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芬河 边城战“疫”

　　近日，人们欣慰于众志攻坚后武汉稳步重启的同时，更密切关注着距离武汉数千公里、冰封下的东北边陲小城绥芬河。从南国到北疆，从集中抗疫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新阶段的主战线变了，任务变了，环境变了，防控特点变了……但也有些东西始终未变。

　　

　　没想到硬仗在后面

　　东距俄罗斯口岸波格拉尼奇内16公里，离俄远东最大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190公里，边境线长达27公里，拥有公路与铁路两个国家一类口岸。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边境小城绥芬河，平日里美丽而宁静。“比我老家小得多，却是中俄交流最大的窗口，城市建设得很好，到处是俄式商业建筑、民居，店铺招牌都是中俄双语，街上常见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充满异域风情。”在绥芬河工作、安家11年后，已是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的孟宇对这里感情深厚。

　　今年年初，孟宇察觉到了不同以往的变化。“随着新冠疫情发展，医院决定紧急组建传染病院区备用。”孟宇说，那个病区远离院本部，“非典”时期兴建，一直没有启用。1月20日起，她和同事们开赴该院区。3天准备完毕，大年初一开诊，协调收治呼吸道感染患者……“刚开始4个医生、4个护士轮流值班，开17张病床，初二就收治了首例疑似患者（后排除），院本部的发热门诊在大年初三也并过来了……”大家紧张忙碌，一度忘了时值春节。等所有流程逐渐上轨道，眼见遥远的武汉疫情日渐好转，他们才开始期待轻松的日常。

　　

　　“那是三月下旬，原想着压力开始减轻，又来了新任务——到牡丹江市接境外回来的人员隔离观察。”孟宇说，当时大家丝毫没有意识到，因为绥芬河口岸的特殊地理位置，一场大仗即将来临。“3月26日，第一个感染者确诊，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下子就来了。”

　　疫情压力之于绥芬河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张秀华，来得更早一些。“中心平常的工作跟其他地区差不多。几十年来，绥芬河没发生过大的突发公卫事件。”她解释，该中心在编和聘用人员，能参加疫情防控的只有25人。因此即使早期疫情中心远在武汉，他们仅承担小城7万人的防控，工作都不轻松。

　　张秀华介绍，从1月20日开始，该中心要做好武汉、湖北返绥人员的信息调查和上报、健康情况监测、防控科普等相关工作；安排人员在火车站、公路等交通站点测温；指导商店、宾馆、养老院、看守所、边检等消杀和防护……部分人员身体已经透支，想着咬牙熬过这一段就好了。“没想到，硬仗在后面！”

　　怎么都跑这儿来了

　　张秀华口中的硬仗，是境外输入防控。“一开始主要是从日韩、欧美飞回来的人，数量比较少，有的外地人很快就被属地接走。即便如此，就地隔离的人员还是增多了，隔几天就得再启用一个宾馆。”她回忆，进入3月下旬，形势变了。“从本地口岸入境的人突然增多，一天就启用3个宾馆，几天之内快速启用了19个宾馆。根本回不过神来，怎么都跑这儿来了？”

　　原因显而易见。随着国外疫情持续暴发，多个国家暂停了国际航班，回国的通道越来越少。穿越东西跨度上万公里的俄罗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取道陆路口岸入境，成为许多人慌乱下的选择。符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俄远东地区规模最大、航班架次最多的机场，成了海外中国人回家的重要中转站。

　　巨大的人流，薄弱的小城，绥芬河不堪重负了。“口岸入境人数的增速超乎想象，所有人都要采样、检测。3月26日检出第一例阳性感染者，大家半夜都不睡了，紧急到单位集合、调查。”张秀华说，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了半夜回家、随叫随到的日子。

　　

　　起初，病例只是个位数。3月31日，突然检出十几例。“惊呆了！第一反应是做错了吧？”连夜再采样，结果确实如此。进入4月，这个数字攀升至每天几十例。流调、消毒和疫情信息报告工作海量扑来。张秀华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干。“最忙的时候，铁路卡口测温人员、咨询热线人员，都撤回来忙输入病例了。”

　　张秀华回忆，由于当地缺乏应对重大突发公卫事件的经验，牡丹江市、黑龙江省及时派专家赶来指导。边干边问，边学边干。张秀华说：“之前虽然也累，但没有病例，不那么焦虑，后来真是身心疲惫。同事之间不管关系多好，见面都很少交谈，没空、没心情、没力气说了。”

　　身患股骨头坏死的张秀华坦言，每次半夜接到返岗电话，她都半天爬不起来，但想到同事们没一个闲着，还是挣扎着下床、出门。那几天，张秀华和同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啥时候是个头儿？”

　　这个问题他们不知道该提给谁。每天面对的都是经过长途飞行、大巴转运、口岸检查等多个环节，疲惫不堪、惊惶未定的同胞。“他们的选择不一定对，但看到他们，就是会心疼。”张秀华说。

　　晕晕乎乎就回了国

　　天津籍在俄华商李春玲（化名）是在一通恍惚和慌乱中进入绥芬河的。“原来我根本没打算回来。”李春玲说，她在莫斯科的萨达沃市场经营服装生意，那是华商最集中的经营场所。

　　随着新冠疫情在莫斯科蔓延，3月28日，萨达沃市场通知商户放假一周。李春玲于是待在居住的公寓，囤了些粮食和食用油，几乎不再出门。

　　4月1日，李春玲觉得嗓子不舒服，吃了感冒药仍不见好转。跟国内的家人联系时无意中提到，家人怕是感染症状，建议她立刻回国。“我想跟公寓里的朋友商量，结果发现人已经走了，我就有点慌。”李春玲说，到了3日下午，公寓管理办公室通知，因疫情原因，4月5日公寓将全部腾空，不再提供集中住宿，要么在当地找民宅，要么回国。通知一发，住户们当天都开始整装回国。

　　这下李春玲着急了。“以前我都是直接飞北京然后换乘火车回家，但那会儿莫斯科飞北京的航班都取消了。”4月4日中午，公寓的订票人员传来消息，只剩一张当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机票，可以从绥芬河入境，有车送到口岸，问她要不要。连东三省都没去过的李春玲听着电话里传来的陌生地名，咬了咬牙。“要！”

　　

　　“真是一点儿准备都没有。”李春玲说，买到票已是下午两三点，她匆忙收拾行李，打车到朋友家借防护服。刚到机场，发现华人防护最严实，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一应俱全。听说为了避免如厕接触感染，不少人穿上了纸尿裤，李春玲赶紧买了两包卫生巾备用。

　　9个小时的航程，李春玲不吃东西、不喝水。4月5日早上快到目的地时，她站起来收拾东西，突然发现自己腿软、头晕、心慌。低血糖了！只能跟空姐讨了两杯番茄汁补充能量。

　　出机场，按照订票时给的联系方式找到转运大巴。大巴就在机场外等着，一辆接一辆，满载着归国的中国人驰向绥芬河口岸。“核酸检测没问题的都顺利入住宾馆隔离，我却被查出已经感染。”李春玲说，确诊后，发热、胃肠不适、喘憋、干咳等症状陆续出现。在俄多年没去过医院的她，还在这次检查中发现已患糖尿病，于是被安排在重症、危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医务人员对我特别好，症状已经轻多了。”回忆回国的一路，李春玲说，好像是被一股什么力量裹挟着晕晕乎乎就到了国内，久久缓不过神。

　　同样从事中俄贸易的吉林籍华商江东峰（化名）则是有备而回。“我和弟弟、堂弟一起在柳布利诺市场做生意。”他说，4月初，有感冒症状的堂弟从绥芬河入境，被查出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他跟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得到消息后我们猜自己也不妙，就赶紧回来了。”

　　数据显示，截至4月26日24时，累计报告绥芬河口岸输入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80例，其中就包括江东峰堂兄弟三人。“定点医院有3个，绥芬河市人民医院收治无症状感染者，牡丹江市康安医院收治普通型患者，红旗医院收治病重的。”江东峰坦言，之所以对情况了如指掌，是因为堂弟、弟弟和他分别住在以上3家医院。“之前在俄罗斯看报纸，上面讲国内医务人员抗击疫情各种辛苦，这回实地体验了一把，他们真的太敬业了！”

　　还不到休息的时候

　　李春玲、江东峰回国的那段日子，恰是孟宇的承压极限。“从3月26日收治第一例新冠患者开始，前所未有的压力就来了。两天之后，发热患者、确诊病人开始陡然增多。”孟宇回忆，同事们为了接诊已连续多日不眠不休，她也在根据情况变化不断地理流程、订规范，协调物资、人力、保障、信息、办理出入院手续……连轴转了三天三夜后，家里打来电话，3岁的孩子生病了。“之前看到同行在武汉的那些事迹，感动得掉眼泪；现在落到自己身上，却连哭的时间都没有。事情那么多，深呼吸几下赶紧干活。”孟宇说，她很清楚大家这样的状态坚持不了多久。4月5日，牡丹江市里三甲医院的援军就到了。

　　宋静是在当天上午10点接到援绥通知的。作为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医疗队队员，她14天前从本院新冠重症病房出来休整，刚过隔离观察期。“刚到家抱上4岁的孩子，电话那头就说绥芬河需要选派有经验的护士长。”宋静应下了，接着就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在老家照顾病人的老公，让他把孩子接走；一个给妹妹，请她帮忙把孩子交给老公。

　　

　　驱车出门，到妹妹楼下放下孩子，直奔医院。中午11点，跳上赴绥的班车；下午1点多抵达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开会沟通情况；匆忙回趟宾馆放下行李，“开干”。

　　这批增援的11名医生、21名护士，其中一半人在红旗医院新冠病房参加过救治工作。而当时绥芬河市人民医院能参加救治的有6名医生、11名护士。作为此次援绥医疗队的总护士长，宋静很快了解到该院的护士战疫经验不足，就抓紧时间对穿脱防护服流程进行讲解、练习、培训。没有制度和流程，紧急建立。经验不足，就混合编组，一带一，老帮新。上级传来的消息是，几个小时之内就开始送患者过来。原来的病区、病床早已不够，要在短时间内再开出两个病区约150张床位。

　　医院加紧改造扩容。“后勤保障一边作业，我们一边培训，制订流程，人员编组，熟悉工作环境和软硬件设施，整理病区。”宋静说，晚上11点，运送患者的救护车开进医院。第一辆车一开门，六七个病人下来了，拎着大包小包，憔悴不堪，戴的口罩都脏了。赶紧将他们接到大厅，热水、吃的管够，登记、安排到病区分诊……还没忙完，又来一辆，四五个病人；又来一辆，十多人……“最开始我们不知道要来多少人，到第三辆车的时候，指挥部给了准确数字，98个！”宋静说自己当时就觉得崩溃，“我们就这点人手，能行吗？”

　　宋静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病人跟本地患者有很大不同：“有东北的，也有南方的，哪儿来的都有；有让给办电话卡的，也有让给买生活物资的，啥需求都有；有症状的怕病重，没症状的怕有症状，啥病情的都有；活动轨迹、病史都要从零开始询问，啥信息都不完善，病人情绪也是什么样的都有……”宋静和同事们一遍遍重复着，“你们回到祖国了就放心吧，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救治。”那个时刻，这句话安抚了很多人。

　　解答，满足需求，办理入院，评估病情，询问病史，做检查，执行医嘱……宋静说，所有医护都一夜忙碌，医院病区外200多米长的走廊，每个医务人员都一路奔跑。三层防护服下面的衣裳全部湿透，护目镜上满是雾，嗓子喊哑了，尿不湿已湿透……

　　宋静第一次发现人可以这么扛事儿，他们这点人手，真把患者安置完了；时间可以过得那么快，转眼天就亮了。她自己20多个小时只吃了一顿饭，持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许多人劝她休息一会儿，但工作和问题都摆在那儿：原有的两个病区已不够用，需要再腾空医院三个楼层建新病区；前一晚收治的病人，根据病情还要有一部分重新调整分区；一些队员不适应进仓，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当晚还会有病人转入，一些紧缺物资和新病区需要的被褥、消毒用品、生活用品也会运来……宋静摆摆手说：“还不到休息的时候。”

　　

　　又至深夜，物资到了。北风裹着大雪纷纷扬扬洒落，地上积雪已有半尺厚，宋静不忍惊动同事们，叫上另一位本院来支援的护士长王晴，和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刚刚返回的援湖北队员、护士杨宁，悄悄出去了。整整一车物资，三位女护士在风雪中一遍遍来回搬运。单薄的防护服，一出去就被风雪打透了，推着物资到病区，又出一身的汗；再出去，又被打透。

　　这头没忙完，那头又一批33名病人送到。一边重复前一晚的入院工作，一边紧急安置物资，整理好新病区。又一个无眠夜。

　　第三天，又有40名护士增援，重新培训、编组。这边接诊新的感染者，那边又接上级命令，将重症、普通型患者分出来，分别转至牡丹江市的红旗医院、康安医院。“那天去牡丹江送患者回来已是夜里两点，回更衣室脱完防护服是凌晨4点，就地眯了会儿，早上7点再进舱。”宋静说，到绥芬河的前9天，她只回过宾馆3次，最多睡四五个小时。家里人抱怨她失联了，同事调侃她长在医院了。“可谁不是这样呢？”

　　的确，宋静的同事们都不轻松。红旗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医生张晓东也不例外。前期，他也作为医院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医疗队队员战斗在本院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一线。随着绥芬河收治吃紧，张晓东也被派首批出征。

　　即便有经验，第一天晚上近百名感染者陆续送到病区时，张晓东还是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以前是一个一个地来，这次是一波一波地来！我是医疗组长，除了接诊、分诊、安排入住、查房、下医嘱，还要统筹患者情况。”张晓东介绍，最多的时候，他要带领团队管理将近200个患者的病区，短时间内摸清所有信息，尽量做到一人一方案。“这就需要医生跟病人进行详细沟通，但防护物品穿戴上以后，互相说话都听不清，音量一高就缺氧，反复询问时间太长，身体顶不住。”对此，他们摸索出了实用且体现东北特色的应对方案——话疗。

　　“我们挨个记下患者的姓名、电话，出舱后电话沟通。”张晓东表示，论唠嗑、逗人开心，东北人个个都是专家，“患者心情好，抵抗力就强，好得就快。”跟病人唠多了，同事们的紧张心情也得到了缓解。

　　到绥芬河的第一周，张晓东只到隔离宾馆休息了3次，感觉还不如在医院。“在医院休息会儿能满血复活，到宾馆一躺下就完了，醒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散架了，一点力气没有。”

　　去过武汉，不怕了

　　忙归忙，累归累，一切还是上了轨道。一方面，鉴于绥芬河的医疗基础条件，上级指挥部及时作出调整，将确诊患者转至牡丹江市综合实力更强的医院，绥芬河当地只承担无症状感染者相关收治工作。另一方面，牡丹江市、省内和全国派出了大量人员前往增援。

　　截至4月中旬，共有289名医务人员支援绥芬河。其中最大牌的专家之一，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此前在武汉战疫中，他和国家级重症专家组的另外7名同行被誉为“重症八仙”。

　　2月2日抵达武汉，4月7日撤离返粤。4月11日，还在休整地的管向东接到通知，紧急奔赴绥芬河。他第一时间协调好后续工作，原封不动拎起武汉带回的行李赶到机场，再度出征。

　　与此同时，“重症八仙”中的另一位大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也坐上了赴绥的航班。“我们8个人有个小群，天天在交流。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在这边的情况。”管向东说。在绥芬河、牡丹江各定点医院走访了解情况后，“二仙”带来让人略感欣慰的消息：此次输入病例以年轻人为主，平均年龄较武汉的病例年轻，重型和危重型少，顺利康复将更有保障。

　　管向东进一步解释，武汉在早期是遭遇战，大家对病毒的特性、染病人群的规律、疾病发展规律都不够了解。“但在这里，无论是管控原则措施、救治方案等，都比较成熟。对于我来说，经过武汉一役后，什么都不怕了。”管向东甚至明显感受到病房的气氛不同。“绝大多数病人对治疗效果很有信心。我们进去查房时，还有病人拿出手机拍照，想告诉其他人，国家级专家来看他们了。”

　　即便如此，管向东还是强调在输入病例的防控管理上要尤为严格：“前一段集中战疫中，在物资、经费、人员等各个方面的投入、牺牲非常大，才有了阶段性成果。因此，现在再怎么严格管控都不过分。”

　　期待这里魅力重现

　　在东北边境的日子里，管向东常忍不住把这里与武汉作对比。他清晰地记得，2月初刚到武汉时还是寒冬，整个城市都像按了暂停键，无论昼夜都非常安静；撤离时，春花绚烂，看到这个为之奋战60多天的城市堵车，他心头一暖。这次来绥芬河，依然寒冷、安静。“不同的是城市很小，干净、清爽，空气中都弥漫着锯木屑的好闻味道。”当地人说这里的春天漫山开遍映山红，管向东热切盼望北国之春的到来。

　　对于疾控人张秀华来说，工作回归常态是最大期待。“闭关前、高峰期，只能顾着忙大活儿、急活儿，现在终于开始慢慢处理积存的工作。虽然还是不轻松，但心里有数的感觉还是好多了。”

　　从牡丹江赴绥时走得匆忙，宋静踩着高跟鞋就出门了。最忙的那些天，没人知道她的脚肿成馒头般。“我托朋友给我买双旅游鞋，她又托当地的朋友给我买，但绥芬河的商店都关门了。后来她专门在外市买好，托人给我送来。”宋静说，顺带送来的，还有春天穿的衣物甚至短袖，“很高兴，短袖已经用不上了”。目前，所有输入病例已经全部转至红旗医院，救治进入扫尾阶段。

　　去年夏天，宋静和科里的同事趁周末到过绥芬河参观公路口岸。只待了约一小时就离开了，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印象模糊。这些天在医院忙碌，她依然对这个城市了解不多，但内心的情感却与日俱增。

　　张晓东也在过年前趁着休班驱车到过这里，只远远地瞅了一眼国门，没看真切。“算是给自己和这个城市的缘分埋了个伏笔。”他表示，今后，无论是绥芬河小城还是国门，对于他的意义都多了一重。他坚信自己很快会看到那个恢复往日悠闲和风情的绥芬河。

　　绥芬河人以家乡为骄傲，期待见证这里魅力重现。

　　文：健康报记者 崔芳 董宇翔 通讯员 武淑华 王莉莉

　　编辑：彭艳

　　审核：陈会扬 曹政 闫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