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茜：路遥力作《人生》发表始末

　　路遥的文学创作的转折可以说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其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中篇开始显露的。路遥并没有因为这次成功而沾沾自喜，他在与资深编辑董得理和作家李小巴的聊天中说，现在返回去再看这个中篇，心里很不安。“为什么那时候写得那么粗糙？可以用笔墨的地方还很多！”197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组成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备小组。正当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恢复活动，为重建作协机关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时，1978年6月13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柳青患肺心病于北京病逝。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与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对柳青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

　　柳青生病期间住在西安陆军医院时，路遥去看望过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去世，使少年时就崇拜这位伟大作家的路遥，心里油然而生无限的悲恸。路遥将这种深深浓浓的痛苦，沉淀了两年之后，饱含对这位坚强的作家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写下了《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第6期）。文中，路遥表现出他对像柳青一样创作宏大生活题材、宏大结构和史诗般艺术作品的向往和追求。

　　1981年春，北京传来了好消息，路遥在28岁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无疑更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和路遥有一次深度的交流。王维玲向路遥约稿，让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想写出来。那是积淀在内心深处很久的一段感情经历。由于这是自己压抑已久、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一旦打开，情感的波涛就会喷涌而出。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关照，才可能揭示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随随便便写出来，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题材糟蹋了。

　　在准备了两年之后，路遥对这篇小说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经考虑得备受折磨时，终于感觉穿过了障碍，可以进入实际阶段了。

　　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当时，甘泉县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窑洞建筑，一层是石窑，石窑上面是灰砖薄壳窑。全招待所只有一层的石窑有一套两个窑洞组成的甲级房子，也就是现在说的套房，是专门用来招待上级领导和贵宾的。

　　路遥每次来甘泉，县上都安排他住在这套窑洞，食宿全免。县上领导还特别要求服务员做好服务，尤其是在路遥晚上创作需要加餐时。

　　时至今日，原来的招待所服务员谈到路遥时，对路遥依然记忆犹新：“路遥写东西可用心了，也可苦了，彻夜不睡觉，前后房子里摆的满是书籍和资料，还有写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乱了。他很和气，却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到要用的东西了。可是，当县上的领导来看望路遥，见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就训我们不尽责。时间长了，我们感到委屈。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

　　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在窑洞里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昼夜地写作。路遥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有时候，思路不畅，他就短暂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

　　路遥反常的举止，让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了，怕要寻“无常”。甘泉县委则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路遥自己后来听说的一段趣事。

　　这期间，未能与路遥同时分配进省作协《延河》工作的白描，正在延安大学度假——他的妻子在那里工作。白描得知路遥在距延安市不远的甘泉，专程去看望路遥。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致使路遥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

　　路遥对白描说，他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拼命。

　　曾经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张弢，时任陕西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与路遥有着极深厚的友谊。张弢对陕北风俗民情了如指掌，又十分善于讲笑话和故事。张弢在政务间隙，不是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擦擦，就是让路遥放松休息，给路遥讲笑话讲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细节，路遥实行“拿来主义”，经修改加工，后来写进了《人生》当中。那个痴情的姑娘刘巧珍，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站在崖畔上刷牙，结果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成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情节。

　　13万字的《人生》，路遥用了21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他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

　　回西安途中，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一字一句念给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的弟弟王天乐听。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后，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他又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比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告诉李小巴，她读原稿时都读哭了。

　　路遥把原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他肯定了作品中乡村生活部分写得好，主人公进了县城后的生活相对而言逊色一些。他觉得应加强主人公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间的心理冲突，不要过分地缠套在爱情这一情节线中。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认为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10月，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主编王维玲。路遥在信中写道：

　　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就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生活在任何地方不会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光面的，也有投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问题还在于写什么，关键是怎么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的灵魂不能破碎。——王维玲《岁月写真——我和当代作家》

　　不久，王维玲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说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路遥被安置在出版社大院内一间高大明亮、条件最好的客房里——这是专门接待老作家的房间。大约在这间房住了十天左右，其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而那张舒适的大床，就那么白白地空着。路遥的这种对文学事业执着投入、在写作上苦拼苦搏的精神，让出版社熟悉他、认识他、知道他的人无不十分感动和敬佩。

　　——王维玲《岁月写真——我和当代作家》

　　小说修改完，路遥没在北京多留，急忙返回西安。他当时是《延河》的小说散文组的副组长，有编刊工作在身。

　　这部小说修改后的题目是“生活的乐章”，王维玲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路遥在稿前引用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生。”看到开头的“人生”二字，王维玲感觉，“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也觉得作为书名好，于是初步定下来，并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

　　

　　路遥很快回信：“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

　　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在出书前在一家有影响的刊物上做重点稿推出，王维玲想到了《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与出版社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出版。

　　1982年第3期《收获》发表了路遥酝酿两年、21天写完的13万字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的人生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通过对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高加林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和悲剧。

　　《人生》的意义，在于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这个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他的全部行为几乎都来自个人出人头地、改善个人境遇的欲望，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然而，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的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又来自历史，来自不合理的现实。他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产物，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必然要求的产物。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小说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新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的人，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写了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落下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的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使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

　　——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始料未及。后来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写道：“原来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他。1981年，路遥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鲜花掌声中的清醒

　　——让人们忘记《人生》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