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我们留的三大遗产如今还剩几个？以后可能真的要靠自己了

　　1978年，新中国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开始改革开放，追赶世界现代化浪潮的伟大征程。

　　这时的中国已经落后了亚洲发达国家不少距离，小平同志1978年10月访问日本，亲眼看到，亲身体会了现代化带给社会的巨大便利，令他十分震撼。

　　资本主义世界能够以极高的效率组织工业大生产，是当时的中国企业远远不能相比的。

　　在日本神奈川县的一家汽车制造厂，小平同志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居然比长春的中国一汽高出几十倍，他感慨地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

　　二战之后欧美、日韩各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就连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都已经实现了局部现代化，对中国来说现代化只剩下最后的末班车，时间不多了。

　　既然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就要参与全球分工，但人家看到一没技术、二没资本、三也没有设备的中国，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你怼回去了。

　　你凭什么？

　　

　　小平同志在日本工厂考察

　　不过我们很快找到了答案：毛主席给中国留下的人口红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约5.42亿，印度人口3亿出头，但由于天灾人祸、战火不断，中国的人口整整一百年来就增长了1亿，而印度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印度人口可能在两代人的时间，也就是40年里就会超过中国了。

　　然而幸运的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很快办了几件大事：

　　第一，全面落实普惠性质的基础教育，1952年国家颁布《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正式颁布，全面规范了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

　　到1965年底，全国中等学校学生达到1432万人，小学在校生达到11626.9万人，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的1946年增长了6.9倍和3.9倍。

　　

　　60年代的小学生

　　这一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普通中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2000多万毕业生和大批的劳动后备力量。

　　第二，大力普及基础医疗，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是一穷二白，新中国开创性地实施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模式，即“赤脚医生”下乡。

　　“赤脚医生”并非正规医生，大部分都是略懂医术的农民，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根本没有行医的资质，但却解决了农村地区大部分的看病问题。

　　人民政府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群防群控，很快基本消灭了解放前在神州大地上为祸甚烈的一些传染病。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婴儿死亡率高达20%，到1978年孕产妇的死亡率下降到0.044%，婴儿死亡率下降为4.1%。

　　第三，持续发展农业，狠抓粮食产量，新中国在1956年左右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

　　

　　50年代农民参加合作社

　　到1970年代初期，国家抓住机遇从西方大力引进成套化肥生产设备，一批化肥生产企业陆续上马，化肥使用量逐年猛增。

　　尽管人口数量骤增，但全国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亿吨飙到1978年的超3亿吨，使得人均粮食拥有量从209公斤增长到319公斤，虽然“吃得好”还谈不上，但“能吃饱”已不成问题了。

　　到1976年，新中国在总人口增加70%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口预期寿命提高近一倍，除去少数几个年份之外，每年新出生人口基本维持在2000万左右，1963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959万。

　　27年里，新中国多出了4亿人口，而且其中毛三亿还是20岁出头的青壮年，印度虽然也增加了3亿人，但两国之间的人口总数相差达3亿以上，几乎相当于印度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人数。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显著优化，1982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60后”和“70后”的人口总数占到全国人口的近一半，1990年加上“80后”则进一步提升到57%多，意味着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简直是源源不断。

　　1980-1990年代，全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超过了70%，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其有人口统计以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未超过70%，而这也意味着需要抚养的老人和儿童的比例相对较低。

　　

　　80年代中国街头

　　在人口统计学中，一般把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称为“总抚养比”，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年轻人肩上家庭的负担，从历史数据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总抚养比低于50%的时间超过了40年，也就是维持了整整2代人。

　　所以60后、70后们是相对“轻松”的那一代，就问哪家没有三四个兄弟，两三个姐妹？一部分人承担了扶老育幼的责任，剩下的人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从而能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工作和创业。

　　人口多只是毛主席留下的，帮助中国参与现代化的第一大红利，但若离开了另两大红利也是无济于事的。

　　其实劳动力众多不算核心竞争力，而劳动力众多又成本低廉就很有竞争力了。

　　日本、韩国从70年代后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推进自身的转型升级，这也是现代化之后的无奈之举：老百姓都富起来了，不能再过穷日子。

　　对于西方而言，如纺织服装、食品和其他日用消耗品这些“低端”的活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干了，必须得有人干。

　　

　　如图

　　当时那些跨国公司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意识形态接近，而且一直和英国走得很近的印度，第二个是拥有大量港口的孟加拉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菲律宾这些国家。

　　第三个才是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

　　于情于理，西方政客们没有找到一条把产业转移到中国的理由，但西方资本家们却并不傻，而是十分现实和极度理性：除了中国，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有那么多廉价劳动力的国家。

　　已经被高昂的人工成本逼疯了的西方大公司们巴不得马上把工厂开到中国来：1990年前后，中国农民工的月收入普遍只有200元左右，相当于30美元都不到的水平。

　　这什么概念？同时期日本工人的工资已经是中国工人的50倍，韩国、新加坡这些发展得好一些的，月薪是中国的20倍以上，就连泰国工人的工资都是中国的3-4倍。

　　对于许多亚洲国家来说，虽然号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国内可能还存在大量的文盲。而在中国，虽然大学生的数量不算很多，但文盲的数量，特别是年轻人中间的文盲数量却相当少，几乎绝迹。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就问超过5亿的高素质、低价格的劳动力这优势全世界谁能比得了？西方老板们肚子里的算盘早就打得清清楚楚，一单生意我能赚10块钱的凭什么要听你的赚5块钱？

　　那一代60后的中国人太勤劳了：到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打工的工人们除了吃住就没有其他消费，而“包吃住”正是乡镇企业的基本特色。

　　当时社保制度都还没有普及，所以企业发200块就是到手200块，除掉几块钱零花的，许多工人每个月甚至做到可以发多少就寄多少回家。

　　正是这些吃苦耐劳的，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们，用自己的勤劳、汗水甚至鲜血帮中国赚来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原始资本。

　　中国有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之所以我们的上辈人能吃苦，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就吃了不少苦。

　　从50年代开始，为了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国家的基本资源投入都是倾向于城市的，农村能够分到的资源非常少，而户籍制度又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都相对固定在了土地上。

　　

　　毛主席

　　实际上，国家把农村变成了劳动力的“蓄水池”，当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不旺盛时，就关上闸门，把“水”养在池子里。

　　而等到对劳动力的需求骤然上升时，就“开闸放水”，让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平心而论，当年的政策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这是毛主席领导的第一代开国元勋们，为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设计的最优解法。

　　因此那时候大部分进入城市和乡镇企业的务工人员都不怕吃苦，再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他们心里想的只不过是怎么样让自己家里人的日子好起来。

　　第三个红利是：毛主席通过20多年的革命和20多年的建设事业，基本上瓦解了在中国土地上盘根错节几千年的宗族势力，粉碎了所谓的“阶级差异”。

　　从历史上看，到了王朝统治的二代、三代时期，伴随着王朝诞生的新门阀简直是遍地生根，数不胜数。

　　

　　无题

　　汉高祖刘邦开国大封功臣，几年里封了16个诸侯王，50多个列侯；汉光武刘秀开国竟封了360多个列侯；唐朝开国形成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代表的关陇新勋贵集团，明朝开国形成淮西和浙东两个勋贵集团……

　　《愚公移山》里讲得很妙：“子又生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等到三代之后“门阀满地走，贵族多如狗”，社会阶层固化，普通人向上发展的通道关闭，资源分配的蛋糕基本被瓜分干净。

　　然而在80年代的中国，我们却能看到这样的奇迹：只要你有胆量，有脑子，肯吃苦，发家致富的机会几乎是俯拾皆是，白手起家“穷小子变大亨”的传奇故事一再上演。

　　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任何一个商业细分市场而言都可以称得上“天下未定，有鹿群雄共逐之。”

　　这种创造力空前活跃，激情澎湃的时代，不要说在中国之前的历史上，就算是横向看全世界的历史都是极为罕见的。

　　这是因为，毛主席以空前的魄力把宗族势力请出了中国社会的舞台，把大量的资源分配、阶层跃升的通道重新打开，近乎实现了理想的“机会人人平等”。

　　毛主席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此等气魄前无古人。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社会上那些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商界大佬，基本上都是从80年代末期开始建设自己的商业大厦的。

　　一大批如今堪称国之栋梁、为国防、卫生、教育、文化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也是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

　　毛主席所留下的三大红利，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福泽了中国人民四十多年，然而中国又有句老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些红利的影响正在不断削弱。

　　如今人口出生率骤降，人力成本攀升，不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辉煌不再，抚养率上升、养儿养老成本猛增，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2010年时，我国的总抚养比达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34.2%，最后逐年回升，12年来已升至46.3%。

　　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就意味着1960-1980年每出生1个人，自2020年之后的每一年都要起码出生2个人，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图

　　2022年，全国一共出生了956万人，而60年前的1962年出生了2400多万人，如今的出生人数约为当年的39%。

　　退一万步说，要让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内大规模增加，乃至于翻倍的想法是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

　　2022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7万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的月均工资已超过了3000元，对于改革开放之后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收入水平是完全必要的，但也使我们在与东南亚国家的成本竞争中处于劣势。

　　当然，现在有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在叫嚣“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资格”，其中一个论据就是不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就看我们和印度、非洲、部分东南亚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已经不小了。

　　至于另一个红利的情况，恐怕我们已深有体会，无法展开细说了。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实毛主席还留下了第四个红利，但这件事同样无法细说。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再多的红利都会有吃完用完的一天，以后的路要怎么走，还是那个道理：中国人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