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潜规则”：且看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晚清时代有“四大名臣”一说，其为首的便是曾国藩。

　　所谓“名臣”，第一件便是要懂得为臣之道。官场运营之理，权谋倾倒之术，皆须游刃有余，方得在拥挤的朝廷中立足。

　　曾国藩一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树大招风之下，有关外交、政举的非议连绵不绝，但在贪污腐败这件最令为官者闻之色变的事上，却是意外地清白干净。

　　朝廷潜规盛行之下，曾国藩难道真的没收过礼吗？还是说别有隐情，收礼有方？

　　肥职中的清官

　　要说到贪污受贿，纵览当时清廷，恐怕没有人比曾国藩更容易捞油水。

　　1853年，在曾国藩一手促成下，湘军建成。这支近万人的军队在湖南各地日渐成型，并注定在未来一展雄风，名震天下。

　　在以横扫之势成功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中央朝廷立即注意到了这支非同寻常的地方团练，并屡次召集他们参加新疆，台湾等地击退外侮的作战中来。

　　赫赫战功不胜，人人皆称“湖湘子弟”之名，曾国藩这位书生出身的儒将便以这样的身份第一次在清皇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时，清朝军队普遍士气不振，作战能力低下，为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清朝廷不得不极力拉拢湘军，为此曾多次向湘军“特恩拨款”。作为新起之秀，各地团练也纷纷假借观摩之名前来结交。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能够得到湘军这座坚实靠山的鼎力支持，几乎是所有长官们秘而不宣的愿望。

　　但曾国藩显然意不在此，在曾国藩统领期间，湘军内部从未产生“效忠将领不忠国家”的军阀作风，而是竭力为清廷办事，四处征战，同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将领和人才，全部输送至中央，成为清朝后期得以苟延残喘的中坚力量。

　　统领一支私人军队，便好似是掌管一座大型武器厂，钱财进出支取均无人过问，全凭个人良心。民国时期，军阀贪腐劣迹斑斑，仔细思量之，皆为曾国藩之对比。

　　七年后，也就是1860年，曾国藩受命两江总督，又是一个大肥差。

　　两江总督统领江苏、江西、安徽等地，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历代接任此位的大多尽是显贵出身。

　　在清朝，一个官员的实际工资到底有多高，主要看土地爷的脸色。

　　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富庶之地，为全国经济中心，每年约定俗成缴纳的“规费”就是其他省份羡慕不来的数目。就拿苏州织造来说，逢年过节给曾国藩塞的顶级绸缎都是以百匹计数，每匹都价值千金。

　　这些所谓的“规费”拿到现在就是灰色收入，但在清朝并不是这样，这属于官员的一种合法收入，只要金额在正常范围内，朝廷就不会过问。

　　其实朝廷也不是不想管灰色收入，但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心虚。每个月给官员们发的基础工资少得可怜，一个月大概只有两千五百多块人民币，根本不够养活一大家子。因此就允许官员们自谋生路。

　　但除了基础工资以外，朝廷为了收买曾国藩这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也特地给总督们批了数目不菲的“养廉银”，而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比较高的，有一万八千两之多。

　　但这养廉银是一年一发，而且在朝官员开支众多，日子仍然不好过。总的来说，曾国藩等人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规费，但是即便在收规费上，他的处理方式也十分耐人寻味。

　　收礼有方，送礼有节

　　曾国藩收礼最大的特点是：你必须提很多东西来见我，但我只能收你礼物中不值钱的几样。

　　无论是两江总督还是别的什么官职，下属来拜见基本都没有空着手的，这也是清代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否则便是有失礼节。

　　曾国藩也知道这样的规矩，也从不明言反对，但在有人给自己收礼时，则会坚守自己的原则，采取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应对，一方面也许是在坚守个人气节，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落人口实。

　　在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湘军一名将领来到安庆和曾国藩商量军务，同时也是顺道贺寿。这位财大气粗的将领也不懂得那么多人情世故，只是愣头愣脑带了十六件大礼来，样样都是奇珍异品。

　　曾国藩看着摆满了厅堂的礼品，笑了笑，没说什么，走上前来逛了两圈，收下了一只。其他的都让他拿了回去。

　　若说此次是曾国藩疼爱湘军下属，那么在非亲非故的容身上，曾国藩轻易不受礼品的品质就得到了全面彰显。

　　此人于中国近代史意义非凡，他曾经受曾国藩举荐，携带六万多两白银远赴美国采办机器，开启洋务运动先声。

　　但这些都是我们后人所述的历史性评价，在当时，容闳以为他只是受了曾国藩恩情，补到了一个肥差捞了许多油水而已。

　　因此在回国后，他特地前来拜访曾国藩，而曾国藩也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在外地连忙给家中儿子寄了封信，信上给收礼范围画了条红线：不超过二十金可以收，超过的就不收。

　　在收礼这件事上，曾国藩很显然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尺度，始终与“潜规则”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也同时维护着自己为官的尊严。

　　尽管曾国藩在收礼上颇有讲究。但轮到自己送礼结交时，大手笔却是从不含糊。

　　1868年，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在收拾打点好家中事务，一一辞别同僚好友后，他特地吩咐手下干了件事：取一张可以兑换两万两现银的银票。

　　这张银票代表的绝不仅是一点银子那么简单，他此行北京、保定，一路上免不了要拜访昔日同窗故友，一点“别敬”自然不在话下。京官不像地方官，可以横行一方，搜刮百姓油水，他们只能逢年过节盼着有人来京，给他们捎带些好东西来。

　　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有关于“别敬”的记录很多，且一送就是万两，可见曾国藩出手之不凡。

　　非典型清官的自我救赎

　　从曾国藩对收礼、送礼两件事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他并非传说所言那般不通晓官场世故，对礼物来往嗤之以鼻的海晏式人物。

　　相反，他更像是一个非典型的清官，在不蓄意破坏既有规则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坚守自己的原则。这一做法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会是窝囊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最适应环境的稳妥做法。

　　作为一名并非天资聪颖的书生，他的个人理想是在与官场、生活日复一日的磨合中逐渐完整的。纵览历代天才，往往孤高绝傲，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又往往彻底妥协，成为染缸中的一根搅棍。

　　但曾国藩绝对不是这样，人们常说，他是最接近一名普通人所能达到的成功上限的典范。因此历代都有人不厌其烦地研究他，每隔十年都有人将曾国藩拿出来讨论。

　　一个人在青年时往往讨厌曾国藩，但到了中年就一定不得不佩服他。他的为人处事也许不够狠辣果决，但绝对最为明白通透。

　　还是收礼送礼的问题，在太平天国一役后，按道理要报销军费了，但曾国藩却愁得好几天都睡不好觉。不为别的，就为打点户部的“部费”，不知道该出多少合适。

　　根据李鸿章的指点，这部费必须要出，而且还是有一定比例的。

　　按照一般规矩，塞给户部工作人员的部费要按照总报销金额的1.3%算，如果曾国藩想要安安稳稳地拿到自己报销上去的军费，那就不得不再多给户部四十万两银子。

　　曾国藩这就傻眼了，四十万可不是小数目，这绝对不能答应。但规矩就是规矩，再如何搬不上台面的潜规则也都是约定俗成的，坏了规矩就是向所有人发起挑衅。

　　曾国藩也不傻，他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你和我玩潜规则，我也跟你来狠的，直接托关系找到能在户部说得上话的人，一番讨价还价，部费直接缩水五分之四，生生降到了八万两。

　　第二，在奏报皇帝的奏章中大书此役之艰辛坎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极尽煽情之能事，最终感动了太后，批准曾国藩此次报销无需审核。相当于是直接跳过了户部这一关直接领钱。

　　曾国藩这两手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利益，更给户部十足下了个马威。而正当所有人以为曾国藩要和户部结下梁子时，他却反手派人送去八万两现银，说是部费照给。

　　这下，户部虽然心中十分别扭，但明面上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曲意逢迎一番便将此事翻篇。但今后再遇曾国藩相关事件时，所有人都不得不多留了几分心思。

　　用今天的话来讲，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便是知世故而不世故，通晓所有潜规则，却常能跳出潜规则外为自己寻求最大的利益空间。

　　历代以来，无数名臣将相都逃脱不了贪贿的陷阱，曾国藩其实也并非圣人，未能完全跳出这欲壑之外。但他采取了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即从容迈进漩流，找准自己在漩流中的位置，收下自己应得的，不收自己不应得的，如此这般，便不会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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