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06年，俄国神父加邦关于工人运动企图落空的过程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加邦得到维特和蒂米利亚采夫的支持，他们说服内务大臣支持工人大会，但俄国的形势马上发生了变化。

　　尼古拉二世不再信任维特，那么加邦与官方的合作希望只能落在与内务大臣杜尔诺沃上了。

　　1906年1月中旬，杜尔诺沃将处理加邦的决定权委派给警察副局长、秘密警察头目拉奇科夫斯基。

　　

　　一、重返俄国

　　拉奇科夫斯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他导演了一场情景剧，目的就是将加邦从俄国政治舞台上抹掉。他先是欢迎加邦重返俄国，承诺将对加邦给予帮助。

　　他假装同意加邦对于俄国局势的看法，支持他组织工人的想法，甚至建议退休后加邦可以接替他的职务。

　　

　　加邦也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骗局中，但他对自己可以摆脱拉奇科夫斯基操纵充满信心。这场较量中的高收益、权力、财富以及声望正吸引着加邦。

　　毕竟，这也是能和官方上层再次实现合作的重要机会。加邦对鲁腾伯格说：“整件事是令人厌恶和可耻的，但这是为了工人阶级的神圣事业。我将对付拉奇科夫斯基。”

　　他甚至亲口说，为了再次获得公众支持以及献身于工人事业，他可以刺杀维特、杜尔诺沃、拉奇科夫斯基和格拉西莫夫。

　　这个不可思议的计划当然很符合加邦的性格，但对鲁腾伯格来讲，仅仅意味着加邦把他和警察搞在了一起，而且他怀疑加邦是在欺骗他。鲁腾伯格确信，加邦的计划不会保密太久。

　　党内恐怖分子不会轻饶任何背叛组织的人，鲁腾伯格急于跟加邦划清界限。作为社会革命党成员，他有义务向组织汇报他跟加邦的谈话。

　　于是，鲁腾伯格打算将这些内容告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恰在此时，加邦的前助手彼得罗夫公开了加邦与维特的通信内容，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轰动。

　　

　　过去同情加邦的报纸也公开批评加邦，“流血星期日”的英雄形象被不断抹黑。维特急于与加邦划清界限，他将所有责任都推给蒂米利亚采夫，蒂米利亚采夫只能被迫辞职。

　　这样的形势不得不再次影响鲁腾伯格的判断，他急于与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会见了战斗组织领导人阿泽夫和他的副手萨文科夫。

　　鲁腾伯格向他们讲述了加邦要他参与的阴谋，他们吓坏了。阿泽夫说：“加邦应该像毒蛇一样被干掉！”三个人都有很好的理由让他去死。萨文科夫曾经和加邦发生过激烈的口角。

　　而阿泽夫则是拉奇科夫斯基手下的双面间谍，他怀疑任何渗透进社会革命党的警察特工。但是作为党员，在考虑个人感情时也得考虑党的利益。

　　因此，三人将此事通知了党主席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中央为此召开会议讨论了几天，结果认为：即使加邦有这样的问题，但他在普通工人中还有影响力。

　　

　　而且唯一的证据出自鲁腾伯格之口。如果加邦现在被杀，他的死只会被认为是政见分歧。考虑到工人的反应，社会革命党领导层拒绝谋杀加邦。

　　同时决定委派战斗组织的成员和恐怖分子来协助鲁腾伯格刺杀拉奇科夫斯基。鲁腾伯格起初对党的决定并不满意，但他后来同意执行。他接受加邦意见，同意与拉奇科夫斯基会面。

　　

　　二、双重暗杀计划

　　其实从那时开始，鲁腾伯格就已经准备采取双重暗杀。因为加邦与拉奇科夫斯基一起被杀的话，就足以证明加邦与警察有着合作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加邦的助手库辛和切列姆金跟踪马蒂乌申斯基去了萨拉托夫。在警察帮助下，他们找回了丢掉的钱。但是库辛在返回途中因为向农民搞宣传而被捕，钱也被没收了。

　　这件事又被彼得罗夫在媒体上大书特书，他指控库辛和切列姆金在加邦那里得到了大笔钱。回来后，切列姆金想在大会会议上解释清楚，但彼得罗夫没有出席。

　　

　　在绝望中，切列姆金在大会上说：“彼得罗夫在信中写道，我们和一个特工一起去的，但那是谎话！我和一个诚实的同志一起去，忠实地履行了我神圣的义务。

　　真相在哪里？这个世界没有！”切列姆金迅速拔出手枪，喊道：“这是我诚实的见证！”，然后开枪自杀了。之后，加邦又陷入到与对手的口水战中。

　　加邦和助手指责彼得罗夫造成了切列姆金的死亡。彼得罗夫谴责加邦与政府交易。

　　加邦与维特交易内幕的曝光以及彼得罗夫给自己带来的困扰，使加邦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与鲁腾伯格的计划上。

　　鲁腾伯格同意于3月4日与拉奇科夫斯基会面，但是后者由于警察密探阿泽夫事前的警告，没有按时会面。

　　加邦被夹在警察和恐怖分子之间：他一边希望拉奇科夫斯基能按约定提供大笔资金、重开大会。另一边鲁腾伯格能为前者提供情报。

　　拉奇科夫斯基要求鲁腾伯格在他们会面时能提供一些信息以示诚意。但鲁腾伯格要求先与他会面。就这样在拉奇科夫斯基三个星期的搪塞下，鲁腾伯格都没能见到他。

　　

　　他决定报告这次任务失败。根据鲁腾伯格的陈述，他联系了阿泽夫，阿泽夫斥责鲁腾伯格的懦弱和无能，并让他单独杀死加邦。

　　鲁腾伯格在与阿泽夫会面后感到身体不适，完全垮掉了。一周后，鲁腾伯格再次要求执行任务，但阿泽夫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给予答复，这实际上是在谴责他未能按时履行使命。

　　

　　三、加邦之死

　　鲁腾伯格别无选择，决定单独杀死加邦。他招募了一群党员，然后在圣彼得堡北部靠近芬兰边境的小镇奥泽基租了一间安静的避暑小屋。

　　鲁腾伯格引诱加邦来到小屋，对加邦执行了判决。加邦的双手被绑住，他整个人被挂在墙上的衣钩上。因为衣钩距地面并不高，刽子手持续按压着他的肩膀，直到他被勒死。

　　之后小屋被锁上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发现他的尸体。第二天，鲁腾伯格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要求社会革命党能公开宣布对他的死刑。

　　党的领导人思考了六天时间，但拒绝为加邦的死担负责任，而将这件事归结为鲁腾伯格个人所为。加邦失踪后，助手们立刻警觉起来。

　　

　　他们知道加邦正与恐怖分子和警察打交道。从4月的第一周开始，关于他失踪的消息在媒体上广泛报道。4月6日，瓦纳谢夫告诉记者，他担心有阴谋。

　　因为加邦在他失踪的那天，他正在奥泽基与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代表会面。4月10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加邦死于四个工人革命者之手。

　　4月11日报纸报道了加邦经常与拉奇科夫斯基会面。4月14日，《新时代》报上一篇文章披露了加邦与秘密警察、鲁腾伯格交往的细节，然后得出鲁腾伯格杀了加邦的结论。

　　反观警方，特别是警察密探阿泽夫掌握了很多详细的情况，但他们不急于调查。

　　警察局长格拉西莫夫解释为警察不知道谋杀案的确切地点，在尸体被发现之前，他们必须搜查靠近芬兰边境的所有村庄。

　　这样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加邦的行踪警察是了如指掌的。毫无疑问，直到媒体多次曝光工人们可能做出任何反应前，警察在尽量避免找到加邦的尸体。

　　4月30日，加邦的尸体被发现了。警方和革命恐怖组织作为加邦谋杀案的同谋者，他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尽管拉奇科夫斯基声称有意帮加邦重开大会，但他更感兴趣的是让加邦参与警方的交易来损害他。拉奇科夫斯基明白，摧毁加邦的声誉将会破坏他在“流血星期日”塑造的神话。

　　而将谋杀罪名推给革命分子将进一步破坏革命运动在公众眼中的声誉。警方知道阿泽夫牵涉其中，因此为了保护这个探员，警察才调查加邦之死。

　　当然，他们对凶手不感兴趣。当局很满意一个危险和深不可测的人从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对社会革命党而言，谋杀加邦是一个巨大的难堪，他们急于摆脱这一事件。

　　而全体党员对鲁腾伯格的所为非常愤怒，指责他以个人原因谋杀了加邦，然后试图将其作为党派事务来掩盖。而鲁腾伯格坚称他执行了阿泽夫给予他的指示，但阿泽夫断然否定。

　　由于阿泽夫获得全党压倒性的信任，鲁腾伯格还是花了几年为自己洗脱罪名。直到阿泽夫警察间谍的身份被揭露，他才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而社会革命党为调查阿泽夫而成立的委员会并没有深入调查加邦的谋杀案，相关结论如下：对加邦的暗杀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有理由相信，执行这一任务的人被阿泽夫有意误导，使其对中央委员会的真实意图和决定产生误解。根据鲁腾伯格所说，他从工人中招募了一些党员来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死刑。

　　由于他们不相信加邦的背叛，鲁腾伯格允许他们在隔壁屋子里偷听他和加邦的谈话。据说就是这样，他们杀了他。

　　实际上，鲁腾伯格的同伙是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认为自己在执行党对叛徒判处的死刑。按鲁腾伯格的说法来分析是有问题的。

　　既然中央委员会已经审判了加邦，那他没必要对加邦再次进行审判了。但是编造工人审判的故事是为了让俄国工人相信他们的偶像加邦是一个叛徒，他被自己的追随者审判和处决。

　　多少年过去了，关于工人审判的故事还在流行，警方和社会革命党成员都不想与此案件扯上关系，工人中也没有法官或者陪审团站出来为加邦的死负责。

　　总之，加邦在复杂的俄国政治漩涡中重启大会的企图最终落空了。

　　1906年，工人们已经有了新的组织来领导他们，他不再是工人的代言人。而他的名字、工人大会、“血腥星期日”也成为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