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維生：忆我在农中班的岁月

　　原标题：马維生：忆我在农中班的岁月

　　忆我在农中班的岁月

　　新疆 马維生

　　1965年春天，我在奇台县半截沟公社塘坊门小学五年级乙班就读小学。在秋季升学之际，学校为了整和师资力量，把五年级甲班、乙班和东湾小学五年级班合拼在一起，升级为六年级班，统一在塘坊门小学学习。当时全班共有68名同学，虽然岁数差异悬殊，住地远近有别，但是文化基础却很扎实。

　　班主任李智文老师主教数学，章鸿泰老师主教语文，校长郝永年兼教副课。三位老师都是师范学校的高才生，博学多才，文、理兼顾，可以说是教师队伍中的精华之一。他们含辛茹苦、一丝不苟地给我们班教了一年，两门主课均取得了全县六年级期末考试第二名的好成绩。我暗自庆幸遇上了这么好的老师，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升初中有望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就读六年级期间，由于有些同学的家离学校过远，上下学大为不便；有些同学的家庭比较困难，没有钱缴纳学费或购买学习用品；再加上个别岁数偏大的同学感到自卑或羞躁，不愿继续上学等原因，所以呢，到了毕业的时候，全班人数只有54名了。

　　在1966年之前，塘坊门学校不具备开办初中班的能力，所以在小学毕业后，要到十五公里外的半截沟育红中学（半截沟中学）住宿读书。学生家长虽然难以承受每月十二元的伙食费，但是，为了去圆一个望子成龙的梦，还是省吃俭用、勉为其难的去应酬。

　　正在我憧憬在即将升入初中的喜悦时刻，广播里却突然传来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要坚持就地办学的方针，尝试着两条腿走路，让中学生走半耕半读的道路。”

　　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浓，也很敏感，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讲的，至高无上，谁敢违悖？上面很快下发了相关的红头文件，阐述了办学的重要性，讲了具体注意的细节，规定了留校学员的具体名额，最后一再强调，各学校必须不折不扣的实施。

　　于是，新的教学尝试，在升学班内实施。往明白里说，内中的40名同学，将是这场实践中的弄潮儿，其余的14名同学，才有幸去半截沟中学就读。

　　那是1966年8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和同学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这时候，校长郝永年推门而进，宣读了分配名单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讲，就退岀了教室。

　　说来也怪，分配在半截沟公社育红中学的同学，都是贫下中农成份，而就读农中班同学的成份却很复杂，地主、富农的子女占了七成以上，低成份的同学约占三成。在分配名单的考较中，校领导是否掺和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倾像，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已是过眼烟云了。但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成份高低，岁数长幼，政治思想是否进步的同学，对半耕半读的就学模式，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心中的自卑感很浓。高成份的同学认为：把他们分配到农中班，肯定掺杂了阶级斗争方面的因素，是对他们的处罚，不符合“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择”的育人思想。成份低的同学也有意见，认为自己有苗红根正，思想进步的优势，应该到正规中学去学习，为何要分配在毫无前途的农中班？当然了，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同学们的心中虽然有自卑感，心里有怨气，敢于如此想，但是却不敢说出来，害怕惹祸烧身啊。

　　这份左右命运的分配名单，犹如惊雷炸响，又如恶风激浪，课堂内的秩序一下子乱了。分配到半截沟中学的同学们，自然是喜形于色，就差欢呼雀跃了；分配到农中班的同学们，却非常沮丧，那表情，就好像被打入另册中的另类一样可怜，一样自卑。我和其它三十九名同学被分配到农中班，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顺应历史潮流赋予的那种特殊实验了。

　　农中班归塘坊门学校和大队部双重管辖。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章鸿泰，付课老师叫张科荣。我们为了不影响生产劳动，及时办了合伙食堂，每天中午吃一顿饭，由女同学轮流做饭。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同学们自带面粉、清油与洋芋，自已筹办燃料，就连油盐酱醋等物也要摊钱自购。

　　半耕半读模式，是建国以来教学史上的新型创举，因为搞的非常仓促，所以没有編写相应的授课教材，只能自己想办解决。语文教材是简装的《毛主席语录》，两人一本。还有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通称老三篇，人手一套。数学教材是从新华书店弄来的，一本《会计必修》与，一本记账常识》，还有一本很厚的《植物学》，讲的什么坯芽、种子、细胞、土壤、阳光、水分等。

　　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是毛爷著作中的经典部分，是政治性很强的文章，在谈虎色变的年代里，老师只能小心翼翼的照文宣读，不敢随意讲解。学生们也是照文习读，强记死背。《植物学》的知识范围倒是很广泛，涉及到农业耕作的方方面面，是一本值得学习的好书。可惜其内容并非老师所长，自然讲不岀更深层次的东西，只能照文宣读。同学们得不到相应的提示，也没进行相关实践的机会，所以对这本书的内容，也是一知半解。财会书的纸质十分低劣，印刷的比较粗糙，没有相应的插图，错别字或不正确的地方很多，再加上每天的授课时间特别偏少，缺乏算盘辅助等因素，因此呢，也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

　　我们勉强学习了两个月之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学校的小学班只好被迫放假了，往日的喧嚣声没有了，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幸好我们是践行最高指示的特殊学生，不在停课的范畴之内，所以呢，每天仍然坚持上课。不过呢，毕经受到了停课闹革命的影响，思想深处存在一股厌学现像，在上课的时候，眼睛虽然看着课本，耳内听着讲解，心中却静不下来，在这种背景下，学到的知识究竞有多少，不用猜测，就可想而知了。

　　此后，农中班的学习状况更是一团糟，因为教材不正统，与农中的学习主旨挂不上勾，又学不到正常中学所具备的知识，所以心中有怨言，有气没处撒，便把课堂当作戏耍的场所，在百无聊赖中打发着青春岁月。

　　我和同学们，在就读农中班的近两年时间内，总共上了不到八个月的课，老师没有给我们布置过一次作业，也没有在课堂上做过任何点评，更没有作过常规的测验，究竞学得好不好，根本没有人知道。关于当时的学习情况，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植物学》学得比较深入，比较扎实，学以致用，边学边实践，还是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对此后的务农生涯大有益处。其它方面的知识基本是一知半解，说刻薄一点，就是敷衍了事。我并不是乱讲，也不是危言耸听，不妨想想看，学习的时间很短，学习时又不夠认真，老师的讲解，即受时代氛围的制约，又受到知识面的局限，有些知识十分生疏，讲起来勉为其难。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就是想认真的去学习，又能夠学到多少相关的知识呢？

　　我们又勉强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受到文革运动的更大冲击，无法继续学下去了，只好顺应历史的潮流，停课闹革命了。由于受到运动的左右，全班同学很快分为两派，人数较多的一派占据学校大门右边的教师办公室，取名叫“129彻底造反战斗队，” 隶属奇台造反司令部，是造反派。人数偏少的一派占据学校西面最北的教室，取名叫“暴风之鹰战斗队，” 隶属奇台红卫司令部，属保皇派。

　　如此以来可就乱套了，造反派夺了大队的权，把书记队长赶下了台。紧接着，张贴大字报，印发传单，组织批斗会。保皇派则针锋相对，如法炮製。一时之间搞的剑抜弩张，人人自危。个别老师受到了批斗，心情十分沮丧，多数老师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能在混混惑惑中度日。直到过春节的时候，紧张的气氛稍有缓合，战斗队被军宣队勒令解散，同学们无事可做，方才各自回家。

　　1967年的春天到了，春种工作成为重中之重，身为半耕半读的农中班学生，自然要为春耕服务了。同学们接到通知之后，陆续回到学校，准备春耕工作。

　　这时候，塘坊门大队的领导班子已经恢复。新班子对农中班的发展非常重视，在学校北面约800米处，划了一块试验地皮，作为半工半读的实验基地。记得当时的大队党总支书记周占文，兴奋地鼓励我们：同学们，毛主席说，广阔农村大有作为。你们一面学习农业知识，一面学习其它文化知识，争取当个又红又专的有用人才。我们听了他的鼓励之后，感到很振奋，也很自豪，决心要争口气，学出名堂来，要超过全日制中学的同学们，让他们刮目相看。

　　我们的试验基地，约有一百多亩耕地，有一部份是两年前种的苜蓿，一部份育种树苗，一部分种小麦，还有一小部份种了几样蔬菜，解决我们的伙食问题。我们开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育树苗，所以呢，同学们习惯性地把这个基地叫作苗圃。这个名字，是塘坊门农中班的历史见证，虽然经历了50多年的日月苍桑，人为变化，但是村人并沒有磨灭这个称呼，最终衍变为当地的正式地名了。

　　指导我们干农活的老农叫李发科，（健在）五十多岁，没有文化。出身贫农，共产党员，当过小队党支部书记。他平时不拘言笑，干农活很认真，模样儿看似严肃，心肠却好。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学会了育苗，嫁接，打墒，对坝，犁地，浇水，扬场，打场等农家知识。感受到了种地的艰辛，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内涵。同时呢，也感到身体强壮了许多，个人意志磨砺的坚强了许多，相对成熟了许多，心中的报怨之词也少了许多。

　　紧张的春忙季节过去了，40个同学走得只剩了23个了。我和剩下的同学们，对前景非常失望，滋生了回家劳动挣工分的念想，但是又想到或多或少可以学习到农业知识，坚持下去仍有希望，所以还是打消了当逃兵的念头。

　　这时候，教育系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更大冲击，学校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少数老师受到批斗，多数老师选择离岗避祸。

　　我和同学们在农闲时也上过几次课，老师是学校临时派的，来不及备课，基本上照本全读。上课的时候纪律很差，迟到早退的现像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老师不到位，学生不请假就旷课，学习时断时续、吊儿啷当的，学到的知识，只能用微乎其微去比拟了。

　　到了1967年秋收季节，只剩20名同学了，掐指一算，减员幅度竞然是二去其一。坚持下来的同学开始割小麦、拉麦捆、打场、扬场，最终干到小麦入库。接着又埋压果树苗，一直忙到落雪。

　　这时候，其它一些地方的农中班已经解散了，我们班的一些家长，也认为自家的孩子学不到知识，干农活没有报酬，很不化算，所以叫回家去，干农活挣工分了。在这种无可奈何的背景下，农中班办不下去了，只好明智地解散了。

　　当年的贫困地区，几乎都有农中班，是特定历史时期，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大胆尝识，目的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寻找办学捷径，所以呢，其意义十分重大。 对我个人而言，这种尝试，虽然耽误了大好青春，贻误了学业，失去了跳岀农门的机遇，把我定格为一介农民，但是我对此却无怨无悔。因为我在艰苦的生活磨砺中，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从而有了自强自信，有了自身担当，有了无私包容，有了苦中寻乐的心态，所以每每想起那段岁月时，心中就充满了自豪与骄傲。

　　作者简介：马维生，笔名老骥、牧人，男，汉族，生于一九五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碧流河镇农民。奇台县作协会员，昌吉州作协会员。对小说、诗歌、散文、曲艺类均有涉猎，陆续在报刊网络平台发表作品一百六十余篇（首）。在省域主题征文比赛中荣获三等奖三次，二等奖四次，优秀奖多次。荣获第十八届全国诗歌征文大赛“精英奖”和“德艺双馨文艺家”荣誉称号；荣获中国散文网“三亚环”文学大赛银奖，即兴编写的曲艺类节目，在县乡汇演中屡有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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