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的发生

　　17世纪中叶的内战是国王与清教矛盾的总爆发，17世纪末叶的“光荣革命”则是以安立甘宗为首的整个新教阵营对国王的抵制。

　　詹姆士二世公开与英国的宗教改革潮流对抗，激发出安立甘宗神学中蕴含的“革命力量”，无论是国教会还是议会中的保王派，他们对宗教的关切超越了对王朝的忠诚。

　　然而，革命的结果使安立甘宗陷入分裂，坚持效忠詹姆士二世的不矢志派脱离国教会，选择效忠新主威廉三世的革命派成为国教会的主导力量。

　　

　　安立甘宗促成了“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也重新塑造了安立甘宗，新时期的安立甘宗在传统教会神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解释和分析为威廉政府提供了论证。

　　詹姆士二世在1685年继位后，意图在英国复兴天主教信仰，这位一意孤行的异教国王遭遇普遍抵制。

　　詹姆士不仅利用国王特权将天主教徒输入政府和教育系统，还颁布赦免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宣言》，并在1688年4月要求全国所有教堂对信众宣读其中的规定。

　　

　　国王的宽容政策既没有带来天主教信仰的复兴，也没有赢得清教的支持，清教各派别的重要人物都对《宣言》保持缄默。

　　一方面是因为詹姆士面临的社会文化状况与都铎的玛丽女王时代已完全不同，新教精神已被民众广泛接纳；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清教徒看清了国王的宗教策略，所谓信仰自由不过是为天主教开脱的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国教会的态度，复辟后的安立甘宗并不是一个愿意妥协的教会，查理国王的宗教宽容政策早已引发国教会内部高教派和低教派的不满。

　　

　　高教派主要担心新教的不奉国教者，低教派则担心宽容惠及天主教徒，而詹姆士的天主教政策激发起国教会的普遍不满。

　　詹姆士二世复辟天主教的企图促使国教会联合起所有新教徒来保卫英国的宗教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清教各派实现联合，议会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也放下芥蒂，组成新教的反天主教联盟。

　　大主教桑克罗夫特要求本教省的教士须对不从国教者展示出友好的态度，“去拜访他们并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让他们确信国教会是教皇制的坚定反对者”，把握住国教徒与非国教徒联合的契机。

　　

　　索尔兹伯里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发表作品主张，不从国教者的事业与国教会的事业有共同的目标。

　　当时印制的其他小册子还暗示，未来将与不从国教者宗教和解，并将他们称为“弟兄”。清教与安立甘宗确实更容易达成新教共识，这种共识还源自民族主义对天主教的不满。

　　清教徒约翰·弥尔顿在发表于1673年的《论真宗教》中表示，教皇“伪称拥有王国和国家的权利，特别是对于英格兰，他伪称能选立和罢黜君主，假装能免除人民对君主的顺服”，拒绝让教皇败坏英国人民。

　　

　　弥尔顿赞同宽容除天主教之外的几乎所有基督教派别，沃格林认为，弥尔顿宽容的本质就是他的民族主义。

　　就“光荣革命”的直接诱因而言，托利党和辉格党对天主教会的担心，甚至超过对议会权力的关切。

　　在服从国王和服从上帝之间，安立甘宗面临两种服从的冲突，而真正的基督徒会选择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保罗神学的服从教义对所有基督教派都有约束力，复辟王朝的安立甘宗更是建构起强调服从的道德主义神学观。

　　

　　但基督教二元世界中的两种服从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如果世俗权力侵犯了宗教信仰，就会出现两种服从的矛盾。

　　当基督教还未得到罗马帝国的认可时，早期教徒因拒绝承认罗马皇帝是神而惨遭杀戮，世俗政府的屡次迫害反而激起信徒们的殉教热情，为了得到彼岸的救赎，他们能够将此岸的生死置之度外。

　　正是由于对信仰毫不妥协的坚持，基督教在复杂且漫长的欧洲历史中始终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

　　

　　自亨利八世在英国开启宗教改革以来，安立甘宗为“至尊王权”作出了有力论证，面对步步紧逼的世俗权力，教会限制了自身的作用范围。

　　但不容置疑的是，安立甘宗保留了基督教二元主义的张力，当王权威胁到对上帝的信仰时，他们会选择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当问题涉及纯世俗事务时，他们是忠顺的臣民；当问题涉及宗教问题和彼岸命运时，他们可能会撤回忠诚，采取最坚决最有韧性的抵抗态度。”

　　

　　在安立甘宗神学中，这种抵抗态度就是消极服从。1688年，安立甘宗践行“消极服从”教义，国内反天主教和反詹姆士的大局已定。

　　5月，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为首的七位国教会主教，拒绝宣读詹姆士二世的《信仰自由宣言》，并起草了一份抗议书。

　　6月，七位主教因发表抗议书被捕，但最终陪审团宣告他们无罪，他们得到英国民众的支持，大众认为国教会站在了捍卫信仰而反对国王的高贵立场。

　　

　　当七位主教走出法庭时，“人们跪在他们脚下乞求祝福”，整个城市沉浸于狂欢，那一夜，人们“扣动枪支，敲响钟摆，点燃篝火”，庆祝英国教会这伟大的时刻。

　　在七主教被捕入狱期间的6月10日，詹姆士二世的天主教徒王后生下了一名男性继承人，国内民众期盼詹姆士的两位新教徒女儿继承王位的愿望彻底破灭，因为这个未来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必定会成长为天主教徒。

　　所以，就在主教们被释放当晚，英国的七位政治精英给荷兰的威廉发函求援，其中既有安立甘宗高级教士，也包括托利党和辉格党成员，反天主教同盟期望这位外国君主能够帮助英国人捍卫古老的自由。

　　

　　在军事力量方面，光荣革命前夜与17世纪中期的内战前夕有很大不同。岛国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使英国较晚组建起由国王统一指挥的军队。

　　在内战以前，国王在突发事件中可以依赖的战士人数是以百数计而不是以千数计的，但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国王手上已经掌握了一支常备军，所以当时只有寻求国外的军事力量干涉，才有反抗成功的可能性。

　　1688年11月，奥兰治的威廉率领15000人的部队进入英国，12月18日，詹姆士二世逃离白厅，12月23日经海路去往法国。

　　

　　詹姆士国王自己或许没有想到，这次逃离后他再也没有机会重新踏上英格兰岛。在威廉的召集下，1689年1月进行议会选举，协商议会于1月22日开幕。

　　2月13日颁布的《权利法案》宣称，詹姆士二世退位并置王位于空虚状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成为英国国王和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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