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孔氏家族的女子教育与女性诗人群体

栏目:教育活动  时间:202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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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丽静 吴佩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孔氏家族系指以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为一世祖,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逐渐子孙繁衍而形成的大家族,孔氏家族女性指孔子直系子孙的“妻”与“女”。秦汉以降,历代帝王尊孔崇儒,对孔子后裔恩渥隆重。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获赐“关内侯”、食邑八百户以祀孔子(《汉书》卷八十一《孔光传》)开始,孔子后裔获得封爵以奉祀孔子延续近2000年。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获封“衍圣公”。其后,历经宋、金、元、明、清和民国,至1935年方将这一封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其间,这一封号和爵位绵延八百余年,虽屡经朝代更迭,孔氏家族却世享“荣爵”,成就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天下第一家”的传奇。

孔子后裔,作为孔子身后荣爵的直接承袭者,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孔子和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象征。与之相应,孔氏家族女性,作为孔子的女性后裔,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女性形象的标识。因此,借助孔子女性后裔这一特殊群体,或可还原中国古代女性教育和生活的更多历史侧面。本文拟对清代孔氏家族的女子教育和女性诗人群体进行考察,借此管窥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正统和主流的女教观念与女性形象。

  “诗礼传家”的女子教育

春秋末年,孔子不仅设教杏坛,开私学之先河,亦授学子孙,创立孔氏家学。自孔鲤之后,孔氏后裔即将学诗习礼奉为祖训,以传承和发展儒学为己任,不仅在经学和文学等领域成就斐然,亦形成了“诗礼传家”的家学传统。

与之一脉相承,孔氏家族亦十分重视其女性成员的教育,这一点可从大量史料中得到印证。如孔子第75代女孙孔祥淑“六岁随兄若弟,从袁石斋先生学”,“诸兄学诗,夫人亦诗;诸兄学文,夫人亦文”。15岁时,家人为其延请泾石公,学习“修己御众之道”和“行文作诗之法”,“诗学大进”(刘树堂:《孔夫人家传·韵香阁诗草》)。可见,孔祥淑自幼即受学名师,并且与男性后裔接受了近乎相同的文学教育。又如第73代女孙孔璐华在《哭父六首》中有诗云:“痛想父言犹在耳,提携亲授国风篇。”并注解道:“余幼年先君口诵国风,指而言曰:‘愿汝他年能知此义。’”可见,她幼年时,父亲即亲授国风,督责女儿的教育。再如第68代女孙孔丽贞在《籍兰阁草》的自序中称:“余幼居深闺中,蒙二亲顾复,朝夕不离左右。每花晨月夕,吾父与伯兄,共四方执友,流连诗酒,竟日方休。我母,春则烹新茗,夏则设盆冰,秋则焚兰香,冬则煮佳酿,以待吾父归来。兴若未阑,或评诗,或玩月,或理琴敲棋。”不难发现,这种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学交游兼具教育功能,并向其女性成员“平等”开放。综上可知,孔氏家族非常重视女孙的闺阁教育,或延聘名师、或父母亲授、或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游中教育习染,表现出对妇学和女教的高度重视。

此外,孔家女媳大多来自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闺阁时期一般接受了良好的家族教育,于归后,受孔氏家族推重妇学氛围的影响和支持,往往迎来诗文创作的高峰期。如第66代女媳颜小来,“幼端慧,从父受书,旁及琴奕。夫既早亡,矢节甘贫,逾六十载”,与孔家女孙孔丽贞等时相唱和,有《恤纬斋诗》《晚香堂词》行世。又如第67代“衍圣公”夫人叶粲英,早年“工诗善画,与姊宏缃齐名,有‘闺中二难’之称”,于归孔家后,多有唱和之作,著有《绣馀草》《听鸟草》(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另如第72代女媳朱玙,“功习诗词、绘画、隶楷”,其日常诗文及唱和之作结集为《小莲花室遗稿》,并收录多位孔家姻众的题诗或评跋。

清人孔宪彝辑《阙里孔氏诗钞》收录孔家闺秀诗人18位,收其诗106首。其中,收录女孙6位,诗作55首;女媳12位,诗作51首。作为孔氏家族的家集,《诗钞》对闺秀诗作的公开选录和刊刻,清晰阐明了孔氏家族的立场:作为孔子的女性后裔,孔氏家族女性亦是孔氏家学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扬者。因此,无论是对其“为女”之时文学教育的重视,抑或是对其“为妻”“为母”之后文学才华和文学声名的奖掖,均体现了“诗礼传家”的女子教育风习。

  女性诗人的大量出现

正是由于孔氏家族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女性才学的奖掖,使有清一代孔氏家族涌现出大量女性诗人。据现有史料,可考者40余位,包括孔丽贞、孔素瑛、孔传莲、孔继孟等孔家女孙,以及颜小来、叶粲英、蒋玉媛、叶俊杰等孔家女媳各20余人。每人均有诗词专集或诗作行世,共计刊刻诗词专集30余部,仅现存诗作即逾千首,其日常创作当更为丰富。她们的诗词作品不仅在家族内部流传,亦在社会公共领域获得了较大范围传播:地方志广泛著录,并列入《艺文志》,如《续修曲阜县志·艺文志》收录18位,收其诗50余首。入选清代颇具影响力的诗词选集,如《国朝山左诗钞》(含续钞和钞后集)收录12位,收其诗40余首;《晚晴簃诗汇》收录12位,收其诗50余首;《国朝词综》(含续编)收录4位,收其词5首。入选清代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女性诗歌总集,如《撷芳集》收录7位,收其诗30余首;《国朝闺秀正始集》(含续集)收录11位,收其诗15首;《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含校补)收录28位,收其诗140余首。部分女性诗集被《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收录,少数女性诗集得到清代重要文人为之作序,并获极高赞誉。如该提要评价孔丽贞《鹄吟集》“其所为诗,清丽绝俗,声律允谐,为闺阁中不可多得者”、孔璐华《唐宋旧经楼诗稿》“是编所收咏事、咏物、即景、抒怀之作,兼而有之,收集之富,实为闺阁中罕见者”。另如孔祥淑的《韵香阁诗草》得到清代著名文人邹振岳、赵实、刘印庚等为其作序。其中,桐城派后期重要代表人物吴汝纶盛赞其诗曰:“于雕刻山川、凭吊厄塞之作,以为古所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者,殆不是过。”

尽管清代是女性文学,尤其是家族女性文学异常繁荣的时期,但在一族之内出现如此众多的女性诗人,且几乎人人能诗,人人有集,诗词创作数量之丰,文学水平之高,传播之广远,依然罕见。

  博学多才与女性意识

孔氏家族女性不仅在诗词等文学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博学多才,涉及经史、书法、绘画、医药、篆刻和音律等诸多领域。如孔淑成“工书善弈,通经史,年七岁即能诗”(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孔素瑛“精小楷”,工写山水画毕“即题诗自书之,时称‘三绝’,片纸人争宝贵”(《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一);孔兰英“工绘事”,“其《汉宫春晓图》工致微妙,必传之作”(《国朝闺秀正始集》卷十二);颜小来“既侍夫及舅姑疾,博涉方书,常自制丸散,以济乡里之茕独者”;孙苕玉“通书史,解音律”,“荃溪从伯所制乐府,皆为按拍,令诸婢歌之”(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

此外,孔氏家族女性在践履妇德规范同时,又表现出比较清晰的女性意识。具体表现为:其一,她们以“女史”自称和互称,对自古以来的妇学传统进行自觉梳理,并将自身置于其中,为女性的文学行为寻求渊源流自。如叶俊杰在《学静轩遗诗》的序中称:“读《山左诗钞》,如赵云庭、周淑履诸女史,皆足继古名媛。叔凝之诗,未知与诸家何如?”寥寥数笔即点出源远流长的妇学传统,并将孔淑成(字叔凝)置于其中。其二,她们依托血缘和姻亲关系,通过诗词唱和、歌咏题跋、结社交游等文学活动,组成了一个孔氏家族女性诗人群,于闭塞的闺阁之外,建构了一个开阔丰富的精神空间。如朱玙“年二十归孔氏”,与叶俊杰“初执弟子礼,继则情同母女。”(朱玙:《序·小莲花室遗稿》)其三,她们从女性视角出发,批评忽视或歧视女性的现象,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少数女性甚至表露一定的平权意识,发为近代两性教育平权的先声。如孔璐华反对将安史之乱归咎于杨贵妃:“君主误在渔阳事,空把倾城咎妇人。”又如叶俊杰公开批评北方不重闺秀诗作,孔淑成卒后,她联合孙会祥、朱玙等孔家女性为其搜捡遗篇,编成《学静轩遗诗》,并为之校对、刊刻、作序和题诗,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女性意识和声名观念。另如,孔祥淑七岁时,面对先生所说:“尔读书不过记名姓耳,不似尔弟兄博取科名也”,问道:“不科名即不读书耶?”“晓义理何分儿女耶?”(刘树堂:《孔夫人家传·韵香阁诗草》)从日后行迹来看,其才学和心志亦超出对传统性别规制的简单遵从。

综上所述,与清代一些保守文人力倡“才可妨德”“才高累德”,甚至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而排斥妇学和女教不同,孔氏家族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妇女德才兼收并蓄、相得益彰的融通态度,从而为孔氏家族女性的文学成就及多方面发展提供了可能,进而培育出卓然而立的女性诗人群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子直系女性后裔德育生活史研究”〔BEA160075〕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3日?14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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