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5后，身价1050亿：3万元起家，12年打造2000亿眼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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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夏，成都军区医院门口，一个19岁的湖南少年坐在台阶上，目光呆滞。

　　他手中紧紧攥着一张体检报告，口中喃喃自语道：“红绿色盲……我居然是红绿色盲……”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如果不是医生的解释，他甚至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明确的——他的军旅梦想，破碎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不远千里从长沙跑到成都，考进了军校，最后却因为眼睛的问题，失去了进入部队的机会。

　　三十年后，男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依然不无感慨地说道：“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吧，命中注定我这辈子是要和眼睛打交道的。”

　　此时，他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医疗集团的董事长，身价超过1000亿人民币。

　　他，就是爱尔眼科医院的创始人——陈邦。

　　

　　从军校出来之后，陈邦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

　　他先是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农机企业里，当了两年的发货员。

　　随后又在一家民营企业里干了两年装修，但最终，他还是决定自己出来创业。

　　1988年，陈邦在长沙开了自己第一家公司，主营业务是服装买卖和椰汁代理。

　　一天，在和海南厂商的闲聊中，陈邦得知了一个重磅消息：国家将在海南成立经济特区。

　　陈邦立刻意识到，海南的房价必将迎来暴涨。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所有积蓄，不远千里赶到了海南，加入了这股“海南淘金”的热潮之中。

　　他和潘石屹等人一起，疯狂地抄底当地的楼盘，然后又快速倒手卖出。

　　短短两年之内，他就靠着倒卖房地产成了中国最早的亿万富豪之一。

　　在这种夸张的暴富浪潮之下，是海南极度畸形的房地产市场。

　　当时整个海南省人口不过160万，开发商却多达5000多家。

　　往往一块地皮卖出之后还没开始动工，就已经在炒房客手中转了几道。

　　如此疯狂的炒作行为，自然引来了中央的重视。

　　

　　1993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整治房地产市场的宏观政策。

　　海南的开发商和炒房客们纷纷望风而逃。

　　但是，也有一些人依然心存侥幸，他们认为自己不会是这场击鼓传花游戏的最后接盘侠，因此依然在疯狂买进地产。

　　陈邦就是这群魔怔人中的一个。

　　

　　1994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陈邦的公司一夜之间濒临破产，为了挽救公司的现金流，他带着最后一点资金来到了台湾，投资了一个主题公园项目。

　　但没想到，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两岸关系降到冰点。

　　他的公园项目也被强行终止。

　　这下，陈邦彻底赔光了所有资本。

　　他只身一人回到上海，住进了群租房里，此时的他刚刚30岁，却已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大起大落。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如何东山再起，却找不到任何方向。

　　反倒是从顶峰坠落的挫折感日夜折磨着他，让他无法入睡。

　　终于，在焦虑的折磨下，他病倒了——他的耳朵听不到声音了。

　　为了治病，他只能黯然回到长沙，住进了第三人民医院。

　　

　　但正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次的住院，反而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当时，国家的医疗政策比较松散。许多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减负，都会采取把科室外包给民间资本的方式来运作，而这些被承包出去的科室，被称作“院中院”。

　　陈邦发现，老百姓往往分不清“院中院”和正经医院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些大医院的“院中院”生意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立刻找到了老战友李力，说出了自己的创业想法——二人可以承包一个科室，然后买一台白内障治疗仪，坐在医院里等着收钱就行。

　　李力很快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

　　他们通过人脉关系，拿下了长沙第三人民医院的眼科经营权，然后凑出3万元，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从医疗设备供应商那里搞来了一台白内障超声治疗仪。

　　1996年，仅有3个医生、1台设备的爱尔眼科正式开业了。

　　正如陈邦所料，开在公立医院里的“院中院”，根本就不用为客源的问题发愁。

　　短短几年后，他和李力的身价就超过了千万。

　　

　　接下来，陈邦又从北京进了两台近视治疗仪，靠着新设备，他们的资产很快就实现了翻番。

　　一时间，陈邦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在海南呼风唤雨的那段日子。

　　然而，第二次失败很快就降临了。

　　那几年，全国各地严重医疗事故频频出现，“院中院”的模式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

　　2000年，国家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医疗改革，“院中院”模式被正式叫停，陈邦的第二次创业戛然而止。

　　

　　但好在国家的政策并没有完全断绝民营资本在医疗领域的活路——从2000年起，国家允许社会资本开办医院了。

　　于是，陈邦把爱尔眼科搬出了长沙第三人民医院，开始独立运营。

　　但是没有了公立医院的背书，公众对于爱尔眼科的信任度是极低的。

　　陈邦试图请来一些专家教授为品牌坐镇，但要么被人严词拒绝，要么收效甚微。

　　为了重塑爱尔的品牌形象，陈邦花了大价钱从外国进口先进仪器，并且把每年10%以上的收入都用来做品牌营销。

　　

　　此外，他还在多地都搞起了“防盲办”——他们深入基层，免费为当地的老年人进行视力检测，帮助他们预防眼部疾病。

　　这一招不仅为爱尔眼科积累了不错的社会声誉，也让陈邦对于中国眼病市场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眼病医疗市场以15%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上升着，但全国的眼科医疗资源提升却远跟不上这个速度。

　　因此，爱尔眼科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在陈邦的努力经营之下，爱尔眼科终于走出了“分娩”的阵痛，2003年，爱尔眼科正式确立了连锁经营的模式，并相继在成都、沈阳、武汉等地都开了分院。

　　

　　陈邦是搞房地产出身的，在房地产商人眼里，最重要的就是快速拿地、快速扩张。

　　因此，陈邦迫切地想要在全国攻城略地，把“爱尔眼科”的旗帜插满每个城市的街头。

　　但是，要扩张就得有钱，爱尔眼科的现金流虽然还算不错，却无法支撑起陈邦的扩张野心。

　　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上市融资。

　　

　　在当时，“医院上市”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有些卫生部官员听了他的想法后直言他这是“异想天开”。

　　但陈邦不理会这些，他独自跑到了美国，寻找上市的可能性。

　　2004年，一个美国投资机构找到了陈邦，说他们非常看好爱尔眼科的发展前景，愿意帮助陈邦在纳斯达克融资上市。

　　

　　消息传回国内，爱尔眼科的股东们都非常兴奋，要知道，一旦美股上市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提前实现财富自由了。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在经过两年的磋商后，陈邦主动放弃了与这家美国机构的合作。

　　面对众人的疑问，陈邦的回答相当委婉：“他们毕竟是境外资本，不能很好的理解我们民营医院在国内的处境，所以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这番话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做生意又不是谈朋友，为什么别人不理解你，你就不能接受他的投资了呢？

　　

　　直到两年后，陈邦成功申请到了国际金融公司（IFC）的800万美元低息贷款时，众人才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IFC不仅给爱尔眼科带来了运作资金，还带来了一整套的国际标准。

　　这其中，既有包含大厅饮用水和消防栓在内的细节标准，也有财务审计、核算等关键节点的运作标准。

　　而正是这些严格的规范和标准，让爱尔眼科在各方面都与国际完成了接轨，并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如虎添翼。

　　

　　2009年，爱尔眼科已经在全国开了近20家连锁医院，年营收也突破了6亿元。

　　财务报表、现金流、扩张流程……确定每一个细节都无懈可击之后，陈邦大手一挥，重新启动了上市流程。

　　10月30日，爱尔眼科成功登录A股创业板，当天市值就突破了40亿元，而陈邦本人，也第二次实现了财务自由。

　　

　　这一天，站在投资人中间的陈邦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誉和责任，这是他创业二十年来从未体验过的。

　　在海南的那段日子里，他也曾经历过一夜暴富，但那时，他感到整个人像踩在云端一般虚幻。

　　此刻则截然相反——身旁扎实可靠的合作伙伴、眼前热情的媒体记者以及身后那面大大的品牌墙，都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充满活力。

　　从这一天起，爱尔眼科对陈邦来说不再是一门简单的生意，而是一项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上市之后，陈邦终于有了足够的资金推行自己心中真正的扩张计划。

　　他公开宣称，将在三年之内连锁全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陈邦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高速运转的齿轮。

　　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一天之内飞3、4个城市是家常便饭”。

　　这其中他飞得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和上海。

　　为了这两处的新医院，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亲自跑一趟，跟进施工情况。

　　员工们回忆起这段时光，都说“那时候的陈总看起来比现在还老，站在工地上的时候，就和建筑工人没什么区别”。

　　

　　除了体能上的透支外，陈邦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飞机上不能抽烟。

　　他曾经跟合伙人抱怨道：“也许只有等爱尔医院开遍全国以后，我才能放开了抽烟”。

　　2014年，爱尔眼科医院的数量突破百家，就在所有人为爱尔的扩张速度感叹惊叹的时候。

　　陈邦又公布了两项更为激进的扩张举措：一是成立并购基金，以“公司+私募”的方式进行产业并购；二是推出合伙人计划，只要是医院的核心人才，都可以回购公司的股份，并且参与分红。

　　这两项政策的出台，意味着爱尔眼科集团的扩张即将进入新的阶段。

　　

　　2015年，陈邦的并购基金收购了香港的亚洲医疗集团，这标志着爱尔集团迈出了出海的第一步。

　　2017年，爱尔进军欧洲和北美，接连拿下了美国顶流眼科中心和欧洲CB眼科机构。

　　2019年，陈邦来到了新加坡，经过数轮磋商后，他再度拿下了当地的ISEC眼科集团。

　　至此，一张横跨欧亚大陆，从中国到北美的爱尔网络正式成型。

　　而海外集团的营业额，也逐渐占到了爱尔集团的20%。

　　

　　“并购基金”大获成功，“合伙人计划”却屡屡受挫。

　　该计划的初衷原本是为了留住医院里的核心管理和医疗人才，并且为公司扩张提供流动性支持，却在基层医院的执行中，慢慢变了形。

　　按照规定，所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内部人员，都是可以参与回购股份的。

　　但很多CEO 把这件事变成了自己的特权——谁能买，买多少，全由CEO一人说了算。

　　这极大地打击了员工们参与的积极性。

　　

　　此外，很多医院说好的利息和分红也不能如期兑付，一些员工深感被骗，差点因此和爱尔对簿公堂。

　　此外，2019年“爱尔眼科涉嫌虚假宣传”、2020年“抗疫英雄艾芬因白内障手术导致视网膜脱落”等负面消息，也让爱尔的股价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对此，陈邦本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他意识到，爱尔不能继续盲目扩张下去了，只有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拥抱社会监督，才能消除公众的担忧，让爱尔的品牌形象重回巅峰。

　　

　　在疫情发生后的几年里，陈邦终于有了慢下来的机会。

　　他一边关注医疗领域的发展，一边思考爱尔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方向。

　　2022年，陈邦在股东大会上宣布：“并购基金模式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爱尔将聚焦高质量发展。”

　　同时，他还承诺，未来10年，爱尔将投入100亿用于医疗科研创新和医疗扶贫，给中国的贫困人口，带去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如今，爱尔眼科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医疗机构了，陈邦用自己眼光和努力，创造了这个商业奇迹。

　　39年前，他因双眼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39年后，他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为更多人的未来，创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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