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的星空》：女性诗歌通往关爱伦理，是动荡世界的治愈时刻

　　原创 刘润坤 文学报

　　poetry

　　《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

　　女性诗歌的力量，也许不仅仅是在动荡世界筑一座避难所，更是以诗意的形式呈现关爱伦理，进而让人走出避难所，有勇气面对、甚至改变真实世界。

　　《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

　　李少君/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文/刘润坤

　　刊于2023年4月13日文学报

　　敞开的诗歌美学意味着间性的复归，从某种意义上讲，接续了被新诗革命所中断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再度联通诗歌与生活、自我与他者、审美与社会之间的罅隙。《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所选取的作品，并未由于作者身份背景的相似性而形成整一风格，因此，北大女诗人不能视作艺术史惯常叙事中的某种风格或流派的命名。同样地，我们也很难将其与新诗传统牵强附会，即使人们看到“北大”和“诗人”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诗歌史上诸多“光荣传统”。北大女诗人既外在于经典叙事，又难以有效整合为新的风格或流派叙事，这是其命名的尴尬之处。然而当我们进入到这些诗歌的内部，仔细体会女诗人们建构的意象世界，便能感受到一种审美共通性——敞开的诗歌美学。敞开的诗歌美学既为北大女诗人这一群体的命名提供了向心力和整合性——一种不同于外在风格的内在整一性，又赋予了上述异质性更加深刻的意义——告别形式王国和大写的“我”，引领诗歌通往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

　　面朝生活的语言实验

　　不懈的语言实验和形式创新是检验诗歌先锋性的重要尺度，也一度成为新诗之所以为“新”的本体论维度，其诗歌史意义毋庸置疑，弊端也显而易见。在语言王国中，诗歌成为当仁不让的国王，随着语言的堡垒越筑越厚，诗歌再无成为附庸或者工具的威胁，这是新诗的功绩所在。与此同时，诗歌也逐渐关闭了与“审美城”之外的沟通往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百年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形式创新总有山穷水尽之时。失去了“审美城”之外的广阔空间，诗歌该如何呼吸吐纳、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而若走出“审美城”，苦心孤诣攻占的城池是否会得而复失？这是中国现代诗的永恒而又艰难命题，其艰难之处突出体现在现代诗（以及包括诗歌在内的现代艺术）永远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极端反复横跳。

　　对于诗歌来说，是否有一种可能，既不丧失自主性，又不丢失生命力，在自律和他律之间达到和谐的平衡？北大女诗人作品当中呈现出的敞开性美学让我看到这种可能性。周瓒的《关于量词的一次诗歌实验》（节选）无疑是一场成功的语言实验，对量词诸多有意误用给人新奇与震惊之感，比如“一肌书”“一剂书”“一晨房子”“一隐眼”“一卷剑”“一隔皮囊”等等十分符合新诗调性的陌生化手法，使读者迅速从日常状态抽离出来，进入作者建构的诗歌世界。不过这场语言实验指向的并非语言本身，虽然读者很容易看出诗人驾轻就熟的语言能力，但诗人似乎无意建筑一个自律的形式王国。突兀的量词在这里就像常穿的鞋里磨破的一个洞，掀起的毛边把脚折磨的疼痛、流血，痛感不仅让我们看到鞋里的破洞，更重新关注起习以为常的鞋子，恢复我们对鞋子的感受、评价和反思。这双鞋子就是日常生活，因为平凡庸常、因为早已适应而被我们视而不见：一本书、一座房子、一双眼、一把剑、一副皮囊就是这样的存在。量词是最符合现代社会的语言形式，具有强烈的理性意味。它不仅是度量单位，意味着多寡和效率；而且将主体和他者分离开来，使周遭一切成为只有统计学意义的物或工具。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当灾难发生时，那落到每个人头上的性命攸关，最终以统计数字呈现的时候，即使再大的数量，也难以与人们直接建立起共情。我们与周遭世界处在一种马丁·布伯所谓的“我他关系”、亦即马克思所谓的异化状态：工具理性遮蔽了感性，麻木割裂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连接。

　　在周瓒的诗歌当中，量词实验以“感性的陌生化”形式呈现。所谓感性的陌生化，是将作为数量单位的量词赋予感性的肌理，对其进行陌生化处理，进而使得物凝结了生命的某种状态或特质，使其不仅可知，而且可感。“一肌书”之所以不同于“一本书”，是因为量词“肌”指涉摩挲纸页的掌肌，人的皮肤通过触觉和书籍发生关联，形成实在的感觉；而“一剂书”的“剂”则是对原本形容药的量词的挪用，更准确地讲是治愈郁悒的药，由此赋予书籍与人类情感的密切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量词和名词的陌生化对应，不是一种抽象的情境想象，而是关联着具体的、切实的、当下的个体生活与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在《观文慧舞蹈剧场新作<我六十>有感》中，诗人用“一隔皮囊”形容女性之间的情感连带，“在个人与家国历史中，在懵懂的青春美与衰病之年间”。舞蹈是基于身体美学的艺术形式，由舞蹈而生发出对“皮囊”的思考是诗人观赏舞蹈的在场性经验。而“隔”字用作量词修饰皮囊，产生了非常有力量的审美效果：一是对于女性而言，“隔”意味着区隔，意味着女性作为异质性的、他者化的存在；二是肉身之于女性的不可逾越性，由于肉身之于女性的特殊意义，其在青春与衰朽之间的落差则更有悲剧性的意味。可以说，将皮囊饰以“隔”字，直观地昭示着女性的永恒困境。然而即便隔着千万艰难，女性间的连带感却能“不隔旁观与共情，绵延如涓流”，呈现出隔离而又团结、温柔而又强大、悲情而又乐观、曲折而又光明的情感张力。在诗歌当中，量词的陌生化实验的最终指向，不是诗歌内部的形式结构，而是朝着当下女性的生命状态和生存语境敞开，因此是面朝生活的语言实验，这是周瓒诗歌浓厚当下感和现场感之所在。

　　这种感觉在《盗梦空间，兼怀七月洪灾中的逝者》当中得到更有冲击力的表达。“如今，打开手机，就如同进入一开游戏/我不用一款游戏形容它，因为它意外、突发/也像你醒着，却遁入梦中，而且，你有个错觉/仿佛你偷了某个人的梦，又仿佛你的梦/正被一头怪兽无情地啃食：文字和影像/真实里/夹藏了煽风点火，但活生生的形象刺激了你。”面对信息爆炸和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于新闻的态度呈现出情感冷漠化、记忆短时化的趋势，“一开游戏”正是一种表征：手机屏幕仿佛虫洞，人们在不同时空中穿梭，难辨真假，人们穿梭在真实与虚拟之间，面对意外的、突发的事件，既难以置信，又旁观式地态度通常来讲，时间的流逝和内容的再媒介意味着信息的损失和情感的衰减，而此处却恰恰相反，这首诗的语言实验恢复了人们对渐趋遗忘的新闻事件的强烈情感。那些悲剧性的画面，经由诗人蒙太奇式的讲述向读者袭来，节奏如同暴雨和激流，形象和场景再度鲜活。

　　小写的我和大写的我们

　　当语言向生活敞开，新诗王国里常见的大写的我走向更广阔的语境，在天地与众生之间，重新生成小写的我和大写的我们，于是，主体间性取代了主体性，这是北大女诗人关于自我、关于主体的诗歌实验。虽然当代诗歌当中从不缺乏对自然、他者和人群的书写，但《燕南园的星空》选取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连贯感、融合感是十分少见的，仿佛毫不费力，而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在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到自我常常和周遭世界连接在一起，形成张世英先生所说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境。

　　这种间性主要在两种空间中展开。首先是城市。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场景，当我们谈起日常生活，通常所指的是城市生活。人们生长于其中，早已与城市血肉相连，因习惯而丧失反思和感知的能力。女诗人的超于常人的敏感让她们的精神摆脱肉身而飘扬在城市上空，冷静而又温柔地注视着孤独的人群。人群之所以孤独，是由于人们虽然肉身共在，但精神和情感割裂，正如齐美尔所说的“原子化”、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身处繁琐的日常生活，人们彼此隔绝，仿佛丧失了建构“我们”的可能性，而那是抵御孤独、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康宇辰精准地捕捉到这一现代征候，并用一种悲悯的诗意发出呼唤。《在烟云笼罩的世上》当中，她写到：“人间小小的关联，是那样紧密、确信，谁说烟云中没有一座房屋，命名为‘我们’？/‘我们’是多么充实的光耀，如果能信赖/我们将要收纳一切烟云的源泉，把世界的/格局重理。他们将给每一片雪花/一个形状，他们的生活的想象没有因衰老/而疲枯过。我找到一个方法，为了把光明/映照在困难的迷宫之上，因而这世界/再不是困难的”“在阳光匮乏的成都平原许愿，但心的友谊要保守秘密。你看/那山山水水的长途，需要光耀反复到来。”在这些诗句中，我与“我们”的连接，不是类似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知识分子式的救赎，而是我本身就内在于人们之中，内在于“送外卖的、买菜的、接小孩的……”之中，我和他、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正如张石然《在哈德逊河畔的公园》里写到“我们的生命，亦是他者的一部分/一只黑色的狗迈开它修长的腿/一群人从我面前经过，又走回”。既抽离于日常生活对其进行反思，又将自我融入到人群当中，我与人群不是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而是呈现水乳交融的共在状态，不再是“我与大众”，而是“我即大众”。其次是自然空间，一种与现代的城市空间相对立的、传统的、淳朴的桃花源式存在。杨碧薇的西北、苏晗的云南、顾春芳的江南，原始的空间虽然风格各异，但总能令人流连其间。“开花的时节只是开花”“我们应当像早晨一样去生活”，通过忘我而治愈城市中被遗忘、被异化的自我，进而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共同生成天人合一的世界。

　　自我走向人群、走向自然，试图打破隔离、重建连接，我不再是不可一世的、人定胜天的绝对主体，而是以小写的我谦卑地、温柔地，同时又笃定地、有力地融入世界之中，建构大写的我们，以去救赎化的形式实现救赎，这是女诗人的力量所在。

　　女性诗歌与关爱伦理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在这样一种语境当中，《燕南园的星空》于我而言是一个恰逢其时的礼物。在阅读过程中，我源源不断地感受到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关涉基于女性特质的关爱伦理。关爱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套逻辑，一种建构于女性主义之上的间性逻辑。这种逻辑告诉我们，联结、对话、协商、关怀和爱，这是女性的异质性，也是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存在，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品质同样是天赋人性的一部分。我从女诗人专辑当中获得的治愈能量正是来自于这种异质性，来自女性本身与他者、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的间性哲学和关爱伦理。

　　敞开的诗歌美学是通往关爱伦理文学路径。不论是语言实验、还是主体实验，北大女诗人的写作正是通过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让诗歌、让自我向他者、向世界敞开，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重建诗歌与生活、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连接。连接生成爱，而爱是诗歌与人类的终极目的与生命力之源泉。因此可以说，北大女诗人的写作是富有当代性和现场感的写作，其意义不仅是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史的革新意义，更在于以诗意的方式回应着当今世界最具征候性的议题。我们常常说，面对灾难，诗歌是最后的避难所，正如周瓒在她的《关于量词的一词诗歌实验》里强调：“应该是从身体内部生长的一所”。女性诗歌的力量，也许不仅仅是在动荡世界筑一座避难所，更是以诗意的形式呈现关爱伦理，进而让人走出避难所，有勇气面对、甚至改变真实世界。因此我期待我们的女诗人，能够有越来越丰盛的创作，源源不断地为世界贡献爱的力量，我想那应当是女性诗歌的意义所在，也是当今世界的生机所在。

　　女性诗歌通往关爱伦理，是动荡世界的治愈时刻，或许我们可以模仿周瓒的口吻，称之为：“一剂诗”。

　　原标题：《《燕南园的星空》:女性诗歌通往关爱伦理，是动荡世界的治愈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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