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包拯是清官吗?专家进入墓室后,发现盗墓贼留下8个字

栏目:热点资讯  时间:202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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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书端州郡斋壁》这首诗,是家喻户晓的包拯在端州(今广东肇庆)任知州时所作,开篇前两句就道出他为官为民的端正思想和个人品行的刚正不阿,因此也被世人称为“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北宋及后代的史料、小说以戏曲及电视剧等为我们展现的,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包拯形象真的全面吗?

  或许正史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结合会我们提供一个更加真实、饱满的包拯形象。

  终其一生都是“孝”字当头

  俗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一个人为国为民付出多少,最基本的还是“修身”。

  包拯于公元999年出生于安徽农村,对于在那时“五十少进士”这种十分常见的现象,他28岁就考中了进士,这是何等的奇才!

  当包拯中进士被朝廷分配到建昌当县长时,他却因离家太远,不便照顾年迈的父母为由辞去了这份工作。即便朝廷后期经调整将岗位安排至离家200多里的和州,包拯见父母不舍的神情,再次拒绝了这份工作。

  

  过了几年,父母双双逝世。包拯在墓碑旁边搭建了一个草棚,为父母守孝整整三年。直到乡村父老不愿见他因此淹没才华,来苦苦相劝让包拯继续回朝廷为官为民,包拯这才不舍得离开父母和家乡。

  岁满不持一砚归,甘愿两袖清风

  对父母至孝的包拯,在身处官位时,依然能保持坚守正确的为官之道,因为他深刻知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公元1041年,包拯被调至端州任知府,在这里任职对于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可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油差事”,因此端州也是出了名的吏治腐败,百姓苦不堪言。

  

  端州盛产砚台,更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每年端州都会定期定额地向朝廷进贡一批砚台,各级官僚乃至皇帝都爱收藏几块,因此端州的砚台成为官僚之间相互讨好的“礼品”。

  虽然向朝廷进贡的砚台都有固定的数量,但这些地方官总会在私加大量的砚台数量,而多余的砚台就进入官员私囊以换取政治筹码。

  但是,包拯出任知府后,这种中饱私囊的腐败行为出现了彻底的改观。他严格限制砚台的产量,并立刻给制作砚台的工坊下令,只需生产朝廷所需的固定数量,违者重罚。

  

  并且他还以身作则地表态,“岁满不持一砚归”。事实证明,包拯在任期内从没有私自拿走一块砚台,因此也被当地百姓连连称赞,他的清廉名声可谓初步闻名于天下,这也是他《书端州郡斋壁》诗句中的真实写照。

  不畏权贵,世人皆称他为“包弹”

  为人清廉正直的包拯更不容许其他官僚,在自己眼皮底下不合法的升官“快车道”,因此被他弹劾下马的官员不在少数,尤其是他曾六次弹劾张尧佐。

  张尧佐何许人也,他本是当时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娘家人中,一个在基层担任小官的小人物。张贵妃为了充盈自己的娘家实力,不时地在宋仁宗旁吹耳边风,这才令宋仁宗爱屋及乌地破格提拔张尧佐让他一路晋升至三司使。

  若张尧佐担任是小官还好,但是三司使是当时宋朝中枢机构“二府三司”中掌管国家财政的重要职位,而张尧佐更是凭借职位之便肆意妄为。

  以包拯为首的一些谏官向宋仁宗指出张尧佐的种种贪污腐败行为,但是宋仁宗在张贵妃的压力下,张尧佐非但没有被贬,反而再次被提拔。

  

  一谏不成,各位正直谏官就接二连三地上表奏章,其中以包拯的抨击最为尖锐。宋仁宗在爱妃和群臣之间摇摆不定,直到王举提出要进行廷辩。

  包拯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在朝廷上与宋仁宗正面辩论,在辩论中,他义正辞严、正气凛然地揭露张尧佐的不称职,宋仁宗在尴尬至极下拂袖而去。

  然而在事态缓和几月后,张尧佐再次被委以重任。包拯依旧不依不饶,在第6次弹劾下,宋仁宗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辞去张尧佐宣徽使一职。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碌碌无为的宰相宋痒,公然挪用公款吃喝玩乐的宋祁以及以权谋私的张方平等,因此包拯也被世人称为“包弹”,被包拯弹劾过的叫“有包弹”,没有被弹劾过的称为“没包弹”。

  

  在一次次的弹劾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拯不畏权贵的勇气,和是非分明的真诚。正是他的这份赤心真诚,敢作敢为,我们敬佩他!

  不忘初心,立鼓为民

  53岁的包拯在不幸地以白发人送黑发人,痛失独子。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丧子悲痛和被贬后他仍能够不忘初心,因此获得“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的赞扬。

  人们对包拯的认识大多源自他在开封府任职办案,并留下一个个精彩绝伦的传奇故事。

  

  在宋朝到衙门打官司有一套十分繁琐的程序,小吏便可从中做手脚进行敲诈勒索,却苦了百姓。

  民间百姓多不识字,必须托人你一份状子,再由衙门小吏传给知府,一些衙门小吏就在这些中间环节欺诈百姓,导致百姓最后几乎无法打这“高价”官司。

  面对这种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拯在开封立下一条规矩,废除以往繁杂的诉讼程序,他在知府衙门的门前立了一面鼓,若有人打官司,敲鼓即可直接上堂告状。

  

  在开封破案期间,包拯也凭借个人聪颖才智和胆识为百姓破了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成为了老百姓心中的包青天。

  包公清廉,吾辈佩服

  若说这些史料中的记载内容、口口相传的传说和百看不厌的戏曲不足以确信包拯的清廉,那么上个世纪70年代,在合肥一家工厂的施工现场挖掘出的包拯墓,给我们提供了确凿的“清廉”证据。

  

  考古专家打开古墓后,里面只有50件随葬品,看到这一幕的专家学者甚至不相信,这是曾经官至龙图阁学士的墓。如此高贵的地位,其墓穴竟简陋得像当时的平民的墓穴。

  

  但是考古专家发现墓壁上有盗墓贼留下的8个字,“包公清廉、吾辈佩服”,连盗墓贼都称包拯清廉,甚至没有拿走一件随葬品,也可见包拯的人品和官品都是大家公认点赞的。

  

  包拯生前廉洁为民,具有清风亮节的品质,在1062年临终前还留下遗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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