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解离”了？

　　Emmeline Clein，Yas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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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注：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词典，解离（dissociation）指的是在记忆、自我意识或认知的功能上的崩解或失调。 起因通常是极深的压力或创伤。症状包括与周围环境的轻微情感分离，到与身体和情感体验的更严重分离，不等。

　　最近我截屏了一条推特，转发给了所有的朋友。大多数人其实早看过了，毕竟这条消息有七万多个赞，被疯转了17900次。我敬仰的许多女性主义作者也转发了这条消息：“70年前，我和我的朋友都会被施行脑叶切除术。我想，这反而是我爱她们的原因。”

　　我把截图丢进了一个群聊，群名有点讽刺，叫做 “歇斯底里的女性”。这个名字的起源还得追溯到2016年的秋天，当时想着我们或许能够重新诠释 “歇斯底里” 的含义 —— “我们” 是8个女性，均患有程度、类目不一的精神疾病。

　　我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在谈论她们的女性主义时，不再是大声疾呼或者抱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面无表情的语气。这种口吻直白且充满讽刺地表达出有关女性斗争的可怕事实。或许，这是对00年代过于乐观的，以 #女强人，“女性统治世界！” 为目标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消极回应。在那时要想实现女性主义，要么只能声泪俱下、苦苦哀求，要么斗志昂扬，以为要迈向一个性别平等近在眼前的未来。但是《欲望都市》和《时尚Cosmo》给出的斗争指南并没有帮助我们彻底地打破枷锁。因此现在的我们似乎内化了存在主义的痛苦和焦虑，自以为是地轻蔑一笑，麻木自我，假装不在乎。让我们称之为解离女性主义（dissociation feminism）。

　　推特或许是承载 “解离” 的完美平台，毕竟信息能完全从使用者的身体和形象中剥离出来。达莎·内克拉索娃 （Dasha Nekrasova）是走黑红路线的演员，博客主播，也是推特网红。她有个主要发食评的小号，有一天发了一条，“做完了普拉提和巴西脱毛，感觉不错，解离了。”

　　作为一个曾经解离过的人，我其实知道她在说什么 —— 是从当下的身体和情感体验中剥离出自己的意识。毕竟有些活动，需要承受身体的强烈不适，才能取悦可能的未来观察者。解离意味咬紧牙关，意味着从始自终，意味着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在房间里和二十个人一起扇动手臂锻炼核心力量，只为了好看的腹肌时，我在解离。我在全身上下最私密的地方涂上热蜡再狠狠撕去，只为了有人能触碰我的时候，也在解离。

　　大多数女孩从小就学会解离了。大多数在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她们意识到化妆打扮成不同样子，就能激起不同回应的那时起。很快地，我们开始在乏善可陈的日复一日间，练习剥离自己的身体。不论是清晨起来的简单梳洗，还是晚上出去玩的精心装扮，过程其实都只是 “看场合穿衣”，涉及到离开身体，在外观察自己的过程。我们像是变成占卜师的女巫，试图预测怎样的衣服能让我们被搭讪，怎样的衣服能让人认真对待，怎样的衣服，又能让我们享有独处的安宁片刻。

　　再长大一点儿，女人们，特别是那些仍和男性恋爱的女人，开始学习在性行为中解离。2017年发表于《纽约客》的现象级短篇小说《爱猫人》（Cat Person）里，作者克里斯汀·鲁佩南（Kristen Roupenian）这么书写女主人公的经历：她在并不想要的性爱中想象离开身体，“俯瞰自己裸身如鹰展翅，四肢摊开，下体插着这肥胖而衰败的男的手指。” 这个故事一夜爆红，所有女性不论年纪，在推特上纷纷表示，她们也经历过一模一样的性。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故事发生过太多次。最近的一次在上个月，我在约会软件上遇见的某个男孩，几杯酒下肚，说他得 “来我家给手机充电”。我简直想发明一种叫 “鸟瞰式” 的新体位：你从天花板的白炽灯望下，整个过程一览无余。

　　

　　我发明 “解离女性主义” 这个名词，一开始是为了反抗某种在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我们和《欲望都市》里的凯莉·布雷萧（Carrie Bradshaw）一样打开电脑望向窗外喃喃自语着，要么诉说着自己受到的压迫，要么抱怨方才离开自己的男人。莱斯利·贾米森（Leslie Jamison）把这痛感称为 “受伤之后” —— 一种 “疲惫的隐隐作痛”。她认为这种状态在《都市女孩》（Girls）里的女性角色中广泛存在，女孩们用言语刺伤在自怨自艾中沉浮的彼此。

　　作者提到的《欲望都市》和《都市女孩》中的角色，以及内克拉索娃、贾米森和普拉斯等人，都属于女性群体的小小子集，她们的生活无可辩驳地比大多数人容易得多。身为白人女性，她们漂亮、聪明又诙谐，有一定的阶级特权。丽莎·塔迪奥（ Lisa Taddeo） 在她的小说《三个女人》（Three Women）中以三百页洋洋洒洒地书写异性恋女性的绝望，而莎娜·基廷（Shannon Keating）在这本书的书评中沮丧地指出，“这些承载了女性的孤独、脆弱、心痛和不幸的漩涡式对话”，仅仅围绕着 “世界尽在脚下” 的那一批女性。 雷贝卡·刘（Rebecca Liu）在她的文章中也指出了类似的趋势，《都市女孩》、《伦敦生活》和莎莉·鲁尼（Sally Rooney）小说中 “千禧一代女性的原型”，无一例外，都是顺性别的美貌白人女性。她们有足够的痛苦引起人们的兴趣，但也不至于令人反感。尽管她们的故事被称之为 “能引起共鸣”，但实际并非如此。

　　

　　我无法把自己和这些理想化的，忧郁的美丽女性联系起来，可缺乏的这些共鸣，也是她们忧伤魅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女性角色天真无辜，同时令人恼火：如果连莎莉·鲁尼这样苗条、聪明的爱尔兰美女都这么绝望，那么我当然有权放弃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放弃对进步的追求，也许是当今白人女权主义的缩影，它促进了一种介于徒劳和危险之间的虚无主义。

　　

　　比起说是 “受伤之后”，我其实觉得《都市女孩》中的女性非常善于拨弄自己的伤口，甚至到了上瘾的程度。汉娜·赫法斯（Hannah Horvath）会解离，不管有多难熬，都充分地把生命留在自己的肌肤之上。她啜泣，流血，把手指深深地插入自己的身体，棉签塞入耳道。她祈求人们爱她，在做爱时按照男性的指令肆意摆弄自己的身体。她叹息，却热爱琐碎的侮辱和转瞬即逝的轻视。

　　当《都市女孩》于2012到2017年播出时，不论是评论家还是普通观众，无一例外都觉得汉娜·赫法斯（以及其他角色）烦人、自私又恶心。 汉娜·赫法斯在大西洋杂志的 “史上最差电视角色” 名单中名列前茅，排行第十，《赫芬顿邮报》称她为 “电视剧史上最不受欢迎的角色之一，即使拿来做比较的角色，包括所有恶人和反社会分子”。

　　

　　《都市女孩》（Girls）女主角汉娜

　　到了2019年，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的系列剧《伦敦生活》（剧名《Fleabag》有 “邋遢、随便、廉价” 的意思，是女主的外号）播出。汉娜的恶习，“邋遢女人” Fleabag 也应有尽有：酗酒，与亲近的人争吵，和陌生人上床，也和朋友的恋人上床。她探索着看似无垠的欲望世界，再沉湎于自私之中。但 Fleabag 巧妙地避免了汉娜受到的指责：她不抱怨烦恼，而是直接选择解离。

　　

　　不论在性，崩溃或争吵时，她总是在情节的高潮时离开自己的身体转向观众，以讽刺的口吻评论着眼前的一片混乱。在首映集中，她的男友流着泪，让她 “别再只穿内衣醉醺醺地出现在我家门口了，这次没用的”。在汉娜声音嘶哑时，Fleabag 却在低声呢喃，转向镜头，半笑着告诉我们：“会有用的。”

　　

　　也许我们爱的就是这样的 “烂女”：从未抱怨，从未自怜，而是与自我保持距离地自嘲。两季《伦敦生活》都获得了一致好评，而 Fleabag 本人被认为是完美的 “受过伤的女主角”。《纽约杂志》将《伦敦生活》评为2019年最佳电视剧，《纽约客》则赞扬了她 “在唇彩涂满的嘴角低声咕哝着的俏皮话语”。《大西洋月刊》则认为她是 “可爱又肮脏的反英雄电视剧中应有的角色”。该剧的主创，主演沃勒-布里奇也因为本剧赢得艾美奖。

　　两代 “烂女” 的区别在于，她们都在把事情搞砸，四处做爱，但 Fleabag 从未将自己的女性情感创伤归咎在社会之上。与之相反，她自责，也把这种自责当成玩笑，这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汉娜称自己为 “大写的女孩”，告诉我们看的不是电视剧，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自我，我们却在自我厌弃中向她投掷出利刃。当 Fleabag 将自己描述成腐烂生蛆的垃圾堆，我们却鼓起掌来，自以为更深刻地理解了女性气质。

　　

　　Fleabag 身上寄居的的解离感，仿佛是 “酷女孩”、“淡定（chill）女孩” 的近亲，正如汉娜的绝望也映照着歇斯底里症患者那样。当歇斯底里的女孩叫喊时，淡定女孩在大麻烟中咳嗽，说话缓慢、嗓音嘶哑。我听过男孩们称她为 “接地气”（down），而对于淡定（chill）女孩来说，这个形容实在太吓人了（chilling）。这意味着她从不自相矛盾，也不会强硬地去反抗他的计划。从从词源学上讲，“down” 意味着屈服。一个 chill 女孩是放松的吗？也许吧，但她可能只是在无聊中宁愿选择伪装。

　　

　　我也曾试图成为这样的女孩，试图谦逊地被蒸馏成上品的香槟酒。我的赞美如此强大，连最强壮的男孩也要醉倒在我的话语之下。可我更像汉娜，而不是 Fleabag，即使在断片儿的时候，我也无法彻底解离。我被告知自己嚎啕大哭地拨出电话，或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给别人发送了柔弱到下贱的短信时，我能做的只是删掉这些不忍卒读的消息。

　　我在约会软件首页用小写字母，波澜不惊地写自己的工作是 “研究生”（一项对约会软件的研究显示，女性用户的学位越高，性吸引力越低）。我还写了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是各种各样的油炸/增肥食品，我在男孩面前吃这些高热量食物，让他们认为我纤细的身体是个意外。这是 “chill 女孩” 设定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对在意健康、高度乐观的女性主义的一种拒绝。

　　已故作家贾德·夏尔玛（Jade Sharma）在她2016年的小说《问题》中，写阿片成瘾的厌食症患者的故事，“聪明的女人应当说这些话”。“这些话” 包括宣称她们在意的是健康，并不只是苗条的身材。那些开朗的 Instagram 网红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她们拍摄眼前的巴西莓碗，瑜伽垫在画面的边缘隐约可见。她们宣称自己追求的是某种心灵的平衡，与对理想身材的追求毫不相干。

　　而解离女性主义者正相反，她们只是简单地拒绝进食，有时生活在社会所崇拜的苗条身材内，有时则超越肉身的束缚，以男人的欲望凝视和其他女人的嫉妒目光为生。比起沉默地挨饿，这些女性选择在推特上以自己达成这种不公标准的方式开玩笑。例如，网友发帖钓鱼，说不会邀请卡特·马尼尔（Cat Marnell）参加自己组织的野炊活动时，她回复 “谁要去你组织的野炊，我根本不吃东西”；内克拉索娃则转推说 “神智不清的厌食症患者要路过了”。我邀请一个朋友参加自己组织的晚餐派对，她回复说她会迟到，会带上葡萄酒，但不会吃东西。贾德·夏尔玛（Jade Sharma）写挨饿的经历 “空荡而又轻盈”，而饥饿则像 “你在火车上感受到的振动”。我知道，当我在挨饿的时候，舌头会感觉到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食物。空气尝起来像爽脆的汽油。夸奖尝起来像黑巧克力，苦中带甜，让我想要更多。

　　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是，解离状态的风靡可能会导致自杀率升高。在2007年至2015年间，美国青少年女孩的自杀率翻了一番。201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女子短跑队成员麦迪逊·霍勒兰（Madison Holleran）自杀身亡，留下了简短的遗言，以及几近完美的 Instagram 首页。美国全球体育电视网几乎可以说是激动地报道了这个故事。2017年，歌颂少女自杀的 Netflix 系列节目，《汉娜的遗言》（13 Reasons Why）首播后，美国的青少年自杀率在一个月内激增，第三季则在2019年8月播出。

　　如果这一切让你无法呼吸，你可能开始使用毒品来解离自己。在《亢奋》（Euphoria）第一季开头，赞达亚（Zendaya）饰演的15岁女主角 Rue 被母亲从戒毒所接回家。她是一个完全脱离于现实的 chill 女孩。她纤细、松弛，阿片成瘾，花费了整整一季的时间缓慢地戒毒，却在某次分手后复吸。影片结尾的舞蹈场景有点超现实，好像要在让观众也感觉到毒品给人带来的解离感。

　　

　　《亢奋》（Euphoria）第一季里赞达亚（Zendaya）饰演的 Rue

　　在我还挨饿时，我养成了一个周末的惯例，晚上失去知觉，上午服用一粒安定，当关于我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质疑开始咀咬我的脑子时，大脑已经在前一晚削下思维碎片后变得娇嫩。一旦服下安定类药物，我就会清醒地做梦，让我能站在安全的距离，向朋友们讲述我的滑稽经历，将晚上的故事编织成连贯的叙述：女孩在夜间外出，偶尔偏离轨道。

　　菲比·沃勒-布里奇在19年秋天凭借《伦敦生活》获得艾美奖时，一张她靠在奖杯旁，左手香烟右手鸡尾酒的照片在网络爆红。她的眼睛几乎全部闭着，裙子在闪光灯下闪闪发光。我看着那张照片，看到了一个离那些被诋毁的绝望（desperate）女权主义者很远的女人。我看到了一个正在解离中（mid-dissociation）的女权主义者。她也许正在实践《伦敦生活》所宣扬的那种与世界保持一臂距离的美德。但或许这种解读并不能讲述整个故事。

　　

　　《伦敦生活》第一季毫不掩饰它极其激进的黑暗，但第二季却出人意料地变得乐观，有时甚至有些感人。这个 “破烂女人” 走向了大多数观众从未想象过的道路，一条自我提升之路。她在情感上支撑着姐妹，也鼓励咖啡馆里的顾客相互交谈，她与帅气牧师展开了一段复杂的亲密关系。随着他成为第一位真正了解她的恋人，他也成为唯一一个注意到她的解离倾向，同时呼吁她面对它们的角色。我们看到她的脆弱，但也终于目睹了她的痛苦 —— 她痛苦地和自己的情感相连。沃勒-布里奇是否在暗示，人与人之间真挚的链接或许能让现实变得更加容易容忍，从此不再需要解离呢？

　　

　　现在我还是偶尔会解离。在无法洞察深度的抑郁或令人崩溃的不安前，我也会不知所措。但我也一直试着更充分地占据我的身体，并允许自己在肉身中体验自己的情感。当我注意到皮肤堆叠形成褶皱，或焦虑的汗划过身体的感觉时，我试图把这种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我不再试图通过运动或饮酒来追求高潮，我意识到完全拒绝现实可能不是我曾经认为的通往崇高的途径。我可能正在积极地不那么 “淡定”，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但我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