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宣言》连载(21):揭开秦陵的藏宝假像

栏目:热点资讯  时间:202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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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帝王陵墓,尤其是他们的地下宫殿,建造得都是非常大的,陪葬品都是非常多的。”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以及很多普通的民众,他们都是这样说的,以为这一种观点,有以下可靠史料作为依据。这些所谓的依据就是:古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古代帝王从即位第二年起,就要将全国税赋的三分之一,用来修建自己的陵墓,修建的时间越长,地宫就越大,陪葬品就越多。他们说:秦始皇陵修了三十八年,汉武帝茂陵修了五十三年,武则天乾陵修了五十二年,因此这三座大陵墓,当之无愧是历代帝王陵墓的佼佼者。问题是,秦始皇陵的地宫,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大?;汉武帝茂陵的地宫,只能有“黄腸题凑”建造的技术条件;武则天乾陵的地宫,是唐高宗去世后,用七个月时间开凿出来的,武则天去世,与唐高宗合葬,自己没有另建地宫。

  应该说,帝王陵墓的建造要耗用全国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这么一个重大的财政支出,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上,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只是在《晋书·索綝传》中说过“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这样的话。意思是按照西汉墓葬制度的规定,皇帝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每年拨出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为自己营建巨大的陵墓。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整个国家的税赋,全部都用于这三件事情上,汉代哪里还有财力,去修建广袤三百里的上林苑;哪里还有财力,去治理黄河连年的水患;哪里还有财力,去整顿军务抗击北方匈奴连年的入侵。钱财都被用光了,汉代拿什么去发展经济,以致求得社会生活的繁荣稳定。

  如果皇帝一个人,把全国三分之一的财政独吞,都拿去为自己建造陵墓了,那么皇伯、皇弟、皇后、太后、皇儿、皇孙,以及数以百计的王室成员,他们死后的陵墓建设,难道就不需要由国家财政来负担了吗?不要以为,一个皇帝即位之后,全国只有他一个人要去修陵墓,全国的财力都集中起来供他一个人使用。其实,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确实是用来建造陵墓的预算,但决不是去建造皇帝一个人的陵墓,按照当时规定的墓葬制度和墓葬等级,凡是墓葬经费需要由朝廷负担的,一律都要在这三分之一的财政税收中支出。如果全国稅赋的三分之一,只供皇帝建造陵墓之用,别的人不许沾边的话,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因为有的皇帝登基一年去世,新即位皇帝三天又去世,再即位的皇帝该怎么办?难道他们都还有钱去建造陵墓吗?

  更为离奇的是,在陕西省就有许多专业的考古学家,将“天下赋三分之一”这一句话,有意地进行了歪曲和夸张,使它变成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金银珠宝”,原来那种以“天下赋三分之一”用于建造帝王陵墓的说法,一下子就变成了在帝王的陵墓中,都要埋进“全国三分之一的金银珠宝”。以武则天的乾陵为例,他们坚定地认为:由于这里埋葬了两个皇帝,所以在乾陵里面,肯定埋进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金银珠宝。这全国三分之二的金银珠宝,到底有多少的数量呢?经过他们的推算,用一件一件去统计,就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天文数字,为了让人有一个最直观的感觉,他们煞有其事地向全世界宣布:在武则天乾陵的地宫中,肯定埋藏有“五百吨”的稀世珍宝。这一个消息传出去之后,要求立即“全面发掘”乾陵、秦始皇陵的呼声,一时间响彻了整个的华夏大地。

  陕西一位德高望众的考古泰斗发表讲话说: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世时,正处于唐朝最繁盛时期。埋葬唐高宗的时候,随葬品价值就占全国财政的三分之一。武则天死后,全国三分之一的金银珠宝又被带进了乾陵。耗资之巨、陪葬之丰,可想而知。乾陵主要建筑是地宫。乾陵的修建从高宗驾崩开始,经历三代皇帝,历时三十余年方才建成,从《大唐元陵仪注》等资料分析,整个地宫文物,至少有五百吨吨。”既然

  乾陵埋有“五百吨”的珍宝,那么被考古学家认定为“世界最大帝王陵”的秦始皇陵,它地宫中拥有的财富,当然要超过乾陵。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毫不迟疑地认为:秦始皇陵内的珍宝,是炎黄子孙的公共财富,

  打开秦始皇陵有助于开发西部,还能焕发洛阳、郑州、开封等城市的活力。如果打开秦始皇陵,每年仅门票收入可达到二十五亿元人民币。

  这“五百吨”珍宝是怎么考证出来的呢?

  什么叫做考证,考证亦称考据,在《经解入门》一书里记载:“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家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清学案·小识提要》也说过:“考古者必遡其源,言师者必从其朔,得其一字一句,远蒐而旁获之,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一句话,考证是一种追根遡源、据实审察的“治学”方法。应该说,考古是考证学的一部分,考古成果的一字一句,都要实而有据,都要经得起审察,考古工作,一旦失去其特有的本性,不可避免地就要变成一场“闹剧”!然而,目前有关乾陵地宫的研究现状是,除了一些零星资料之外,其它已经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有关乾陵地宫的规模、结构、珍宝等方面的文字描述部分,都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考证”,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相反却还有很多人处处在搞“推销”。

  在“特异功能”泛滥的年代:据说上海有人能看清地下的物体;说徐州市有人能隔墙看人;说秦俑馆请来一位“李大师”,探测了地下未知的陶俑。又有人说,北京两位小姑娘,有一双可以透视物体的眼睛,不需借助任何仪器设备,就能探测深埋地下各种管道的走向。消息一经传开,陕西省的有关部门,将这两位小学生,直接请到咸阳,让她们去乾县梁山之上,探测一下武则天乾陵地下墓室的结构、形制和布局情况。两人来到梁山,转了几个圈,不久就在一棵大松树下停住脚步,并且开口说话了:这下面有座大房子,大房子旁边有小房子,大房子中放着两个木盒子;每个盒子里睡着一个人,一个干瘦干瘦,一个又肥又胖;干瘦的人身边有很多书和本子,肥胖的人身上,放的是弹球一样的金豆豆。小姑娘的描绘,使得陪同的人一个个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用肉眼透视的特异功能,在梁山深处找到“

  一座大房子,大房子旁边有小房子,大房子中放着两个木盒子”这不就是乾陵地下宫殿的位置吗?人们兴奋之余,找来唐太宗昭陵地宫的有关资料,“依山凿石”而成的昭陵地宫,内部空间为5000多立方米,所以乾陵地宫的容积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有考古学家进行了一番计算:如果

  乾陵地宫的空间为5000立方米,以整个地宫四分之一的空间,来堆放陪葬品的话,那么这里堆放陪葬品的体积,也应该在1200立方米左右,他们计算的结果就是,乾陵地宫中埋着五百吨珍宝。陕西的考古学家,根据其它的计算方法,有的算出乾陵地宫有七百吨珍宝,有的算出乾陵地宫有八百吨珍宝。不知以地宫容积的四分之一,用来堆放陪葬品的说法,有什么确凿可靠的依据,反正乾陵有五百吨珍宝宣传材料之中,是有考古权威的影子。

  著名学者

  秦建明说:“乾陵埋入唐王朝年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提法,简直是莫名其妙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也坦言,有关乾陵文物的报道中,使用“五百吨”这样的概念,纯属一种无稽之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说:“五百吨文物”的说法根本不对。文物跟白菜、土豆完全不一样,有它特殊的价值,这是不能论斤论两、更不能论吨的。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从汉代一直到唐代,随着人们丧葬观念的进步,墓葬习俗,也越来越象征化。陵墓的地面部分,比地下部分更重视。他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从汉朝到唐朝,墓葬也越来越趋向于象征化、程式化,将真实的珍宝财富,拿去作为陪葬品,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乾陵地宫内,並没有太多古代珍宝”。

  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郑重地说:“乾陵陪葬珍宝至少五百吨,这种说法很不科学。唐代贵金属文物例如金银器的计量,最大为两,相当于现在的40克左右;最小为字,相当于1克。用吨去计算帝王陵墓地宫内,包括书法作品、丝织品等在内的珍贵文物,是缺乏学术和专业素养的。”既然乾陵五百吨珍宝,没有任何的史料依据,那么还要让陕西的考古学泰斗,违心地出来打“头阵”干什么,这不是一场闹剧又是什么?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认识乾陵勿入误区》的文章,文章指出:“日前盛传乾陵地宫文物有五百吨的说法并不科学,至于有人说乾陵玄宫内埋进当时唐王朝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既然《人民日报》发下如此“重话”,当然代表“上面”的声音,它意味着“五百吨”说法,已经彻底地崩溃了。

  其实,秦始皇陵和乾陵一样,衡量它的地宫有多大,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是很容易区分清楚的:凡是属于“黄肠题凑”的地宫,七个月就能建成,凡是属于“凿石为陵”的地宫,汉代凿石的陵墓很多,唐代凿石的陵墓也很多,有效工期都在十年以上,地宫容积在5000立方米左右,乾陵地宫的有效工期只有七个多月,地宫容积在230立方米左右。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总是以唐太宗的昭陵地宫有5000立方米的容积,所以断定乾陵地宫,应该不小于昭陵,他们忘了乾陵地宫只修了七个月,而昭陵修了十三年。就秦始皇陵的地宫而言,“黄肠题凑”里有效的空间,是很狭小的,即使有些空间,不是让“水银江河大海”占去了,就是被堆成全国山岳地形模型了,哪里还有可能放进几百吨、几千吨的陪葬品?所以在秦始皇陵地宫之中,也是不可能有很多珠玉珍宝的。

  原作者:陈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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