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秦始皇的政治理想（史学评论）

　　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战国后期的秦国，特别是昭襄王时期、庄襄王时期（之前的孝文王即位不久即卒予以忽略）和秦王嬴政亲政前的数十年中，秦国采取连横策略，逐渐蚕食各国领土，并吞并巴蜀二国，做足了统一天下的准备工作。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后，统一六国的战争遂如火如荼的展开，十多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无论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在描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段历史时，都以鄙夷和批判的语气写道：秦统一六国，嬴政自称始皇帝，其如意算盘是达到“二世，三世，以致无穷矣。”后世正史批判秦始皇，都是从他所谓残暴的角度出发的，诸如苛政、修筑长城等等。苛政是专权的衍生物，专权也就是高度中央集权正是本文要谈的；至于修筑长城我认为当然是必要的，这是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必要，这种必要性直到明末都没有过时。对秦始皇的全面批判主要是汉代所为，汉代从自身取代秦帝国的合法性出发，当然会不遗余力的批判秦始皇和秦帝国的制度，而汉代存在了四百年，于是秦始皇的形象就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固定下来了。其实，汉代实行的制度又何尝不是借鉴秦帝国制度的呢？特别是秦帝国的核心制度中央集权制在汉代得到充分发展，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在加强这一制度！我们在想到秦始皇筑长城等所谓猛于虎的苛政的同时，是否想到，秦始皇是中国古代继尧舜禹之后的划时代的明君呢？——当然，我说的明君，其特征是高瞻远瞩的宏阔眼光、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当机立断的施政手段等等，这些，秦始皇都是具备的。当然，论事要抓重点，这里，我只从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来评说秦始皇。

　　一、秦的中央集权制的开明性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作为天子的周王几乎成为一个小诸侯国的国君，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争相称霸，走马灯似的在中国大地上轮番做主。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无论是齐桓公、晋文公，还是楚庄王、越王勾践，说到底，他们都是奴隶主意识很强的国君，他们的争霸战争对于历史来说基本上是无益的，因而有所谓“春秋无义战”之说，他们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更多的奴隶和财产。可以说，在英雄还没有出现的时代，他们如同蝼蚁在低级的物欲世界里厮杀着。

　　秦国是这些诸侯国中的一个，但是，由于在春秋五霸时期它还相对落后，它便在跟更加弱小的西戎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自己，后来更走了一条变法图强的道路。变法图强，根源就是它希望通过牺牲上层奴隶主阶级的一部分特权来扩大统治基础，并通过一定程度的放宽对被统治阶级的人身禁锢来提振被统治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和参军积极性，从而换得对东方各个强国的优势。虽然秦国的变法是仿效魏国和吴国的，但是秦国商鞅变法远比魏吴两国来的彻底，特别是它的三公九卿的设立和郡县制的广泛实行，基本上废除了中央官吏和地方首长的世袭制，开辟了人才成长的广阔天地，这是带有较为浓厚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从此，秦国逐渐从奴隶主阶级后期极其残暴的专制主义国家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的中央集权制，既不是早先的分封制的专制形式，也不是更古的尧舜禹时代传说中的民主形式。虽然皇帝的权力是无上的，但是根据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皇帝也是有人有机构进行监督制约的。其一，秦帝国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制定了“凡事皆有法式”的秦法，经过上百年传承，统一天下后，举国上下皆有遵守法制的风气，执法之严也是历史所罕见的，即便是始皇帝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的脱离法律而自行决定一切。其二，秦帝国中央权力系统中设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府，其地位几乎与丞相相当，享有监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实际政务监督权。其三，秦帝国有公议制度，也就是朝臣议事制度，大的政事由三公九卿公议，公议之后报给由皇帝定夺，皇帝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否决公议结果，这有点像今天的民主集中制。虽然，秦始皇后期取消了公议制度，但是那是在公议制度存在复辟分封制倾向的时代背景下所采取的维护新的政治文明的措施，这不仅进一步说明了公议制度一度兴盛的历史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了秦始皇政治理想的先进性。

　　二、秦的中央集权制的时代性

　　秦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最大程度的吸收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上阶层的利益需求，最大程度的体现了当时时代的内在需求。

　　五百多年的裂土分治，妨碍了同一文明根基的华夏民族的内部交流，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正因为如此，分治才带来了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秦帝国的统一战争适应了这种“分久必合”的时代认识和时代需求。但是，试图统一中国的诸侯国不仅仅只是秦国，各个诸侯国特别是像楚国那样的一些大国都有这种理想，怎样打败这些大国是摆在秦国统治者面前的现实课题。秦国统治者采取以相对削弱最高统治者权利，扩大统治基础的中央集权取代最高统治者权力无限的旧的专制主义，这一制度不仅没有破坏华夏民族从来就有的深厚的“尚一”的哲学理念，而且完善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尚一”观在政治体制中的运用手段。此外，诸侯分治时期松散的带有上下级“真空地带”的“尚一”形式被新型的中央集权制的紧密化的“尚一”形式所取代，是“尚一”哲学思想在政治文明领域的历史性跨越，符合当时时代要求一国实现巨大发展以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

　　秦的中央集权制还不仅仅限于高级权力机构，它作为模式被贯彻到国家机构的各个层级，贯彻到各个层级的各种政治生活中去，中低层人们因而也能够深刻体会到中央集权制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好处，这种好处就是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释放，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在秦统一前不仅强化了秦国政治的凝聚力，也给秦国军事实力的扩张带来了便利，统一后则保证了天下局面的稳定，匈奴侵略势力也被逐出。

　　在各个诸侯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和中下层人民深受旧的专制主义压迫的时代背景下，秦国的新型中央集权制还像曙光一样吸引着各国的优秀分子奔向秦国，各个国家的人才逐渐被掏空，秦国的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这种曙光还瓦解了各国军人的战斗意志，使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速度呈现匀加速态势，五百年的分治在十几年间就被终结了。

　　正因为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我们不能说是秦始皇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这实在是时代的压力迫使秦始皇选择了代表时代先进方向的政治理想。

　　三、秦的中央集权制的过渡性

　　秦的中央集权制相对弱化了天子的权力，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团结最大多数人的作用，但是，随着这种体制的演化，皇权越来越受到弱化，分领了一部分皇权的贵族越来越崇尚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生活，渴望自己能够脱离皇帝的约束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秦始皇正是在这种紧急关头废除了中央集权制中的包括公议制度在内的一些制度，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包括郡县制、小农经济、各类社会生活大一统等等的封建地主阶级文明。秦始皇的这一魄力是无与伦比的，只有雄才大略者才可以做到。

　　然而，废除公议制度，秦始皇的权力得到加强了，但是极端专制主义倾向自然也在秦始皇身上显现出来，秦始皇在全国大肆宣扬他的丰功伟绩，制造天下对他的无上崇拜，可以这么说，秦始皇在成功的遏制了秦帝国贵族分封制复辟趋势之际，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复辟了旧的专制主义，秦始皇没有把握好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与奴隶主阶级专制主义之间的界限，呈现出政治生活领域常有的忽左忽右的态势。

　　当然，即便秦始皇当时能够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他也是难以改正的。坚持新型中央集权制，贵族们就有复辟的念头，刚刚实现统一的国家将会重新陷入分裂；而过分强化天子的权力，将会直接危害贵族们已经得到的利益，使皇帝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国家也将不安定。正在秦始皇走着高跷、努力寻求平衡方案的时候，刚刚五十岁的他突然病死了。

　　秦始皇死后，随着统治阶级内部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抵制和原六国贵族的疯狂反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央集权制逐渐被迷恋奴隶制的贵族思潮所取代，终于爆发了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口号就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其实就是要复辟旧的分封制，陈胜建立的政权叫做“张楚”，即为楚国等被秦国灭亡了国家复仇，也是要回到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秦帝国灭亡后，项羽分封诸侯，正是复辟分封制思想达到顶峰的标志。想到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项羽逆时代而行终致失败的缘故了，也就能理解秦始皇实行包括公议制在内的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复杂性和反复性。

　　秦国以相对先进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一举摧毁了整个中国的奴隶制，却最终又因为中央集权制的难以很有效的坚持而自取灭亡，这是秦始皇本人的悲剧，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古代先于项羽的第一个大悲剧英雄。然而，秦始皇本人的悲剧却成就了历史的进步，不仅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而且他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的先进性又最终成为汉文帝、汉武帝废除分封制的的原因和动力，中国历史最终在汉武帝时实现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秦始皇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虽然汉代包括汉武帝时期很少有人说过什么秦始皇的好话。

　　当然，在汉武帝的中央集权制中，皇帝的权力是建立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上的，表面上皇权不大，实质上皇权是比秦始皇大得多的。秦始皇有过“焚书坑儒”的举动，其行为本身是为了毁灭六国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在全国树立以秦国法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但是，他没有实现。短暂的秦帝国总的来说还处于春秋战国以来的多元化的文化冲突中。经过西汉前期接近一百年的继续努力，汉武帝实现了全社会一元化的文化整合，这不仅直接强化了皇权，也为今后继续强化皇权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以后皇权逐渐加强，宋朝时，皇帝直接掌握全国军队，以丞相为核心的六部制中央权力系统的实际权力越来越小，监察系统和言官系统的权力也越来越小；到明清时，丞相等朝廷百官都已经沦为皇帝的奴才，皇权已经演化成新专制主义了，说它是新专制主义，是与秦代以前的奴隶制专制主义相比较而言的。

　　纵观历史长河，秦始皇相对开明的中央集权制是在反对奴隶主分封制和奴隶主专制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在时间上介于周朝奴隶主专制主义和汉武帝时期成熟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之间的一种政治形态，带有过渡性。在本质上，它不仅比奴隶主专制主义文明，也比宋代以后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更文明。虽然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只是短暂实行了一个时期，但是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它有其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理由，而它的消失也是因为它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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