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军事与战争14】海外孤忠：郑成功抗清战略

　　一 郑成功的早年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一个海商兼海上走私集团的头目，一生共有5位妻子，其中第二位妻子田川氏是日本人。当时日本当局很重视郑芝龙，平户藩主松浦也送宅邸给他居住。1623年（天启三年），郑芝龙到日本做贸易时，与当地女子田川氏结为夫妻。

　　1624年八月二十八日（天启四年七月十五），郑成功出生于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上的川内浦千里滨。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明廷招安任官之后，才被接回泉州府安平（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读书，1644年（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被送往金陵求学。郑成功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郑芝龙为儿子聘请教师教他读书。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

　　郑成功儿时名福松，教师即给他起名森，寓深沉整肃，丛众茂盛之意。钱谦益为了勉励郑成功乃替他起“大木”之表字。同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随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进驻北京城。明朝遗臣遂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登基，翌年（1645年）改元“弘光”。1645年（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清朝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攻占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遭到杀害，弘光政权灭亡。

　　

　　郑成功诞生地

　　弘光政权覆灭后，由于清廷在江南采取残酷野蛮的高压政策，强行下达剃发令，激起各地抗清斗争蜂起。当时郑芝龙手握重兵，成为隆武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于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1645年（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七月改元“隆武”。

　　不久，鲁王朱以海亦在绍兴称“监国”，改年为“鲁监国元年”。隆武、鲁监国两政权虽皆“矢志恢复”，却彼此矛盾、冲突不断，各行其是。隆武政权成立后，郑芝龙将郑成功引荐给隆武帝，隆武帝非常赞赏郑成功的才华，他叹息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皇帝以女儿给人做妻子，在封建时代是最高的荣誉，为了表示对郑成功的宠爱，隆武帝将当朝最尊崇的朱姓赐给郑成功，并将原名森改为成功。从这时起，郑森的名字就成了朱成功。自是，朝廷内外都称朱为国姓，普通百姓尊称他为国姓爷。

　　1646年（清顺治三年，隆武二年）起，郑成功即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器重。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清，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将军队撤回福州（隆武政权所在地）。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清朝大学士洪承畴为泉州南安人，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朝投降。

　　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带着部分士兵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降清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闽主帅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燕京，更出兵攻打郑家的故乡闽南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不幸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缢身亡；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更加坚定了抗清的决心。成功乃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

　　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避走金门，然后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1647年（清顺治四年，永历元年）一月，郑成功率“三百部众”在小金门（今日金门县烈屿乡），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开始了其抗清斗争。

　　

　　二郑成功的大战略

　　郑成功的思想可以从他早年向隆武帝所上“抗清条陈”中看出一二。江日升《台湾外记》记载，清顺治三年三月， 赐姓成功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在抗清条陈中，郑成功已经明确认识到要与占据天下十之八九的满清争夺天下，仅仅依靠福建周边地区是行不通的。

　　在满清势力占有极大优势，己方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必须要以精兵把守关口，凭借险要之地防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己方的内线优势，消耗满清实力，并赢取时间来增强己方实力，将劣势转为优势，战胜清廷。

　　此后，在与父亲郑芝龙的对话中，郑成功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战略， “吾父总握重权，以儿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意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民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晌，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郑成功的战略可以总结为三步：

　　第一步，立足闽粤；

　　第二步，夺取金陵；划江而守；第三步，积蓄实力，收复京畿。

　　从郑成功地条陈中，可以看出郑成功在隆武政权飘摇之际，依然对在闽浙赣山区据险控扼的战略抱有很大信心。因为闽浙赣一带有武夷山脉和仙霞关为天然屏障，可以抵御清军入闽，赢得时间整顿军队，同时依靠福建的海外贸易优势，筹集粮饷，消耗满清实力。待满清实力退后再收复南方，最后北伐满清。

　　郑氏出身海盗集团，数十年来几乎控制东南沿海贸易，船只众多。擅长海战，而八旗军队生长于北方，不利水战，与此同时，郑成功也很清楚的看到己方存在的各种问题：军队数量太少且战斗力差，朝中官员碌碌无为，控制地盘太小，朝廷粮饷不足。所以针对性的提出要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

　　总而言之，郑成功的基本战略是企图建立一支以海军为主的抗清武装，以东南沿海岛屿为战略基地，实行两栖作战，先生存后发展，待力量壮大，再相机反攻，在当时来看，这一战略无疑是可行的。 外部的环境对郑成功的战略也十分有利，自清军占领江南之后，在多尔衮的命令下，除八旗军留少量人员于江宁外，外藩蒙古军与孔、耿二王所部皆尽数撤回北方，清军对郑成功没有足够重视，由于八旗驻军数量有限，清廷不得不依靠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维系在江南的统治。

　　清初的各省绿营大多由降军转换而来。多铎大军在南征途中，共收编归降的南明总兵２３名，监军道２名，副将（副总兵）４７名，参将、游击８６名，马步兵２３８３００名。这些降军人员冗滥、成分复杂、战斗力参差不齐，出于种种原因，清军又加以整顿与裁减。使得其人数更加减少，如总兵李成栋在降清前原辖一万人以上，至顺治三年（１６４６），仅剩３４００余人。

　　客观上，清军主要在湖广地区与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及永历政权作战，江南福建地区没有清军主力。利于郑成功起兵。同时，郑成功继承了郑氏集团对东南沿海贸易的控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作为财政来源。

　　1651，郑成功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军盛而寡食，纳冯澄世策，以甥礼事日本，即其产通市交趾、暹罗、吕宋，大得铜铅之助。以黄恺司税敛，立官商五”。《广阳杂记》引郑氏集团降将黄梧的“平海策”称“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查出收拿。”

　　由此可见五商是郑氏集团对外贸易的重要组织。五商包括山、海两路，山海五商并称为十行。山路五商包括金、木、水、火、土，设于内陆杭州及其附近地区，主要职责是收购各地货物，并将其运往厦门；海路五商包括仁、义、礼、智、信，设于厦门负责将大陆的物资贩运到东西两洋，即日本，琉球，台湾，东南亚一带，据郑氏降将史伟琦称“郑成功强横时期，原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号，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各设有船十二只”，郑氏降将黄梧也称“成功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行财射利，党羽多至五、六十人”。

　　十行由郑氏集团的户官直接掌管，户官下设裕国、利民两个公库，具体负责船本、利息的收缴和各行的出入银两，东西洋船是郑氏集团对外贸易的另一重要部分，其与十行并无统属关系。以十行商人为基础，郑氏集团建立了包括海外贸易商、内地采购商、国库、借贷、租赁、稽查、专人负责（户官）、最高审核等的一整套外贸制度。

　　依靠对外贸易，郑成功的军队才可以在远离大陆，不产粮食的东南沿海岛屿长期作战。郑氏集团的贸易组织除了经营管理对外贸易之外，还有收集情报、策反等军事功能。据黄梧称“（曾定老等）每与伪国姓（郑成功）作耳目，惯伺内地虚实，如王师（清军）入泉、固山出师，履行密报下海，此本爵在中左时所目击者。

　　伊子曾汝云受伪国姓密嘱，令其钻营生员、举人为护身之符，以便阴通内地信息，每遇考试，贿赂代笔，自郑成功起兵之后，“成功又遍布腹心於内地，凡督抚提镇衙门事无巨细，莫不报闻，皆事早为之备”。而这五商十行组织是郑氏这一庞大情报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纪严明的郑军

　　由于南明军队派系林立，互相拆台，致使清军一至，即土崩瓦解，有鉴于此，郑成功首先在组织上加强统一。郑军的战略单位是军和镇，军的统帅是提督，地位高于镇将，但军与镇并无建制上的隶属关系，统归郑成功领导和指挥，只在战斗编组时才产生配属关系。各军，镇，另设有政治性质的官员一人，称监督或监营，“凡有军机重务，必以报闻”，并选派文士，担任各军，镇的监纪，“从军出身，记录功罪”，直接向郑成功汇报，各军，镇负责后勤的军饷司，自成系统，直接由郑成功领导，不过各部主将节制，以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体系。郑军注重训练，纪律严明。

　　从顺治三年郑成功成军后就在鼓浪屿设立操练营地，后来又转移到金门操练，教习士兵“五梅花操法”和“水师水操法”，并将训练方法印刷发放，方便将官操练士兵。郑成功操练军队时要求颇为严格，《伪郑逸事》记载：成功特重操练，触妒陈列，进退有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掷上下，矫捷如飞。将帅渴见，甲宵仅蔽身首，下体赤脚不挥。有以靴履见者，必遭骂斥，并抑其赏。凡海岸多淤泥陷沙，惟赤脚得免粘滞，往来便捷，故与王师（清军）屡战屡胜，其于胜势，固已占却一筹矣。

　　为了防止士兵偷懒，还在军中实行定期考核制度，“以储贤、育胄两馆诸生监纪诸镇，每月记其功罪”，保证士兵军事操练的持续性和积极性。并且郑成功非常重视军队在水上作战的操练，陆军士兵也必须时常操练在水上作战时的技能。郑军拥有严明的军纪，设“督阵官监同各镇出征战剿，授铁杆红旗一面，书“军前不用命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副将以下先斩后报，”每次战役终了，执行评议，严格执行。

　　如1651年清军偷袭厦门，郑成功叔父郑芝莞怯敌逃走，被斩首示众，“诸将竦栗，兵势复振”，郑军多是东南沿海的当地子弟兵，在本乡本土作战，军民关系融洽，黄宗羲的《郑成功传》对郑军有一段评述:“郑氏兵兴以来，纪律严肃，禁绝淫掠；军行，孺子、妇人至与争道。惟播桥、堕邑、酷剥富民。” 闽海纪要》亦记载:“成功自起兵以来，军律严明，禁止淫掠，犯者立斩。破城之日，诸军虽争取财物，遇妇女在房内，则却退不敢入，远近称快。”

　　杨英《从征实录》记载郑成功北伐期间，也曾一再“重申出军严禁条令”，“再申禁令”，“再申军令”，反复戒谕将官:“约束兵士，收拾民心，当与战勋并重”；对于扰民将士，立即绳以军律，绝不宽假。其禁令条款所列，又如“江北地方准其取粮，准其坐船，至于江南地方务要一草一木不动。”虽然不可否认的是，郑军也确有掳掠财物，杀人放火等暴行，但其军纪较一触即溃的南明官军与动辄屠城的清军相比实在难得可贵。因此，战斗力较强。与清军交战，胜多败少。

　　郑军中，最出名的部队当属铁军，也称铁人军，一般认为组建于1658年，铁人军为精锐的重装步兵，身着数十斤的全身铁甲，挑选严格，士气高昂，是精锐的反骑兵部队《台湾外记》卷四记载：“二月，挑选各提督壮勇者为亲军，厦门港筑演武亭操演。各以五百觔石，力能举起遍游教场者五千人。画样与工官冯澄世，监造坚厚铁盔、铁铠及两臂、裙围、铁鞋等项，箭穿不入者。又制铁面，只露眼耳口鼻，妆画五彩如鬼形，手执斩马大刀。每人以二兵各执器械副之，专砍马脚，临阵有进无退，名曰铁人。”

　　次年，1659年的镇江大捷中，郑成功的铁人部队首次登场。根据记载，六月二十日，在郑军刚刚登陆立足未稳之际，镇江清军提督管效忠打算趁此先下手为强。不料郑成功早有防备，他抵住清军骑兵部队的进攻。

　　《明季南略·卷十一》中这么描述的：“兵驰骑突前，郑兵严阵当之，屹然不动；俱以团牌自蔽，望之如堵。大兵三却三进，郑阵如山；遥见背后黑烟冉冉而起，欲却马再冲，而郑兵疾走如飞，突至马前杀人。其兵三人一伍，一兵执团牌蔽两人、一兵斫马、一兵砍人；甚锐，一刀挥铁甲、军马为两段。盖铸刀时，用铁匠百人挨递打，成此一刀；故锐特甚。”

　　荷兰揆一的回忆录《被忽略的福摩萨》，他在书里是这么描写铁人军的：“敌人的士兵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一些士兵背上挎着弓和箭；另外一些除了左臂一块盾牌外，右手一把利剑外什么都没有；而许多士兵双手都挥动着令人生畏的战剑，装在半人长的木棍上。每个士兵的上身都穿一件铁甲来护身，就像屋顶的瓦片环环相扣。他们的手臂和大腿是裸露的。”可见，铁人军堪称郑氏的精锐部队。

　　

　　荷兰人所绘的铁人军

　　三 初出茅庐

　　1647年（清顺治四年，永历元年）七月，郑成功会同郑芝龙从子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八月，郑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府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1648年（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朝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朝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怆然退回海上。

　　同年，清朝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朝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永历政权，使反清复明的声势一时大涨；只可惜各方反清势力在彼此没有默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大多沦为地方性的抗争。不久后，清廷压制了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势力；广东李成栋军亦于次年（1649年）灭亡。1649年（清顺治六年，永历三年），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即册封其为“延平王”（郡王），从此亦有人称成功为“郑延平”。

　　1649年（清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第次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

　　潮州守将郝尚久虽已于1648年（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随李成栋反清，但曾袭击施琅、郑鸿逵等部，也曾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军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之为难，与郑成功素有嫌隙。1650年（清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击之；郝部不敌，退守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再次攻入广东；郝尚久背腹受敌，负气降清，引清军入潮州城以抗郑军。郑军围困潮州城三月不克、士气低落，又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1646年的形势

　　1650年（清顺治七年，永历四年），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同年中秋，郑成功趁着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

　　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大部分的部队，并且实际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1650年（清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农历十一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敕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同年，鲁王朱以海在阁部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

　　1651年（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正月，郑成功抵南澳。二月二十五日，郑军舰队于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郑成功的主船险些解体、翻覆，几乎所有船上器具，包括鼎灶都一并丢失；据记载当时船上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准备，郑成功本人也连饿两餐。直到隔天下午风雨渐歇，郑成功的主副座船才得以回到岸边与舰队会合。此乃郑成功本人于海上遭遇最大的一次凶险，事后郑成功也重赏主副中军船的两位驾驶。

　　农历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今广东惠东）。另一方面，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军队已经前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趁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趁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未战先怯，只顾著将财物搬运至私人船上逃亡；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将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

　　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将其围困，却被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

　　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将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东石镇白沙，不再过问政事。同年农历五月，郑鸿逵麾下大将施琅因叛变事泄擅自处决郑成功部将曾德，郑成功以此为由欲诛施琅全家。施琅虽在友人帮助下逃脱，但父亲、胞弟均被处死。

　　从此，施琅与郑成功结下大仇，决定再度降清。1651年（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战斗，获得了磁灶战役、钱山战役和小盈岭战役的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使郑军的声势愈形高涨。

　　

　　郑成功的一系列成功，终于引起清军的重视，次年，郑军包围长泰（今福建漳州），清闽浙总督于三月间率军来救，分由同安，长汀，潮州和海上四面向包围长泰的郑军发起进攻，这也是郑成功自起兵以来第一次与清军主力决战，郑成功经分析后认为，陈锦率领的清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大多是绿营军队，战斗力不强，遂决定利用内线优势各个击破。

　　郑成功决心用少数兵力阻击北，西，南三个方向的清军，将主力分三部配置于江东桥东南丘陵地带道路两侧、三月13日，清军向占领丘陵地郑军进攻，郑军严阵以待。清军进至中间位置时，郑成功下令突击步兵由三面夹击清军，骑兵预备队则由中央插入分割敌人。

　　经半日激战，清军败退，在郑军追击部队与预设断敌归路部队的夹击下，清军全军覆没。陈锦率少数残兵逃回同安，被部下杀死，，携其首级，投降郑军，此即著名的江东桥之战，江东桥之战基本歼灭福建清军主力，为郑军在福建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江东桥之战

　　郑成功在歼灭陈锦军之后，攻克长泰，包围漳州，但因缺乏攻城火器，围城五月不下，被迫撤退，清军经过江东桥之战，重新估价的郑成功的力量。改用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战略。同年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金砺率领了以八旗为主力的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敌军。

　　郑成功将部队布置于漳州龙溪古县，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固山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初次与八旗军交战，无法抵挡八旗骑兵冲击，郑军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都在激战中阵亡。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

　　清军趁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海澄为厦门的门户，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郑成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海澄，1653年5月，清军进攻海澄，依靠火力优势，清军连日以猛烈炮火轰击郑军，郑军木栅俱被击碎，整而又坏。官兵无可站立，损伤者多。郑成功，一面进行战场动员，振奋军心，一面令士兵挖掘避弹坑和集体掩蔽部，以减少伤亡。

　　当郑成功得到清军弹药即将用完的情报时，判断敌人必将寻求决战，命令官兵将所有火药埋在外壕以内，以地道将引线引进城内，并下令官兵按统一号令出击，拂晓，清军发起进攻，双方发生肉搏，天亮时，郑成功见清军大部已进入外壕，即下令点发火药，将进壕清军全部消灭，然后指挥进攻。清军精锐尽失，大败逃回。海澄战役以后，金砺被清廷召回京师，双方再度处于相持局面。

　　

　　四 两军相持与郑成功的战略调整

　　此时，在李定国等人在西南战场的抗清斗争下，抗清局势一度好转，永历六年郑成功攻占海澄后，周全斌前来投奔，向郑成功提出三策。 “大将军志在勤王，当以计间孔、尚、吴使反正，檄孙可望李定国分兵川楚，连师闽粤。

　　一道出湖北径取南郑，窥洛阳，拊其背；一由巴蜀捣关中，封函谷，扼其项；一浮长江，画南都，遏其饷，以虚其腹，此上策也。会孙、李师，分克楚粤巴蜀，由黄梅分克太湖、潜山、德化、建昌，一趋合肥，粤师由南雄会，闽师浙师左右之。而又分南赣之师，道浙浮江，分下大江南北，而下楚蜀之米，以苏闽浙不时之需，此中策也。

　　若夫栖兵各岛，以间蚕食浙闽粤沿海诸郡邑，陆取南赣汀郡，观衅乘便，此下策也” 但事实上，郑成功并未听从周文斌的建议，仍然固守东南沿海作战，究其原因，也许是郑成功恐惧八旗骑兵在陆地的战斗力或是与永历政权貌合神离，但更多的是郑成功的战略眼光确实颇为短浅，不能高瞻远瞩看清长远战略。这也为郑氏集团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653年（清顺治十年，永历七年）农历五月，清军两度大败后，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不接受。八月，双方与泉州府安平报恩寺内议和，郑军得以休兵筹措粮饷，稍事整顿。

　　十一月，顺治帝再度敕封，并承诺给予一府（泉州府）之地安置兵将，郑成功仍不接受。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江、浙等地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沿长江进攻，直达金山寺，威胁南京城；但因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二月，清廷再遣使与郑成功，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

　　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坚持抗清。郑成功与清军的和谈当然不是出自真心，乘两军谈判之际，郑成功趁机发展势力，筹备粮饷，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

　　事实上，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收复桂林后，就写信约郑成功会师，郑成功失期未赴。此次再次写信，但仍然没有引起郑成功足够的重视，李定国要求郑军于十月半前赶赴广东新会，夹击广州，郑成功于九月就已接到信，但十一月才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两人又畏缩不前；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

　　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后来李定国就曾写信批评郑成功“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则无夙绩之足道”，表达自己的不满。郑成功本人也颇为懊悔，一面重责畏缩不前的将领，一面再次致信李定国，希望李定国重攻广东，并承诺亲自带兵前往。

　　但为时已晚，两广大部分地区被清军占领，李定国“力屈不能复出，西南之业衰矣”同年清朝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十二月，郑军分兵进击，拿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军队进入兴化地方。

　　

　　顺治12年（1655），郑成功与清朝的谈判终于破裂，清廷派定远大将军爱新觉罗 济度率军入闽，企图以武力消灭或迫降郑军。郑成功接受海澄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在大陆上与八旗部队作战难以取胜。决心返回海岛，已迫使清军到郑军有利的海上战场作战。郑成功命令将漳州各县城墙全部拆毁，免为清军利用，全军撤往海上，同时派水师南攻揭阳，普宁，北攻温州，舟山，以牵制清军。九月间清军集中泉州，因郑军均已从陆上撤走，只能由海上进攻。经长时间准备后。

　　次年4月，清军方完成进攻部署，全军由泉州港入海，然后兵分三路，一路攻白沙，一路攻金门，主力攻厦门 郑成功将主力布置在围头附近迎击，清军由于八旗部队不擅水战，两军刚一接触，郑军即击沉清军大船一艘，适又忽逢台风，清军船只多为江河船只，吃水较浅，全部吹散，不少为郑军俘获或焚毁，济度仅以身免，清军败退泉州。

　　

　　影视作品中的爱新觉罗 济度

　　面对纵横海上的郑成功军队，清军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只得祭出“迁界禁海”的法宝，清军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迁海令造成“沿海幅员上下数千里，尽委而弃之，使田庐丘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反对“迁界禁海”的人民起义不断。而主要依靠海外贸易和走私贸易的郑军实际上并未受到太大损失，清廷此举可以说是丑态百出。

　　

　　五 郑成功北伐

　　自与清军的战争以来，郑军胜多败少，势力越来越强，但依靠海军的郑军无法深入内陆，也不敢与八旗军队进行陆上决战，无法对清军造成重大打击，所得福建广东沿海许多城镇，大多不久又被清军攻破，除金门。厦门之外，郑军其余占据城镇都处于清军威胁之下。

　　而“金，厦二岛，实难敌天下兵”，郑成功在战略上已处于不利地位。郑清双方在厦门的外围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带反复作战，控制地区反复易手，对当地的百姓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破坏。双方军队在交战地区多次对百姓杀戮掠夺。如永历二年三月，郑军守同安失败，清军攻入城后屠城，百姓被杀五万余人。

　　永历六年四月，郑成功进攻漳州，围困漳州数月，城内粮食耗尽，百姓饿死无数。永历九年正月，郑军派崇明伯甘辉攻下仙游县城，因之前城内百姓抵抗郑军，遂即屠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均被杀尽。除此之外，闽粤一带还有很多不服从郑成功管理的地方势力，郑成功为威慑这些地方势力，常常采用屠城屠寨这样暴虐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导致作战地区成为一片焦土，使得郑氏集团更难于在大陆立足。面对不利局面。郑成功希望通过北伐，孤注一掷，根本性扭转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局面。

　　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听闻李定国，孙可望内讧，永历政权陷入困境之后，郑成功即准备出师北伐，以声援西南的永历政权，但恰在此时，郑氏部将黄梧献海澄降清，海澄是郑氏苦心经营多年的补给基地，存放“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藤牌，铳炮，火炮，数以万计”海澄的沦陷，使得郑军多年经营付诸东流，损失惨重，此次北伐不了了之。

　　

　　郑氏部将黄梧 后被清朝封为所谓“海澄公”世袭罔替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郑成功在稳定了东南局势以后便没有了后顾之忧，然后召诸参军集议中兴大计。他手下吏官潘庚钟、工官冯澄世和参军陈永华都主张进军江南以号召天下。郑成功认为此法可行，随后派人前往广西请桂王旨，希望永历政权令孙可望、李定国集滇、黔、粤、楚等西南各省的南明之师，出洞庭湖而会师江南，以分其势，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郑成功传令准备北征。七月，郑成功率军北伐，八月入海门尧台州，九月，天台、太平、海门卫相率归附。但浙闽总督李率泰侦知郑军精锐北上，趁机分兵攻陷罗星塔和闽安镇。郑成功担心两岛有失，只得暂时回师。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郑成功命各镇舟师回厦门，在厦门港筑演武亭，精选良将锐卒，整编大军，训练营伍，筹集粮饷，准备大举进攻江南。当时，西南地区的抗清主力大西军内讧之后，力量很弱，很难顶得住清军的大举进攻。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留黄廷、洪旭、郑泰等镇守厦门，自率甘辉等部北征，举兵攻入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六月克镇江等地，七月逼南京。不幸的是在海上遇到飓风，郑军面对陌生的海域和突然来临的台风，郑成功的船队顿时陷入了绝境。

　　在巨大的风浪中舰船不堪一击，有的直接葬身鱼腹，有的四散漂流，有的则在大陆海岸搁浅。郑军官兵和家眷伤亡惨重，仅溺水而死的就有八千余人，其中甚至还有郑成功的妃嫔和三个儿子。这次猛烈的台风阻止了郑成功北上的步伐，被迫撤退回厦门，也暂时化解了清军面临的危局。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开始了江宁白土山之役。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一时江南震动。后因郑成功中清军诈降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损兵折将，包括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大将皆死于是役。

　　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县，做为再次进攻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郑成功军的前锋镇、左先锋镇、援剿右镇、后劲镇、前冲镇、宣毅左镇、左武卫、左虎卫等陆军部队先后被重创或歼灭，其他部队也有多少不等的伤亡。以每个镇的人数为2500计算，郑军的损失至少在2万人以上。同时，还失去了提督、镇将等高级将领多人。

　　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中最惨重的一次损失。上次的台风加上此次北伐，使得郑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郑氏集团也陷入困境。

　　

　　对于南京之战的过程及影响，史家已多有论述，如张煌言总结此战失败的原因说：“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炮姑射城中，而镇守润州将帅亦未曾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松援兵得长驱集石城。余闻之，即上书延平，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将尽取畿辅诸城，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

　　俟四面克复方以全力注之，彼直槛羊阱兽也。无何，石头师挫，缘士卒释兵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敌谍知，用轻骑袭破前屯。延平仓猝移帐，质明军灶未就，敌倾城出战，兵无斗志，竟大败。”对郑成功的轻敌自大，贻误战机做了很好的总结，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不再冗述。值得一提的是，假使郑军及时拿下南京，是否能扭转东南乃至全国的抗清局势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此时，在西南的抗清战场，李定国主力已被清军击溃，逃亡中缅边境。

　　进攻李定国所部的清军主力已于七月间经湖南北上，同时清廷又派达素为安南将军，同都统索洪，护军都统塔赖率师围剿郑成功。郑军面临四面受敌的困境，即使能够拿下南京，也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清军主力，结合过往郑军与清军的战例来看，郑军虽然能在海上和沿海地区战胜清军，但在大陆与八旗主力决战几乎没有胜绩，还是在远离根据地和大海的南京决战，获胜希望十分渺茫。

　　届时困守孤城，形势可能危险，郑军及时撤退的战略选择是明智地。当郑军退守厦门之时，许多将领曾主张留守镇江，以图后进。

　　如张煌言曾进言“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复守镇江”，郑成功退至镇江时，部将罗子木痛哭流涕地向郑成功说“公何以非十年之力，辜天下望”“公兵势尚强，奈何以小衄挫志，彼战胜而骄，转帆复进，南都必破，失此事机复欲再振，其可得乎。”但是，随着清军主力的到来，郑军能否在清军重兵压境之下，坚守镇江，这一战略是否可行？是要打个问号的。

　　

　　六 厦门决战

　　南京之役给郑氏集团以惨重损失，而此时，随着李定国等人的流亡，活跃大陆的抗清武装仅剩郑成功一支，战略局势对郑氏集团十分不利。清军势必以主力全力消灭郑氏集团。1660年顺治命以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率领京城满洲主力，再汇聚江宁以及各地的满洲劲旅一并兼程南下，同时沿海各省水师也向闽东集结，几乎倾巢而出，企图一举消灭郑氏集团。。满清兵分两路，南路由李率泰、黄梧出海澄，北路由达素、施琅出同安，一齐夹攻厦门岛。郑成功权衡利弊，决定再次于海上与清军决战，5月10日，清军开始发动登陆进攻。

　　清军一度登上厦门岛，但由于忽起南风，郑军处于南边，顺风放火放炮，八旗水师在海上遭到郑军毁灭性打击，使得登陆清军孤立无援，突入岛上的清军最终全军覆没，总计死伤万余人。可考的厦门之战满洲籍将官阵亡的有八十人，其中从三品以上阵亡者达28人，达素仅以身免。败退泉州。厦门决战后，郑军军势复振。局势转危为安。

　　

　　

　　1659年的形势

　　关于郑成功的水师，如 施琅《靖海纪事》里一篇用来向当时的清皇请赏用的〈飞报大捷疏〉中可以很明显的注意到「炮船」、「鸟船」、「赶缯船」、「双帆艍船」等名词不断重复的出现。不过虽然透露了当时明郑几种船只的分级，但是这除了对炮船有「每贼炮船安红衣大铜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头两边安发熕二十余门不等，鹿铳一二百门不等。」的描述外，对其他级别的军舰就没有过多描写了。

　　需要指出「发熕」是一种嘉靖年间出现的大型后装火炮，从今天尚存的发熕来看，其弹丸可能达到24斤左右，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威力。「鹿铳」是一种类似西班牙式大型火绳枪的武器，但是在外形上接近日本大筒式的样式（其实明军此时所用的鹿铳很多就是从日本搞到的）其性能属于大口径枪和轻炮之间。

　　

　　郑成功纪念馆中的战船

　　在於稍后写就的陈良弼的《水师辑要》当中，很明白的将澎湖海战前后明郑在役的战船分作「赶缯」与「艍船」两类，并分别加以图绘解说。实际上，陈良弼是这样交代这几种船之间的关系的：「凡各处港道，有各处船只不同…大者亦如赶缯之式，小者亦如艍船之式…至若鸟船之式甚大，梁头至於三丈余，可载数千石，则如今之商洋船也，然莫如战船上乾净明亮，双战棚，两重炮位，器其重大；配水兵将百名，连战兵共有三百人。如先年平台之时，福建总督姚启圣令各县备造一只，费动万金。

　　即平台之后，将军施琅见海宇升平，空縻粮饷，奏请改拆赶缯，今无此式。只见商船尚有似之，而装载货物，少以六、七千计，大则万余石矣。」 鼎盛时期，郑军有水师数万人，战舰数百上千艘，根据杨英的记载，郑成功军队在海（水）战时的作战过程如下： 海中水师，必用大船乘风冲犁。今江中风微流急，大船不便浅驰骤，只用大贡船十数只，每小船用长橹二枝，两艘边各用长撑八枝，每撑前配铜百子一门，斗头另配铜花干铳一门，遇敌先发花干，然后将左撑拨转右边发铳，右边发完，右撑拨转左边发铳，径冲入阵中，两铳齐发，如此往来飞击，量虏五完船。但火药，火箭。火罐火炮弓箭等项，须发齐备足用，虏若敢犯，先擒以振军威 。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与满清水师交战的，郑成功的海战战术在海上依旧是和郑芝龙时代一样，使用传统的冲撞战术，利用己方技术好，船大船身高，水战熟练的特点，占据风向，冲撞对方船只，在靠近对方船只时，利用高处优势用火铳火炮和弓箭对对方船只人员进行杀伤，运用船只的撞角将对方船只撞坏沉没。

　　如果没有装坏，则进行传统的接舷战法，以船舷靠近敌船舷后，水手和士兵跳上敌军船只进行白刃格斗杀伤对方，或俘获敌船。在江河中水浅大船不易航行，则发挥己方在操纵熟练程度上的优势，用小型船只围绕敌军船只，用虎蹲炮和火铳远射射击，直至将敌方船只击毁或者投降为止。此法对于不熟水性的满清来说，确实较为有效。

　　

　　尽管厦门决战，郑军取胜，但面对如潮水而来的八旗主力，金厦二岛难以坚守，在何斌的建议下，郑成功将目光瞄准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台湾。郑成功在打败达素之后与诸将说： “前年何斌所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麟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可得，我欲平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了”。

　　此后，郑成功又言：“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继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 然而，收复台湾的决策，却遭到许多部将的反对，如张煌言便致信郑成功 “是虏酋短折，孤雏新立（指清帝福临病死，玄烨幼年继位），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 满党分权，离衅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 怨者，又其时矣。兼之虏势已居强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野之 计，致万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露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渴。

　　我若稍为激发，此 并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东征，各汛守兵，力绵难持，然且东避西移，不从伪令，则民 情亦大可见矣。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十 名城可下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 也。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迹， 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

　　况普天之下，止思明州（厦门）一块干净土，四海所 属望，万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故虏之虎视，匪朝伊夕，而今守御单弱， 兼闻红夷搆虏乞师，万一乘虚窥伺，胜败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古人云：宁进一寸死， 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以进步哉！”（《上延平王书》）

　　从实际角度而看，郑成功军已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而达素虽败，清军主力尚存，随时可以向金门，厦门发动新的进攻，金门，厦门和福建沿海经多年征战，已残破不堪，无力支持郑军，因此，郑军转战台湾的战略决策是合理的，并非如张煌言所说“生既非智，死亦非忠”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也维护了祖国统一与完整。功不可没。

　　1661年4月（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农历三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横渡台湾海峡，向台湾进军，等待郑成功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