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叶挺军长相处的日子里——纪念叶挺军长逝世三十五周年

　　正当叶挺军长逝世三十五周年的时候，回忆起我追随叶挺军长在新四军的日子里，不禁令人增加怀念与崇敬之情。

　　我认识叶挺军长约在一九二三年左右。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叶挺军长的丈人李少邨的家中。叶挺军长态度严肃，生活朴素，虽不大爱说话，但言多中肯，接人待物极为诚恳。第一次见面就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至此以后，在我追随他南征北战的日子里，叶挺军长给我的印象更加鲜明，更加突出。尤其是跟随叶挺军长出生入死的指战员，对叶挺军长更许誉为模范军人。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集团策划炮制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事变前的一九四O年秋，我奉叶军长之命，到上饶陪同李秀文女士南下。在澳门获悉不幸消息后，各方即设法营救。我持了李任公(李济深)的亲笔信，到上饶找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了解叶军长被俘后的情形。讵料，路径衡阳，即被特务检查，囚禁于衡阳京北司令部，并被加上了手铐脚镣，数天后始获释。抵达上饶，经过一番交涉和多次奔走，顾祝同派茅廼功出头见我。茅廼功向我大吹法螺，说什么叶挺军长身体很好，如他能认错写悔过书便可恢复自由云云。但事后我始了解，叶挺军长曾怒斥顾祝同，揭破劝降阴谋。叶挺军长大义凛然，严词斥责顾祝同：“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在这国家危机存亡之秋，叶挺一向力主抗日，别无他念。可是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诺言，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合作抗日”这四个字，亏你说的出口！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翌日，茅廼功派人带我去见叶挺军长。初进牢房，即见衣单的叶军长和各战友正围炉取暖。我即将叶夫人托带的衣物转交叶军长，陪同的特务见包裹内有扑克一副，即抢去检查。叶军长即严词怒骂。那个特务俯首而退，不但将扑克退回，甚至连衣物也不敢检查。第二天重到牢房，叶挺军长交给我一张纸条，大意是说“我身体很好，坚决抗日救国……代转知各亲友。”看到了这张纸条，我当时热泪盈眶，叶军长人虽被囚但志不可屈，时时刻刻都不忘抗日救国，对我的激励，终身难忘。

　　一九四二年，我陪同叶军长夫人及女公子扬眉儿几经艰辛，辗转到达重庆，以打探叶挺军长的消息。并由当时的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写了介绍信，望见特务头子戴笠。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交涉，戴笠始派车来接叶夫人，说联袂往见叶军长。汽车开行约一个多小时，到达了郊外警卫森严的一间小屋，后来始知这里是臭名远扬的渣滓洞监狱。当时叶军长精神尚好，须长及胸，声洪气足，一再表示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

　　在重庆耽搁了一段时间，戴笠派人来通知叶挺夫人，说今日下午七时，叶挺军长将会乘搭所谓陈诚坐架船到湖北恩施，要叶挺夫人准备同船出发云云。我立刻打电话给曾家岩办事处报告。届时，我和叶挺夫人赶到码头，已见周恩来、郭沫若正和叶挺军长交谈。稍一会，船便启航了。叶军长压留在恩施不久，即转到桂林，随后又被劫持回重庆。辗转扣押，长达五年，国民党对叶挺军长从未有停止过威逼利诱，但叶军长始终岿然不动。正如他在军中常常申述的两句古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一九四六年三月，报纸刊载叶挺光荣出狱的消息，作为新四军的一员，我正为他的出狱而庆幸。讵料四月九日左右，柯平兄约我在澳门国际酒家茶叙，一见面，他即告我噩耗，说叶挺军长在四月八日由重庆乘机飞往延安时，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当时我为之痛悼不置。

　　叶挺军长一生为革命，坚贞不屈，爱憎分明，可惜未能亲自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对新四军每一个指战员的关怀和保护，使战友们永远对他怀念和崇敬，他那高贵的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和光辉贡献，将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记忆中。

　　我想，此日纪念叶挺军长，述其英雄业绩，正可激励我们增强革命信心，努力于祖国四化建设。

　　笔者注：梅文鼎先生生于1903年，广东台山人。早年入读广州市立师范，后一直跟随叶挺将军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抗日战争时任叶挺军长秘书军部副官，1982年病逝于上海，《纪念叶挺将军逝世35周年》的纪念文章是梅文鼎先生1981年写的。现有梅文鼎先生的孙女梅玲女士将此文转于本人愿作为抗战历史资料在此平台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