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年轻时喜欢悲剧，现在更希望自己快乐

　　张楚：年轻时喜欢悲剧，现在更希望自己快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3.5.1总第109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孤独，不同的人说法不一样。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说孤独是可耻的。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受的教育跟纯西式有点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受到的教育就是比如像老子讲的‘道’，就是你穷极一生、你这一生的经验都达不到那个‘道’。所以我们……我们……其实他说的是，生命是有限的，这句话就是说你生命是很有限的，再聪明再努力，有些东西是达不到的。所以在这个有限里就不要太……太……太……”

　　在宣布下一首歌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后，观众爆发出了一阵欢呼，经典的小提琴前奏却没有随即响起。张楚挠了一下嘴角，略作停顿，不紧不慢地讲起一段自白，似乎是要为这首三十年前的创作进行一番解释，又或者只是表达某些如今的感悟。但话一出口，断续而又散乱，最后终于卡壳。

　　这是张楚2023全国巡演的第一站，北京前门23号院，Blue Note，一家著名的爵士俱乐部。一年前，在一场音乐节演出的后台，他问乐队成员现在的年轻乐队都在做什么，乐手告诉他在玩LiveHouse。他一愣，睁大的眼睛里满是好奇。大家问，你想不想玩一回，他说，想啊。

　　“太纠结了。”台下的一个女生接过卡住的话茬，哄笑与掌声在人群里炸响。张楚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笑了。鼓手的两支鼓棒碰在一起，节奏渐疾地敲了六下，然后镲声清脆，吉他、贝斯、MIDI一同奏起旋律。

　　但那段经典的小提琴前奏终究没有响起。经过了重新编曲，这首老歌已变得轻盈、灵动、明媚，与原版的敏感、忧郁、清冷截然相反，不再是一个苦闷少年的呓语低吟，而更像一个游走半生的前辈给予后来者的劝勉、期待和祝福。唱歌的人也的确不再是当初瘦削清秀的模样，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了张楚身上，他54岁了。

　　“年轻的时候喜欢酷、喜欢悲剧，看什么都悲剧，觉得瓦格纳酷。年龄大了，觉得悲剧就是人类本身的一个性质，还把它提出来干什么，所以就更喜欢勃拉姆斯这种轻盈一点的。”张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他的音乐追求的是个人的乐观主义，不在意与现实对抗的矛盾，也拒绝悲观的道德：“以前(的歌)就是很冷的，到后来是暖的，很浪漫主义的，我更希望自己快乐。”

　　逃离

　　“(老歌)就是站在一个表演(的出发点)上，我对新歌是有我自己的期待的。”演出的歌单选了22首歌，其中有10首是九十年代的作品，张楚说这样的安排其实纯粹出于现实的考虑，一方面满足观众的期待，一方面也为了跟乐队的配合：“艺术家写一个东西，不管年龄多大，其实有的时候想建立出一个更新颖的结构。我们的乐手主要还是80后，交流的时候，好多人不完全能进到我想表达的那个(结构)里边。”

　　这倒不意味着他对于自己过去的作品在回望时产生了某种否定。“我每个时代写的歌都是我对这个时代周围人生活的看法，跟着我对事物的疑问的答案。我这种工作轨迹随着世界这几十年的文化变迁，大致都活在我认为比较对的区间里。”包括那些作品中所有的迷茫、偏执、冲动与莽撞，他都不曾有过丝毫反悔：“年轻不就这样，用单纯的东西去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没错，很正常。就像U2的歌《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我还没找到我要找的。”

　　但张楚也明白，“人不可能天天活在疯疯癫癫里，社会也没有精力陪你天天疯疯癫癫。”青春期萌生的音符与文字，无法随年华一起成长，它们在旧时光里鲜衣怒马，在眼前的时代却不免捉襟见肘。“过去的情怀是不能理解今天的事物的。年轻时候的一种反抗(在)那个时代是很宝贵的，可是到了今天也许宝贵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张楚说。

　　为了找到自己要找的另一种宝贵，张楚花了很多年。2000年的最后一天，他丢掉了自己的大部分家当，只带了一台电脑、两个音箱只身从北京回到了西安。他在旅游局职工宿舍的十八层楼里租了间房，研究物理、能源、国际政治，或者胡思乱想，偶尔去城墙边的南门酒吧坐坐，有段时间还去汽修厂做了一名修理工。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对着电脑瞎摆弄、上网下围棋。

　　那是沉默的几年，也是低迷的几年，至少在音乐方面，他的表达和创造陷入了空白。2004年的一场音乐节，他在台上唱得乱七八糟，忘了好几首歌词。之后他从西安搬去了青岛，除了偶尔演出挣点钱、写了几篇专栏，整日整日地看海。手机丢了好几次，想打电话时就随便买个手机买张卡，很多人开始跟他失去联系。

　　2005年，张楚终于重返北京。对这座待了快二十年又离开了五年的城市，他有些陌生，甚至迷过路，却也觉得它似乎变得更有颜色了。他也好像开始走出黑暗时光，签了一家唱片公司，写了一些断裂的旋律。只是迈开的脚步还有些犹豫，总在光亮的边缘稍一徘徊，便倒退两步。签约四年多，他只交了两首新歌，屡次承诺的专辑，每回都杳无音讯。

　　中间他出过几趟国，看各种纪录片，跟不同的人聊天，尽管精神上还是会有困扰，但心态渐渐趋向了平和。“我去欧洲、去日本看艺术产业工人，越来越知道站在理性上的包容是很重要的。他们的艺人年轻的时候也是反抗的，老了以后都变得更加单纯，回到了非物质化的一个精神状态，不是像年轻时候的那种飞扬跋扈任我行，而是类似于经过了内观以后的一种平静。”

　　跳出我执的包围，张楚逐渐明白了一件事，人类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统一，他不想被别人束缚，却也不应该去支配别人，不应该“主观地强迫这个世界要怎么样”。更何况，那个属于他的自我可能原本就没有真正建立过。

　　解开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张楚终于放松下来。从前他执着地以为一些问题会有答案，兜兜转转才发现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不再相信正确，也不再相信理想主义，只用科学属性来理解事物，“寻求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和丰富。”

　　符号

　　张楚如今的嗓音有些沙哑，没有了往日的透亮、高亢。因此当《姐姐》《蚂蚁蚂蚁》的旋律行进至副歌的高音段落时，也便不再有如从前那般挣扎与倔强。这当然是符合他现在的音乐态度的，摆脱了灰暗的情绪。但在许多乐迷那里，这却多少如一声哀叹，扰了仍在回味的隔日春梦，提醒着时代的远去和英雄的迟暮。

　　1994年的红磡，早已成为一段佳话乃至神话，在不断地追忆与讲述中，一边失真一边定格。作为那个夜晚里的主角之一，张楚也由此变成了一个符号，永远活在那个穿着格子衬衫坐在高脚凳上的形象里。

　　面对人群杂乱的欢呼，张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成为了一种文化精神势力，而且往前再走一步就会踏入主流。但他不想扮演那个符号，所以他做了《造飞机的工厂》，所以他从焦点里转身逃离。“这只是一种文化的区间而已，没必要说得那么了不起。我一直没有利用这种东西，我知道国外艺术家本身就反偶像。”多年之后，张楚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并不厌倦那个时代及其热烈的氛围，恰恰相反，他觉得“那个时候确实是挺好的，比较单纯，文化光谱又很大。”他只是担心狂热的膜拜，更害怕自己被裹挟被吞噬：“我不是把摇滚乐仅仅当作一个政治单词或者一个荷尔蒙单词”。

　　“中国文化一定要择出来一群人去对抗，到那个舞台上替他们说话。为什么每个人都得像瓦格纳那样，我不想当瓦格纳，我没这个兴趣，我也没有这么幼稚和自我狂热。”除了自己向世界提出的问题和希望，在红磡的光环中得以传播并与社会产生共鸣，对于曾经的一切，张楚再没有任何感觉。在他的判断里，眼下巡演的观众之中仍有1/3来自当初的红利，但同时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他只知道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有点名罢了，”他说，“文化在下沉，年轻人的话语变成了主体，大人离死一天天近了，你那权威随时崩塌。”

　　为了与世界建立全新的连接，这些年张楚怀着清澈的好奇心也登上了一些综艺舞台。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艺术产业工人正常也必然的一步，因为“我们的演出越来越产业化，而不是像以前纯个体的理想主义者”。

　　在张楚看来，商业并不等于迎合，更不意味着投降。“我们把商业绝对化了，商业对每个人的精神生产力是起保护作用的。你说它把人的精神完全奴役化，有这个倾向。精神上的反抗是人类自始至终应该存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投身其中也不等于全盘接受，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综艺节目有这个产业的一种惯性，它不会看到人性中细微的一些东西，他们那个矛盾点是他们认为的大众矛盾点。这部分是需要妥协的，我不能拒绝他们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不会积极地参与。”

　　当然，在旁观的目光中，扼腕叹息的声音仍旧难免。而且比起消失的高音，这显然是一个更具意味的失落——他们可以接受无可奈何的老去，却无法正视走入烟火人间的偶像。

　　“一部分人(觉得)崩塌那是他的事，好多年轻人就是通过我的新的作品认识我的。”对此，张楚的回应非常简单，就像几年前深圳的一场演出中，台下的观众对他呐喊“中国摇滚不死”，他只是淡淡地回了句 “和我没关系”。

　　放松

　　“(其实)我现在依然处于一种消失的状态。”张楚说，虽然回归了生活轨迹，自己却还是不会跟许多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因为他站在一个时间点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他希望我也是这样，(而)我早就不是那样了。”

　　张楚养了两只埃及猫，不吵不闹，安静温柔。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和猫玩，像是找到了另一个物种里的自己。或者出去游泳、打球、旅行，避免让自己陷入持续的思考。

　　他仍旧尽力寻找和开垦着一切可以独处的空间，只是方法不再是逃离。为此他爱上了滑雪，在急速行进中隔绝嘈杂，进入一个单纯的环境，然后孤独地等待上山的缆车，迎接又一次自由飞翔。

　　除了与猫为伴和在运动中寻找快乐，他还经常抱着手机刷抖音神曲。这着实不像是一个认真、严肃的音乐人会干的事情，但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并不构成障碍。“过去站在理想主义立场，会说劣币驱逐良币，今天劣币和良币不像过去那么分明了，大家更追求平等，安迪·沃霍尔他们早就总结过。音乐文化已经不承载思想这个层面了，它变成了一个纯生活文化了，你得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又不是音乐政治家。人们需要一些流行音乐的陪伴，来补充他们情绪，就像古代得弄点评弹、弄点京剧陪伴生活。”

　　碰上有趣的改变或者创意时，他甚至会边听边乐。他觉得那完全是源自生活本能的反应，更直接，更真诚，也更放松。“这个东西来自于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如果主动去做那样一个音乐，反倒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傻了吧唧就想拿这个挣钱。”

　　忙过这轮巡演，张楚接下来还有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计划，他要去三亚做一间民宿，房子已经看好了，合同也签了，只差装修布置。他说，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住在沙滩边上，在那放松一个阶段，休养调整一下身心。

　　对于民宿的经营，他却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过，他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烦了就不干了。我一直都是自由的，我觉得是上天的安排，也是我性格使然，像我这种人抽离就抽离了，抽得很快。”

　　“越来越觉得，尊重客观的变化是这个阶段我特别想要的一个状态。”张楚说。

　　演唱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他又想起了刚刚没有表达完整的自白，以及那个女生接过的话茬，他说，“我不是想说不要太纠结，而是你那个认真吧，应该再认真一点，为那个你未知的。你不能老是在已知里头，可能你反倒找不到一种真正能够看清楚自己价值的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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