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东征，此人指挥粤军连战连捷，为何蒋介石偏要＂抢＂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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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4月22日许崇智回到广州当天，立即到大元帅府谒见了孙中山先生。

　　

　　到1924年5月22日，在粉饰一新的省议会粤军总部主礼场内，遍悬周番旗及鲜花，张灯结彩，正中高高悬挂着大元帅孙中山的大幅肖像，两旁是国民党党旗与粤军军旗。许崇智终于在掌声和鲜花中就任粤军总司令一职。

　　1、第一次东征的背景

　　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自从1923年底击退了陈炯明的猖狂反扑后，整个1924年的军事，无论是革命政权对陈炯明残部继续出击，或是陈炯明组织力量进行反扑，都处于一种黏滞的状态，打打停停，甚无建树。

　　至1924年9月，孙中山出兵北伐前，北方反直同盟和国民党内不少党员都曾劝孙中山对陈炯明既往不咎，以便集中力量讨伐曹锟和吴佩孚。段祺瑞也派出他的说客许世英前往广州痛陈利害，吴稚晖也到韶关跪求孙中山能够容纳他的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许崇智与杨希闵、刘震寰等也有联名电报劝陈炯明“凛遵帅令，长驱入闽”。9月下旬，孙中山果然将驻扎东江专事对付陈炯明的军队撤至石龙。一时之间，与陈炯明和解之风极盛。

　　令人惋惜的是，陈炯明把孙中山政权这种以忍让求大同的作法看成是示弱之举，不但没有真心实意参加北伐，而且还趁孙中山北上病危、广州政府群龙无首之机，部署一场更大规模的春季军事反攻。

　　但此时的陈炯明几乎已成强弩之末。

　　数年来与孙中山革命政权的直接军事对抗，不但令他声誉大跌，也耗散了为数甚巨的人力物力。

　　这次反攻广州，除了可以直接指挥得动的洪兆麟、杨坤如、叶举等部外，还要林虎部旗帜鲜明地加入他们的阵营，才能有获胜的把握。

　　可林虎是一员极有心计的悍将，他早年本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时是李烈钧手下的一员健将，在赣宁之役中，林虎守卫湖口，大战冯国璋与李纯，声名一时大震。可惜为善不终，利欲熏心。

　　到民国十年以后，表面上与陈炯明合作，背地里又完全成为吴佩孚、齐燮元的鹰犬，除骗得曹锟政权委任为伪广东督理外，还直接骗得吴佩孚接济的大批军械，故实力远驾陈炯明、洪兆麟等人之上，庞然坐大，非但不将洪兆麟等放在眼内，就是陈炯明的命令，也经常置之不理。

　　于是陈炯明、洪兆麟与林虎的暗斗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几乎翻脸的程度。

　　

　　出于实际的考虑，陈炯明只得屈尊，亲自进入兴宁县林虎盘踞的领地，向他进行了一番“磕头礼拜，献媚乞怜”的拜访后，还少不得赔送一笔大礼，这就是将一向归洪兆麟收入的汕头税款，全部划归林虎。有了这笔交易，见钱眼开的林虎公然发电拥陈。

　　陈炯明也就施施然返回汕头后，于1924年12月27日发出宣布就伪粤军总司令职的通电。

　　当晚，还在汕头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主张趁孙中山的北伐军深入江西之际，决分两路进兵：

　　一路由林虎率黄业兴、李易标等部进入赣省三南地区，以袭北伐军后路；一路由洪兆麟统率叶举、杨坤如、熊略、尹骥等部，从惠城进攻广州。

　　但他这个计划未能获得他的部属的通过。

　　之后，陈炯明又采用各种手段，从广州与香港的一些商人手上获得了一笔以债券形式筹集的巨额军费，使军费有了保证。

　　之后，他在汕头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重新调整进攻部署，由陈炯明自任“救粤军”总司令，林虎任总指挥，洪兆麟任副总指挥，叶举任各路总指挥。按照陈炯明的部署，各部从驻地向西开拔，预定在博罗、石龙一带集结，然后分头进攻广州。

　　1925年1月7日，陈炯明以“救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汕头下达了总动员令。至1月下旬，陈军已进至虎门、石滩一线。

　　2、广东革命政权的软弱混乱

　　面对陈炯明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广州革命政权开始的态度是有点无所适从的。

　　这种软弱混乱的状态出现，主要来自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系军阀暧昧不明的态度。

　　早在1923年12月底陈炯明通电就伪粤军总司令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8日，革命政权最高决策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胡汉民、伍朝枢、许崇智、廖仲恺、杨希闵、刘震寰，以及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加伦将军等，在杨希闵的别墅“谢庐”召开过一次军事会议，紧急磋商对付陈炯明的军事反攻。

　　会议虽然讨论了防御陈炯明反攻问题，并决定了对南、西两路作严密戒备，先以全力肃清东江。但杨希闵却别有用心地提出，须马上筹得六十万军费才能发动。虽然胡汉民允诺照办，但一时之间，要马上筹集这笔饷项是有一定困难的。无形之中，肃清东江的准备工作又拖延了下来。

　　对于许崇智为首的粤军来说，结束东线战事，乃是当务之急，因为长久以来，东线战事牵制了孙中山的军队太多的兵力。

　　据《胡汉民年谱》记载，早在12月24日，胡汉民、廖仲恺以及加伦将军就曾召开过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加伦将军所提议的那个大本营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为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杨希闵、蒋中正等，以加伦将军为顾问，策划东征事宜。

　　但从实际情形来看，杨希闵似乎自始至终都在左右着局面，他强调的困难重重，几乎把大元帅府负责政务与财政工作的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又使杨希闵在原来的荣衔上，再加上“最高军事委员会会长”的桂冠。这深深地显出了此时革命大本营的软弱与无奈。

　　会议过后，由于经费筹集步履维艰，全线发动攻势的问题只得暂时搁置起来。

　　3、黄埔学生军参加东征原因

　　到了1925年元月，陈炯明下达进攻广州的动员令后，东江一带战云密布，局势一下严峻起来。

　　许崇智日益感到事态的严重，认为若“不予陈军一大创，不足以儆其冥顽，戢其野心”；大本营也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态度，数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所辖的许崇智建国粤军、杨希闵之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以及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等部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责成他负责进行东征。

　　许崇智则担任省城警备总司令，负责留守广州，凡滇军警卫团、干部学校、桂军警卫团、军官学校、大本营教导团，大本营军官学校等，悉数归许崇智调遣节制。

　　1月15日，杨希闵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颁布了动员东征的命令。1月26日，陈家军已经入侵虎门要塞。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分三路进兵，滇、桂、粤军各任一方面的任务。

　　原来作战计划，以滇军为右翼，担任进攻以洪兆麟部为主的淡水、平山及海陆丰一带；以粤军为左翼，担任进攻以林虎部为主的河源、兴宁、五华一带；以桂军为惠州的攻城军，攻下由杨坤如把守的惠州要塞以策应两翼。所以如此决定，主要是受了杨希闵的压力，故以滇军担任路途最近、公路最好、途经最富之右翼。

　　

　　后来鉴于作战形势的考虑，在加伦将军的建议下，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在出发前变更了作战计划，改由许崇智的粤军担任右翼，杨希闵的滇军担任左翼，桂军仍然围攻惠州。

　　由于许崇智负责留守广州，粤军右翼总指挥由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担任，叶剑英则担任第二师参谋长。

　　其时，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军内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他们以周恩来为首，意识到是次东征对于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因此，在学生中广为发动，使黄埔弥漫着浓郁的“东征杀敌，建国立功”的高昂革命气氛，全校学生联名向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请战。于是，孙中山同意了黄埔军校派出两个教导团共二千五百余人参与东征，由蒋介石亲自率队，加入右翼的粤军协同作战。

　　从战斗一开始，滇、桂军除了有少数部队在早期参加过一些战役外，其余主力部队基本在原驻防地抱观战态度。

　　整个第一次东征，基本上是由右翼的粤军担任的。

　　4、粤军的表现

　　由于东征胜利与否，事关到广州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许崇智虽然仅担任留守广州之责，但仍深感事体重大，因此不敢掉以轻心。1月29日，他与盟弟、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随带宪兵卫队六十余人，开赴东莞的石滩，检阅了驻防石滩前敌的粤军精锐队伍之一的许济旅，“慰劳训勉一切”。

　　也就是在这两天内，实际上已作为粤军东征先遣部队的许济旅，趁陈炯明叛军退出石龙加强宝安之机，率先渡过石滩桥，趋石沥窖而进逼石龙。而早在1月26日率部由广州沿广九线出发的张民达部，也于2月1日抢过了石滩桥，进入战斗状态。

　　而由黄埔学生军组成的两个教导团，则是在2月1日由黄埔向东线进发、3日抵达太平镇的。4日，东征之役的战幕首先由粤军张民达师（有二个旅，一旅旅长由张民达自兼，另一旅旅长为莫雄)与许济旅拉开。

　　这天拂晓前，他们已经集结于石滩周围一带，于凌晨四时左右，由石滩出发向驻守石龙一带的陈炯明叛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担任石龙正面防御的陈陈炯明部许庭杰、胡汉卿部，据守石龙水南桥，粤军的张（张民达）、许（济）、莫（雄）等部则下令冲锋，约战二小时左右，水南桥即为粤军所占领，陈家军败退至茶山一带。

　　4日下午，粤军张民达部任前锋，进攻茶山。双方在茶山展开猛烈炮战，战至当晚十时许，陈军不支，向南社溃退，茶山被张民达部占领。

　　5日早晨，张民达继续率部前进，陈炯明叛军二干余人据南社进行抵抗，双方激战至七时许，陈家军复向横沥退却，张民达部夺获枪炮极多。

　　横沥无险可守，许（济）、莫（雄）两旅一到，守敌即望风而逃。至5日下午三时，粤军张民达部又进占横沥，陈炯明叛军退至距横沥十一里外的常平、樟木头一带坚守，意在引粤军深入，然后反攻。

　　6日一天无战事。7日清晨，粤军张民达、许济部借助大本营铁甲车队的优势，用大炮向陈炯明叛军发起猛攻。陈军据险顽抗，激战二小时不分胜负。两军稍为休息，至正午十二时左右，张民达与许济亲上前线，督军猛攻，陈军的阵线终于被轰破，至下午一时许，粤军已攻克常平，乘胜再占樟木头。

　　5、黄埔学生军的表现

　　至于宝安东莞方面，右翼林树槐部于4日战斗打响后攻占宝安之属云霖后，本拟进攻宝安，其后蒋介石率学生军赶至，与林部商议，深恐林部突进宝安，而东莞尚未攻下，有被敌抄袭之虞，于是云霖的右翼军仍勒兵不进。

　　其时，茶山被粤军张（民达）、许（济）、莫（雄）等攻克后，驻扎东莞的陈炯明部邓桂生、翁腾辉两部，即大受影响，东莞城实际已陷于被包围状态，不得不退。

　　蒋介石、林树槐见此情况，便于5日兵分两路向东莞城发起进攻。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负责攻击右路，由厚街取道赤岭，攻东莞之南。

　　粤军第三军第十六旅王若周部，取道新塘、中堂、望牛墩，攻东莞之西。

　　蒋介石部于早上七时许，在白马方面与陈家军马雄韬部力战，约数时许，陈军退守东莞。

　　同时粤军王若周部已抵望牛墩，与黄埔学生军会合，夹击马雄韬部，将东莞城包围。战至下午五时许，驻守东莞城陈炯明军因中路茶山已失，恐后路被断，乃率队退出东莞城，往樟木头、常平一带集中。

　　东莞城遂被黄埔学生军及粤军克复。

　　蒋介石自克复东莞后，交与林树槐驻防，他则率领黄埔学生军取道横沥往常平、樟木头与右翼粤军会师，更重要的是会见许崇智。

　　6、阵前易帅

　　原来，7日常平与樟木头被粤军克复后，许崇智率领卫兵二千余人，与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加伦将军等人往前线视察，于这天在石龙召开军事会议。

　　

　　之后，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等立即返省，许崇智却在加伦将军的陪同下，亲往常平巡阅粤军前线队伍。

　　此次联军东征陈炯明叛军，以右翼粤军进展最为神速，攻战最为勇猛，攻克数城，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舆论大赞张民达与许济皆“属谋勇兼全之战将，故有此佳果”，更加上参谋长兼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亲率学生兵担任东莞、宝安一路”，因而旗开得胜，作为粤军的最高统领许崇智，自是兴奋异常。

　　在常平，许崇智与蒋介石见面后，蒋介石态度坚决地要求许崇智，把右翼总指挥的权力移交给他，原本这个职位是张民达的，这让许崇智觉得相当为难。

　　张民达，广东梅县人，早年随父往南洋经商，肆业于英文学堂，自小“独有远志，胆略过人”，对清末腐败，感触颇深，在南洋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又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奉孙中山命令往投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先任军事委员，旋即擢升为第二军部少校副官，数年来在许崇智麾下转战南北，战功显赫，是粤军中最善战的将领之一。

　　1922年在许崇智率领的东路讨贼军进行的福州水口之役时，张民达曾率领十八团英勇作战，力克李厚基大军，成为克复福州的第一功臣，深得孙中山和许崇智的赞赏。

　　1922年冬被擢升为东路讨贼军第八旅旅长，1924年擢升为第二师师长，并于这年秋间结婚，证婚人为廖仲恺先生。

　　这次东征，他新婚燕尔，便担任右翼粤军总指挥的重任出征了。无可置疑，张民达是称职的，他指挥得有条有理，从已取得的战绩来看，粤军也打得有声有色，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7、蒋介石为何要争右翼总指挥？

　　追溯张民达与蒋介石的恶劣关系，也是源自福州水口之役。

　　是时，蒋介石于战争结束后数天，才从上海抵达福州出任参谋长职，当他检阅队伍时，不但没有称赞张民达团的水口之功，反以“队伍不齐”“衣衫褴褛”等进行斥责。

　　殊不知许崇智自半年前由韶关出师北伐，因被陈炯明诸多掣肘，粮饷几乎不继，至陈氏叛变革命之后，处境更加艰苦，可蒋介石不但没有体谅这种情况，还借故挑小毛病对其进行责备，因而引起了该团官兵的强烈不满，导至张民达与蒋介石后来的积怨越结越深。

　　这次东征，由张民达出任右路粤军总指挥，而蒋介石又奉孙中山命率部加入右路协同作战，这就意味着蒋介石虽身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但应归属张民达指挥，这再一次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在张民达一方面，与他不睦，固然有一定的历史成因；但在蒋介石一方面，与粤军周围的将领们不睦，却是他个人的“传统”，除了张民达，还有高级将领黄大伟、张国桢等。

　　黄大伟早被蒋介石使手段搞了下去，导致他投靠陈炯明；张国桢则见蒋介石出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曾一度提出辞职，士气一直不高，这都是惧怕蒋氏手腕的表现。

　　出于一种桀骜不驯的本性，蒋介石从来都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张民达也不例外。

　　而让一个处处不如自己的人指挥自己，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他希望能通过盟兄出面来扫掉这个障碍。

　　与蒋介石共事多年，许崇智深知他的脾气是不可改变的；也深知协调不好张（民达）、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将会严重影响东征的战事。

　　但如，由自己亲自出面去说服张民达放弃权力，他难以启齿。他突然想到了莫雄。

　　莫雄自1922年底率师从高雷回广州归张民达指挥后，两人感情一直相当融洽，因此决定让莫雄出面说服张民达。

　　8、最后为何许崇智自兼右翼总指挥？

　　对于这件事，莫雄是这样回忆的：

　　“大军在停留常平期间，宣布了右翼军总指挥改由许崇智担任。阵前易帅，一说是起因于蒋介石要争做右翼军总指挥。他怎么争法，我不知道。但是，记得起初许崇智是以劳军名义到来常平的，随从及行装都很简单，似乎没有久留或随军前进的打算。劳军事竣，他叫我到他的花车上，吩咐我去劝张民达把右翼总指挥职让给蒋介石，言下颇带左右为难之意。张民达表示坚决反对。这样，许崇智才决定自兼右翼军总指挥的。我无可奈何，在车站月台上找到张民达，谈起此事，果然张民达听罢，顿时怒不可遏，大骂起来：‘蒋介石这个“契弟”（带有侮辱性的广州方言)，就是他归我指挥，我也不要他，何况要我受他指挥！要他指挥我，除非打过我先！'。我将此情况向许崇智汇报，许崇智潸然泪下说：‘让我跟你们去打仗，我自己当指挥吧！’于是，许打电话回广州总部，增派侍卫，有冯轶裴带一警卫团及林祥带一宪兵营前来。许宣布自兼右翼军总指挥。”

　　许崇智这一决定，是颇带有一种既无可奈何又甚为悲壮的意味的。

　　他很看重兄弟情谊，进入战争的紧急关头，仍然为了一丝丝他认为值得牵念的兄弟之情而左右为难，既想左右兼顾，但又怕贻误战争大局，最后认为由自己出任是一种最好的妥协解决办法。

　　

　　但不知为什么，“阵前易帅”似乎还没到此为止，也许是张民达扬言要与蒋介石“打过先”（即决一胜负），刺激蒋介石再次在许崇智面前做了功夫，

　　因此，许崇智还是决定张民达接受蒋介石的调遣。

　　据台湾出版的《国民党党部东征日记摘要》记载：

　　“2月8日上午八时，总司令许崇智与参谋长蒋中正于横沥车站会议作战计划，许（崇智）令张民达师王若周旅，张我东团铁甲车队统归公（即蒋介石)指挥。”

　　但到11日，蒋介石却又请许崇智收回他“指挥粤军成命”。这到底是张民达等粤军将领不满的结果，还是野心勃勃的蒋介石突然害怕指挥不动张民达他们的缘故？

　　看来，恐怕两者兼而有之。

　　阵前易帅，是兵家之忌。幸好张民达终于还是能以大局为重、没有消极对待即将展开的激烈战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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