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观论文十篇
安全观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birthing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asequal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transcendenceof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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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论文篇2
食品安全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和监督机制正在不断地加紧制定、建立和完善。处在社会激烈转型、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一个阶段,人们不禁惊叹“我们的社会病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人,那么如果社会出了问题一定是人出了问题。而人出问题,首先是思想即价值观上出了问题。笔者着重从价值观的角度透析食品安全问题泛滥的原因:
(一)“经济人”假设的异化与市场经济下道德伦理的缺失
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异化为功利化、程式化、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经济人密不可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思想是社会关系,即逐利者与他人、社会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理性经济人”是奉行道德规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双面人。随着萨伊、西尼尔、马歇尔等人对斯密观点的选择性继承与补充,“理性经济人”逐渐演化为“货币的追求者”,经济人思想中的人际关系内容被隐去、道德约束被解除,只剩下单纯的逐利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习西方而来,落后的生产力使中国急于发展经济却忽视了道德伦理的建设,在旧的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没有跟上的价值空窗期,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趁虚而入,部分食品生产者便不择手段、无所畏惧,在制假、售假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二)社会价值缺位与自我价值错位
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认可与满足,只有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兼具才使生命完整而具有深度。当前,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社会分层、利益多元化促发人们的思想观念多元化。在快节奏的资本和商业运作过程中,不少市场经济主体奉行金钱至上的原则,忽略了人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和他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漠视社会责任与担当;在自我价值的定位上,则是以金钱来衡量,为了金钱不惜铤而走险。社会价值的缺位和自我价值衡量尺度的错选,使生产者不惜制假掺假,滥用不安全的食品原料、添加剂;销售者不惜售假卖假,摆出局外人的姿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消费者或者“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或者力不从心,默默忍受,致使食品安全问题一再泛滥。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生产厂商不惜以“毒”“黄”等外包装,传递商品信息以外的“三俗”文化信息,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理,一味迎合低级趣味。
(三)企业价值观严重缺失
企业价值观就是企业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而在经营过程中努力使全体员工都遵守的信条,它是企业哲学的一部分,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处理一系列矛盾的行为准则,比如如何应对市场、如何化解员工矛盾、如何在造福社会的过程中盈利等。海尔把价值观表示为“真诚到永远”,IBM的价值观定义为“最佳服务精神”,相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更应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企业生存发展的首要位置。在许多食品安全问题的大事件中,涉及到许多大的集团公司、龙头企业,比如石家庄三鹿集团、浙江嘉利达明胶有限公司、上海福喜集团等,这些企业并非没有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口号,而是没有把这些口号内化为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没有转化为企业行为合力。如果每个企业都能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使每个员工都能像企业文化中号召的那样———诚信、务实、奉献、以人为本、止于至善,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唯利是图、泯灭人性,食品生产企业就不会使用劣质材料以次充好,不会使用国家法律禁止的添加剂、化工材料来赚取昧心钱、不义钱。
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重树社会价值观
(一)道德建设是重树社会价值观的首要任务
总理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曾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重树社会价值观必须将道德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政府在进行市场监管时,要德法并重,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对于诚信经营、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予以嘉奖、树立典范,对于制假、售假者严惩不贷,使其“有耻且格”;企业道德是一个企业自我进行善恶评价的企业良心,企业道德不应是一个抽象概念,应该是每一个企业员工道德建设的集合,诚信为本、务实利民应该是每一个企业的应有之义;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不制假、不售假是对每一位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每一位公民不管处于什么岗位上都应该出自己的一份力。如果每个人在追求自我社会价值是自觉的以道德标准为基础,同时受到社会法制的约束,社会和谐就离我们不远了。
(二)塑造正义、仁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人”是重树
社会价值观的重中之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包括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等各个方面,各类经济主体的价值取向对整个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重树社会价值观首先要在经济领域塑造物质基础的创造者———“经济人”的正确价值观。许多食品企业快速发展,面对着不同的变化和挑战,员工的思维和行为常常无所适从难以形成合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要尽早确定正义、仁爱、有担当的价值观,用企业的价值观来同化每一位员工,从而协调统一企业行动。企业的责任不仅在于赢利和纳税,也不等同于社会公益事业,企业最大的责任在于安全生产,要兼顾员工、消费者、国家方方面面的利益。在食品的外包装方面,企业谋求创新、独特,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应以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为基础,产品携带的文化信息要能让大众能接受,否则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负作用。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都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应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方面不制假不售假,另一方面要承担社会责任,敢于“吹哨”,只有人人都充满正义感、具有仁爱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问题才能不复存在,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三)缩小贫富差距是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必由之路
安全观论文篇3
关键词:综合安全观;概括;重要意义;途径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045-0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安全面临着不定因素的挑战,军队政治工作者必须主动跟进,引导官兵牢固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合安全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①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了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外市场接连曝光如瘦肉精事件、毒黄瓜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时不时侵扰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储量能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纷战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这次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②军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护卫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受金钱诱惑有少数军人走上了窃密卖密的违法犯罪道路;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自然灾害频频出现,给军人的思想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如何教育军人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军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军队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军队的安全稳定与国家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军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他们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军队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有新思想的引领。“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③综合安全观是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提出的新思想,是对军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指向。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军人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把军队的安全威胁置身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下综合考量,培养出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做好军队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提高军人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完整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官兵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军人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疏导官兵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他们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军队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学习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军队思政学习中,增强针对性
军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承担着对军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引入军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现综合安全观进营区、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实际和军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官兵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深化对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军队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好国内安全,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积极适应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和环境下都能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军队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军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人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军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军人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开展综合安全观的教育,让广大官兵置身于良好的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为他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官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官兵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军队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官兵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念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军人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才能深化官兵对综合安全观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成长为能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的国际复合型军事人才。以综合安全观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军人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客观而理性地向官兵们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官兵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让军人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新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锻造,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而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单位:曹华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邹敏 河北保定66393部队后勤部战勤处
姚正荣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处
作者简介:曹华(1974― ),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邹敏(1972― ),男,湖南醴陵人,处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姚正荣(1974― ),男,湖南望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安全观论文篇4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一、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这是一项特殊又无比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对维护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是指引大学生确立正确人生价值取向、克服人生道路发展困难和坚定大学生人生信仰的科学指南。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二、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传播的主渠道,是培养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主要课程,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教育领地。基于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为学生讲授相关知识时,要善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切实从学生意识形态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大学生的心中,使学生了解、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保证大学生可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课堂上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要以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训练为切入点,这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讲授理论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导入课程要善于运用社会热点和大学生关心的问题,以此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同时通过引导他们正确分析社会现象和时事热点,帮助他们自觉抵制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以及吸收效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不断尝试创新,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感,坚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直观体现,基于此,要想保证大学生处于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使其更好地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用24个字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领域,怎样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呢?我们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通过了解自己的祖国,认识到“家国一体”,进而可以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更好地抵制西方腐朽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另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最终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
四、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反映社会意识的大熔炉,它总是通过营造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把社会主导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价值观传输给大学生,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和行为。高校要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强化校园文化活动与当代大学生的亲切感,例如通过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学术交流会、知识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主流文化的魅力,进而保证受到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五、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既拓宽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视野,又创新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让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在进教材、进课堂的基础上“进新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传播渠道,引入实效性强的理论内容,不断满足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
六、发挥高校宣传舆论阵地功能
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园标语墙与电子屏以及校史馆等都是高校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些阵地的文化传播、新闻报道等宣传活动,可以大力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使大学生掌握正确的信息,从而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七、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
一支素质过硬的优秀教师队伍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基本保障。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激励措施,不断提高大学生意识安全教育队伍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教育素质,以及利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的能力,培养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以及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工作态度,从而保证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顺利实施。
安全观论文篇5
[关键词]安全行为科学 部队安全管理
安全行为科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与安全的问题,揭示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规律,从安全角度分析、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传统安全管理侧重追究人的责任,而行为科学在安全管理领域的运用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把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对传统安全管理的一种改革,一种创新。本文选取当前安全管理领域中的前沿视角——安全行为科学,为部队安全管理提供控制人失误、消除人不安全行为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管理者对本组织及其成员的预防、引导和控制能力,以便有效实现部队安全目标。
一、导入行为科学理论,覆盖部队安全管理盲点
部队转型中,影响安全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清晰。把行为科学理论导入安全管理,覆盖了新形势下安全管理盲点,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和预测官兵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控制不安全行为,激励安全行为,进而实现安全目标。在安全管理领域中运用行为科学关于个体行为、群体行为、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研究人的行为规律,对激励安全行为,控制和避免不安全行为,预防事故的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个体行为理论与安全行为。个体行为理论是对影响人的积极性的主观因素(心理因素)和客观因素(社会因素和物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试验和观察的基础上,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其理论的核心就是激励。
2.群体行为理论与安全行为。群体对个人、对组织、对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群体规范、群体目标、群体压力和从众行为等因素,严重影响甚至决定了包括安全行为在内的各种个人的行为。部队安全发展、安全建设、安全工作是群众性很强的工作,与全体官兵密切相关,必须全员参与。应当挖掘部队群体内部的巨大潜力,从内因去充分调动部队广大官兵的安全行为积极性,还应规范群体目标与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目标的一致性,信息沟通的畅通是安全管理决策有效的保障。
3.领导理论与安全领导工作。领导者本身对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领导安全工作行为和作风直接影响每个下属的官兵的安全行为,对部队安全管理效能、安全目标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从领导机关上探究原因,应实行“三个转变”。一是要摆脱“运动”的惯性,向“经常”上转变。摆脱把部队安全防事故工作搞成名目繁多的“运动”活动,只有轰轰烈烈没有扎扎实实的倾向,应采取依靠“经常”打基础,依靠“运动”促经常的安全管理理念。二是走出“消防”的阴影,向预防上转变。摆脱出了事故只注重事后处理的“消防”状态,应向预防状态过度。三是跳出“主管”的误区,向整体上转变。摆脱将不对安全管理工作狭义的归责于军务部门,片面强调“主管”部门的作用,应重点围绕“全、深、细”三个字的落实。
4.组织行为理论与安全管理。部队建设进入转型期,为了保证组织安全活动的有效性,实现组织安全目标,获得更好的安全工作绩效,必须进行安全组织设计和安全工作设计。依据安全工作组织设计的特性和原则,架构合理的安全组织结构;遵循安全工作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实施安全组织的控制与管理及其效能的评估;协调组织设计中部队安全管理与其他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制定适合安全训练需要的组织变革与发展构想。
二、控制安全行为过程,精深部队安全管理内核
安全行为科学研究人的行为失误问题,主要是对人失误控制理论和控制对策的研究。人失误的情况极为复杂,而它又是造成大部分事故的原因,人失误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人的生理心理状态、知识水平和训练程度的不同,他们的感觉、判断和行为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或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行为也未必完全相同,安全行为控制管理简言之就是“约其行”、“束其心”、“塑其身”、“铸其魂”,就是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部队安全管理者应从官兵的需要、动机、激励因素、安全态度、人际关系、群体行为、个性及个人社会生活背景这些因素对人失误的影响进行研究;对不同年龄阶段军人的行为、习惯、倾向与规律做出特定分析,对失误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分类,针对各种失误类型,研究控制人为过失的各种行为管理理论和具体控制对策,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降低人的因素造成的事故率。
三、释放安全行为文化,延展部队安全管理视域
胡锦涛主席特别强调,加大安全工作的力度,要“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安全文化是人们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准则的统称。体现为个人、单位、群体对安全的态度、思维程度及采取的行为方式;包含了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部队安全文化建设可归纳为:内化“安全第一”的精神文化,固化“人人为安全负责”的法治文化,外化“人人讲安全”的行为文化,强化“科技促安全”的物质文化。
部队的安全管理工作固然要注重“法治”的“强制力”,但也绝不能忽视了“文治”的“软实力”。加强部队安全文化建设,首要的是不断增强军人的安全文化意识,形成一个部队安全文化建设和管理体系。目前,我军安全文化的“软实力”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要使部队的安全法规、安全知识、安全责任真正做到入脑、入耳、入心,发挥持久的效应,确保安全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不断增强部队思想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创新部队安全文化理念,活跃部队安全文化形成,拓展部队安全教育内容。通过安全观念的树立,安全知识的普及,安全行为的养成,使广大官兵形成强烈的安全意识,对安全工作上升到自觉认识的高度警觉,拥有安全忧患意识和做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提高部队安全管理效能。
参考文献:
[1]严芳田.军队安全管理特点规律研究.海潮出版社.
安全观论文篇6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安全观论文篇7
新窑煤矿作为集团公司的二级单位和主力矿井,深刻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矿党政班子多次调研论证,并在全矿进行了广泛讨论。客观上新窑矿原来是县办煤矿,矿井技术含量低,采煤工艺落后,巷道年久失修。主观上部分职工认为,在煤矿干工作凭力气,不出事故靠运气,有点违章没关系。思想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生产工作中的麻痹、侥幸、凑合等不良倾向,给安全生产埋下隐患和祸根,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也增加了安全成本。煤矿生产是安全事故多发场所,干部职工的安全思想和行为规范是影响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安全文化势在必行,把安全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突破口,在全矿上下形成了共识。
优化安全文化环境,烘托安全文化氛围
培育安全文化是需要企业的组织者去引导、去营造安全文化浓厚的氛围,只有让职工在耳濡目染中体会感受,真正领悟安全文化的意义,才能使职工个体价值观趋向于企业价值观。
硬件建设、重点规划,突出亮点。整合多年来职工认同的文化资源,通过对矿井安全愿景、安全誓词、责任理念、管理理念、执行理念、培训理念、宣传教育理念等内容的培育总结,我们以温馨的话语和人文关爱写成祝愿词,在职工公寓楼、办公楼、区队会议室、井口接待站分区域分层次安置、张贴安全亲情寄语。从井底车场至3502运输巷共卧底430米,砌水沟260米,砌墙120米,喷白1500米,硬化大巷2580米,制作水泥盖板1896块并进行铺设,张贴安全温馨提示漫画72幅,悬挂印有集团公司、矿领导、部门、区队负责人提示安全语的灯箱36个,安全行为规范的牌版58块。省安监局等部门对矿井进行安全评估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氛围上增强了职工的自我安全意识。
软件建设、运作载体、注重实践,多渠道征集安全理念。企业安全文化对于职工来说虽然并不陌生,但真正了解其内涵、理解其意义、掌握其系统知识的不多。为此,我们每年会集中一段时间,分层次地举办安全文化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企业文化知识,讲解企业文化集团发展的意义。使广大职工对安全文化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新窑煤矿开展了有奖征集安全理念活动、干部职工纷纷参与,回顾矿史、总结经验,共收到应征理念197条,经归纳、整理、提炼形成了具有本矿特点的思想观、事故观、管理观、培训观、行为观等,如“聪明人用别人的教训告戒自己、愚蠢人用自己的鲜血警示别人”的行为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多层次开展安全活动。认真开展“每日一题、每周一课、每月一测、每季一考、每年一赛”的五个一安全教育活动,从而形成了以班保日、日保周、周保月、月保季、季保年和个人保班组、班组保区队、区队保全矿的周期闭路安全活动模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调控了个体自律行为,为安全生产构筑了道道防线、层层屏障。狠抓了职工培训,推行了“安全培训全员化、技术工种专业化、关键工种基础化”的规范教育。2009年外出培训人员18人,矿举办各类培训班12期,培训963人,职工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两舍一站”安全帮教。安全生产的最大隐患是职工自身安全意识的淡薄。根除事故隐患,保障安全生产、对职工进行安全帮教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建立了“全天候全方位一站式”安全帮教网络。全天候就是在时间上不留下空隙,形成每日24小时闭环式管理,不论哪个时间段,对“三违”事件都有人制止、分析、处理;全方位就是在空间上不留任何死角,无论是居住区、还是工业区;无论是作业现场,还是上下班途中,都被纳入帮教区域。一站就是对“三违”人员,由矿、部室、区队、家协组织联合对其帮教。分析事故经过、查找思想根源、认清危害后果,消除抵触情绪、学习安全规程、制定整改措施,并采用曝光等形式,举一反三,使广大职工吸取教训,受到教育。新工人到矿都接受正规的安全培训,分到区队后由区队指派一名老工人与其建立师徒关系,签订自保、互保协议书,进行传帮带。2009年以来,全矿新招的28名协议工及集团分配大学生,均建立了师徒合同,到现在无一人出现重大“三违”现象。
领导参与,指标导航,凝聚优势。在安全文化实践过程中,矿领导用行动诠释了其安全责任,安全文化长廊,由党政领导牵头主抓负总责,深入现场跟班坚持八小时,安全签名活动由9名矿领导带头签署,每月逢十安全检查,领导分别带队;安全咨询日、活动日、安全竞赛现场都有矿领导的身影;矿每周二安全办公会和区队逢八的安全学习会一样雷打不动。领导的倡导示范、率先垂范、对安全文化的培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职工切身感受到“要我安全”是爱护,“我要安全”靠觉悟,使“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职工生命高于一切”等人性化的理论越来越多地被职工所接受,成为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建立激励约束运行规则,形成长效安全文化机制
安全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必须系统抓、系统建,如果系统工程不能整体去推进,其培育工作就会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效果,就难以形成企业的共同价值观,我们认为企业安全文化贵在培育,重在操作。
成立运行机构。矿建立领导小组,明确党政领导是第一责任者,安监部、党群部等职能部门调整充实群监员、青安岗员等群众安全组织,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工作条例,部室、区队建立相应的安全文化小组,负责部室、区队安全文化建设,在全矿形成了齐抓共创、齐管共建的格局。
规范运行机制。建立了从矿领导、职能部室到区队班组安全文化组织领导机构,完善各岗位的安全责任制,修订各条战线的管理规章制度,健全了从下到上的安全信息反馈系统。区队、班组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文化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考核。
严格责任追究。在安全文化建设中,我们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安,决不因职务大小逃避追究,今年上半年对落实安全文化不力的两个区队负责人给予了黄牌警告,开拓队以掘进任务紧为由,不能保证矿统一安排的职工安全培训人数,区队主要领导每人罚款100元,执行安全文化制度的刚性与培育安全文化的柔性实现了互补,在全矿逐步形成了自觉用制度约束自己行为的风气。
安全观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加油站的安全文化构建中,将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为安全文化的注入点,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培养良好的安全的行为习惯,由此才能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和秩序,达到安全文化的最高境界。
加油站安全文化的构建,应从员工的行为入手,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确立加油站的安全目标,倡导共同的安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由此营造员工心理认同和具有团体凝聚力的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和秩序,有效地调节和控制员工的行为,达到自律的最高境界。只有将安全文化注入到加油站员工的心里,才能抓住安全文化构建的实质和根本内涵。
1 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是注入安全文化的着手点
安全文化是指除了科技及法规制度之外的约束力和意识。只有正确的安全理念及安全文化引导,加油站的安全管理才有方向。石油化工事故的研究表明,95%的事故是责任事故,都是人的不安全因素起作用。海因里希将事故因果连锁过程概括为以下5个因素:遗传及社会环境、人的缺点、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事故、伤害。人员伤亡的发生是事故的结果,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更确切地说是人的不安全行为,追根溯源还是人的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文化不高所至。在安全管理系统,人、机、环境诸要素中,人是安全的主体,人是决定因素,而安全文化则是人的灵魂。个体的安全意识和技能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个体生命安全状况的好坏。因此,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就必须研究人的行为规律,增强人的安全意识,激励安全行为,避免和克服不安全行为。只有勤奋的安全文化之实践,才能不断培育出有安全文化之魂的人,才能使安全主体适应现代安全生产的发展要求。
2 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注入安全文化的着重点
安全是加油站的“天”字号大事。如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人的安全行为是由决策决定的,无论决策是有意识的还是受外界影响无意识作出的,都直接决定了个体行为的安全与不安全,而个体决策第一影响因素便是人的行为动机。
行为动机源于个体价值观,个体价值观是受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条件、发展机会及岗位受尊重程度等影响的,即个人利益和社会认同。美国心理学家、管理理论家、行为科学家,双因素理论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1959年提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的“双因素理论”指出:保健因素诸如规章制度、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条件等,对人的行为不起激励作用,但这些因素如果得不到保证,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从而降低工作效率、质量。激励因素诸如提升、加薪、工作上的成就感、个人潜力的发挥等,能唤起人们的进取心,对人的行为起激励作用。这2个因素影响个体对所从事的专业或将要从事的专业的价值观,当保健因素起作用时,人减少牢骚和不满,激励因素起作用时,能调动起员工的不断进取和努力。所以确定加油站安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很必要的,可以促进和引导个体价值观与加油站价值观间差距的缩小。
安全管理决策指挥保证系统的重要组成,就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激励机制,即考评与奖励制度,由此引导、督促员工的行为,最终实现加油站的安全管理目标。同时,它也是对个体的刺激最多的因素,它不断提醒员工什么行为得到奖励,什么行为得到处罚,什么行为是安全,什么行为是不安全的,促使个体纠正不自觉的行为,即习惯性违章和不良工作习惯。
3 安全的行为习惯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根本落脚点
人按习惯做事,习惯的力量叫做惯性。习惯有好坏之分,好的习惯助人成功,坏的习惯使人受挫。所以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必须要建立好习惯,克服坏习惯。行为科学的研究表明,如果每次人们都能按照一定的习惯方式行事,这种习惯方式就会慢慢占据你的脑海。重复的次数越多,过去的行事方式将越来越模糊,而新的行事方式将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安全文化建设可以规范人的安全行为,使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安全的涵义、对安全的责任、应具有的道德,从而能自觉地规范自己的安全行为,也能自觉地帮助他人规范安全行为。
在我们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保障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如环境的安全条件,生产设施、设备和机械等生产工具的安全可靠性,安全管理的制度等,但归根结底是人的安全素质,人的安全意识、态度、知识、技能等,而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行为习惯。安全理念的建设对人的习惯养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表现为四种力,即影响力、激励力、约束力和导向力。影响力是通过安全理念的建设,影响决策者、管理者和员工对安全的正确态度和意识,强化加油站中每一个人的安全意识,从而促进行为习惯的养成;激励力是通过安全理念建设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激励每一个人安全行为的自觉性,具体对于加油站决策者就是要对安全生产投入的重视、管理态度的积极。对员工则是安全生产操作、自觉遵章守纪;约束力是通过安全理念的建设,提高加油站决策者的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规范其管理行为,通过安全理念的制约,约束员工的安全生产行为,消除违章;导向力是通过安全理念建设对每一个人的安全意识、观念、态度、行为的引导。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生产或生活领域、不同社会角色和责任的人,安全理念的导向作用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方面。如对于安全意识和态度,无论什么人都应是一致的;而对于安全的观念和具体的行为方式,则会随具体的层次、角色、环境和责任不同而有别。
注入安全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从管人的人抓起,必须了解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特征。它尤其在实现本质化安全的形势下,更需要塑造本质型安全人。为此,我们要坚持用先进的安全文化理念、理论来教育、引导、培训、培养更多的有理性、有较强安全意识、有良好心理素质、有自觉规范行为的职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民安康幸福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石振国 . 加油站安全管理40个不准[J] . 石油库与加油站, 2000年06期
安全观论文篇9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安全观 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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