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名列前茅，中考时却被当场扔了卷子，母亲坐马车来校安慰我

　　1964年，我16岁，正是热血窜火苗的青春年华。那时的42团团部所在地木华里周围已通高音喇叭，尽管电流声啸叫，声音颤抖，但依然能激动人心。

　　

　　我竭力把心里那股沮丧阴冷的情绪压下去，竭力不去想为什么我第一流的成绩却被剝夺上高中的权利。我需要兴奋，需要强有力的心灵刺激。我必须拼命扯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否则，我将在冰冷的沼泽中沉沦。

　　我怀揣工资介绍信到园林连报到。那介绍信上写着“学生工”，32.78元。我将由学生变为连队职工了。我并不知道这个转变是多么艰辛和痛苦，也不知道走进这座熔炉给我一生的重大影响，“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一年，连队高音喇叭里每天播放李双江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和马玉涛的《马儿你慢些走》。尽管高音喇叭噪声刺耳，歌声变了调，但李双江、马玉涛增加了我年轻的兴奋和狂热。从此，我一辈子都深深喜欢这两首歌。我是在原子弹爆炸和这两首激情燃烧的歌曲中走进“革命熔炉”的。

　　像烧红的铁一下子浸在水中淬火，沸腾的热血遇到冷酷的现实。连队人们热烈议论着原子弹与赫鲁晓夫，根本不屑一顾又来了一个“学生工”。

　　连长漫不经心看了看我的介绍信，喊来护林员老杨说，你带着他去林带砍四根桩子搭张床。老杨叫杨顺清，是东北抗联老战士，“九一八”事变后，宁死不当亡国奴，到深山老林打游击。日本关东军强大兵力围剿，抗联退入苏联境内，横穿西伯利亚，九死一生，从巴克图进入新疆。

　　他当过盛世才的兵，国民党的兵，一腔爱国热血未变。1949年“九二五”起义后成为兵团老军垦。西伯利亚的风雪留给他肺病后遗症，他不时发出微微喘息声。

　　在他眼中连队林带就是大兴安岭的松林，一枝一叶都珍贵。他认真地查看一棵棵沙枣树，精心选了四根歪斜的枝子。告诉我粗的做床腿，细的横搭在上面，一张床的料够了。保管员给了我几十亇钉子，我在连队院子里钉床板。没有人帮助我，也没人与我打招呼。原子弹爆炸激起的兴奋是扶摇九天的沙暴，我这个学生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沙子。“我是戈壁滩上的流砂，任凭风暴把我带到地角天涯……”

　　集体宿舍是低矮的干打垒房子。门是柳条编的，床上铺着干芦苇，一翻身吱嘎响。躺在床上看见屋顶上树枝缝中的星光。更有令人心惊的声音：甲壳虫沙沙作响，麻蛇子时跑时停。

　　有一天夜半，一条麻蛇子窜进我被子。先是小腿一凉一麻，一股电击感迅速传遍全身。我边抽筋边惊叫，掀开被子拍抖。同屋的五个人都惊醒了。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事，不惊不怪。外号石腿子的四川人叹口气说，没啥子大惊小怪的，以后遇到这种事莫慌，莫拍抖被子。越拍麻蛇子越乱跑，钻到屁眼儿就麻烦了。那虫虫喜欢亮光，你把腿抬起来把被子顶起来，对准窗口，虫虫自己就跑了。它并不喜欢人身上的臭汗味儿。

　　果然是这样。后来，我多次遇到虫虫夜半钻被，再也不惊慌乱叫了。抬腿向光，客走主安。我只愁如何过得了冬天。我像林冲坐在草料场的破屋里围被而坐，却又想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没遇到过令人心悸的麻蛇子。

　　从此，我一辈子的梦中，时时出现破旧房子，废墟村落，黄昏冷雨，从未梦见过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也从未梦见鲜花。少年的记忆那么活跃，那么鲜亮，那么执着。人最不可能忘记童年的梦，最不可能违背儿时的追求向往。

　　“兵团三大怪，粗粮吃细粮卖，工资不发打牌牌，刮风下雨当礼拜（天）”“上工一担肥，收工一担草，星期日不休息打沙枣。”这顺口溜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天不亮，值班排长钟一敲，院里吼一嗓子起床！炸雷一般把睡得死沉的我惊醒。胡乱擦把脸，端起大碗直奔食堂。昏暗的马灯下，一张烟燻火燎的瘦脸，递给你一个苞谷馍一大勺南瓜糊糊，有时是一勺煮白菜帮子。如果运气好，你可以吃到一两片油炸辣皮子。那香味儿足可兴奋半日。

　　到地里干了半天活儿，太阳才懒懒地爬出地平线，生生地望着我。太阳把热揣在怀里了。等了半日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身上的汗是坎土曼抡出来的。那日头真难熬，低头挖坎土曼累了，抬头望日头才挪了半寸。累了拄着坎土曼歇口气，周班长一声喊“你们怎么又是三条腿！”我和邓良扑、吴正治常窃窃私语，俘虏兵向共产党讨好卖乖。周班长是解放战争的“解放兵”，说难听点就是俘虏兵。

　　古人有“望气”之说，就是一望人的神色气质就可判断出人的地位前途。

　　连队的人一望而知是怎么样的来历和社会地位：排长以上的官儿，有老婆孩子住土块房的是1949年进彊老战士。其中说话粗鲁直来直去的是子弟兵，那气派是老子打天下坐天下；其中谦和中稍有傲气的是解放兵，气派是老子走路进疆没功劳也有苦劳。

　　那些人到中年，善于观言察色老实听话的是原新疆国民党军“九二五”起义士兵。那些连长一喊应声如雷，跑得飞快的年轻人，多是1961年饥饿年代进疆的自流人员。他们是主要劳动力。而那些满脸学生气喜欢高谈阔论的是农场子弟包括本人。

　　当然，这一切在两年后的“文革”风暴中全变了：子弟兵变成“彭德怀的兵”，解放兵变成准“残渣余孽”，自流人员变成身份不清的“流光蛋”，而农场子弟跟着其父辈或是“红五类”，或是“黑五类”。“革命造反派”扬言“复员军人掌大权，上海青年扛旗杆，流光蛋，靠边站，九、二五，全滚蛋。”

　　正愁冬天咋过，又传来更阴冷的消息。全团集中劳力到十连挖拉拉玛大渠。我心里直抖：能受得了吗！挖一天坎土曼，浑身酸痛，一夜手指曲缩，早上要用力掰开一个个指头。听说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挖大渠比连队劳动更苦更累。

　　我暗中祈祷连队领导念我尚属少年学生工，挑选人员时能饶了我。但念名字时还是有“陈平”。我心一颤一股凉气透彻肌骨，但我绝不能在母亲面前流露出丝毫胆怯，母亲已经为我承担了太多太多的痛苦。

　　初中毕业，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但在报考高中时被拒绝了。那时的高考指的是初中考高中。高考考场前摆了三张桌子：农一师高中、塔里木农大、中等师范。三个招考老师分别收考卷。我每门功课都头一亇交卷。我填报考高中，交卷时三个台上人都冷漠地拒收我的卷子。

　　当考卷落地时，那沙沙的声音惊动全场考生：他们是从幼儿园与我一起长大的，他们知道我年年三好学生，唱歌指挥，还在话剧《年轻的一代》中扮演过“小不奌儿”，也算学生明星吧。此时却报考无门，被打入另册。

　　他门向我投来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我被深深刺痛了。考卷落地的沙沙声在我稚嫩的心中狠狠划开惨痛的一刀。我从来认为，中国人被人同情是真正的悲剧。祥林嫂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受压迫的人听见脚下的呻吟，那是一种心理安慰：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

　　母亲听说我交考卷时被主考官当场扔了卷子，除了痛苦和惊愕，最担心是我脑子受刺激。她坐着马车走了三天，赶到疏勒县前进中学，安慰我，给我买最好吃的东西，接我回木华里。

　　母亲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聪明的健全的头脑。她经历过社会的剧烈变化。“九、二五”起义时，她是骑兵团起义人员家属中惟一的上过师范，兰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在解放军进彊部队军官家属中也绝无仅有。

　　对一个知识女性来讲那个时代的所见所闻太惨痛了。骑兵团团长戴效戎被枪斃，妻子一夜青丝成雪。十多年后她上高中的女儿到山沟沟里接受再教育，神经颠狂跳下悬崖。骑兵团四亇连长一个被枪决，三个被劳改。

　　母亲说，有亇被劳改的连长在开荒工地上，走到沙滩上拉屎。一蹲下猛然惨叫一声。大家吓一跳，跑过去一看，他蹲在一丛干枯的骆驼刺上。那人多么精干聪明，受了刺激脑子想不通，拉屎都不知道回头看一下。

　　尽管三十年后他们都被平反，但死的死了，疯的疯了，活着的也再没一点精气神。

　　母亲安慰我只一句话：忍着！将来让你的儿子上大学。我心里默默叹道，妻子孩子，那是极其渺茫的事。我才16岁！谁知道今后是咋回事儿，前途暗淡无光。

　　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苍蝇爬在玻璃窗一一前途光明没有出路。鲁迅说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国民党残渣余孽”有将来吗！母亲买了瓶昂贵的白酒五粮液，叫我累了抿一口解乏，手上起泡用酒擦擦。她对我管教极严，从小到大父母亲不喝酒，也绝不叫我沾酒。

　　父亲一言不发，给我准备了一把又轻又亮的坎土曼。坎土曼把子是枣木的，还用平日极其珍贵舍不得吃的清油，将把子抹得光滑油亮。面对生我养我的双亲，我不能流露出丝毫痛苦、沮丧、绝望，但也实在说不出安慰他们的话，只有横下心来自己往前闯。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巴尔扎克说得对，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一个苦难的童年。那年我16岁，还算少年吧。红领巾换成坎土曼，祖国的花朵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想到蚕宝宝。在学校我们课外活动养过蚕，每次蜕皮蚕不吃不动，痛苦万分，但每蜕一次皮它就升华到另一个生命境界，直到“春蚕到死丝方尽”。

　　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痛苦又漫长的蜕皮……

　　作者：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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