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杭间：寄予希望的设计——超越日常性

　　

　　内容摘要

　　日常是从未中断的具体的生活，日常性则往往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敏锐性与先进性。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如此受到重视、同时也在加速变化着的今天，设计何为以及设计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始终值得讨论。继十多年前笔者为《文艺研究》撰写的《“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一文后，再次全面思考并审视多元复杂的日常生活，从专业的消解、工具理性与日常生活审美的融合、现代主义之后劳动与生活的重塑、人工智能与法治的关系、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复杂性这五个视角，以更为全息的角度思考并探讨设计与日常性的关系。

　　关键词：日常性、日常生活审美、工具理性、复杂、设计、文化

　　这三年来，“日常”于我，竟有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在疫情曾经的种种无助面前，过好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成了“我”和“我们”奢侈的愿望。这几年“日常”和“非日常”的生活刻骨铭心，以至内心有一种隐秘的宿命般的认识：“日常性”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修行。

　　也因此，参与讨论“日常性”，成为我对问题思考的及时契机——想借此进一步认识“日常”，以讨论其与设计专业关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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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识”的困境：多元复杂的日常性

　　日常生活是多元复杂的，我们总是想到从某个专业的角度出发，按照惯性思维去思考“日常性”。实际上所谓的专业，是基于社会普遍的知识上升到一定程度，类型化或体系化后，才形成专业。专业本身离不开专业“形成之前”的知识背景，因此，从怎样的专业立场来讨论日常性的问题尤为重要，对最显现日常生活技术和文化表征的“设计”来说，尤其如此。

　　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快速发展的技术使社会、生活、社区、情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原来是传统社会的个人生活与思考，现在已经由那些当代技术社交媒体平台，变成了全民的生活交流与思考。传统生活时代，我们很难如此迅即看到他者的生活与困境（民间传闻和印刷书籍的传播是多么缓慢），而现在“环球同此凉热”，资讯因网络与数字化生活而即时进入大众生活，甚至能裹挟大众的喜怒哀乐。在知识通过网络平台、AI技术建构的“云”世界中，全民似乎进入一个人人知道的“常识”时代，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体验或旁观他人的生活来切入并塑造自身的标准和价值，并认为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因此，日常性涵盖了社会和专业两者之间的所有社会生活，即使是专业，也已溶解在日常生活中。“设计已死，只有服务”，设计师不能脱离提供服务的具体日常生活——虽然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真实的日常生活。

　　关于对日常生活及其审美化的反思，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及后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有丰富的思考，并对专业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因为他们是站在超越所谓的专业角度来思考问题的。

　　科学理性假设世界是理想的匀质化模式，以逻辑追问的方式对待自然，成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态度。理性“迫使”自然说一些“纯客观”的答案[1]，然后再用它来解释或指导日常生活。不仅是自然科学，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如此重视学科建设（人文的社会科学化）。使人不安的是，这种理性的建构态度，其实离开了各种具体情境以及人类主观的差异，而这些才是日常生活价值的核心所在。它们在各种事件的内核中呈现，在现代生活中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与经验体系的升华。想想那些古老的学科，如植物学、中医药学等，当年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怎么完成的？一个人在有限的一生中是如何综合前人的成果，将近二千种药物进行分类辨析，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植物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一代代人对植物发现、尝试的基础上，慢慢了解它们的性能，这些经验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和叙述体系，从实践变为普遍的知识，被大家接受以后，再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常识。许多其他民族也都有他们的传统医学，以及其他传统知识与技能体系。在过去，这些都是基于经验主义。现代医学是实证性的，在严格的实验、量化、提纯等基础之上，并基于人类共通的一些标准，但对于不同族群，甚至同一族群的个案，也都有差异之处。日常生活对医学的反馈也是同样，基于经验主义与具体情境的反馈，对个体而言，这些复杂而丰富的经验与体验，正是学科专业进步的阶梯。

　　

　　《本草纲目》，明万历二十四年金陵胡成龙刻本

　　日常生活的文化复杂性远不止于此，例如：什么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中原政权不断地与北方、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产生交汇，汉族也被其他民族统治过，直至晚清的西学东渐等，但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都得以保持。如何保持并不是抽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来自东亚农耕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天、地、人那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系统性思维理论，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个“经验”就是日常生活——在漫长的日常中，通过衣食住行，对这些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交融与凝聚。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经验主义，以及重伦理和体会式的思想，是对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提炼，也是指导行为的重要理论依据。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大地物候赋予的难以改变的逻辑，这也许正是中国文化不被同化的重要原因。

　　人类的知识则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单一的学术在解体，变得愈加融合。单一知识体系的专家在消解，人类的知识——原来的分学科的知识和未来通过人工智能介入的科技文明体系，会形成伴随日常生活的新的方向。我们是否会重新寻找一种感性的联系，回到日常生活中人类基本的情感，寻找那些经过漫长的时间，仍具有巨大共情的力量，这种感性的因素和情感价值在今天恰恰可以平衡诸多矛盾。这个判断也可以延伸到设计上，无论是社会对日常生活和设计关系的理解，或者是设计者对自己设计产品的立场以及创作的理解，仍是滞后的——设计的远景目标是消费，而消费的形态是“日常生活”，其主体是作为接受者的人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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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工具理性：作为理想的日常生活审美

　　文学中的“细节描写”是决定叙事真实及具有感染力的常用技巧。无论主题是否宏大，反映日常生活的“细节”是思想的血和肉，“细节”真实的背后，是无法“篡改”的生活逻辑。现代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说过：“包括艺术，也应该殚精竭虑捕捉日常生活场景。”[2]就是这个意思。艺术并非纯粹的艺术，而是源于日常生活的，那些戏剧与文学，本身的土壤正是日常生活，这大概就是“无边的现实主义”[3]的意思。那些所谓精英、草根的日常生活，也只是在反思层面的超越性不同，而对于日常生活本身来说，并无本质的区别。十年前，我在《“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谈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当时的一些批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认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本质上是统治的合理性，是组织化的统治原则。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主体的客体化、物化，并最终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丰富多彩性，使文化成了一种工业文化、单面文化。[4]而在后现代思潮中，从对“日常生活”研究所产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实际上也已不属于传统美学范畴，而是指向一种更广阔和更具有包容性的思考问题的方法。[5]

　　也正是由于日常生活与周遭的一切发生着即时的关联，在今天，工具理性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系有了模糊化的趋势。工具理性更多地介入到了日常生活审美中，以至于工具理性本身也成为审美的一部分。典型如标准化，它把设计的功能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但方便人的使用以及技术或零件的更新，形成更广地域的服务和支持系统，同时也极大降低了成本，使得人人均可平等廉价地享受新技术的成果。[6]

　　日常性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敏锐性和先进性，“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许多领域的大变革起源于日常偶发。例如当代技术与传统手工之间的真实关系，当理论界还在讨论工业技术是否构成对手工艺术的损害的时候，很多年轻一代的手工艺人，早已借助新的技术与工具开展创作。在木雕创作中，用数字化精雕或者3D雕刻可以制作出非常好的基础作品，再经过手工修改和打磨，不仅提高了完成效率，而且便于不同体量的复制。人工智能技术虽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但它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延伸出的制作能力，与精湛的手工可以无限接近，并在降低基础工艺等条件中，留出更为广泛的创作空间。在机械复制时代或电子时代，工具理性的掌握者，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专业性，需要所谓的专业者来承担。但在今天，技术门槛在消解，专业的界限也在模糊，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通行证）实质是区块链网络里具有唯一性特点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是一种可在区块链上记录和处理多维、复杂属性的数据对象，它在艺术品的交易流通中，开启了全新的方式。

　　

　　NFT艺术品《火星之家》，克里斯塔·金, 2020

　　当代生活中，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某一专业人员，在庞大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建构起来的技术平台面前，基本上是平等的，像过去那样的技术垄断很难产生。随着对技术应用场景的发掘，把既有的各种技术整合，也会产生创造性的概念，并重塑日常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些传统的工作出现了AI替代人类的可能，但工具理性时代的这种权力的消解，以及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对于各个阶层之间的模糊和弥漫性，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

　　技术和艺术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包豪斯时代已开始探讨，第二任校长汉内斯·迈耶（Hans Mayer）与格罗皮乌斯的理性全然不同，他是一位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在1926年发表的《新世界》一文中，他谈了在新技术影响下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只要我们不以工程师的先入之见来解决城市建设问题，我们就会通过对废墟的崇拜和走街串巷的思想来破坏现代城市的迷人生活。这个城市是最多样化的生物聚集区，必须由人有意识地控制和建设。我们今天的生活需求在层次或变化上是相同的。一个真正的集体最可靠的标志是用同样的方式满足对平等的需求。这种集体需求的结果便是标准产品。”“对于当今经济生活的半游牧民族来说，住房、衣着、饮食和心理需求的标准化带来了重要的行动自由、经济效率、简化和放松。我们的标准化水平是我们共同经济的一个指标。……新的艺术作品是一项旨在为所有人服务的集体作品，而非收藏家的个人对象或特权。”[7]乌尔姆学校则在对包豪斯进行批判的同时，自身也深陷于设计、科学和技术间不确定的关系之中。乌尔姆过于强调技术、工业化特征、科学的设计程序，而忽视了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后，欧美那些著名的艺术和设计学院，以及思辨设计或批判式设计的思想，都希望更好地解构现实，试图在当代科技和观念之下，为生活价值以及在更广泛的生态组合中定义自己。

　　“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是设计研究者、设计师和策展人寻求提高对“人类世”认识时，强调对这些实践者所发展的叙述保持批判。什么是“人类世”？荷兰化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2000年使用该词后，“人类世”（Anthropos=human, cene=new）一词被许多研究领域所采用。“人类世”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可见的和持久的影响。由于人类世的命名是为了揭示今天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再提出的观点中都试图更直接地指向造成最大生态破坏的人类活动的途径。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菲奥娜·拉比（Fiona Raby）夫妇在他们的《思辨一切》（Speculative Everything）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称自己的作品为“设计”，而不是“艺术”。他们说：“我们希望艺术令人震惊且极端。关键设计需要更贴近日常生活：这就是它干扰的力量所在。”[8]2011年我在负责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策展时，邓恩夫妇是我们遴选的“可能的世界”部分的策展人，他们当年这样阐释自己的策展理念：“批判式设计采用投机性的设计方案，挑战人们对产品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狭隘假设、成见和观念。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而不是一种方法。”[9]这表明，批判式和思辨性的设计作品，其目的是关于我们如何在与技术和科学相联系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在政治和社会组织结构中，以及如何在更广泛的生态组合中定义自己的方法和角度。也因此，批判性设计在当代设计发展新的阶段上，成为全球化问题境遇下重要的聚焦点。

　　

　　《思辨一切》，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拉比夫妇

　　回顾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新工具的论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相对存在的关系，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虽然工具理性中也包含有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这一点在设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设计从来都不仅仅呈现为单向度的物质功能属性，而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思辨或批判，使设计呈现超越工具理性的面貌和复杂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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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如何批判劳动与生活

　　现代主义之后的种种批判，当然也包括针对深处其中的“人”。“日常生活”的单调、刻板、重复、无趣，工具理性、精英文化以及体制权力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无所不在的控制，使得我们所获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些支离破碎的“碎片”。[11]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一书中，从人的视角，分析了包括政治、宗教、专业、分工，甚至劳动、工作等，都是基于日常生活背景之上的思想。她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劳动与工作不够有尊严，对于一个人的本质来说，它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如果人只有劳动与工作，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主的和真正的属于人的生活方式，也不是真正独立于人的需求。[12]

　　

　　《人的境况》，汉娜·阿伦特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仅有劳动与工作，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现代主义之后很多的哲学家，都过分强调了劳动与工作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把它们从日常中抽离出来，跳脱出生活的本质属性。

　　在很早的时候，哲学家们就有所思考：究竟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工作？什么是生活？它们之间如何彼此嵌入，如何成为人的尊严？

　　过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构成高等级的生活。费瑟斯通在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已否定了康德认为的能够讲审美的只是少数贵族精英的观点，并指明了当代日常生活一些媒介的变化。在康德时代，只有少数贵族有条件去欣赏戏剧和音乐，但在今天的多媒介时代，艺术的形式变得容易获取，已完全不为当年的少部分人所享受，而是为大众共享。当然个体自身的感受千差万别。人类发展到今天，已不是过去那种由少数精英来主导社会的命运，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日益大众化、公共化的结果。对于设计而言也是如此，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意识在觉醒，他们在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相对公平的各种资讯形式，不再是传统的具体可视的给予形式，而是网络自由。他所得到的无论是审美、知识、经验或其他的感受，都已跟过去时代不同，这改变了今天社会主流的本质——大众民主。

　　大众的日常生活审美，也并非传统审美指涉的崇高或杰出所能涵盖，真实的社会本质越加清晰显现，但也开始呈现出匀质的、稀释的、扁平化的社会生活。在媒介的“进步”中，大众的力量成为可以引导的力量，阿伦特曾批判的乌合之众与平庸之恶，也开始降低着此种权力的门槛，这是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危险性。阿伦特认为，人在沦为工具的时候，只认为自己在做本职工作，人性并非恶，只是一种服从的平庸，没有独立的思想，个别的平庸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这是“平庸之恶”，它使整个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沦为工具。“平庸之恶”不仅仅是迫于政治权力之下的无意识选择，在设计与技术围绕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曾经对消费者的选择权是最终拯救理想设计的伟大行为抱有信心，但大众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商业伪装下的品牌营销，往往是幼稚的。消费者的选择其实非常微妙，庞大的数量在加速影响着对社会的改变，伟大时代的伟大设计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产生？

　　如何评价劳动和生活，一个人的觉悟和人生价值，以及对社会影响的意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在庞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原来仅仅知道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后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研究，才知道即便如《资本论》这样的巨著，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今天看见的是经过编辑者——他的战友恩格斯整理的。在遗留下来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13]。这是马克思强调在社会自身演进中，无论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经济制度，都不可否认市场与经济自身的规律的重要论述。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

　　如何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来观察20世纪世界两种制度国家的生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最近举行的“交织的轨迹：德国现代设计1945—1990”展览，客观地呈现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两种社会制度下的设计成就，很有诠释的价值。两个国家一个民族，拥有相同的传统和生活习俗，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分别为人民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物质生活。社会价值和体制特点使得两德设计产生了独特的设计交集。在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和在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联邦德国，同样是具有德意志制造同盟和包豪斯传统的德国设计师，在一些基本的设计理念、功能理解、大众范畴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竟然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但是生活毕竟是复杂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的能源危机和商业消费推动的无节制的设计，使两德设计师同时意识到浪费的危机，认识到经济、耐用、可循环的重要性。到上世纪80年代，虽然原因各异，但手工业和小规模生产，不约而同在两边兴起。[14]这也正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的政党、政治团体在市场面前都无能为力。

　　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社会资源的生长，按照市场规律来产生分配、交换，而不是计划经济按照权力来交换和分配，能够极大地刺激设计去发展。而计划经济相对固化和僵化，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离开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再好的计划也会产生问题。当然市场经济也有问题，资本以追求利润——剩余价值作为唯一目标，会造成刺激市场、激发人性不加节制欲望的过度消费和设计，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计划经济则有国家理性作为支撑，但在概念上观照设计的普世价值的同时，静态的计划式的设计指引，也会扼杀设计师的创造力，造成设计的单调与苍白。经济本身有它的规律，可以用蓬勃生态来形容。生态应该在市场自然的状态里综合各种因素的自由生长，尊重市场自身的生长规律，不去硬性干预。

　　市场经济也可以是有道德的，这就是制度约束。但制度约束也无法回避市场关系的利益逻辑，因此市场经济可以是有伦理的，但这个伦理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靠人的理性去推动。比如美国专利法的产生，是新英格兰移民在与北美的独立战争的过程当中，理性的知识分子独立于英国殖民者利益至上所意识到的专利思维。即只有专利受到保护，有了公平的环境，才能激发社会的创造力。跟市场经济有关的伦理与秩序，包括公司管理法、证券的上市制度、税务制度等所有跟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的颁布，都是政治团体和社会作用试图纠正市场的利益至上逻辑，而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形成一种制衡的因素而产生出来的，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理性。

　　日常生活也同样，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在根据面对的事件即时调整。纵观人类历史上所有大事件，历史学家都可以从中发现日常生活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油画《马拉之死》的画面极具代表性，泡澡时被刺的马拉，折射的是法国革命的一段大历史。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著名的劳动异化论，今天已经为大家熟知。异化在理性和逻辑的层面是存在的，但它在个体的层面所产生的“异化”问题则要加上引号。如果一个人甘愿在第一个劳动环节被异化，但他可将第一个环节所得的报酬，在第二个环节去从事避免异化的劳动。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可能是人在日常劳动与生活中，作为劳动者与享用者的复杂之处。在这整个过程中的“异化”可能会产生出丰富的、耐人寻味的现象。如果整个人类的文化可以按照时间的线性发展来寻找它的意义，这些日常的生活片段正是意义所在，来自于发展过程当中的阶段性的事件或者生活、工作的细节进程，是一种自然观的万物生长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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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与法治：数字生活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形成两面性和两难性，既要满足物质维系，又要满足精神自足。而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都需要有相应的有价值的东西去交换才能获得。交换的过程有可能是物质的，也有可能是精神的，同时又把交换价值投放到物质和精神需求中去，从而获得一种基本平衡，使自身的生命以及和社会的关系能够得以继续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貌似正确的逻辑也会产生矛盾，这就需要法的约定。

　　世界个体间的差异非常大，当然也会有一些类型，带来不同的思考深度与超越性的观点。费瑟斯通说过：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现实主义。同样，今天的日常本身也是超日常主义。社会形态在变化，原来的阶级分层或者是后来的分工，从更加广义综合的角度，打破专业的限制。技术和平台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发展的机制也就此形成一种新的创造机制。在技术普及更多介入大众生活的同时，对原有的伦理和法律的细化，就会变得必要，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秩序以及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曾认为工具理性会扼杀文化的丰富性。但现在看来，工具理性和文化的丰富性其实是相伴相生的，这种伴生性在今天尤为明显。尤其是数字化的趋势，日常的一切从偏于经验变得开始统计、分析和量化，VR等使得技术与人的交互性得到增强，它的理性和文化感性，已经不是传统的哲学概念所能归纳。数字孪生、云平台、城市大脑和形形色色的App等，它们的优势毋庸置疑。它能够建立起巨大的共享平台，人类的创造性会基于平台的共享激发新的创造，也会享有一定程度上创造的自由与民主。但数字化是一把极大的双刃剑，尤其是人工智能与数字和生物技术等结合的快速进步，颠覆了传统价值和累积的知识体系，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得更多，但其实并不然。当代世界已进入一个世俗化、扁平化和愈加形成信息茧房的过程。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原本自下而上创造的活力，与技术和设计权力之下带来的自上而下的趋同性在互相博弈，彼此消解，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悖论。与此同时，从社会与政治的角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活力。在日常生活中，现在每天使用社交软件的人，都在不自觉地接受大数据分析后的有针对的“投放”，AI会越来越“聪明”，以至于让你觉得自己处在宇宙中心，这实际上产生一种控制。如果被某种利益集团或利益目标所掌握，就会成为人的桎梏与枷锁，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技术为日常生活带来无限进化的同时，也控制了人的生命的独立性。几乎已成为人类另一种“器官”的手机，已经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已不仅仅是外化的功能增强，而是在满足人生存需要的同时，也反映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手机已植入人的身体，但这部分“身体”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还应该重新来协调和界定，因为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与原始人的砍砸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完全不同。科幻电影《阿丽塔》中半人半机器的赛博人，工具、机器、数字与生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连接，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则更为直接。面对新的信息和维度颠覆性的改变，我们该如何面对日常？

　　

　　电影《阿丽塔》

　　AI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当其自我觉醒或和生物工程结合之后，如果不对它进行约定或原则性的治理，将会产生危险。要保证人类生活正常发展，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一切平台要和人的生活产生一种约定的关系，这种约定的关系能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生命的发展保持一种平衡性和安全性，这非常重要。这样的关系，我认为是“法治”，人工智能与法治的关系亦相当密切。1942年俄罗斯犹太裔美国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小说提出了“机器人的三原则”：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看到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2.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这条命令与第一条相矛盾；3.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除非这种保护与以上两条相矛盾。[15]美国、日本、欧洲等一些国际组织，也都对人工智能进行了立法。这些法实际上是人与机器的约定，在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更复杂化、系统化，更有针对性。人工智能的进步在近几年一直成为话题，从围棋界开始，到一些虚拟聊天室的学习成长，设计界中诸多的工具性App，以及应用性的软件、参数化设计等，在著作权、专利和人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应该承认，AI的作者是人，但随着AI的成长进步，学习和自我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AI与作者的关系将发展为何种新的关系，人类对此还无法预期。如果加上脑机接口这样的因素，人类有理由对AI的发展产生担忧。“奇点”是现代物理学用来形容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AI奇点出现之前，与之建立相应的法治关系，并与它一起成长，也许是今天日常生活面对人工智能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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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的关联：日常生活中的文化

　　我们生活在充满人造物的世界。 日常生活的建构也基于一些设计的原型，例如器物及其相关的原型，这些原型有些相当古老，现在仍在使用，有一些则转换为其他的形式。 这些原型是日常生活功用的本质，但这个本质通常不一定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身体行为。

　　日常性的内涵包含着人与周围事件的综合，包括对生活细微之处的体察，是统计学所不能描述的细节、个体的独特、力比多形成的气质、不符合理性逻辑的冲动，而这些正是在地的文化所在，是对设计与生活方式作用研究的连接点。

　　设计与制造者、使用者所产生的关联语境始终存在，并形成复杂的文化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样描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2015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改称为“世界设计组织”（WDO-World Design Organization），并将原来的工业设计定义修改扩大为新的概念：“设计旨在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功及提供更好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将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它是一种跨学科的专业，将创新、技术、商业、研究及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进行创造性活动，并将须解决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可视化，重新解构问题，并将其作为建立更好的产品、系统、服务、体验或商业网络的机会，提供新的价值以及竞争优势。设计是通过其输出物对社会、经济、环境及伦理方面问题的回应，旨在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上述的两个宗旨或概念描述，都强调了它们与具体生活、人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WDO的描述，一改原来的专业化的理性功能的定义，而呈现出全面向生活开放的姿态，这反映了国际设计专业界的重要转型。

　　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尔（Hermann Bausinger）有一个观点：故乡是“任务”。他说：“故乡不是与一个地点相连的，而是与一群人相连的；故乡表达的是尚未存在但是人所期待的团结，故乡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自然现成物，而是任务。”将我们与“故乡”的维系比喻为“任务”，真是十分贴切。这个“任务”是“非如此不可”的无法回避的文化情怀，它弥漫在日常生活中。我心目中的中国设计历史正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篇所写的那样瑰丽奇幻，与人、当地的文化、外来的文化、想象等构成多元混杂的交互关系，这正是日常的复杂之处。我多年前写《手艺的思想》一书时，正是基于童年对周围、故乡的种种人和事物的关联与记忆。日常在发生之后，记忆仍在延续，在想象与象征中继续，这是日常隐秘的魅力所在。

　　其实，很多传统的工艺、装饰，正是这样一种基于复杂的象征的东西，它也是“功能”的，但超越于功能以外，是不是可以称作“有意味的装饰”？因为装饰本身同时体现了功能和符号化的文化。

　　“日常生活”虽然是一个后现代的概念，但考察它的历史，离不开现代主义阶段的经验与发展历史。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和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整体的所有关系获得了形式和形状。[16]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含义下，普通人对现实的最具体实在的生活才能得到重视与提升。三年来的当代生活，因疫情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可以说，大众从未如此重视生活，但又前所未有地视生活为“虚无”。互联网及现代数字技术以及那些快速促使成长的视频、聊天、交互体验等，加剧了这种“虚无”感，既往熟悉的一切正在发生着铺天盖地的改变，这实际上也是设计的结果。我们在有生之年，日常生活仍像河流一样，一直在往前流动，而人作为生命的独特个体，是否始终在日常生活的主体之中？这个时候，我们仍寄希望于设计。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序言。

　　[2] [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现代生活的画家》[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 因法国文艺评论家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于1963年发表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而流行的名词。

　　[4] 陈志刚：《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困境》[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9页。

　　[5] 杭间：《“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J]，《文艺研究》，2010年第11期，第116—122页。

　　[6] 同[5]。

　　[7] [瑞士]汉内斯·迈耶：《新世界》[J]，DasWerk，1926年第7期。转引自周向力、何健译文，《新美术》，2019年第11期，第4—21页。

　　[8] Anthony Dunne, Fiona Raby, Speculative Everything[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3, p43.

　　[9] 杭间：《仁：设计的善意——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J]，《装饰》，2011年增刊，第234页。

　　[10] 同[5]。

　　[11] 同[5]。

　　[12]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第6页。

　　[13] 马国川、史博德：《卡尔·马克思的前半生与后半生：1850年前&后的思想差异》[J]，《财经》，2016年11月7日。

　　[14] 杭间：《镜像——“同一叙事”中的东西德设计》，《交织的轨迹：德国现代设计1945—1990》展览前言。

　　[15]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转圈圈》[J]，《惊奇》，1942年3月号。

　　[16]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90页。

　　来 源｜《装饰》杂志

　　编 辑｜贾毓秀 谢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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