰尘也进不了房间……”我曾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啊，可是“居民户口”的身份最终使我变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游民。

　　在培甫先生《重拾故乡》的第三辑“家乡的味道”中，《搡年糕》、《抲鱼》、《看电影》等又勾起了我对山村生活的回忆。我是9岁多时作为母亲的“拖油瓶”拖到五泄塘头（现与藏绿等村合并为十四都村）的，因为母亲在草塔工作，继父在狮象弄工作，他们以草塔为家，只留下我一个10来岁的“小拖油瓶”（全村就我一个）在塘头与继父的女儿（长我七、八岁）和儿子（比我大四个月）为伍，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拔满一大篮子的猪草或兔草才能吃饭。

　　每当周末礼拜天时，要么去青山水库林场偷柴，要去就是去房前屋后的光秃秃的山上挖“柴子蔀头”，稍有不慎，“拖油瓶”就要吃苦头。而搡年糕则要翻过一座小山，去五洩“上朱”才能搡上，但这对于我来说已是很快乐的一件事了。童年唯一的乐趣，便是夏天时在门口的“道地”上先浇水等地凉透，再在地面上铺上晒谷用的“篾席”，上、下两头各点燃一堆“闷烟”用以驱赶蚊子，而我们大人、小孩便坐在篾席上，听大人讲“大头天话”，许多徐文长的故事便是在这时听来的。

　　遇到乡下放电影时（一般塘头不放电影，大多在藏绿或泄下等地），我们便早早地“占好位子”，用凳子先占领好的地方，如培甫先生在《看电影》中描述的一般：“天还没黑，村里的操场上已经热闹非凡，放映员在挂银幕，调试放映机；孩子们在操场上兴奋地跑来跑去，或认真看着放映员调试放映机。放映机附近的位置，早早放上了凳子，那是看电影最佳的位置……”

　　

　　《重拾故乡》第四辑中《挣工分》、《放飞车》也令我深有同感。记得我满10岁那年，继父的女儿（我叫她“大大”）对我说：“你今年也10岁了，按我们大队的规矩，可以去挣工分了，我明天就去给生产队长说。”一想到挣工分，我面前马上出现了农忙时割稻、打稻、挑谷担等等一系列的场景，我心中不安至极。好在第二天她去生产队长那儿一说，被生产队长骂了回来，大意是人家居民户口，挣什么工分，要挣工分你们两姐妹自己来。这样作罢后，到了第二年还是做通了生产队长的工作，让我去挣工分。好在生产队里那些叔叔伯伯们待我不错，只叫我干了些捆稻草等一些轻便的活，到也没吃什么苦头，反而多了一些对农村的了解。

　　《放飞车》时我已到草塔中学上初中了，当时我家在草塔中央份村（现草塔菜市场边）批到了一块屋基地，为建好房子，大王门里的我继父妻舅他们几个堂兄弟便为我们从五洩江边拉了一车又一车的砂子和石子（当时称为“打砂墙”），遇到有陡坡的地方，他们就把手拉车一辆接一辆地搭好，开始放飞车，就如同培甫先生在《放飞车》文中写的那样：“飞车创意其实很简单，两部手拉车车杠对车杠互相穿插，第一部车屁股朝前，第二部车杠朝前压在第一部车头上，人坐在第二部车板头上，双手抓住前面车的车杠当方向盘，双脚下坠，需要减速时脚后跟着地摩擦地面充当刹车。

　　如果有两节以上‘车厢’，后面的人坐在前面这辆车的车板上，双手抓住自己那辆车的车杠,以此类推……”最好看的是舅舅们从五泄狮象弄拉车到草塔时，在“避狮岭”上放飞车，那岭又高又陡，五、六辆手拉车连在一起从岭上放下来时，绝对叹为观止，据说从岭上放下来的飞车可以一直放到五前庵才差不多停下来，估计现在的人都没看到过。

　　

　　在我看来，培甫先生他们算是幸运的。他12岁辍学后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直至1977年参加了陈蔡水库的建设，又在此期间成为了工地报纸、黑板报和广播的“总编辑”。也是靠这际遇，又被聘为诸暨县唯一一家媒体----诸暨县广播站驻三都区的记者，并在此后转为三都公社的文书，正式进入了行政干部队伍。

　　当了近二年的文书，培甫先生就调到了县委办公室，从秘书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带薪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实现了“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华丽转身，从此走进放飞自我的大好岁月。正如培甫先生在《重拾故乡》书中《丢失的村落（代序）》中讲的：

　　“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最苦命的一代，我却认为我们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是最幸运的一代。一个农家子弟，没有任何背景，就凭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工作，不需要找关系，不需要求情，更不需要请客送礼，組织就像亲生父母一样时时关怀着你。我的每一次岗位变化，全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我与培甫先生的认识大致要到撤县设市以前，只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当时我在县建筑总公司当文书，记得有一次香港富春公司（原省委、省政府驻香港办事处）的一位副总有事到诸暨，由当时绍兴市建委的一位领导陪同。与县委办联系后，由梁培甫副主任作陪，在西子宾馆吃的晚饭，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小秘书，引不起领导的注意，后来听说他去牌头当区委书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诸暨的餐馆流行在包厢里装卡拉ok，记得那时的我几乎每唱必是费翔八十年代末唱的《故乡的云》，歌词是这样的：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它不停的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踏着沉重的脚步，

　　归乡路是那么的漫长，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我已是满怀疲惫，

　　眼里是酸楚的泪，……”

　　歌唱在嘴里，泪流在心中，可又有谁知道我没故乡可追寻。

　　

　　前此年，因了周伯明兄介绍，我与培甫先生相互添加了微信，联系便又多了起来。

　　梁培甫先生在《重拾故乡》的“代序”中告诉我们：

　　“我拾起生锈的笔，在荒芜的稿纸上胡乱书写，将别离四十多年的文学梦重新搂在怀里。我试图用文字将捡拾、拼接起来的村落保存起来，让村子的脉搏重新跳动，让那里的土地和庄稼复活，让已经逝去的人复活，让消逝的物件复活，让烟雨梁家埠复活，重新拾回我的故乡。”

　　而我要说的则是拾不起的故乡，因为我从来就没过故乡。当然我很敬重能重拾故乡的人们，如培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