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给孩子营造良性教育环境，有助于减少儿童早期的不利成长因素

　　文|箫紫圜

　　编辑|阿巴阿巴

　　

　　校园欺凌参与行为理论模型指出，旁观者参与校园欺凌的复杂性是个体与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是，目前关于校园欺凌旁观者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单一的父母教养方式、学校氛围等方面展开，缺乏从系统生态视角看待家庭和学校对旁观者行为的影响。

　　

　　儿童早期经历对个体的行为发展有重要影响，那么在儿童时期遭受过心理虐待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实施暴力的人。

　　对个体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而学校对初中生的行为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其中，学校归属感是初中生在学校所感受到的情感，直接影响学生的在校行为表现。

　　通过梳理校园欺凌旁观者行为的干预研究发现都侧重于通过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反欺凌态度来对学生进行直接引导。

　　

　　而从学校层面对旁观者行为的干预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学校归属感，达到减少攻击行为与暴力传播，激发积极旁观者行为的效果。

　　采用团体辅导形式，通过实施学校归属感团体辅导来验证其对校园欺凌旁观者介入行为的影响。

　　鉴于此，在探讨儿童期心理虐待对初中生旁观者介入行为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学校归属感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初中生旁观者介入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基于三者关系之间的研究之上，进一步探讨学校归属感团体辅导活动的有效性以及其对校园欺凌旁观者介入行为的影响效果。

　　理论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儿童虐待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躯体虐待和性虐待方面，而心理虐待较少受到关注。

　　在关注校园欺凌旁观者的同时，也站在心理虐待角度，致力于探讨初中生在儿童期所遭受心理虐待对于面对校园欺凌时作为旁观者所采取的介入行为的影响，以及学校归属感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深入探讨学校归属感对校园欺凌旁观者介入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丰富了实践意义初中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家庭教育出现问题，那么在此阶段就会出现不同严重程度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因此，可以提示家长给孩子营造良性教育环境，有助于减少儿童早期的不利成长因素，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心理的健康发展，使其作为旁观者在面临校园欺凌事件时更好地发挥积极正向作用。

　　另一方面通过学校归属感团体心理辅导的干预研究，启示学校可以通过提升初中生的学校归属感，预防和减少中学校园欺凌消极旁观者行为。

　　

　　校园欺凌旁观者介入行为的研究，为建立校园欺凌防治长效机制提供新视角。

　　在年级上，心理虐待总量表得分虽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不同年级学生在纵容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初二年级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年级。

　　初二年级的学生处于“心理断乳期”，他们面对父母的管教极易产生反感情绪，试图摆脱成人的监督，成为独立考虑判断和解决问题的独立个体。

　　而父母为了避免引起强烈冲突，在子女管教问题上，更倾向于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然而初一年级的学生站在全新的起点，父母会注重培养孩子的习惯，若发现不良习惯，会进行及时纠正。

　　在性别上，心理虐待量表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差异不显著，但是女生在恐吓、忽视、干涉、贬损、纵容及心理虐待总量表得分上都高于男生。

　　这个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现代家庭存在重男轻女思想，女生容易遭到忽视。

　　另外，女生在学习之余，还在家庭中需要承担打理家务等责任，因此，与男生相比，父母会对女生的要求更高更多，难免遭受到父母的心理虐待。

　　

　　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班干部学生的恐吓、贬损、纵容维度得分和心理虐待总分上显著低于非班干部学生。

　　一般在班级中担当班干部的同学都是在校表现良好、能够得到老师青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责任感较强的同学，家长也会更加喜欢这类同学，不会轻易对其进行恐吓或贬损。

　　另一方面，作为班干部，为了能够更好起到榜样示范作用，父母面对孩子的不良习惯，不会采取纵容态度，而是会更加注意孩子的言行举止。

　　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非独生子女的心理虐待总分及恐吓和忽视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很可能是随着国家三胎政策逐渐放开，很多家庭拥有不止一个孩子。

　　

　　非独生子女的家庭为了保障生活，父母会因为忙于生计，容易忽视每个孩子的心理需求，并且父母的精力有限，在承受生活压力的同时。

　　面对孩子各方面的教育与引导缺少耐心，容易造成心理虐待。初中生学校归属感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在年级上，初一学生的归属感维度得分和学校归属感总分都显著高于初二学生，这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可能由于初一学生刚刚步入一个全新环境，对初中生活充满期待，并且学校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帮助新生适应环境，这都能激发学生对学校的积极情感。

　　

　　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对学校新鲜感渐渐消失的同时课业任务也越来越重，加之他们逐渐进入青春期，容易出现人际关系矛盾，这都使得学生对学校的情感体验渐趋平淡。

　　在性别上，学校归属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我国教育现状有关。

　　高考、中考在家长和老师眼中依旧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因此对于我国中学生而言，不论男生还是女生。

　　从小就以优异成绩作为目标，具有竞争意识，较少关注学习之外的事情，因此，对学校的归属需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班干部的归属感维度得分和学校归属感总分均显著高于非班干部，班干部的抵制感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班干部学生。通过研究也同样发现班干部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水平更高。

　　通常情况下，班干部学生作为老师的小助手，能够得到老师的偏爱，学习也就更加努力，这种心理就会使他们对学校和班级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对学校的消极情感体验也就随之减少。

　　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学校归属感总分及归属感、抵制感维度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具体来说，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的学校归属感程度更低，对学校的抵制感较强，原因可能在于非独生子女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父母全部的爱，会产生相关情感困扰。

　　

　　进而可能导致在校不愿和他人沟通等问题，与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紧张，也并不会认为自己是学校的一份子，对学校带有抵触情绪。

　　初中生校园欺凌旁观者介入行为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在年级上，旁观者介入总分及干预维度得分具有显著性差异。

　　与初二学生相比，初一学生在旁观校园欺凌事件更愿意做出积极介入行为，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旁观者的年龄越小就越有可能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或者直接帮助受害者。

　　年龄越大则越有可能忽视校园欺凌行为，因此随着年级不断升高，校园欺凌旁观者的积极干预行为得分会逐渐降低。

　　

　　另外，在解释维度上，初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学生，这可能是由于初一学生满怀憧憬踏入新校园，为了维护学校在自己心中的形象，对于欺凌等负性事件能够及时解读为突发事件，需要及时制止。

　　而对于初二学生，正值人际关系问题频发的青春期，对于欺凌这类事件就会认为是普通的同学矛盾问题。

　　在性别上，校园欺凌旁观者介入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能力维度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说明在旁观校园欺凌事件时，男生比女生更有勇气和能力去干涉欺凌事件。

　　

　　这可能与我国养育男孩子的观念有关，认为男孩子以后就是家庭的顶梁柱，不论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有能力去解决。

　　勇气和胆量也是男孩主动进取的动力，所以在培养男孩的过程中，也会侧重于培养男孩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女孩子则要保护自己，不要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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