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被俘到日本，在日本打响抗日战争，拒绝5亿赔偿，要认罪道歉

　　在抗日战争中，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便将大量的俘虏带回日本，强迫俘虏为他们打工，稍有不顺心，便是一顿打骂。战俘们在日本过着暗无天日的穷苦生活，心中苦不堪言。

　　在此情景下，一位战士揭竿而起，带领战俘们在日本进行反抗斗争。面对日寇的尖刀利刃，手无寸铁的战士们遭到了残酷的打压，他们这场在异国他乡开展的抗战斗争进行得十分艰苦。

　　这位揭竿而起的将领是谁？他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其实，开头提到的这位将领正是耿谆，原本他们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但是在乱世之中，土匪横行霸道，公然闯入耿谆的家中，将他们家的家当全部洗劫一空。从此，耿谆便家道中落，生活也逐渐开始变得落魄起来。

　　小小年纪遭遇这种变故，耿谆心中充满了彷徨，也逐渐认清了现实中的阶级剥削和压榨。因此，他开始渴望能够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早日推翻剥削。

　　

　　1932年，耿谆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到了革命队伍之中，先后跟随部队参加了忻口战役、豫中会战等战斗。尽管年纪轻轻，耿谆在前线杀敌时，丝毫没有退缩，而是时常冲在队伍的最前端，立下了赫赫战功。

　　耿谆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杰出的革命斗争能力，赢得了上级的高度认可，多次对他提出嘉奖。耿谆的职位也逐渐升至上尉连长。

　　军队中像耿谆这样的将领士兵不在少数。正是有了他们的浴血奋战，狂妄自大的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开始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战争的优势地位。可是日本侵略军并没有及时认清现实，一直妄图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为了摧毁美国军队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建立一条从中国东北地区直到印度支那地区的大陆交通线，日寇集结了51万军队，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此时负责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是国民党将领蒋鼎文和汤恩伯，他们面对日军如此凶猛的进攻，在本该积极进攻的时候犹豫不决，错失了重要战机。因此，导致我军一再溃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染指了我国中原地区的大片国土，而洛阳也成了一座被日寇四面包围着的孤岛。

　　

　　彼时的耿谆刚刚晋升为连长，带领着部队驻守驻扎在洛阳城中。看到日军的空军轰炸机多次在洛阳城上空盘旋时，耿谆的心中十分紧张，但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带领着连队战士们，固守在洛阳城中。

　　他们此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旦稍有不慎，他们便会全部牺牲。但是再次危急时刻，即使前途命运未卜，耿谆带领的连队都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积极在城中布防，严密地防守着敌军的进攻。

　　

　　根据部队的战略部署，耿谆带领连队在西下迟一带构筑防线阵地。日军为了能够尽快地攻下洛阳，便派出了重兵部队从龙门附近向西下池地区进攻。他们依仗着自己先进的重型武器优势，派出了5架坦克进行轰炸，攻势十分猛烈。

　　耿谆带领部队进行着积极防御，坚决不让出一寸中国领土。由于前线战斗条件艰苦，耿谆身上多处负伤，因为流血过多，他多次陷入昏死状态，被抬到救护所进行救治。但是每次清醒过来之后，耿谆便会再次返回前线，坚持指挥战斗。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日寇先后攻占了郑州、新郑、许昌等地，渑池和孟津地区的敌军也逐渐包围上来，洛阳城中的守军孤立无援，伤员更是有增无减，耿谆的腹部再次被敌军的子弹击中，血流不止。

　　

　　为了能够攻下洛阳，日军还派出了多架战斗机，对洛阳城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大量的毒气弹、燃烧弹铺天盖地的倾泻到洛阳城中，军民百姓死伤无数。1944年5月25日，洛阳沦陷。而耿谆由于腹部、腿部多处受重伤，被敌军俘虏。

　　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遵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善待俘虏。为了弥补本国劳动力的严重缺失，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将抓到的中国战俘押送回了日本本土，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压榨。而耿谆由于身体强健，被抓到了日本秋田县的一处集中营中，为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力。

　　

　　那个时候的鹿岛公司主要负责在秋田县花岗町开采铜矿资源。耿谆他们便主要负责为矿区开凿沟渠，排放污水，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既没有报酬，也没有人身安全保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他们都必须每天出工，完成超强度的工作内容。而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不仅强迫他们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更是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极致的压榨，每天只供应一小碗米饭。后来，连米饭都没有了，每天只有一些干萝卜缨和橡子面。无论是严寒酷暑，他们只能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在冬天的时候，劳工们在冰冷刺骨的水沟中进行作业，为了抵御严寒，他们将水泥袋子撕扯下来绑在腿上和腰间，企图给自己带来一些温暖。

　　

　　由于长期在水中作业，他们出来的时候，水泥袋子都会和皮肤冰冻到一起，劳工们只能生生将水泥袋子撕扯下来，连带着皮肉也会被撕裂开，留下一片血淋淋的痕迹。

　　由于环境恶劣，再加上日本监工们的打骂摧残，劳工们每天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中吃不饱、穿不暖，更是毫无人格尊严。仅仅半年的时间，便有两百多人被迫害致死，劳工们私下都称这里是人间地狱，支撑着劳工们活下去的希望便是等待着日本战败的那一天。

　　而满眼“军国主义”的日本侵略者，面对战场上的接连失利，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而是将怒气全部施加在了这些劳工身上。一位河北籍的劳工肖志田晚上太饿了，便在夜间出去找食物，被抓回来之后，他们便用木棍生生将肖志田的双腿打断，由于没有医疗救治，不久后他便撒手人寰。

　　而已经年迈的劳工王廷邦，为了结束这痛苦的生活，选择了自缢，被日本监工发现之后，便对他进行拳打脚踢，用尽酷刑，将他折磨致死。为了能够震慑其他的劳工，同时在精神上对他们进行侮辱，这群泯灭人性的日本监工还强迫中国劳工在一旁“围观”。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节约资源，他们还这些劳工们的尸骸集中到一起，等到存够一定数量再进行焚烧。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着如此凌辱，耿谆十分愤愤不平，他对身边的人说到：“日寇对待我们就如同牛马畜生一般，那些死去的都是咱们的同胞，咱们真的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吗？”

　　早已不堪忍受这种黑暗生活的劳工们迅速响应了耿谆的号召：“这群小日本欺辱我中华民族太甚，我们愿意跟随你一起反抗！”

　　随后，耿谆便开始了缜密的暴动之行。他机缘巧合之下，捡到了一片破碎的日本地图，利用这张破旧的地图，耿谆确定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并谋划了一条起义出走的路线。同时，耿谆还向大家进行了“约法三章”：这次暴动只为了反抗惨无人道的日军，绝不能闯入民宅也不能恐吓老人小孩，更不能私自离队。

　　

　　起义当天，在耿谆的指挥下，大家纷纷开始了行动。可是由于监工们察觉了这群劳工们的异动，起义的劳工们来不及等待指令，便挥起了锄头和斧子，向这群虐待自己的监工身上砍去。

　　随后，经过一番搏斗，他们砍死了猪骨清、长崎等多个监工和翻译员仁风歧。此时外边的警报声已经越来越近，耿谆迅速做出决定，带领起义队伍立刻撤退。他们按照规划的路线，从中山寮成功撤退出来。

　　可是由于天色已晚，山上的路也十分崎岖难行，耿谆等人逐渐在狮子山上被敌军包围了。在耿谆的带领下，大家就地取材，利用山上的石块和树棍不断地向敌军砸去，石块用完了，大家便抡着锄头与敌军进行肉搏。

　　

　　经过一番血战，起义队伍中有一百多名同胞牺牲，十多名同胞不愿再被俘虏，便转身愤然跳下来悬崖。耿谆的身上早已被鲜血染红了，他嗓子沙哑着对身边的同胞说到：“我今天就是在这里战死，也绝不会再做他们的奴隶了！”

　　说着，他抽出了绑腿的布带，缠上了身边的树杈，另一端套上了自己的脖子，准备自缢。但是日本警卫随即赶到，将耿谆他们又抓了回去。得知这些劳工竟然能够凭借着赤手空拳，从层层看押的集中营中逃脱，日本花岗的警察十分震惊。

　　他们对耿谆进行了严刑拷打，询问他是不是中国政府派来的卧底，来日本是为了颠覆日本政权的。面对这种拷问，耿谆十分轻蔑地看着眼前的日本人，他说到：“暴动是为了挽救我无辜枉死的劳工同胞！是为了不在中山寮中饿死！是为了寻找生路！”

　　眼前的日本警察听到耿谆的回答之后，反驳说：“可是你们沿途打死了那么多的日本人，按照法律，你们应该杀人偿命的。而你作为主犯，更应该遭受酷刑。”

　　听到这种话，耿谆觉得十分讽刺，他说：“按照法律应该杀人偿命？那些死掉的监工手上，哪个没有染上我同胞的鲜血？王廷邦、肖志田他们的命谁来偿呢？嗯？”

　　日本警察憋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1945年9月11日，日本法庭便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耿谆死刑。

　　正当耿谆以为自己要在这里死去的时候，三位中国留学生忽然来到了监狱之中探望他。留学生十分激动地告诉他：“日本战败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听到这种话，耿谆的眼睛再次充满了希望，他颤动着嘴唇问到：“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位留学生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道：“上个月的15号，日本天皇亲自在电台中宣告无条件投降的，他们战败了。”耿谆的眼中早已充满了泪水，他哽咽地说到：“好啊，咱们……能回家了……”

　　

　　在中国政府的协调下，耿谆在1946年11月再次回到河南襄阳老家。然而，鹿岛公司虐杀中国劳工仅仅是日本暴行中的一个例子，在日本侵华期间，他们共强制掳走了将近四万名中国人到日本做苦工，其中有将近7000名中国同胞被虐待致死。

　　每次回忆起当初在花冈被奴役的生活，耿谆的心中就会涌现出无限的悲痛与愤慨。他原以为日本战败之后，这些刽子手能够真诚地向遇害者的家属道歉并作出赔偿。但是这些人的良知早已泯灭，更是对自己曾经的暴行视若罔闻，丝毫没有真诚悔过的迹象，他们无视了耿谆等人的再三要求，一直采取回避态度。

　　悲愤交加之中，耿谆等11名花冈受难者组成了原告团，一纸讼书递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鹿岛公司公开正式道歉，对遇害者家属做出补偿，并出资修建纪念馆。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在没有进行事实审理的情况下，于1997年3月驳回了原告请求，理由是“时效已过”。

　　

　　耿谆等人十分气愤，于次年8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其他的战争受害者和日本和平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日本法院迫于压力开始正式介入此事。

　　经过长期的谈判，双方最终在2000年11月底达成了“和解”，由鹿岛公司向受害者支付5亿日元作为赔偿，同时成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

　　但是，鹿岛公司随即发出声明，否认了自己曾经对中国劳工所做出的暴行，同时宣称这5亿日元是救济金，而并非是赔偿或者补偿。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耿谆立刻公开做出回应，拒绝接受这一“和解”，并且拒绝领取鹿岛公司所谓的“捐助金”。

　　

　　他十分气愤地说：“他们不仅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一昧地选择躲避和否认过去的罪行。不修建纪念馆，否认过去的罪行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我们能将继续斗争下去！”

　　尽管鹿岛公司拒绝了修建纪念馆，但是日本民间团体却开始了自我反省，他们自发募捐了五千万日元，组织修建了花冈和平纪念馆。在馆中展出了一些受害者的证言和照片，以及描绘当时中国劳工受害时的壁画。

　　

　　耿谆不仅积极在日本争取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他还积极在国内现身说法，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时常感慨地说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未亡之际，百姓的生活也不会好过。如今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为国家富强奉献力量。只有国家强大了，别人才不能欺负我们，我们才能够有尊严。”

　　2012年8月27日，耿谆在河南老家逝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