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汶川地震中被救出的“可乐男孩”吗？如今当了可口可乐博物馆馆长

　　“一种面对事情，泰然处之的乐观精神，也许这就是当年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吧，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周围的人都很乐观，有不少因为地震截肢的人，也没有人因此而走不出来。”

　　“现在我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劳动获得他人的认可，让别人先知道我是‘薛枭’，再知道我曾是‘可乐男孩’，而不是反过来。”

　　4月2日，新都，最高气温逼近30摄氏度。

　　薛枭一边忙一边用一只手擦汗：“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汗水，衣服一天要换几套。”28岁，用调侃的话说，已略带“中年油腻”。

　　入读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保送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专业，还未毕业就收到可口可乐公司的橄榄枝。过去十年，薛枭顺利完成一个高中生的“人生三级跳”，与之相对，感情生活仍是一片空白。

　　薛枭如今的工作地，是位于成都新都的“可口可乐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可口可乐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全世界只有三座，一座在美国亚特兰大，一座在上海，一座在成都。薛枭的身份，是这里的负责人。

　　地震中失去初恋女友后，在媒体的表达中，他被描述为“喜欢不上别的女生”。而薛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内心期待能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馆长薛枭

　　“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

　　新都区新都镇工业大道东段60号，可口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的二楼，有一间不大的博物馆，室内展览了可口可乐自1886年创立以来的产品，以及可口可乐的历史。博物馆于2016年正式投用，负责人则正是汶川地震中的“可乐男孩”薛枭，他需要在这里接待不同的造访者，并为他们提供讲解服务。

　　4月2日上午，刚刚上班，薛枭的电脑微信就收到了一条消息——一张表格，近期将又有三个批次的来访者。他用左手熟练地挪动了几下鼠标，在回复框中飞快地敲出了一行字。转身向同事喊话，“兄弟伙，清明节后又要忙几天了哦。”

　　对这份工作，他早已得心应手，“今年的考核是接待3万人，但现在不到4个月已经过半了。”但他又笑着马上补充道，“太快了点，今年人数多了，就意味着明年的考核人数又要提高，唉。”

　　这是薛枭进入可口可乐(四川)公司的第五年。

　　2009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保送上大学的政策，薛枭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专业免试录取。2013年4月中旬，临近毕业，薛枭去了上海可口可乐(中国)总部财务岗位实习。2013年5月，薛枭向公司提出工作申请，希望回到成都工作。

　　薛枭说，除了希望离家近一些，还觉得自己跟上海始终有疏离感，虽然他在上海也认识了不少朋友，但他觉得，在成都跟朋友喝酒的感觉都比在上海尽兴。薛枭笑称：“主要是上海菜吃不习惯。”

　　回到成都后，薛枭进入了可口可乐外事部。工作的前三年，他一直负责消费者权益投诉的工作，2016年，博物馆正式投入使用后，开始负责博物馆工作。说起工作，薛枭笑称，“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四川地区每年也才四五十单消费者投诉，现在除了说还要拼体力。”

　　幸存者薛枭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有什么过不去的”

　　如今的薛枭比十年前胖了，整个采访期间，额头上的汗水也没干过。

　　薛枭笑言：“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的汗水，这才4月，夏天可想而知，衣服一天要换几套。”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则是，言谈举止间，薛枭愈加成熟。“年龄到了吧，工作也这么久了，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和处理，自然而然的。”薛枭说。

　　目前，薛枭和朋友租住在成都市区，每天早上乘坐公司摆渡车上班，下班再坐车回家，偶尔还会做做饭，平时看看综艺节目，逛街看电影，玩游戏，生活平静，几无波澜。他更看重这样一种状态——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没有任何的名号束缚，“可乐男孩”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都是自己去扛，遇事也不急不躁，“现在更在意自己去想办法，而不是面对困难时的抱怨，实在扛不过去再说，况且当真的连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也许家人也难以搞定吧。”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地震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薛枭说，“也许这就是我跟其他同龄人或者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地震留给自己最受益的东西。”

　　薛枭说，什么是“可乐男孩”，内涵不在这简单的四个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事情，泰然处之的乐观精神，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也许这就是当年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吧，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周围的人都很乐观，有不少因为地震截肢的人，也没有人因此而走不出来。”对于自己而言，延续这种精神更加重要，如果能够影响到别人就更好了。

　　普通人薛枭

　　“希望别人先知道薛枭，再知道可乐男孩”

　　事实上，对于“可乐男孩”的身份，几年前，薛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到，更希望人们平淡地看待自己，将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如今，几年过去，他对这个身份也更进一步有了自己不一样的认识。

　　2008年汶川地震之初，“可乐男孩”曾让悲伤笼罩的中国人抿嘴一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他的故事成为很多人再次回首这段记忆时，难得的亮色。但薛枭却说，一开始他对“可乐男孩”以及自己在外的名声一无所知，也感受不到那一抹微笑的力量，“那时候刚被救出来，忙着治病，也没看新闻，还是后来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才听说的‘可乐男孩’。”

　　他并不排斥这个名号，“既来之，则安之”。后来发现，当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并喊道“可乐男孩”，在逛街的时候，还经常遇有路人拉住自己合影，一瞬间像是个明星。但这却令薛枭感到不悦，“可乐男孩”已经完全超越了薛枭自身，他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不希望人们认识自己时仅仅是“可乐男孩”四个字。

　　这几年，他甚至极力要摆脱这个身份。他更希望从地震中走出的“可乐男孩”，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劳动获得他人的认可，希望人们更加关注“薛枭”。他说：“以前是先认识‘可乐男孩’，后才是‘薛枭’，现在我更希望别人先知道我是‘薛枭’，再知道我曾是‘可乐男孩’，而不是反过来。这似乎是一个顺序的差别，但意义不同。”

　　好的是，身边的同事早已认识了这个不一样的“可乐男孩”。“同事们几乎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一开始知道我是‘可乐男孩’之后可能会吃惊，但工作步入正轨之后，也就是普通同事了。”

　　梦想者薛枭

　　“都28了，年龄会提醒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家人对自己几乎是“放养式”的，除非特别重大的问题，抉择权全在自己手上。生活中同样有烦恼的地方，比如总被问到的“个人问题”;又比如体型还是有些胖，到了夏天会感觉很热;再比如升职与加薪的事情，还是会困扰着他，“当然这些都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吧。”

　　2008年的汶川地震带走了薛枭的初恋女友，2012年，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薛枭曾说，因为这个女生的离世，他在大学几年都喜欢不上别的女生，对于感情，抱以随缘的态度。时至今日，薛枭仍未成家，但他觉得，这种愧疚和伤痛感已被时间冲淡，虽然父母在明面上没有催婚，但他内心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虚岁)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相比十年前自己的“幼稚莽撞”，工作几年后的自己变得愈发成熟，能够“独当一面”。他现在对人生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也有一些梦想和方向，“等实现不了再告诉大家”。

　　新闻面对面

　　走过最痛的时光 笑着活下去

　　成都商报：现在你具体做什么工作?顺利吗?

　　薛枭：现在还是在外事部，主要负责博物馆这一块，会接待一些参观的访客，人多的时候还会做讲解，要比以前忙得多，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今年的KPI考核是接待3万多人，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成都商报：十年里，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薛枭：胖了，成熟了吧。遇到什么困难也会更加注重去想办法，自己去解决。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地震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成都商报：你怎么看待“可乐男孩”的身份?

　　薛枭：我无法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既来之，则安之。一开始觉得就是一个称呼为什么会火呢，后来想这其实是一种面对事情，泰然处之的乐观精神，我周围的人都很乐观，有不少因为地震截肢的人，也没有人因此而走不出来，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现在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劳动获得他人的认可。

　　成都商报：对未来有什么安排或者梦想吗?

　　薛枭：有，但是不告诉你。(笑)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等实现不了了再说。

　　成都商报：现在感情生活怎么样?

　　薛枭：没有，你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笑)

　　成都商报：家里人会催婚吗?

　　薛枭：也有，不过提得很少。当然，都28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