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8周年祭 那个人间地狱本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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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张悦

　　采访、整理|张耀升

　　编者按：

　　2008年5月12日下午，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的《南方周末》报社气氛凝重，大地震的不安情绪弥漫整个办公室。

　　几分钟前，一群记者才在对面的澳门街吃饭，完全没有料到接下来的震撼消息。

　　“西安地震、兰州地震、北京地震、上海地震、杭州地震、重庆地震”，报社没有人知道哪个消息是真的。

　　根据短时间收集到的信息，《南方周末》高级编辑朱力远，在短时间内判断，这是一次大地震，它的规模和造成的后果不小于唐山大地震。

　　8年前的今天，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地震，中国民政部报告指出，地震中的死亡人数超过69,227人，失踪人数达到17,923，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451亿元人民币，重创四川地区。

　　在联系不上《南方周末》驻成都记者，而且地震消息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南方周末》还是决定直接派人前往地震现场，张悦是当时最早前往四川地震现场的《南方周末》记者之一。

　　13日凌晨6点，张悦抵达北川县城，映入他眼帘的，是炼狱般的场景。

　　此后张悦撰写了《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共和国史上最悲壮的空降》、《幸存北川的表情》、《北川，悲伤成川》等相关报道，让一度成为孤岛的震区信息为更多人所知。

　　在《北川，悲伤成川》中，张悦描述了北川中学的惨况。

　　“学校南侧的读报栏周边是一块空地，那里堆放着几十具孩子的尸体。在那里，优秀学生、初二一班的班长余晶晶最后一次依偎在自己妈妈的怀里，只是这次她的手臂早已僵硬得无法拥抱母亲。余氏夫妇哭天抢地地诉说着他们失去女儿的震惊和痛苦。”

　　8年过去了，这一幕还深深印在他脑子里。传媒狐（微信号：media-fox）专访了第一时间前往地震现场的前《南方周末》记者张悦，通过他的讲述，我们再一次回到那段特殊历史。

　　记录，是为了不忘却。

　　5月12日，往重庆的头等舱飞机

　　5月12日当天，我在广州筹办一个代课教师的援助计划发布会，因为之前我在《南方周末》头版发的一篇比较有影响的稿子，是有关农村代课教师的事情。中国代课教师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农村被教育部清退，那几年，《南方周末》持续关注这样一个群体，并且为他们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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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报道获得很大反响之后，我们想做一个公益活动去帮助这些代课教师，叫“燃烛行动”，但是地震打断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百年不遇的天灾降临之后，当时其他活动和新闻都失去了关注度和基本的影响力。

　　在当时后方信息极度稀缺的情况下，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同事叫朱力远，他是《南方周末》科学版的高级编辑，当时全国各地都有震感，他用当时非常有限的公开资料，包括美国地震局和我们国家一些渠道，判断出这可能是一场达到8级规模、死伤非常严重、可能伤亡过千人的大地震。

　　从后面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有点保守，但在当时，这个判断是非常及时甚至超前的。基于朱力远这一判断，《南方周末》在广州的同仁马上开了一场碰头会，当即决定派人，我当时正好在广州总部，作为新闻部的第一批前线记者被派出。

　　《南方周末》第一批派了两个人，我的同事苏岭去了成都，我一下飞机就坐车去北川。当时成都机场已经关闭，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抵达重庆，那是我们能够买到的离成都最近的航班机票，还是头等舱，因为只剩下两张头等舱机票。《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当即拍板头等舱也要去，这也是我记者生涯唯一一次公务出行坐头等舱。

　　5月13日凌晨，成都往北川的路上

　　大概12点到达重庆，然后在重庆转车到成都，直奔北川，我到北川的时候天微微亮。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这次地震不同寻常，是在重庆到北川的路上，原计划是先到成都，再便宜行事，当时信息还很不发达，手机不能上网，仍然需要依靠我在广州编辑部的同事给我传递消息。深夜接到当时我的编辑、新闻部总监李红平的短信消息，北川有非常重大的伤亡，死亡人数可能是七千人以上，当时完全发懵，觉得这个数字太他妈荒谬了，结果事后证实比七千人还要惨烈，这就是我们当时决定直接去北川的原因。

　　《南方周末》有成都记者站，有两位非常优秀的同事在，我和苏岭，一个去成都，一个直接去北川，成都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去了都江堰，这是《南方周末》最先在现场的四个人，兵分三路抵达。

　　虽然时隔8年，但现场依然历历在目，当时其实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知道真的是几十年一遇的大地震，所以才决定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到现场以后才是真正的感性认识，我们先到的是北川中学，是在北川受损最严重、也是受关注度最高的一所学校，同时也是地震临时指挥部的所在地。

　　5月13日早晨，北川中学的女学生尸体

　　5月13日的清晨到达指挥现场，也就是北川中学。马不停蹄，一路波折，最终相对及时地赶到了北川地震现场，当时并未意识到地震规模如此之大，我之前有过一些灾难报道的经验，水污染事件或者爆炸案之类，但和汶川地震都无法相提并论，这样的灾难太特殊、太惨烈、太可怕，当时完全没想到是这样量级的灾难，但是作为记者的职业准则，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完成基本的使命和职责。

　　北川中学的地势较高，在地震中受到极大的破坏，具体情况在当时的报道中都能看到，但是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不是伤亡人数，不是经济损失的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一些年轻的面孔。在那个天蒙蒙亮的清晨，在离教学楼大概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操场附近的阅报栏成了临时的停尸场所，当时救援还在进行，但第一时间能徒手抢救出来的基本都抢救出来了，机械化的救援还不能全面展开，幸存者越来越少，阅报栏旁边都是一些极其稚嫩的面孔，13、14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有的衣不蔽体，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体才刚刚发育，因为当时尸体都是从废墟中挖掘出来，很多衣服已经被撕扯得破烂不堪。

　　北川中学教学楼大概四、五层，主楼完全塌陷，这些十三、十四岁的小孩，就这样没了，当时大家根本来不及给他们的尸体盖上衣服或者白色的尸单，到处都是疲惫的救援人员、越发绝望的家长、眼神空洞茫然的小孩。

　　一个印象最深的画面，七层的教学楼塌成了一人多高，在废墟的最边缘，是一个约莫14岁的初中女生，她的左脚悬空跨出，上半身前倾着，右腿和右侧的身体被巨大的残垣死死压着，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一刻，双手和头颅都已垂下，只有倒悬下来的长长的马尾辫迎风舞动。

　　你可以想象，她可能只差一秒钟，甚至0.1秒钟就可以逃出这场灾难，但废墟将她牢牢地定格在这场灾难里。那样的场面极其震撼，教授新闻学的老师都曾说过，死亡数对新闻而言，可能意义不大，但单个故事却可以打动人心。

　　后来我在文章中将其引申为北川死去的姿势。从地理上说，北川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羌寨深深的岷江峡谷，身后是龙门山脉断裂带——东起理县，经震中汶川，连接茂县，西至青川——一条优美而残忍的死亡之弧，面前是富饶平安的川东平原。只差一步，这一步却足以让它跌落至汶川大地震中伤亡最为惨重的城镇。

　　如果县城再往外几公里，可能就不会有这样一场没顶之灾般的破坏。

　　当时根据《南方周末》我同事做的调查，北川县城的选址有严重的地址隐患，这在四川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历史上有好几次建议县城整体搬迁到更安全的地带，但每次都是因为行政力量的干涉，或者种种其他原因未果，最终失去了躲过这场灭顶之灾的机会。

　　北川就好比那个差点逃出废墟的小姑娘，可能一只脚已经跨出山脉，但另一只脚还在死亡之弧的末梢最外沿的一点，所以数以万计的子民没能逃脱这次灾难，我当时在稿件里做了这样一种比附。

　　5月13日，失去女儿的校长

　　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他不是北川中学的校长，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我到的时候，他刚完成自己学校的救援，把能救的小孩都救出来了，但他的女儿在北川中学，已经确定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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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尽了一个师长、校长的责任后，作为家长来到另外一所学校去抢救那里的学生，那个学生是他自己的孩子，他救了很多人的孩子，但他的孩子已经救不回来了。我问他，第一时间，你的学生跟女儿，你是怎么选择的，他其实根本顾不上自己女儿，自己学校救一个是一个，只能等学生救援完成后，才能想到自己女儿，我觉得对他非常残忍，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是陪着他一起悲伤，但是不说话，因为再多的话都是一种残忍。

　　身为一个记者和旁观者，这些人，这些面孔，生者的面孔，死者的面孔，非常刺痛我的内心，我尽量少地去提问，只是职业地去问一些不得不问的问题，这是我13号的状态。

　　5月13日下午，北川县城成了人间炼狱

　　5月13日，整个采访到下午，学校到县城还有将近一公里的路程，之前其实是有公路的，但当时已经断了。巨大的山石从山上滚下，把路面砸得坑坑洼洼，根本不能行走，照李海鹏的说法，是三室一厅那么大的石头。当时还下着雨，我们在泥泞中来回攀爬，不到一公里的路大概走了三刻钟，到了县城，过了坑坑洼洼的路面，前面是没有障碍物的，伴随地震而来的，是大火，当时半个北川县城冒着黑烟，可能明火被扑灭了，但还在冒烟，当时我们处在较高处，整个县城的情况尽收眼底，有一个救援队员就说，“看，这就是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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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地狱，现在当别人再用人间地狱这样的词汇时，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跨过一路三室一厅那么大的巨石，眼前没有障碍物了，我就站在北川县城上方，整个县城尽收我眼底的那一刻，我所看到的情景。

　　你可以想象这个县城的轮廓，但是残垣断壁，刚刚被救援队或民众扑灭的火，升起了黑烟，零零星星地，救援队在县城下的呼喊声，来人帮帮抬一抬，诸如此类的声音，当时我到北川时，基本没什么记者，大多数还到不了，是一个还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现场。有县委书记、县长，包括副省长和民政厅长，有几个从成都来的省部级干部，他们也是一宿没合眼，一直在救援，也没有对记者的限制，这是第一时间灾难现场的状况。

　　5月14日凌晨，绵阳的《南方周末》号外刊

　　13日当天下午我从北川撤回到绵阳，因为我要找一个可以写稿的地方。当时北川现场的情况还很少被传递出来，路本身已经非常不好走，从绵阳和成都赶来的救援队，在路上都是一个堵塞的状态，只好在原地待命，很多新闻机构也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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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干部把我塞到回绵阳市里报告灾情的车上，回到绵阳以后，我要找个有电、有网络的地方发稿，我当时在绵阳电视台的一个机房里头完成了稿件，那个机房是平房，在余震中也相对比较安全，是绵阳朋友特意给我安置的，我写了一个通宵，在5月14日的凌晨，稿子好了，天也亮了，我已经连续两个晚上，一分钟没有合过眼。

　　稿件完成后发回《南方周末》，《南方周末》一般是礼拜四上刊，我记得那天是周二，那次可能是《南方周末》历史上唯一一次号外，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也为了这场灾难打破自己固定的刊期，刊发了一期号外，我的报道成了当期的头条，当时举整个报社之力，用最短的时间，创造了报史上的例外，那篇报道叫《北川，悲伤成川》。

　　5月14日下午，成都，五星级酒店

　　两宿没睡觉，我想马上回到成都，因为成都站是我们地震报道的前方指挥部，最早的前方总指挥应该是邓科（注：时任南方周末资讯研究室总监），他当时已经带第二批前线记者赶到了成都，当时是5月14日报道之后，到成都路上有个问题，就是道路已经全部封锁了，全报社都在想办法帮我从绵阳弄回成都，因为只有我知道北川一手信息，需要回成都沟通交流，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南方周末》的同事相继到过北川采访，包括那能在中国新闻史上留名的一篇报道，就是海鹏和陈江写的那篇《灾后北川残酷一面》。

　　我想了很多办法要回成都，最后包了一辆车，价钱我忘了，绕过很多封锁。当时还有一个插曲，后来导致我常被同事或领导嘲笑，说张悦出差老住五星级酒店，因为当时我身子48小时没有沾过床，人极其疲累，而且衣服已经全部毁了，都是泥泞，砂石滚上滚下的，又下大雨，我的衣服、裤子都是泥巴，我就提了两个要求，让成都站的行政同事给我带一身干净的衣服，第二要求就是给我开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房间，我要找一张最舒服的床，狠狠地睡一觉，我从没有这么疲累过。

　　当时住的好像是成都的凯宾斯基，我走进酒店大堂，所有人目光都在我身上，印象很深，前台的工作人员问我们，是不是从北川灾区过来的，情况怎么样，当时所有人都非常关切地震，用既有怜悯，又有敬意目光，交汇在你的身上。他问的不是跟职业有关的问题，不是问你要开几天房，他们首先问的是灾区的情况。我换上了同事给我带的衣服，狠狠地睡了几个小时。

　　5月14日晚上，从成都前往汶川的决定

　　当天晚上又去了成都的指挥部，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非常意外得知，汶川的情况居然是极其不透明的，有许多谣言和猜测，甚至当时有人说汶川已经毁掉了。

　　通讯毁了，外界到达汶川的公路，也是不能通行的状态，救援抢修的部队，按照他们的预计，要一周才能打通去汶川的道路，而且天气情况极其恶劣，以至于直升机跟飞机只能在汶川上空盘旋，但是没办法降落，完全没有新闻机构可以到达汶川现场报道，去满足全中国对汶川的关切。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汶川，我把北川的情况告诉我同事，让他们报道，我的下个目标自然而然就是我要去汶川，当时知道汶川是震中，已经有汶川大地震一说了。况且汶川是一个信息孤岛，外界不知道汶川是什么状况，我希望我是最早到达北川的记者，剩下唯一的制高点就是汶川，我要第一时间到汶川，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5月16日早晨，抵达汶川县城

　　运气非常好，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曹筠武，通过不同渠道，联系了驻扎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的直升机，我们是第一和第二架强降在汶川县城的直升机，因为气候太恶劣，以至于之前没人直升机可以去到县城，之前救援的直升机只能将降落在离县城有点距离的一座山顶。

　　我是最先几个从直升机上跳下来的人，我们降落在县城边缘，在河边的一块空地，但是地上所有人都在看我们，就像看到救星一样，你可以想象，这是地震后从空中投下来的，第一支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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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很深，螺旋桨的是如此之大，整个降落的过程是飞沙走石，河边小一点的石头可能都被打起来了，很多群众跑过来，有种找到希望和依靠的眼神与表情，但是整个汶川县城的状况，比外界想象的要好很多，我们第一时间证实汶川没有太大的伤亡，反倒是映秀的伤亡远远高很多。但是在汶川我找到了非常好的人性的故事，我当时非常好奇，在那么几天，汶川是与世隔绝的信息孤岛，当基层的行政力量失去管控能力的时候，这个孤岛会发生什么故事，我找到了那样的故事，后来写成了《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虽然采访条件艰苦，写作仓促，但仍然是我写的最具价值的几个稿件之一。

　　8月，映秀镇，体育又回来了

　　最后分批次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同事，虽然一开始只有我们四个，但其实整个《南方周末》的同仁，他们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极其关切我们四个人在前方的人身安全，以及在现在得到的一手信息；第二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要去灾区做一线记者的愿望，甚至是很多平时做文化、娱乐的记者，不管平时报道领域在哪一块，他们都表示，我是一个记者，我是《南方周末》的记者，我应该出现在四川。

　　在我看来，那几期报纸，是《南方周末》最后的黄金时期的一个缩影。

　　我是《南方周末》当时待最久的记者，因为每个地方都去遍了，包括北川、汶川、映秀。之后我没有再去过北川和汶川，在当年8月份奥运会时，我去了趟四川，写了篇稿件叫做《映秀镇，体育又回来了》，当大家注意力转回到奥运，像一场盛事的时候，《南方周末》依然用另外的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关注这片受伤害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