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北工大 | 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原副处长苏建华:一段渊源成就三十年无悔追求
原标题:我和我的北工大 | 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原副处长苏建华:一段渊源成就三十年无悔追求
六十载春秋,工写历史
一甲子岁月,尽藏辉煌
为迎接北工大建校六十周年
即日起工小V推出“我和我的北工大”专栏
为你讲述60年里60人的故事
在这里,工小V将带你
走近一代代艰苦创业的北工大人
重忆一段段激情燃烧的芳华岁月
感受一位位师生校友对母校的深情与依恋
今天的第七期
就让我们走近
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原副处长?苏建华
机缘巧合入职北工大
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
竭尽全力保证教学
发扬北工大艰苦奋斗的精神
今天,让我们致敬苏建华老师
让我们在岁月的轮回里
一起聆听他和北工大之间的那些故事
人物简介
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原副处长苏建华
苏建华,1929年5月生,1960年2月调入北京工业大学,曾任教务处副处长、联合办学部主任,1990年1月离休,2018年9月10日去世,享年89岁。机缘巧合,苏建华老师在建校伊始就参与学校筹建,负责教务工作;岁月如歌,三十载光阴荏苒,他体会了建校初期的种种艰辛,亲历了学校发展的改革变化,作为教务处“元老级”人物,他希望北工大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
1960年过完春节,我就到北工大工作,一直在教务处,直到1988年学校成立联合办学部,我才离开教务处。名义上是跟教务处分开了,实际教务处内部的好多事我还管着,直到1990年离休。回想起在北工大工作的三十年,其实源自我和尹凤翔在地质学院的一段渊源。
机缘巧合入职北工大
我原来是察哈尔省民政厅干部。察哈尔省撤销后,省的干部一分为三,派往山西、河北、北京三地。那时候也不征求本人意见,直接在张家口市委党校宣布名单,我阴差阳错被分到北京,于1953年到北京地质学院的政治辅导处工作。当时北京地质学院还没有成立党委,尹凤翔是政治辅导处下设宣传教育科的科长,我是科员。尹凤翔中间去人大脱产学习了一段,回来后当了人事处处长,又升任党委副书记。本来北京市已经任命他去首钢下面的一个特种钢材厂当党委书记,但是因为要成立北京工业大学,需要一个有高校工作经验的干部,市里就找尹凤翔谈话,将任命改为北京工业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建北工大。当时尹凤翔基本已经交接完地质学院的工作,准备去特钢报到,在征求本人同意后,尹凤翔到北工大工作。
学校教师坐班车上下班
尹凤翔来北工大的时候我不在学校。1959年大炼钢铁,我带了100多人去宁夏找矿炼钢。他就来找我,因为他对我比较了解,我们在一个科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当时我在地质学院系里做秘书工作。他认为我对教务工作相对比较熟悉,就想让我和他一起去筹建北工大。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他跟地质学院人事处商量,让我跟他一起到北工大。当时从地质学院调过来三个人,最早的是他,然后是地质学院党委办公室的干部朱之静,最后是我。地质学院在海淀,工业学校在朝阳,交通很不方便。尹凤翔到北工大后,学校的房子只有北京工业学校学生宿舍楼一层的18间房子,是向工业学校借的,也没有地方住宿。市委给了一辆淘汰的旧车,是解放初彭真同志坐过的美国福特汽车,又从地质学院借了个司机,我就每天搭车。那辆车经常熄火,我们三个人还得下车推一段再发动起来。1960年10月开学以后,化工路通车了,我就坐公交车。每天晚上下班从学校步行到化工路,然后再坐车。那个时候我如果能晚上5点正常下班,到家也都在7点以后了。1961年樊恭烋来北工大当教务处处长之后更麻烦了,因为开会时间基本都在每天晚上。我是科长,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10点多快11点,孩子早睡觉了,就这么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家一直住在地质学院,后来条件逐渐改善,有班车了,上下班才相对方便。1995年通过换房,我才搬到现在的北工大家属宿舍。
克服困难做好筹备
当时筹建工大成立了三个组,一个是我负责的教务组,一个是石荣年负责的总务组,还有一个是薛树波负责的人事组。人事组的人最多,有四个人,三女一男,因为他们要赶快筹备调教师、干部。当时后勤的人没什么工作可做,因为学校里什么也没有,市里从通县拨了几亩地做副业基地。后勤的人和体育教师,就先到通县种地。后来刘广钰调到北工大,就在北工大现址住下,盯着学校建设工程。当时在建的是北京化工学校,工大尚无校舍,市委决定北京化工学校的房子建好就先借给北工大,因为9月份必须招生开学。当时学校只有一个北教学楼、四栋学生宿舍楼和一座礼堂兼食堂。教务工作任务很重,除了要应对9月开学上课,还要研究学校长远建校规划。比如将来全部搬迁到怀柔,学校规模多大、专业如何设置等等。当时雄心勃勃想建万人大学,向莫斯科大学看齐。那时怀柔已经修了路,盖了部分平房,风景优美而且有山有水。
1961年1月10日,中共北京工业大学委员会成立,同年3月,市委任命李晨同志为党委书记兼校长,尹凤翔同志为党委副书记。图为李晨校长为师生作报告
市委决定把建工学校大专部并入北工大。有关合并事宜,是我和陈仁高具体负责的,找建工学校的副校长吴华庆,天天骑自行车去,谈了差不多一个月。陈仁高当时住在西单,我住在地质学院,我们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建工学校。我们与吴华庆谈教师怎么过来,哪一部分人过来,哪一些人不过来,学生怎么过来。最后两个学校签了协议。我记得特清楚,当时是困难时期,我们俩去了以后,食堂吃饭不要粮票,每顿饭给我们俩一人一碗米饭,一盘带鱼,一交钱就行了。我中午吃了一盘鱼、一碗饭,那会儿才30多岁,下班后骑车再回到地质学院。有一次,从展览馆骑到邮电大学附近,怎么也骑不动了,冒虚汗,没辙,附近连个卖早点的都没有,就在马路边上坐了一个钟头,缓过来一点儿又勉强骑回去。当时就困难到这种程度。
竭尽全力保证教学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教师谈话,安置教师,准备上课。第一批教师主要是从工厂调来的,还有很多是高校下放过来的。他们的档案我都看过。这一部分教师的业务水平都很高。比如王思敬(退休前任高教研究室主任),他是北京工学院毕业学火炮的,原准备去苏联留学,因为整风提了意见,遭到了批判,留苏未成被下放工厂。这些教师大都是专业课教师。大一第一学期要开出高数、政治、普化、机械制图等基础课,于是我们先安排所有教师去教基础课,像陈大培、铁道学院调来的陈伯龄都是学电的,还有学火炮的王思敬,都先去教高等数学。所有跟化学沾边的老师全去教普化,外语教师中好多是学俄语的,只能俄语改英语。政治课相对较好,由工厂和市委调来的老师承担。物理课是在第二学期开,还能缓冲一下。普通化学实验比较简单,瓶瓶罐罐从教学仪器设备商店可以买到,但是也有一些小加工用品和模型比较难以解决,只好把厕所改为加工间。李建禧当时就在厕所改成的加工间工作。确保能开课后,教师备课的地方又成了问题。当时无论教什么课的教师都在同一间房间备课,屋子里有六张由二屉桌拼成的大桌子。临近开课那几天,学校允许教师不用来学校,回家备课。
在卫生间建起实验室和加工车间
新楼盖成后就招生,新生报到时我们同步搬进现校址。8月30日搬,9月3日开学。课桌、办公用品都是新买的。当时我除了负责教务,还参与招生工作。我印制了一期彩印的招生专刊,包括朱老总参观一机床的照片都给搁上去了,从组稿、编辑、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的。专刊一共是4版,发放给应届高中毕业生。60级的学生由三部分组成,工业学校的中专二年级报名后,由我们组织命题、考试和阅卷,我当时参加了语文阅卷。还有一部分印尼华侨,当时有一些是从香港回来的,大部分还是印尼排华的这一批,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市委要求这一批人必须招,就只能补课。补课没有教室,就从地质学院借教室和学生宿舍。地质学院大力支持。我们把华侨生拉到地质学院补高中文化课。老师除了要准备大一的课,还要给华侨补高中课,这部分学生也是单独录取。60级大部分学生还是从北京统招的。
学校教师自己印刷教材
60级的录取分数线不是很高,因为新建院校,什么也没有,而八大学院已经成立了近十年。61级录取的分数比较高。招61级时,李晨校长已经来了,当时考大学政审非常严格,有海外关系的,直系亲属中有右派的,有反革命历史的,或者资本家出身的,成绩再好也不录取。李晨校长非常有胆识,他把这一部分清华、北大不要的部分学生都招了。二系(电机系)的电机和电器两个专业的学生,水平非常高。特别有一个班,据说现在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业务尖子。
多方支援提高师资
教师进行教学讨论与研究
教师除了从工厂来的那部分,市委给八大学院和清华北大下任务,调教师支援北工大。北郊的几所院校都调来一些教师,特别是清华、北航调来的较多。这批教师业务水平比较高,像周宣诚、蔡少甫、徐碧宇、白师贤等都是这批调来的。白师贤在八大学院就是名牌教授,讲公开课。还有一位叫白蕴章,教机械制图的,那时候我在地质学院就知道他是知名教授,在北航开公开课,别的学校的教师都去观摩他的课。这些人业务水平都很高。1961年樊恭烋来了,他是西南联大学航空的,原来是清华校务委员会的秘书,院系调整时调到北航,当过教学研究科科长和校长助理。宋硕找他说,你业务能力比较强,但由于家庭出身及其它原因,安排使用受到影响,正好北工大需要人,你来了可以施展才能。樊恭烋同意了,1961年到北工大担任教务处处长。还有一位老教师叫郭亨嘉,是南苑机场调来的,担任基础课委员会主任。又调来外交学院毕业的李新之,还有工业学校的教务科长陈仁高,到北工大后担任教务处长,樊恭烋来了后,他调到一系当系主任。当时教务处有教务科,我是教务科的,以后又成立教学研究科,科长是尤文。还有师资科和科研科。
好的精神继续发扬
我来北工大以后,刚开始,整个教务就我一个人,工作太紧张,后来从化工厂调来了一批工人,都是高中毕业生,先全安排在我那里,要我安排他们去北郊高校培训,作为系里的办公室人员。培训返校后,我们只留了一个人,叫赵广通,他负责排课表,全校的课表由他一个人排,全凭脑子。这活可不好干,当时全是人工,那会工作效率高,大家都非常敬业。樊恭烋校长经常晚上开会,很敬业。他任期内学校几项大的活动我都参加了,一个是搞改革,搞岗位负责制,北工大在全市是首创,全国来北工大取经的人非常多。当时科研处处长是杨希武,他管科研,尤文和我管教学教务,这是一个大的工程。
再一个就是自主招生,解决一考定终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参加统考,由我们自己招生。这个改革是樊校长亲手抓,我具体帮忙。第一年,所有的工作全是自己做。具体做法是面向应届生中的分数偏低的,但是三好学生、团干部、政治素质比较好的学生。这部分学生要是按高考录取分数线就进不了北工大。樊恭烋当时就是要解决一考定终生的问题,解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问题。学生进校后,每人都建档案,跟踪询查,看看这些学生学习怎么样。我记得第一次招了不到200人,跟踪了一年,最后证明中学学习成绩不行,到大学还是不行。第二年又要搞,我为此和樊恭烋有了很大分歧,我不同意再招,但他坚持再试一年。我说我听你的,你只要布置任务我就可以招。那会儿我是副处长,他是校长。我说可以招,但是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你的愿望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效果不行。最后,我没说服他,又招了一年,证明还是不行,第三年就没招了。
樊恭烋的品质非常好,有时候我跟他的意见不同,争论得很厉害,但并没有因此影响我们的关系。樊恭烋还非常敬业。当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就动员教授、学术造诣比较高的教师,到一线教一门基础课。他开了一门《弹性力学》。他多少年都没讲过课了,还开了一门很难讲的课。为了抓课堂纪律和整顿校风,他对课堂教学非常重视。那时候我们不仅是晚走还得早来,有时候一个礼拜要查一次或者两次教室。早晨第一节课一打铃,他带头到教室门口就等着打完铃进去点名,那时候学校只有两栋教学楼,南楼、北楼,学生迟到不行。为了扭转风气,他作为校长仍亲自去检查,我们教务处全体同志配合他,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去查教室。
同学们刻苦学习
不光是樊校长早出晚归,党委书记周宣诚也是一样,那时党委开会好多都是在晚上。周宣诚住在清华,晚上开完会后,晚饭时间已过,没地方吃饭,泡一碗方便面。当时给他一间学生宿舍住,他不要,他就跟方之稹住在一起(原二系的一个教授)。
我希望咱们学校能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时代变了,我的思想已经陈旧了,不能与时俱进,但是这种精神还是应该继续发扬。那时当正处长才能配一个写字台、一块玻璃板,副处长是一头沉,普通干部都是三屉桌。当时给我配了个写字台,我说我用不着写字台,也没什么东西,给我配了个玻璃板,我说摊在上面冰凉,我不要,办公室要经常复写,把玻璃板给他们。大桌子也给办公室,办公室东西多,一天收发文件都在那儿。最后给我换了一个一头沉,这就足够了。那时我们都是这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种精神不能丢。尽管现在物质条件确实好了,比起过去那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
(本文根据2015年9月23日“口述历史”访谈编辑而成,采访人:赵明,讲述人:苏建华,编辑:冯浩 等,图片整理:冯葛豪)
排版:周子涵
封面:周子涵
审核:刘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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