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独中捍卫理想：西班牙媒体人的挣扎

　　◎徐奕琳

　　《总编先生》的作者大卫·希梅内斯是西班牙著名作家、记者，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获得者。他曾任西班牙第二大报《世界报》总编，被称为“西班牙的卡布钦斯基”。希梅内斯时任《纽约时报》西班牙版专栏作家，同时为《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多伦多星报》等多家报纸撰稿，先后出版过四部作品。《总编先生》是大卫·希梅内斯首部在内地出版的作品，此前他唯一一本译为中文的作品是由中国台湾的木马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雨季的孩子》。

　　相比于中国内地读者对他的陌生，希梅内斯对中国堪称熟悉。他曾在东亚担任过近二十年的驻外记者，深度接触亚洲、亚洲的社会和人民，并在其笔下形成文字，如《雨季的孩子》讲述的就是他在东南亚生活时所观察到的底层社会状况。

　　《总编先生》一书源于希梅内斯在《世界报》担任总编的那段经历。他于2016年被任命为西班牙《世界报》总编辑。当时《世界报》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作为支柱的报纸发行量在过去七年中下降了60%多，半数版面被用来刊登广告，数字版在互联网上的领先地位也已被《国家报》超越。在如此不景气的形式下，为了缩减成本，报社只能不断进行降薪和裁员。为了改变报社的现状，报社管理层找到了曾担任了十八年驻外记者的大卫·希梅内斯。随后，希梅内斯带着他的报社改革计划走进了总编办公室。而这位新任总编并没有意识到，办公室中的钩心斗角比他曾在前线报道过的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危险：他不但要在报社内部的分裂和传统“贵族”的阻挠下推进自己的数字化改革，还要在各方力量的干涉下努力维护报社自身的独立性。

　　《世界报》在西班牙新闻界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据媒体研究协会统计，自《世界报》上线的第五年——2000年以来，其总阅读量始终排在西班牙国内报纸前五名。大英百科全书评价《世界报》为西班牙最重要的记录媒体，其内容在引导西班牙公众思想和意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广播公司和《时代》周刊则认为《世界报》独立于执政党的观点，不做官方的喉舌，引发自由性和独立性而更能代表西班牙人民的意识形态。担任这样一份报纸的总编意味着大卫·希梅内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践行他在“十九世纪”炸糕店中写下的准则，但同时也意味着他将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书籍的扉页印着这样一句话：“我竭尽全力阻止犬儒主义的恶魔吞噬我的理想主义，做总编时我也在孤独中捍卫它，直到最后一刻。”这既是大卫作为新闻从业者对新闻附庸化的抗战宣言，又是他对短暂的《世界报》总编生涯的结束陈词。

　　希梅内斯用二十章的篇幅讲述了从走进总编办公室到与总编身份彻底告别期间的挣扎与不甘让人动容。在他离开后总编办公室很快迎来了它新一任主人，并再次重复与希梅内斯相似的经历——踌躇满志地入职、所推行的计划受阻、在外界的压力中捍卫报纸的独立性、在与管理层的冲突中被赶出办公室。

　　而从起点走向终点的每一步同样也陷于职场斗争和坚守新闻原则的轮回。比如在报社内部，希梅内斯要随时提防来自同事的挑战，原受他信任的“二把手”在得到副总编的位置后被权力蒙蔽了双眼，放弃了作为新闻人的原则，逐渐与总编离心，开始为自己的利益钻营。在数字化推进中，报社“贵族”们固执地坚守己见，排版师等传统纸媒时代的重要岗位为了自己的生存坚决站在反对面，负责数字化的员工遭到排挤，连报纸网页版取得的喜人成绩也被有意忽略。

　　作为《世界报》的总编，希梅内斯自上任以来就被西班牙各界人物所注目——这些目光如毒蛇般紧盯他手中媒介的权力，而这些眼睛的主人可能是长期合作的警界人士、深陷丑闻的政府官员，甚至同僚的球星朋友。在这些窥视的目光中，来自权力的压迫尤为不容忽视。想保持报纸的独立性向来不易，尤其是在大选期间，《世界报》以能冒着与政客和官员交恶的风险进行公正客观的报道为豪，但这在“贵族”眼中却成了损害报纸形象的自私行为。为了弥补因这些报道而产生的嫌隙，希梅内斯不得不在“红衣主教”的安排下参与一场场有关“友谊”和“信任”的应酬。

　　同事曾评价希梅内斯“太像记者了”，“还不够混蛋来做这份工作”。他总是出于记者职业的本能想要与编辑部站在一起，而作为总编，却又不得不与二楼的“贵族”们周旋。在普通员工与管理层之间，希梅内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地。这种尴尬的处境在裁员矛盾面前体现得尤为明显：出于记者的立场，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增加领导层的裁员名额、推行《就业调整计划》以为员工争取利益，但作为报社总编他又必须保证报纸的照常发行并对读者负责。这种行为使得他被两方都视为叛徒和异己，在双方的角力中被打上“工贼”的标签。难有人为夹缝中的总编先生发声，这便注定了希梅内斯必然会成为办公室斗争和报社改革的牺牲品，成为在总编办公室短暂停留的过客中的一员。在以“红衣主教”为首的传统报社高层的管理下，总编这个岗位等待的并不是一位能够带领报纸革新突破、更好地适应媒体革新的领袖，而是一个能供高层驱策、为其谋取利益的提线木偶。随着希梅内斯的离开，改革计划被阿兰胡埃斯计划取代，大开版头条重新变回了传统排版——一任总编给《世界报》留下的遗产堪称微薄。

　　在经历了数月的挣扎与抵抗后，希梅内斯不仅离开了总编办公室，也离开了他为之工作二十年的报社。他在书中写道：“一位记者真正的考验并不在阿富汗的村庄、缅甸的骚乱或苏门答腊的废墟中，而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这间我将拥有无与伦比的条件来窥探权力并感受权力是如何影响人的办公室。”万幸的是，希梅内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压力的拉拔下孤独地将新闻人的原则捍卫到了最后一刻。即便离开，也要走得昂首阔步。面对不公正的指控和处置，希梅内斯通过法律手段捍卫自己，即便要经历冗长的法律程序的磋磨和来自对手的诽谤，他还是选择为了“宪法上承认的言论自由”奋起抗争。而这十个字是希梅内斯所认为的他作为总编下令发布的最后十个字，是他对《世界报》独立性的诠释，也是他对自己的报纸的告别式。

　　大卫·希梅内斯的总编之路坎坷且悲壮，这似乎是一位纯粹的“记者”、一位坚守“准则”的新闻人的踽踽独行。但若将这个故事放回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洪流中观察，似乎显出令人心痛的寻常。在传统纸媒走向没落、数字化媒体逐渐兴起的过渡时期，有无数像希梅内斯一般满怀对未来的期待的新闻人，将自身的职业前途和命运投注于纸媒的改革发展中。因此，发生在《世界报》的一切更像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缩影。

　　新世纪以来，数字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众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媒体兴起，使得传统纸媒的传播力日渐萎缩，市场遭到蚕食，用户大量流失。每天都有无数纸媒被迫宣布休刊、停刊，甚至倒闭。大浪淘沙，不进则退，时不我待。很多媒体人在不断求索出路，不断实践变革。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先锋倒在了权力与资本合筑的荆棘路上。《总编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失败者的故事，但大卫·希梅内斯保持新闻理想、坚守记者操守、坚持媒介自省的种种尝试与努力，让这个失败的故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可怕的永远不是失败，而是轻易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