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温州女护工护理病人，患者都称救命恩人，调查发现不简单

　　2015年2月，浙江温州鹿城区的民警经过多日的布控，终于在某医院的附近，一举抓获了多名涉嫌参与犯罪的嫌疑人。

　　其中，在这个团伙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犯罪嫌疑人，竟是一位年过半百、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

　　

　　而说起她的身份，又会使很多人咂舌，作为一家医院的老护工阿姨，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病患家属们都对她的评价是热情、友善。

　　当日，她在病房里被带走，曾引得众多病人和家属们纷纷侧目，难以置信。

　　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老人，她又是如何卷进这场犯罪里的呢？

　　截止到她被抓捕的2015年，刘正碧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了近9年。

　　这家医院血液科上上下下的医生，护士都认识这位心地善良、性格开朗的老护工阿姨。

　　他们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善良的老人，竟然会参与到犯罪的事件里。

　　事实上，刘正碧参与到这起犯罪案件里，是带有一丝偶然性的。

　　

　　2006年，刘正碧在老家贵州遵义务农，她看着村子有不少同龄人都去外面务工，也赚了一些钱回来。他们的孩子都穿上时兴的好衣裳，吃上了村里没有的零食。

　　很显然，外出务工比待在家里务农，要有前途的多。

　　刘正碧的胆大，在这里就可见一斑，她嘱咐好丈夫带好孩子后，就独自跟着同乡踏上了陌生的旅途。

　　临走时她和自己的孩子保证，过年他们也可以拿到好吃的糖果和好看的衣服玩具，他们要好好念书，等自己回家。

　　于是，就像所有走出大山来到城市，憧憬能赚到更多的钱的人一样，刘正碧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浙江温州。

　　对金钱的渴求和对好日子的向往，成为了刘正碧在温州站稳脚跟的原因之一，也是她日后深陷犯罪案件里的原因之一。

　　由于在老家多年务农，使得她非常能吃苦。可是自小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这一点，让刘正碧的打工生涯变得格外艰难。

　　

　　一开始，刘正碧寻找的工作岗位，都是家政保洁一类的工作。

　　恰逢那段时间，浙江温州鹿城区的一家医院十分缺保洁人员，对外发布了大量的招聘广告。

　　刘正碧和一群中年阿姨，都去面试了这份保洁工作。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利索的干活手法，她成为了这家医院少数被录取的几个人。

　　刘正碧非常珍惜自己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除了每天固定的扫地、倒垃圾、拖地的工作外，闲暇时候她也会积极地和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以及病患交谈，也帮他们顺手干一点小忙。

　　很快，与人为善、热情的刘正碧，就在医院上下都收获了良好的口碑，这也是刘正碧的性格给她带去的好处。

　　

　　2012年，刘正碧就迎来了给自己涨工资的机会。

　　一名血液科的护士告知了刘正碧一个消息，医院血液内科有一位护工突然离职了，病房里的护工人手不足，院方急需要招聘一名护工。

　　本来这个护工是可以走正常的招聘流程的，但是刘正碧在医院积攒了良好的口碑，所以有这种涨工资的好事儿，这家医院的护士、医生们就第一时间想到了刘正碧。

　　虽然只是通知个消息，但是刘正碧知道，这是自己长久以来与人为善的交往，起了作用。

　　于是，刘正碧向医院的领导毛遂自荐。

　　院领导通过询问刘正碧过往的同事和领导，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关于刘正碧工作能力和态度的正向评价，最终决定聘用她担任了血液内科的护工一职。

　　也正是这个职位的改变，让刘正碧有了更多和病人家属接触的机会。

　　家里有亲人、朋友住过院的，就会了解医院护工的重要性。

　　在现代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全天候照顾家人，对家属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很多病人，实际上不能够得到自己亲人全天候的陪护，照顾他们的人更多的是医院的护工。一个友善的、细致周到的护工，会很容易赢得家属的信赖和好感。

　　所以很快，刘正碧就在血液科，积攒了很多自己的家属人脉。

　　血液科的病人，大部分罹患的都是血液方面的疾病。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被治好，有的几乎就是绝症。

　　但大部分病患，都需要大量从鲜血里分离出的血小板，进行治疗。

　　而在血液科里，对血小板需求量最大的就是白血病患者；最需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的也是，白血病患者。

　　刘正碧三年的护工生涯里，照顾了多名白血病患者。

　　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给他们喂饭、擦洗身体，看到他们满是针眼和淤青的手臂，甚至也会忍不住流下眼泪。

　　有些病患很年轻，看起来和她的孩子差不多大，刘正碧觉得要是自己的孩子生了这样的病，自己还不得难过死。

　　正是刘正碧这样发自内心的善良和细致周到的照顾，血液科里很多病人和家属都很喜欢这位女护工刘阿姨。他们也在长年累月的相处中，对热心肠的刘正碧，愈发信任。

　　虽然刘正碧不识字，但是在血液科做了三年，耳濡目染之下，她也知道了很多关于与血液疾病的医疗知识。

　　刘正碧也很清楚这些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想法，为了能够挽留自己亲人的性命。钱已经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可是即便他们愿意倾家荡产，有的时候医院却没有足够的血液用于治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医生也很希望有充足的血小板能够进行治疗，主要是一些病患的血量需求太大。医院的血库不可能单单只供给血液科这一个科室，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供不应求。

　　

　　也正是因为这种供需关系的失衡，给了一些不法分子投机取巧的机会。

　　刘正碧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经常会在医院的走廊或是住院部外遇到一些探头探脑的人，他们看起来既不像忧心忡忡的病人家属，也不像罹患疾病的病人。

　　直到偶然的一天，刘正碧听到病房外一个男子，正向血液科的一个病人家属，暗自推销血液。

　　不过很快，他的意见就被病人家属断然拒绝了。

　　她这才知道，这个男人就是病人家属之间，经常会讨论的那种“血贩子”。

　　有一些已经被亲人的病情逼得走投无路的家属表示，他们不怕花钱，不管是什么渠道，只要是能弄到安全的鲜血，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想着或许，既能帮到那些着急的病人家属，又能赚到一点兼职的钱。一念之差的刘正碧，主动走向了这个男人。

　　这个经常穿梭在病患中间的男人名叫廖章森，经过警方调查，他正是这一起私下贩血产业链最开始起头的人。

　　

　　廖章森被抓捕之后，在警察和法庭上，都是坚称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出于好心。

　　但实际上根据警察调查他的人生过往，15岁的他就早早辍学了，后来一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没做过什么长时间的固定工作，就是一社会闲散人员。

　　而且，廖章森对于整个卖血的流程非常的熟练，欺骗受害人的时候话术熟练，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廖章森在被刘正碧搭话之前，他在血液科的卖血生意并不好。

　　病人家属虽然很着急自己亲人的病情，但是绝大多数还是有理智的，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一个鬼鬼祟祟的血贩子。

　　家属更担心这些血液不干净，到时候家人的病没治好，反而还惹出别的乱子。

　　而女护工刘正碧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他的这个短板。

　　经常在血液科出没寻找生意对象的廖章森，很早就知道刘正碧，一个颇受欢迎的护工阿姨。

　　

　　面对刘正碧的询问，廖章森拍着胸脯和刘正碧表示。他是做正当生意的，虽然卖血给病人，但是他的血都是健康的。

　　并表示他的目的是挣钱，但自己也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走的是互相献血的路子，一人一血，还有血站的工作人员检查血液的质量。

　　随后，他还反问道：“刘阿姨心善，想必也不希望看到那些病人，因为没有血小板供给而痛苦吧？”

　　刘正碧想起自己过去看见的那些因为缺少血小板治疗的白血病患者，他们痛苦地蜷缩在病床上，原本就严重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吐血、皮下出血、脏器出血，花朵一样的孩子几乎是瞬间就枯萎了，他们的家人，急得甚至要给医生磕头，医生也没办法，只能尽力救治。

　　没有文化的刘正碧，一时还真的被这个言之凿凿的男人，给唬住了。

　　不过，那段时间医院的血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并没有病人着急到去私下找血源。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2014年，这一年浙江温州的各大医院储血量相对比较少，有很多血液科的病人，都没有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虽然医院方面尽力保持了最低的供应，让他们的病情不至于恶化。

　　同年11月份，平时无意提到有私下血源供给的刘阿姨，就被一些病人的家属们想起来了。

　　面对这些病人家属的哀求，刘正碧心软了，她看着这些苦苦哀求的家属，决定要尽自己所能帮帮他们。

　　相比较根本不认识的“血贩子”，病人家属们显然更相信朝夕相处的刘正碧。

　　只是他们也没想到，刘正碧嘴里安全的血源，其实就是来源于他们所不信任的“血贩子”。

　　刘正碧联系了廖章森，按照廖章森的指示，给那些急需血小板的病人家属做了登记。

　　所谓供求影响经济，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生意存在。

　　

　　为了躲避警方以及医院方面的监察，“血贩子”通常采取互助献血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披着一层合法的外衣。

　　这种方式的模式就是“血头”会物色好双方人选，将病人的血型和献血人的血型进行匹配。然后，在献血站里，宣称是病人的家属、亲友的献血。

　　那么，想要实现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模式，有一个门槛，那就是需要掌握病人的信息，并让病人或其家属配合。

　　这是这种模式起头的第一步。

　　但是，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向这些违法的社会人士出卖病人信息的。所以这些“血头”只能想别的办法。

　　而浙江温州的这起黑市卖血案件，就是打通了这关键的一步，从而逐步发展壮大。

　　廖章森的血液，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在人流量密集的火车站、汽车站，去寻找那些看起来非常缺钱的人，告诉他们可以进行有偿献血。

　　

　　在连骗带哄和他们谈好价格之后，就会把他们带到献血车进行互助献血。

　　至于这些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廖章森也就是简单地询问两句，人家说没问题他就当没问题了。

　　还有一种，是直接在红十字的血液中心等待，将那些本来准备无偿献血的人拦住，和他们谈交易。

　　本来就是打算献血的人，通常都比较善良，相对比较好谈，有的时候廖章森甚至都不用给钱，只需要卖惨。

　　只是这里聚集的同行很多，而且容易被血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所以廖章森还是更喜欢第一种方式。

　　这种无本的买卖是非常赚钱的，一般10个单位的血小板，廖章森的收费在500到600块钱，血液稀缺的时候可以卖到1000到1200。

　　刘正碧每介绍一个病人，就可以分到50元的中介费，多一点可以分到100 。而那些献血的人可以得到200到300元不等，献的越多得的就越多。

　　

　　有一些熟练的卖血人士，会在卖血前喝大量的水来稀释血液，这样就还可以多献两次。

　　在整个产业链顶端的廖章森，短时间内谋取了暴利。

　　抽血的医护方，通常都会给资料上登记好的病人家属打电话确认。由于双方事先已经谈好了交易，所以廖章森的这个生意，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如此一来，各方都得到满意的成果的黑色卖血犯罪作业链，就形成了。

　　后来为了供给更多病人血液，也为了多赚一些介绍费，刘正碧还联系了其余在医院附近游荡的“血头”。

　　这样一来，刘正碧获得这些“外快”，在生意非常好的时候，甚至会超过她本身的工资。

　　本来对这件事情还有一点心存疑虑的刘正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却不断被那些得到血小板的病人家属感激，甚至被一些病人称为“救命恩人”。

　　

　　时间一长，刘正碧给自己洗脑成功了，她真的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是在帮助这些病人。

　　所以，在被捕之前，这样既能赚钱又能帮助他人的事情，刘正碧一直很“勤奋”地在做。

　　在2015年被逮捕的时候，刘正碧还曾反复的和警察以及法院，强调自己是在帮助病人，而不是在害他们。

　　众目睽睽之下，刘正碧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人们，脸上满是震惊。

　　那么，这样一个看似皆大欢喜的产业链，真的会给各方都带来良好的结果吗？其实不然。

　　刘正碧参与卖血的这一年，完全是运气好，没有出现血液有问题的情况。

　　一旦这些血液出现问题，那么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就是那些接受血液捐赠的病人和病人家属。

　　私人血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血液来源不明。你不知道给你捐血的这个人，他的血液里，是否含有其他的疾病。

　　虽然对于采集的血液，医院方面事后都会有检测。

　　但是由于是正规渠道得来的，检测往往仅针对严重的血液传染病，而对于血液中的药物成分并没有安排检测环节。

　　举个例子，如果献血者是高血压，献血前吃了降压药，献血前的常规检测就测不出来他是高血压。

　　之后的血液检测，也不会有对药物的检测步骤，没有被完全代谢的降压药的成分会随着血液会进入血库。

　　受血者输入这种血液后，对身体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尤其是他如果对降压药里的某种成分过敏，那就更是个大问题。

　　尽管存在这种风险，但如果是病人真的需要血液救命，一些家属最终还是会选择挺儿走险。

　　一位曾参与过私人互助献血的献血者直言，有病人需用血，我们献血不但可以帮到他，还能获得一定的费用。何乐而不为呢？

　　

　　而当被问到，那么你是否还愿意继续无偿献血的时候，受访者沉默了。

　　是啊，当你发现你的血可以用来救人，你会愿意捐。但如果在你捐的同时，还会给你钱呢？

　　这也是国家打击私下卖血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模式，会严重的影响到国家无偿献血的制度。

　　血库本就储存不够的血液，只会因为这些私下贩血的贩子而变得更加稀少。

　　病人没有足够的血液就要铤而走险，私下卖血的行为就会抬头，血液制度就会陷入这样的死循环当中。

　　所以，这些因经济利益驱动而产生的卖血行为，对于保障血液安全的无偿献血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破坏。

　　为了维持无偿献血体系的运转，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经费。红十字会也会在经费的支持下，开展无偿献血的宣传。

　　

　　但是，由于各个城市的无偿献血的数量总是赶不上需要的数量，血液制度压力上升。

　　其中被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众多血液管理机构，无法兑现《信息法》中当公民献血后，本人或亲属可以免费用血的承诺。

　　由于血液不足，在实际的操作中，各地的血液中心只能报销相应的费用，在缺血的时候仍然是需要互助献血。

　　目前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还不能够实现异地直接用血，甚至部分地区连省内异地用血，也暂时未能实现。

　　一些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看病的病人家属，就会发现自己的献血证，并不能帮到家里人。

　　想要走正规的互助献血，却发现家人朋友都在另一个城市，为了筹集足够的血液，只能走上私人互助献血的道路。

　　平时大家都可以经常在正规的渠道献血，既能帮助那些需要用血的病人，同时也可能能够在未来帮助到自己和家人。

　　事实上这些年因卖血和使用来源不明的血液，而引发的惨剧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是依然有人昧着良心，为了高额的利润，去从事这一黑色产业。

　　章子怡和郭富城拍摄的电影《最爱》里，讲述的人间悲剧就是村子里的人组织卖血，结果导致村里部分村民感染了艾滋病，使他们堕入了深渊。

　　现实里，广东有“卖血村”，河南有“艾滋村”这样的悲剧，一再上演。

　　然而最令人痛心的是，在过去卖血可能是穷途末路之人，用来解燃眉之急的无奈途径。

　　如今，卖血的人里更多是一些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人，将这一行为用作赚快钱的手段。

　　

　　在抓获的“血头”中，相当一部分是曾经被剥削的血奴。他们发现了这个来钱快的途径之后，甚至主动加入成为另一个剥削的“血头”。

　　当警方将医院附近的这些“血头”扫荡一空之后，那些卖血的人竟也怨声载道，认为警方断了他们的一条财路，何其可悲可叹。

　　很多通过刘正碧获得血液的病人和病人家属虽然并没有出庭作证，但是在后续的采访里，他们都纷纷向刘正碧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他们愿意相信，刘正碧的行为是出于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