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忆胡乔木：两代领导核心的“笔杆子”

　　

　　胡乔木与夫人谷羽。图片来源：“方志四川”百家号

　　01

　　为了党的事业可以抛下一切

　　乔木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细腻而又深沉的人，他很富有儿女亲情，但又总是把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谷羽）和乔木是在抗战初期的安吴堡相识相恋最后结为革命伴侣的。婚后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乔木被调回延安，第二年4月，我也回到延安。就在我回到延安不久，乔木受命出发去大后方重庆、桂林等地。开头还通消息，后来几个月就音讯全无了。当时大后方的斗争环境险恶，我很替他担心。

　　也就是在这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窑洞，炸死了几十个人。只有两个人死里逃生，我是其中之一，但当时已经不省人事。我在中央医院躺了三个月，年底，乔木回到延安，才知道我受伤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时，他又开导我：夫妻情重，但党的事业更重。因为我们是党的人，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必要时应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直至生命。乔木是这样说的，一辈子也都是这样做的。

　　02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乔木始终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注意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不姑息他们的缺点。乔木到延安前在上海曾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后，乔木也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

　　粉碎“四人帮”以后，乔木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恢复和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那时候各地知识分子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很多，向乔木反映情况的也不少，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乔木同他们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私交，甚至素不相识，但他总是满腔热忱，调查了解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他自己当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却全然不知老之将至，为许多人的工作、生活操心奔走。

　　

　　图片来源：党建网

　　1978年7-8月间，乔木接到青岛市图书馆一位同志来信，要求帮助解决该市吴寿彭老先生的译著出版等问题。吴寿彭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来从事实业，他粗通古希腊文，多年来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左”的空气依然很浓，乔木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不久，这事也不是乔木职责范围内的事。可是，乔木却义不容辞地管起来了。

　　记得那天他回到家，谈起这件事，很有感慨，他说，“文革”十年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现在应该纠正了。吴寿彭做的翻译工作有价值，我们应该发挥其专长。乔木亲自过问此事，请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方面落实吴寿彭的工作，还派人与出版社联系解决吴寿彭的译著出版问题。

　　

　　乔木和聂绀弩的交往又是一例。据胡绳同志（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说，三中全会后，聂绀弩仍关押在山西，胡绳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乔木反映，乔木即亲自找当时中央负责人，把聂绀弩放出来。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乔木了解到聂绀弩已年近八十，体弱多病，身边又无儿无女，老伴身体也不好，生活中困难很多。他就通过有关方面，把他们的一个侄女从湖北京山老家迁入北京，帮助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当他得知聂绀弩患有重病时，他又派人买了各种好药给聂绀弩送去。

　　就我所知，像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如解决钱锺书、沈从文等人的住房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乔木都没有少费力气。但他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这些事，有许多事还是后来我从旁人那里得知的。

　　03呕心沥血著党史

　　乔木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并且总是把它干好。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那年7月1日是党的30周年纪念日，这对取得人民大革命的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值得庆贺的。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

　　三中全会后，乔木担负了在党史工作中拨乱反正的重任。六中全会前一年多，他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为写好这个决议，真是沥尽心血。单是同起草小组同志谈话就有三十多次，《决议》稿的许多部分都是他亲笔改写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图片来源：新华社

　　《决议》通过后，乔木又一直希望编写出一部完整、详尽、准确、可信的党史著作。经他提议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还由他担任主任，后来不担任了，他对党史工作仍一直很关心。他本想亲自主持编写一部党史，但到1990年9月他的病被确诊为癌症后，确实已是力不从心了。在医院和家中，医生都一再叮嘱他静养休息，他只得请胡绳同志尽快主持写出一部完整的七十年党史本子来。虽然他不动手了，可是他的心总是安静不下，他经常思考的还是如何写好这部书。

　　1991年7月28日，胡绳同志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这本书是为迎接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由尚昆同志、一波同志和他，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力量赶写的。乔木对这本书很重视。胡绳劝他不着急，看身体情况慢慢来，着重看七、八、九章就行了。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虽然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把这三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彩。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乔木对这部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言谈之间显得十分高兴。

　　这次在北戴河，名为“休养”，实际上工作却是相当忙碌。这一年也是他晚年退休后最辛苦、负荷最重的一年。事实上，乔木一生中又有什么时候曾经轻松过呢？乔木一生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笔。记得在1983年7月，乔木写了一首诗《小车》，赞誉农村干部杨水才的事迹。乔木写道：“小车不倒只管推，路远不过一身灰”，“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催。”这些质朴的诗句，我想，正是乔木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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