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本质（1）

　　源自本能的召唤告诉我们是时候去盥洗室了，在途中，我们会顺便照照镜子，花费一段时间观察镜子里的自己。我们仍旧是同一个每天站在镜子前的自己，只是随着一天天过去，我们变老了一点儿。从镜子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自己。

　　这种每天发生的关于我们自身的体验是那么令人熟悉，而脑科学研究却指出，这种对自我的感觉是幻象。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

　　“幻象”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它只是不像看起来那样。我们都能真切体验到自我的某种形态，但这些体验只是大脑从自我利益出发而创造的假象。

　　但是，对于自我幻象的讨论确实是件难事。我在这本书中，会使用描述一个独立个体或是多个个体的代词，如“我”“你”“我们”这类概念的各种形式。为起到强调作用我会将“你自己”写作“你的自我”，“我们自己”写作“我们的自我”。你可能会认为，“自我是种幻象”这个前提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些表述已经承认了自我的存在。问题在于，我们只能使用这些表述人类体验的常见词语，因为没有更简便的方式来讨论自我了。

　　理解自我可能是一种幻象并非易事。即使这不是最难接受的观念，也可以算是其中之一了。我们自身似乎已经足够令人信服，足够真实，足够证明我们就是我们。但是，我们的体验在很多方面并非是真实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正在阅读我写的这些文字，当你的眼睛扫过书页时，你的视觉似乎是连续而丰富的，但实际上你每次只能看到一点儿内容，只是在文本中抽取一小部分进行阅读，而不是在读其中的每一个字母。你的外围视野模糊而且不能准确辨色，而你却会认为那部分图像和中央视野一样，非常清晰。事实上，人存在两个视觉盲点，是在距离眼睛一臂远的地方像柠檬一样大的区域，它们偏离中央视野，但你可能从未察觉过。所有在你视觉范围内的事物都是完整而没有缝隙的，然而当眼球运动时，其实视觉在非常短暂的一瞬间是黑暗的。你不会对这些不完整有任何感知，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假象。同样的骗术发生在人类所有的体验中，既包括我们短暂的感知和深入内心的思索，也包括对自我的思考。

　　大多数人认为，要搞清楚自我这个概念必须要先理解自我。如果你问路人关于“自我”的问题，他们多半会描述那个居住于他们身体内的个体。他们认为自我不仅是他们的躯体，还是控制躯体的那个物质。当我们看镜子里的自己时，会将身体看作一个我们占有的容器，这种对我们身体内的那个个体的感觉有时候被称作“自我理论”（Ego Theory），哲学家盖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诗意地在他称之为自我的“珍珠理论”（Pearl View）中捕捉到了这一点。这种珍珠理论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它认为自我是我们存在的核心中的一个基本实质，在整个生命中保持稳定。这个体验着生活的自我是一个有意识的、会思考的人，拥有独特的、能够区分他（她）的身份的生活背景。这就是“我”站在浴室镜子前时，看到镜子映射出的那个“自己”。

　　与这一关于自我的观点相对应，还存在另一种可选择的关于自我的版本。这个版本基于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羁束理论”（Bundle Theory）。300年前，在阴暗、潮湿、寒冷且雾气笼罩的悲凉的爱丁堡，休谟正静坐审视着他的内心。他观察着他的自我，并在试图描述内在的自我时想到，自我不是一个个单独的部分，而是感觉、知觉、思想相互堆积捆绑的整体。他总结道：自我是在这些捆绑在一起的体验中浮现出来的。我们无法考究休谟是否受到了东方思想家的影响，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在几千公里外一个更温和的气候下，年轻的释迦牟尼通过在菩提树下冥想，在他称为“无我”的原则中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释迦牟尼追寻的是精神上而非智力上的顿悟，并认为这种顿悟只能通过冥想达到无我的境界时才能获得。

　　如今，现代脑科学的成果阐明了自我的本质。就灵魂而言，脑科学或者说神经科学的研究没有发现它的存在，这些研究结果反而更支持与自我理论相对立的羁束理论。

　　如果自我是我们思维和行为的总和，那么最难以否认的事实就是它们都依赖于大脑。思维和行为也不是大脑的全部，因为我们经常对世间的事物进行思考并做出肢体反应，大脑主要负责协调这些活动。实际上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或者至少大脑是决定我们是谁最关键的部分。我们可以移植或更换许多身体部件，大多数人不会认为进行过手术的病人不再是他自己。然而，如果大脑可以移植，即使手术后的病人看上去和麻醉之前并无差异，很多人仍会认为他更像大脑的捐献者。

　　支持“自我基于大脑”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因中风或意外造成脑损伤的不幸患者。他们的个性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对于认识他们的人来说，他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另一些案例中，有很多人有意地用药物影响大脑的工作，使之产生暂时性改变。这些研究表明，如果大脑受到损伤，无论起因是意外、疾病或药物，人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人服用了能导致大脑功能改变的药物，其行为和思想都会改变。所以，“我们”是谁取决于大脑，但我们也不仅是孤立的大脑。我想在此传达的一个信息是，每一个大脑都存在于无数大脑之间，其工作机制都受到其他大脑的影响。

　　现代脑科学的另一个主要发现是：大脑中没有构成自我的中心。大脑有很多分工，它负责加工从外部世界获取的信息，将它们转换为有意义的形式并加以解释，之后存储信息以供将来使用。它能够产生许多不同层次和种类的动力，包括人类的动机、情绪和感受。它可以引起所有的行为，其中有些是无意识的，有些是需要技能、练习或纯粹努力的。下面我们来谈谈大脑与精神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头骨里这块重1.5千克的组织可以思考广袤的宇宙空间，欣赏凡·高的画作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它通过自我的伪装做到这些事情。但是，自我意识中大部分的经历是无法从大脑的某一个区域中找到的。不如说它是从大脑不同加工过程的协作中浮现的，就像是一首自我的交响乐，而这与释迦牟尼和休谟所言是相似的。

　　一些现代的哲学家认为，这些有关大脑的事实已经充分否定了自我的存在。

　　一个人可以想象，当脑内的每一个细胞都被复制或替换后的所有场景。这时，原初的大脑不复存在，但在这些物理变化之外，自我仍然独立地存在且保留着原本的直觉。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人们必须接受自我是可以独立于大脑存在的。许多神经科学家拒绝接受这一观点。然而，我们的大脑像建立模型一样制造了属于自我的经验，把每日从各个层面向我们袭来的零散的感知觉信息相互连接，构建成完整且有意义的形象，并在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记。

　　我们的大脑建构了外部世界的模型。它可以将经历整合成完整的故事，使得我们能够对其编码并预测下一步的行动。为了生存，我们的大脑模拟着世界。这种模拟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大部分加工所需的信息都已经受到破坏。而我们的大脑会以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件为样本，填补缺失的信息并解释干扰信息。由于缺乏可供精确加工的信息、时间或资源，我们只能运用基于经验的猜测能力来建构自己的现实世界模型。不仅是外部世界，这一过程同样作用于内部工作中，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头脑内无意识地进行的。

　　“我们”是谁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是一种由大脑创造的建构叙事。在这种模拟中，一些是有意识的，与街头调查中普通人报告的自我幻象相一致。现在我们不知道，一个像大脑这样的生理系统是如何制造出类似于可被意识到的自我这类非生理体验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答案。一些哲学家相信，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已经误入歧途。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也认为自我是由叙事建构的：“我们的故事是编造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我们编造故事，而是故事编造了我们。”在内核中根本不存在自我，它只是以“叙事重心的中心”的形象显现。同样地，我们可以在图0-1的正中看到一个正方形，这就是一种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幻象。将环境移除时，正方形也不见了。同理，我们的自我也是大脑创造的幻象。

　　

　　图0-1　一个不存在的正方形

　　我们有时会感受到由大脑创造的幻象，也许是误听到的评论、物品撞击的声音或是错看了一个仿佛可以抓住的阴影。这些情况，会出现在我们将物理环境错误编码的时候。同样的错误也会发生在我们的个人世界中，即自我占据的领域，如我们会将失败重新编码为成功的经历。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优点数量高于平均数，而缺点的数量低于平均数。我们有时会做出令自己惊讶的事情，起码令一些自认为了解我们的人惊讶。这就是当我们的所为与建构的自我不一致时发生的情形。我们会说“当时我不受自己控制”，或者“那都是醉话”，但是依然维持着一个信念，即我们是一个存在于身体中的个体，沿着生命的轨迹发展，并掌控着自己的言行。在这本书中，这些假设将被“我们以为的自己，受外界的影响比想象中更大”这一论证挑战。

　　这些影响，从生命开始时就已经在发生作用了。人类的童年时期所占的比例，是所有动物中最长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此阶段向他人学习，还因为通过学习可以变得与他人相似。在变成与他人相似以及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有关身份的意识，即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员。

　　自我的发展在童年阶段会随着大脑建模、经验的叙事建构和他人影响的相互作用中渐渐显现。但这不表示我们出生时是一张白纸，也不表示婴儿就不是一个个体。所有抚育过孩子或遇到过外表完全相似的双胞胎的人都知道，即使生长环境是相同的，孩子的表现从一开始就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性，这无疑是基因遗传的功劳。然而，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交往成为人类族群中的一分子，只有当人们建构出自我的观念后，它才会实现。

　　建构自我的过程不会随着童年的逝去而停止。即使作为成人，我们也在不断地发展和阐释我们的自我幻象。我们一直在学习适应不同的情境。我们有时甚至将自我幻象描述成多面的，就好像我们拥有工作的自我、居家的自我、父母前的自我、政治自我、顽固的自我、情绪化的自我、性的自我、创造型的自我甚至暴力的自我一样，他们像是共享着一个身体的几乎不同的个体。我们似乎可以在不同的自我之间轻松转换，但如果你以为有一个个体在执行转换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这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自我或者是多个自我；相反，是外部世界将我们从一种性格转换到了另一种。这一认为我们是情境的反映的观点，有时会被称作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即我们是作为周遭事物的映射存在的。

　　在婴儿时期，我们还只是以自我中心展开活动的集合体，但是进化让我们的自我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他人。我们童年时期最大的挑战，就是让自我从呵护我们的家庭中转移到充满竞争的青少年世界，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学会了解释、预测、做出预判和在操场上交涉。在童年晚期和青春期，我们将自己是谁的故事编造得越来越精致，并最终蜕变为一个从塑造我们的人中分化出来的角色。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青春期是我们“发现”真正自我的转折点。我们通过团体、拥有物、品味、政治和偏好来创造自我，即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个体。至少，这是西方人自我转变的故事，而其他文化也为塑造不同类型的自我提供了框架。即使是社会上拒绝循规蹈矩的隐士和浪子，他们也是如此。

　　但是，无论我们的自我是远离大众还是迎合并成为大众的一部分，都是别人在决定着我们是谁。

　　如果自我绝大程度上是由身边的人塑造的，这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点是，这会改变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关于自我的故事。在莉兹·默里（Liz Murray）15岁时，她的妈妈死于艾滋病，她的爸爸也因感染了HIV病毒而被看护了起来。莉兹发现她已经无家可归，便开始寻找她的妹妹。虽然面临这些挫折，她还是在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获得了前往哈佛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并于2009年从哈佛毕业。莉兹“从无家可归到哈佛学成”的故事，是一个个人意志战胜逆境的鼓舞人心的故事。这是一个美国梦的缩影，是一个许多人都喜欢的故事。但是，请仔细思考这里面的关键信息是什么？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达成梦想吗？显然，这不是现实。从无家可归到哈佛大学的人生经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显示生活中的不平等的故事。莉兹·默里是值得被铭记的，但是这也说明她是一个例外，因为大多数人都无法跨越阻挡成功的障碍。很多人会认为莉兹是一个“人生赢家”，但反过来，我们都很容易将走下坡路的人看作“失败者”。生命的竞赛从何时开始变得如此不公平，使得我们选择谴责个体却无视阻碍他们成功的环境？这是人类推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的归因错误。我们都习惯于将别人搞砸事情归因为愚笨或失误，自己搞砸则归因为环境造成的。自我幻象使得这些基本的归因错误变成了容易理解的谬误。将所有错误归结于某一个个体和社会中不平等政策的实施，其性质其实是相同的。或许是时候来纠正这些不平等了。人们应该重新认识到成功或失败的根源，其实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它们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的影响。

　　知道了自我只是一个幻象后，也依然无法阻止你认为自我是存在的。即使你能够像释迦牟尼和休谟那样成功顿悟，最好也不要轻易尝试他们所做的。但是，知识就是力量。了解自我幻象可以帮助你调解生活中你经历过的在思想和言行上的不一致。我们能很容易注意到他人被操控，却很少能注意到自己同时也在被其他人影响。这是一件很值得了解并需要小心提防的事情。

　　

　　如果你有机会将一个人的大脑捧在手上，那必定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之所以奇妙，理由有很多。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捧着的东西在不久前还是一个人。我们的大脑凭借其产生的思想决定着我们到底是谁。

　　作为一个科学家，即使大脑看着不那么美观，它也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当我第一次到布里斯托大学时，曾经给同事们组织过一次人脑解剖课。虽然我们都知道大脑在创造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几乎没有人有机会检测这个极其奇妙的器官。我们之中有些人测量过大脑进行思维工作时的脑电，有人研究过因脑损伤而丧失部分心理功能的病人，却很少有人有机会真正碰触一个人类的大脑。

　　因此，在12月的圣诞假期前，医学生们结束了他们的解剖课之后，我们一行二十人左右的心理学系教员前往医学院，进行了一次人脑解剖的速成课。在解剖室的入口处，我们像一群新生一样，在穿白大褂时紧张得咯咯直笑。穿上白大褂，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嘛！然而，当我们进入巨大而冰冷的解剖室，直面赤裸裸地摆放在桌子上的拆解后的人体时，这种轻松的情绪骤然消失了。这不是假装在给外星人验尸，这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的躯体。实验室外那紧张的欢笑一下子被淹没了。我们这群人的脸色变得灰白，就像葬礼上常看到的，人们面对死者时试图表现出的那种庄严和镇定。

　　我们分为几组，大家尝试着来到了实验台旁，每个实验台旁边都配有一个白色塑料桶。我们戴上橡胶手套，打开桶盖，在经历过福尔马林溶液对眼睛和鼻子的刺激后，我们看到了放在每个桶里的大脑。

　　第一眼看到大脑时，它的模样平淡无奇。经过为解剖做准备的化学处理之后，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剥开的大号胡桃仁，拥有结实的蘑菇一样的弹性和黏稠度。像胡桃仁一样，它也很明显地分为两半，除此之外，它的结构非常模糊。而我们知道，这一小块组织指挥着我们拥有的、宇宙间最令人称奇的经历，即人类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它们是如何从这个神奇的器官中产生的呢？

　　《黑客帝国》的世界和我们的脑

　　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有一位英雄主人公，由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饰演的主人公是一名叫“尼奥”（Neo）的电脑黑客，他发现他所在的世界并非是真实存在的。他以为自己生活在1999年的美国，而实际上，他是生活在几百年后的“后末世”（post-apocalyptic）时代。这时，人类正在与智能机器作战，许多人类都沦为了机器的奴隶。正如尼奥一样，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是由一个叫作矩阵（Matrix）的电脑程序控制的。这个程序被直接植入了他们的大脑，通过收集人脑的生物电能来维持智能机器的运转。被植入程序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完全虚拟的电脑幻境中，因为这个虚拟的世界太过“真实”，这些人都沉浸在幸福的幻境中，对自己的真实命运无知无觉。

　　这个情节可能听上去虚幻到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我们对人类内在的本质多加了解，就会发现电影的内容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我们当然不是机器的奴隶，可我们又如何得知到底什么是真相呢？学习心理学的人都应该看看这部影片，其中虽然不乏娱乐性的假想，但有一种思想非常明确：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一个矩阵。因为我们无法与现实直接接触，我们的大脑就通过建构模型或故事，使我们的经历变得有意义。这不意味着世界并非真实存在。现实是真实的，只是我们的大脑只加工外部世界中有用的信息，我们只能感觉到那些能够被神经系统捕捉到的内容。

　　我们通过神经系统对外部世界进行加工，从而在大脑中建立起关于现实的模型。就像《黑客帝国》中的情节一样，许多事物不能光看表面。视错觉会给意识传达错误的信息，使我们产生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错觉，这是我们所知的，但最强大的错觉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即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自我。我们的自我认为，我们占据着身体。在智力层面，我们都认为我们需要大脑，却鲜有人想过这些决定我们是谁的、一切的本初，不过是一块身体组织。大多数人认为，仅仅大脑这一个器官是不能代表自己的，但事实上，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也就是我即我脑。大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加工的世界，环境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神经细胞之间的沟通方式

　　一些人对于我即我脑这个观点感到非常沮丧，他们认为这种观点的描述似乎太过物质化了，觉得它贬低了生活经历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有些人指出，大脑需要身体的协同作用，所以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还有人认为大脑的存在依赖于身体，身体的存在又依赖于周遭环境，那么将生活体验简单归纳为大脑的活动便是缺乏逻辑的。所有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最终我们需要探究这些系统是如何共同工作的。在这其中，大脑显然是起点，因为它是自我认知的基础。我们可以改变环境、替换掉大部分的身体结构，而依然能形成自我认知，但如果替换掉大脑就不行了。也就是说，想要理解自我感觉的产生，最终都需要考虑身体与环境对自我的塑造作用。

　　再回到解剖室里，大脑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这是身体中最不平凡的一部分，当然，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组织。每一个大脑都以某种方式产生出痛苦、狂喜、困惑、悲伤、好奇、失望以及其他心理状态，正是这些状态让我们成为人类。每一个大脑都存储着记忆，具有创造力，也许还有少许疯狂。接球、得分、与陌生人调情，或者决定入侵波兰，这些都是大脑的作为……那天下午在解剖室中，我们手中的每一个大脑都曾经历过拥有类似思想、感觉和行为的生命周期。它们的主人曾为人所深爱，曾谈吐幽默、风度翩翩，曾体验过性爱的激情，并在生命的终章直视死亡，最后决定将遗体捐献给医学机构。第一次将别人的大脑捧在手上的那一刻，是我最靠近心灵体验的时刻，它让我感受到生命的伟大与短暂。

　　在度过情感上的震撼期之后，你会被这个极其奇妙的器官深深吸引，特别是当你对人类大脑这个神奇的结构心生赞叹的时候。虽然无法用肉眼观察到，但我们的大脑中有大约1 700亿个细胞。这些细胞可分为很多种类，而对本书而言，神经细胞（又称神经元）才是执行信息加工任务的神经通路的基本组成单位。作为微环路的构成元素，神经元的数量在860亿至1 000亿个之间，主要分为三类：感觉神经元负责对神经系统输入的外部信息做出回应；运动神经元控制人类的运动行为；而占大多数的是中间神经元，这类细胞负责将大脑的输入和输出连接起来，组成一张上演着聪明现象的内部网络。内部网络负责存储信息，并进行着我们认为是高级思维过程的操作。神经元们自己没有那么智能，当它们不被激活的时候，除了静止外，只是像盖格计数器捕获背景辐射一样，偶尔发放一下电冲动。但当它们接收到其他神经元活动的震荡时，就会像一把机关枪一样立刻被激活，从而向其他神经元发出传递信息的神经冲动。那么，相对静止和迅速激活这两种状态，是如何产生极具力量和复杂性的人类心理的？

　　答案就是，当你拥有足够数量的神经元连接时，这些连接的集合就会产生惊人的复杂性。这与一个蚁群中众多的工蚁或一个土堆中数量庞大的白蚁的组织原理一样，只要有基本元素间的相互连通，就能产生复杂的结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y）工作的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1948年研究关于通过电话传输大量数据的问题时发现了这一理论。他提出，无论多么复杂的事物，都可以被分解为分布在一个网络中的一系列开关状态。香农的“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并非是被束之高阁的概念性理论，而是广为人知且被运用到现实中的，它引导了通信工业的革命并开启了计算机时代。他指出，只要将大量的处于开启或关闭状态的简单开关连接起来，就可以产生一个二进制代码，也就是控制着一切电子系统，包括从iPod到国际空间站的通信平台。二进制代码是现代所有计算机语言的基础，也是所有具备神经系统的生物有机体的运行法则。

　　神经元之间通过神经纤维发放电化学信号得以实现相互联系。一个典型的神经元拥有与相邻神经元连接的神经纤维，同时也拥有与更遥远的神经元簇进行连接的、被称为轴突的远距离神经纤维。这就像你不但能拥有一群家住得很近且常常联络的朋友，也可以同时和住在国外的一群朋友保持着联络。在大脑的外表面，神经元组成了一层3~4毫米厚的高密度表层，即大脑皮层。大脑皮层非常神奇，因为大部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高级功能都依赖于这层薄薄的组织，所以它同时也让人类大脑具备了如同有裂缝的大号胡桃仁一样的独特外观。由于褶皱的存在，人脑的体积是老鼠大脑体积的3 000倍，大脑皮层却只比老鼠的厚3倍。你可以试着想象将一个大号的清洁海绵塞进一个比它小的瓶子里，这时你必须要使劲挤压它才能将其塞进去。人脑也是这个道理。由于人脑没有为了安置与之表面积相同的皮层而进化成沙滩球那么大，为了在我们的头骨内塞入尽量多的脑组织，褶皱结构就是自然产生的解决方法了。你去随便问哪一位正在分娩的母亲，她都会礼貌地告诉你：孩子的头不要再大了，生一个头正常大小的孩子就已经够痛苦了！

　　就像有些奇怪的外星生物会长出触角一样，每一个神经元可以同时和其他几千个神经元连接，它是否激活是由到达的信息集的活动决定的。当活动的总量达到引爆点，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向与它连接的神经元发放一种引起连锁反应的微弱电化学信号。事实上，每一个神经元都如同一个微型处理器一样，计算着所有与之相连的神经元的集体活动。这好比在一群人之间传话，有的神经元像帮你传话的朋友一样友善，它们被激活了；而另一些神经元则处于抑制状态，它们试图让你保持静默。每一次神经元在与不同的邻居或远距离的同类对话时，它都会记下谁传了话，谁又保持了沉默。这样当再次传话的时候，神经元就会回应得更加确定。这是因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重复的共同激活之后得到了强化。用发现这一机制的神经生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的话来说，就是一起激发的神经元连在一起。

　　这类使用电信号的传导模式就是精神世界的语言，它们形成了我们的思想。无论它们是被外在世界所引发，还是来自深层精神世界的表象，所有的思想都是我们大脑的矩阵，也就是内心的激活模式。当我们接收到对感官产生刺激的外界信息，比如听到音乐时，刺激就会以神经冲动的形式传到大脑的相关加工区域，接着产生一种覆盖整个大脑的电信号激活模式。相反，每当我们产生一个内在想法，比如回忆起音乐的旋律时，涉及相关脑区的类似的神经活动模式同样会被激活，并对关于这一体验的记忆和思维过程进行重塑。

　　这是因为大脑的处理过程是采用分布模式的。

　　你大脑内的神经传导模式好比一种多米诺装置，一旦推动一块骨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大脑中的骨牌会重新弹回原位，等待着下一次被推倒。其中，有些骨牌很容易推动，而有些在被激活并建立传导模式前，需要由不同的发力点反复推动才可以。

　　现在请你想象大脑内的神经模式是数万亿不同的多米诺装置，而非一组，它们之间有重叠的部分，并且共享着一些相同的兴奋神经元或抑制神经元。因为某些相互交叉连接的神经元影响着神经活动所经过的通路，所以不是所有的骨牌都会被推倒。事实上，每一个神经元都可以参与不止一种神经活动，这意味着大脑采用的是并行结构。这是大脑功能如此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的神经元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就像三维的井字棋游戏一样，如图1-1，其中O和X就像是兴奋或抑制条件下的神经元，它们可以连通或阻断一条线，我们将用这个例子来比喻一系列神经元的激活。

　　图1-1　三维井字棋形式的并行加工

　　井字棋游戏中的线可以沿不同方向延伸。若在最底层的下方区域画一个X，那么它可能会同时激活中层和上层的图形并连成一条线，所以如果只想着某一层的排布，那你很可能会输掉游戏。你如果想要赢，就一定要同时想着不同层之间的并行激活。与此类似，神经元在其他的连通工作网络中也采用并行的激活模式。因为神经元之间神经冲动的传递速度对于我们所知的大脑的多重加工功能来说太慢了，幸好它采用的是并行的激活模式。大脑之所以能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最好的解释就是它的神经传导采用了并行的模式。我们的大脑能够用同一个硬盘处理多项任务。

　　在这样的排列中，人一生中的各种体验就像是多根手指推倒很多不同的骨牌，进而创造出不同的激活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以分散的并行模式被存储到神经回路这个复杂的结构中。由于几百亿个神经元都可以与周围的神经元发生高达一万种可能的连接，于是这一排列可以创造出近乎无限种不同的连接模式。大脑的运算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举个例子，假设你只有500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可以处于开或关的状态，那么不同连接模式的总量就是2500个，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在可观察领域发现的所有原子数量的总和。这时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拥有几百亿个神经元的大脑被认为是人类已知的，或确切地说是未知的、最复杂的系统。

　　这就是大脑进行工作的基本方式。就像基努·里维斯饰演的尼奥一样，你和现实世界也没有直接联系。所有的体验，都是经过不同的神经活动加工后形成的精神生活。你也生活在自己的矩阵中。加拿大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报告说，他在手术时刺激了有意识患者的大脑皮层，这会引发他们产生像做梦一样的闪回，这是对我们的观点的最有力证明。他写道：“这些闪回是对意识的电激活的顺序记录，而这些记录在它们的早期体验中是被遗忘了的。”他甚至在自己姐姐的大脑皮层上进行直接刺激，发现这会引发运动、感觉和思维活动。我们处理的信息、存储的记忆和即将施行的计划，都是通过这些不同模式的连接进行编码的。我们有爱、恨，记得法国首都和上一届世界杯冠军的名字，知道如何搭帐篷、如何做十的除法，知道自己下一部小说的情节、巧克力的口感和橙子的香气……所有这些你有过的或是即将拥有的感觉、知识和体验，可能都是由于神经元的一连串激活而产生的。我们现在经历的、我们能做的和我们即将做的事情，都超不出这个范畴。不然的话，我们的大脑一定有鬼，但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发现过。

　　头脑中的小矮人存在吗

　　人类的大脑当然比一团混乱重叠的回路要更有秩序。人们已经绘制了很多与大脑不同任务和功能的区域相对应的图谱。当信息通过感官到达大脑时，不同的脑区会对其进行加工。有的脑区负责计划、发起和控制运动，有的负责存储个人记忆，有的负责运算，也有的负责产生情绪、攻击行为、愉悦感和唤醒，大脑就像一台机器，负责每天早上推动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并驱动我们在世界中行动。

　　如果你想要理解大脑是如何结构化地从功能方面进行组织的，可以将它想象成一棵洋葱。洋葱的核心是脑干，调节维持我们生存的基本身体功能，比如呼吸和血液循环。脑干的上部是中脑区域，它控制着如清醒程度和食欲一类的活动的水平。同时，中脑也负责基础的运动控制和感觉加工。在中脑之外是边缘系统，它是控制着类似攻击和性行为这类的情绪和冲动的网络系统。这个结构曾经被称为“爬行动物脑”（reptilian brain），因为它控制的功能是人类与蜥蜴和蛇共有的。当你看到敌人或者是潜在的配偶时，边缘系统的功能就会被激活，就像膝跳反射一样。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深处，我们也曾以这种自动化的方式来行动，但我们最终进化出了能够使我们控制这些爬行动物冲动的更高级的大脑结构。大脑皮层居于所有结构的最外层，是大脑外部神经元组成的一层很薄的表皮，它支持着对世界进行解释、形成概念以及计划行为等高级的认知加工过程。

　　

　　图1-2　大脑系统层级结构及功能示意图

　　近年来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大脑皮层不是神经元最密集的地方。神经元最多的地方是位于大脑背侧底部的一个特别的区域，即人们所知的小脑，它负责控制运动。在剩下的大脑皮层区域，人们发现，仅仅约1/5的神经元与高级思维相关。这很奇怪，因为按理来说，人们在进行复杂的心理过程时使用越多的处理器会越有利。

　　然而，相对于神经元的数量，连接数对处理能力的影响更为重要。这好比你在生活中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关键是你如何利用它们以及你认识什么人。

　　即使大脑皮层中的神经元比预期中的少，但它们拥有数量庞大且更坚固、更长的纤维，使各不相同且分布广泛的神经元相连。连接是人类大脑皮层之所以强大的关键。在将不同区域的信息整合的过程中，大脑会产生出丰富、多维的经验。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丰富性衍生出了意识自我。没有皮层的活动，你将失去意识，这意味着你将丢失自我。

　　这个多层级模型不仅展现了大脑的主要组织结构，同样也代表了大脑的进化和发展过程。在从幼年发展至成年的过程中，大脑的低级系统相较于高级系统更加完善、可控。婴儿们都是从控制低级中心开始发展的。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这些低级中心与发挥影响和控制的高级中心联系得更加紧密，大脑的运作进入更加协调的状态。

　　在整个童年时期，你都可以观察到这一协调过程的形成。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科学家认为，早期发展中的许多变化不仅分布在大脑的高级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也存在于系统间的整合及对低级功能的控制中。例如，从我们出生开始，像眼动这样简单的功能就开始受到脑皮层下的低级大脑系统控制。问题在于，这些低级系统是几乎没有交流能力的。那些控制眼动的系统只是简单地控制你对外界或明或暗的事物的注视。所以，对于非常小的婴儿来说，明亮的东西很容易吸引他／她的注意，但要将目光移开就不那么容易控制了。比如两个月以下的婴儿，当他们被一个引人注意的东西吸引时会发生“注意黏滞”（sticky fixation）。问题是如果最吸引人的事物总是抓住你的视线，那么视野里的其他东西就会被忽视。实际上，我曾经做过一个有关儿童视觉问题的课题，遇到很多年轻妈妈觉得自己健康的宝宝存在视力问题，因为他们很少移动眼球。孩子们的眼睛会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似乎非常着迷。这让这些妈妈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她们的孩子不和她们进行眼神交流。

　　这些婴儿的行为和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许多新生儿的能力局限相似，这显示了他们大脑的不成熟。在刚出生的几星期里，婴儿们的大脑控制能力都比较弱。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大脑皮层机制会通过一种被称为抑制（inhibition）的过程对低级中心进行控制，抑制功能就像禁止系统一样，能够让一些动作停止。抑制功能对低级中心的控制使得大脑变得更加灵活。在注意黏滞的问题中，这样的皮层机制让婴儿们可以从非常吸引人的目标，比如从窗外透入的明亮光线上移开，并让他们关注到外界不那么明显的事物。

　　自我实验室

　　事实是，大多数的人体功能都需要某些程度的抑制控制。接下来是一个恶作剧性质的实验，实验对象是已经能够伸手去拿玩具的8个月大的婴儿。首先，在婴儿面前放一个很吸引人、颜色很亮丽的玩具，他们会很想得到它。但是，玩具会被放在一个很大的透明塑料容器里。一开始，他们会为了得到玩具用小手不停拍打容器表面。虽然他们的手只能拍打到容器，但是他们很难停下这种尝试获得玩具的过程。玩具的样子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孩子们无法抑制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对强迫性思想和行为的抑制，是在发展出自我的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转变。当这些控制系统失效时，自我的完整性就会受到破坏。

　　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拥有复杂嵌套的机器，各部分都为争取控制权而相互竞争。如果把大脑比作一个由审查产品的高级管理部门控制的复杂工厂，那么自我就是管理部门的经理。你或许能通过对自己内心状态的关注，即自省来找到自己的高级管理部门经理。

　　跟我一起做

　　尝试着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闭上双眼，将你的精力集中到自我上。你可以尝试着在身体中定位自我，并用双手的食指在你的头上指出当下你感受到的自我存在的位置。当两根手指都指向了你在这一时刻头脑内产生体验的地方后，让一根手指保持在原位，另一根手指从前额指向同一位置，这样你就能精确地对你意识的位置进行三角定位。现在，将这两根手指的延长线的交点用X表示。

　　通过前一步，你便在自己的大脑内定位了“你”所在的位置，也就是你的“零点”（point zero）。图1-3是一个根据人们认为其零点所处位置的研究绘制出的定位图。它显示出当我们关注自己的内在状态时，大部分人会认为我们存在于大脑中眼睛后面的位置。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听到持续的思维评论，体验外界带来的感觉，并且这个位置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我们身体的行为和运动幅度。

　　

　　图1-3　在个体报告“自我”位置中典型位置的示意图

　　摘自费拉里（Ferrari）等人在2008年的研究，已获得版权许可。

　　在这种安静的状态下，让我们对自我进行更深层的体验。当你很专注时，会感受到你自己内部的运作。在你阅读我写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你的舌头正在口中微微上下浮动吗？现在，你的注意就被拉到了这一点上。你能感受到椅子在对你的后背产生压力吗？我们可以和自己的身体产生联系，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具躯体，我们像那些训练有素的操作员一样能控制自己的肢体。

　　这种内在自我，有时会被称为“小矮人”，这个小家伙是个十足的捣乱鬼。由于你仍然对自我的定位不甚了解，所以小矮人成了一个问题。实际上，“小矮人说”揭示了自我的真实性成为问题的原因。你的头脑里不可能存在独立的个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事实如此，这个小矮人同样需要一个内在自我。你将需要在大脑中的“你”之内容纳一个“迷你我”（mini-me）。但是如果你大脑中的“迷你我”是一个小矮人，那么迷你我中又会包含什么，再深入一级呢？这么追究下去是没有尽头的，就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俄罗斯套娃，永远一个套一个，小矮人只是重申了自我在头脑中存在位置这一原始问题。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占据我们身体的内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以其名字命名，将幻象称为笛卡尔剧场（Cartesian Theatre）。丹尼特描述到，心智体验就像是坐在头脑内的观众席中的观众，如观看舞台剧一样观看着经验世界。但是，谁是笛卡尔剧场的观众，也就是说谁是我们头脑中的那个人呢？简单地假设出一个内在的自我，对解决我们在头脑中所处位置的问题毫无帮助。

　　我们是不是真的像一个由许多自动化工人组成的工厂，其中的工人们处理着人类可以实现的各种功能？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如此，因为许多部件可以独立运作。但是，大脑中既没有小矮人组成的工人群体，也没有总负责人。相反，我们的内心活动是多维的，由许多相互间牵制的、不同的加工过程和决策组成。这些加工过程和决策，经常在我们的意识层面之下发生。这就是我们必须摒弃内在个体这一概念的原因，因为这个概念不足以解释我们大脑的复杂状态。最终，我们也抛弃了内在自我的概念。

　　哪些事情大脑天生就会做

　　如果大脑是一个由不同的加工零件组织起来的复杂机器，其中的组织来自何处？是谁站在制高点上建构所有的多米诺模式？这个问题是神经科学领域中一个主要的争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基因的预先设置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呢？这是在基础生物学层面上，老生常谈的天性（nature）与教养（nurture）问题的对抗。这些全部基于作为人类所涉及的方面，但即使是最简单的特质，也是生理上的天性与经验的结合。

　　很明确的一点是，我们出生时就已经有很多基础神经模式存在了。在出生时，虽然许多感觉和控制区之间的连接还没有达到成熟状态，但已经分化得很好了。而新生儿并不仅仅像海绵一样单纯地接受环境给他们的感觉信息，他们同样能对外界起作用。例如，每一个新生的人类都配有一套行为指令系统，比如人们所知的反射，这些指令在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生儿的觅食反射就是通过轻触他们的脸颊引发的，它让新生儿偏过头并张开嘴，期待触碰到好吃的乳头。如果乳头或什么形状相似的东西接触到了婴儿的嘴唇，又会激发他们的吸吮反射。你或许会想，婴儿们做出了是否要吃奶的决定，但事实是这些行为是完全自然而然且自动化地发生的，不需要任何思考。你不需要具备什么特别复杂的大脑就可以执行这一系列活动。无脑儿一出生就没有大脑皮层，却依然能够执行吸吮反射，这是因为这些行为是由皮层下的原始神经回路支持的。但无脑儿命中注定无法体验成为一个人是什么感受。他们不能学习，不会感到无聊。他们只是简单地进行回应。这些孩子永远不会发展出自我意识，多数在出生几天后便夭折了。

　　与天生脑损伤的不幸婴儿相比，健康的婴儿拥有为学习周遭环境而生的大脑，而这种学习开始的时间非常早。迄今为止，我们知道还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就可以学习他们母亲的声音，发展出对她孕期所吃食物的喜爱，他们甚至能记住母亲在待产期间所看电视剧的主题曲。所有这些都证明，大脑已经开始执行任务并对外界发生的事物产生的连接进行存储。这是将后天的相关影响从天性中分裂出来的理论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先天—后天的界限从何时开始定义？是从怀孕时开始，还是从出生后开始？

　　虽然神经科学家们对“成年人大脑结构中有多少已经在婴儿时期发展出来的”有争议，但很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我们的大脑，这个建筑的蓝图是由遗传基因代代延续的，然而对原始结构的修正和拓展仍有待进步。所以环境可以通过塑造生成我们思维的神经连接的线路，对大脑进行重塑。

　　大人和孩子的脑有什么不同

　　我曾经买过一个叫“生长中的大脑”的小玩具，其实它就是一个压缩后的泡沫塑料大脑模型，放入水中后体积会膨胀。它很有趣，却不能当作好的教学辅助工具。随着婴儿的成长，他们的大脑的确会随之增大，但并非简单的膨胀。一个人类新生儿的大脑重量只有成人大脑重量的1/4，而在出生一年之后，重量的差距就追上1/2还多。令人惊奇的是，重量的变化不是因为大脑发展出了更多神经元。实际上，新生儿拥有几乎与成人一样多的神经元，它们会被使用一生。大脑重量的变化大部分源自神经元连接的快速发展。

　　如你在图1-4中所看到的，这是一个新生儿从出生到5个月大的神经连接示意图，人类大脑的神经元连接在婴儿期经历着巨大变化。举个例子，在峰值活动期间，老鼠幼崽的大脑以每秒生成25万个新连接的速度发展，也就是每分钟生成1 500万个连接。我们不知道人类大脑中连接的发展速度，如果有区别的话，应该是更快。

　　

　　图1-4　神经元连接在发展期的增长示意图

　　这些结构变化反映了与外界相互作用的塑造大脑的生物过程，使之更适应周遭的环境。塑造过程包括两种互补的过程。第一，遗传指令指挥神经元发展出越来越多的连接。这使得神经之间的连接最开始是产量过剩的。这也就是示意图看上去跟你花园中杂草的根茎系统一样芜杂的原因。第二，紧接着产量过剩阶段出现的是一个修剪的阶段，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开始大量减少。在高峰时期，每秒有大约10万个连接消失，也就是每10个连接中就有4个会消失。这些连接的消失十分令人惊讶。为什么我们的生理本能要大费周章地建立起连接，而目的又是之后将它们以近乎相同的速度切断呢？

　　事实证明，这种超量生产又随之切断连接的做法或许是一种根据周遭环境塑造大脑的聪明手段。大量的连接意味着大脑将所有从经验中得出的、可能遭遇的活动模式都进行了连接。不过，你要记住，同时激发的神经元倾向于建立更强的连接。一旦神经元间没有相互激活，它们之间的连接自然就会被修剪。让我们回到之前那个有关邻居的比喻，你可以将其想象为“如果你不回我的电话，我之后就不会再与你联系了。”或者拿你比较熟悉的如Facebook、Twitter这类社交网站来打比方，那些你不关注的人通常也不会反过来关注你。

　　相互连接使得改变大脑结构成为可能。我们从动物实验中了解到，早期环境的作用会在大脑的连接中显现其影响。例如，如果在饲养老鼠幼崽的过程中不让其看到过多的东西或进行足够的活动，那么与可以进行正常玩耍的老鼠相比，它们的大脑就会更轻，拥有更少的皮层连接。诺贝尔奖得主大卫·休博尔（David Hubel）和托斯滕·威塞尔（Torsten Wiesel）发现，早期发展环境处于视觉剥夺状态的猫和猴子，它们视觉区域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活动是受损的。另外，特殊类型的视觉剥夺会造成选择性的损伤。举个例子，在频闪仪构成的世界中长大的动物虽然能看到事物近乎正常的影像，但是它们不能看到连续的运动，就像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闪光灯的歌舞厅里，你根本无法看到连续的运动。有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大脑的这一区域在晚年时受到了损伤，她说自己过马路时非常困难，因为她根本无法判断开过来的车的车速。当她向杯子里倒茶时，茶杯从空到半杯水再到满的过程就像是一系列间断的照片。

　　有些时候，人和动物看某些特殊图案的功能会丧失。在没有直线的环境中长大的动物无法看到直线。简言之，早期剥夺研究显示种瓜得瓜。如果在发展早期剥夺一部分经验，那将对之后的生活产生长期的影响。在错误的视觉条件下被抚养长大的孩子会产生永久性视力丧失，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弱视。弱视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形成视觉的脑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弱视的人戴眼镜之后与没戴时没有区别。这也是弱视的人无法正常欣赏3D电影的原因，因为这需要在生命早期有正常的双眼视觉输入，而他们丧失了这种立体视觉。如果你想要对此做出改变，必须在问题形成初期就进行纠正，这时大脑的对应脑区还没有受到永久性的损伤，仍旧可以发展出连接。这将我们引向了对另一个关于脑发展的基本原则的讨论，即对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的讨论。

　　科技互动与人际互动，谁赢了

　　时机就是一切，这一点在大脑发育中的许多层面都有体现，尤其当大脑依赖于外界输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进化为可以通过经验塑造的，但是有些经验一定要在生命中的某一特定时间发挥作用。就像上面提到的，感觉剥夺会导致后续生活中的永久性问题的出现，一旦错过了时机，连接因为不够活跃被修剪掉了，在相关脑区间重新建立起连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机会之窗会被猛地关上。

　　这些有时限的大脑发展阶段有时被称为“关键期”（critical periods），因为在错过机会之窗之后就没有方法恢复失去的功能。实际上，称其为“敏感期”更为精确，因为大脑拥有足够的空间来修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敏感期只针对我们的一部分能力，而非全部大脑功能。自然选择让我们的大脑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特定的激活。为什么自然要如此孤注一掷呢？很显然，保留空白是应对不确定的世界最好的解决方法。

　　原因非常简单：像很多成功的制造商一样，自然永远需要最大化地降低生产成本。自然会倾向于生产不需要过分专门化却能够完成特定任务的机器。例如，我们没必要去做一个能够完成所有任务的机器，因为有些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或多余的，何况它一定花费巨大。预测最有可能面临的世界远比将机器提前专门化要好，而且更有效率。这就是进化过程对最合适的特性的筛选。那些不能对环境进行最大化地适应的系统是低效的，而且最终会在竞争中失败并失去延续的机会。这解释了为什么婴儿的大脑在他们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其预先设置的连接非常稀疏，出生后便开始通过经验与环境迅速关联起来并生成新的连接。

　　虽然现代社会复杂且混乱，我们感知它的基本方式在几代人之间却是可以预测也不会更改的。虽然经验仅仅对系统进行微调，然而，如果在关键期，需要某些经验的时候没有获得，就会造成永久性问题。最早揭示关键期缺失的研究之一是由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进行的一项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工作，他证明新出生的小鹅会跟随它们看到的第一个活动的东西，即使它碰巧是一个年迈的奥地利鸟类学家。洛伦茨早期的影像展现了这位留着胡子的老绅士抽着烟管走路，被身后一群小鹅忠实地追随着的情景。小鹅的鸟类大脑预先设置了一种印随的机能，即跟随它们见到的第一个大的移动物，无论它是谁或是什么东西。对很多动物而言，自然给予了它们相似的机能以便让它们尽量快地跟上一个群体中重要的其他个体。在鹅和许多其他鸟类的例子中，自然设下赌注，认为它们所看见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一般会是鹅妈妈，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太多的辨识，即使是奥地利鸟类学家也没关系。然而，如果小鹅被饲养长大，在出生后的10天内没有看到大的移动物体，那么它们就不会再产生印随了，因为机会之窗已经错过了。在自然状态下，如果它们没有找到可以跟随的东西，那就代表它们的妈妈抛弃了它们，小鹅们很可能会死掉。

　　人类比鸟类复杂得多，而我们的学习和教养期也是动物王国中最长的，所以快速适应的压力会小很多。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我们也有机会之窗，并被提前设置好了需要面对的环境中的特定信息。例如，人类语言的发展一般被宣称为基于大脑的能力的最佳例子，它既是人类所特有的也是生物学上锚定的。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无论在哪里长大，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相似的时间段轻松地学习说话，但是同时在同一个家庭养大的宠物仓鼠却不行。无论你和你的宠物说多少话，也不会得到它们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唯一有意义的解释就是，人类大脑的预设中有语言学习的部分，而宠物仓鼠的大脑中却没有。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成长的婴儿都能学会他们所接触到的语言。这证明人类存在一种内置的、独特的能力去学习语言，而且一定是从遗传学角度进行过编码的。但是，实际学习的语言则由环境决定。

　　人类婴儿能够轻松地习得一门语言的客观能力，只是语言生理结构中的一条线索。你注意到，在你长大一些之后学习第二门语言有多么困难吗？比如我曾经试过不少次，却始终没有学会另一门外语。尽管我花了不少时间听录音，仍旧无法打破英国人只会说英语的刻板印象。这是因为我大脑中支持语言学习的神经通路的可塑性已经逐渐丧失了。一些人在学语言上不会有太大问题，但这可能与他们接触另一门语言的时间是否在年轻时有关。在7岁前学习外语会更加容易。例如，在测试美国的韩国移民学习英语的能力时，我们发现7岁前到达美国的人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而对于年长一些的移民，学习英语就变得尤其困难，即便他们去上了夜间补习班而且学习动机非常强烈。这显示出，他们在学习语言上存在生理局限。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很难听出不同语言的差异。

　　自我实验室

　　在一个经典的研究中，研究婴儿的加拿大学者珍妮特·威尔克尔（Janet Werker）证明了所有10个月以内的婴儿都可以听出因纽特语和英语之间的语音结构差异，然而，随着他们在自己的语言环境中浸润时间的增长，听出语言结构差异就会越来越困难。进入中老年阶段后，很多已经丧失了发现两种外语之间区别的能力。

　　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大脑会通过周围环境的经验进行微调，并逐渐放弃发展不会用到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大脑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可塑性越来越弱。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在说英语字母“l”和“r”时听起来有些奇怪，这常常导致沟通上可笑的误会。平克写到他去日本时的经历，日本语言学家用日语欢迎他并且眼睛发光地说着：“在日本，我们对克林顿的勃起（erection）很感兴趣。”这是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因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丑闻面临弹劾时发生的事情。

　　机会之窗不仅存在于语言的领域中，它也出现在其他的人类能力的形成中。但是，在我们关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提防在大脑可塑性和关键期的描述上进行过度解释。

　　这是因为，对很多动物的关键期的发现导致了对人类可塑性的一些极端的信仰和实践，在如何抚养孩子、怎么做才是最好的父母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抚养孩子的环境太单一了，这一度引起了恐慌。人们担心如果不将3岁以前的孩子尽早置于刺激物丰富的环境中，那么孩子最终会产生脑损伤。一时间，整个社会开始对训练婴儿的大脑非常关注，孩子的家长、祖父母开始疯狂地买挂在婴儿床上的旋转摇铃、刺激大脑发育的影视作品和DVD、给孕妇听的莫扎特的音乐等促进大脑发育的产品。更有人奇怪地认为，“科学证明”这些产品可以提高孩子进入常春藤大学或牛津剑桥这类学府的概率。营销商们甚至大胆到将他们的产品命名为“爱因斯坦宝贝”“巴赫宝贝”。约翰·布鲁尔（John Bruer）是詹姆斯·S.麦康奈尔（James S.McConnell）基金的主管，他大力反对这种“早教热”，因为他更加支持最初的动物实验下的神经科学研究。他甚至写了一本书——《生命最初3年的秘密》（The Myth of the First Three Years），试图反对这种将动物剥夺实验过分外推到人类发展上的不正常的热忱。

　　事实上，在动物的剥夺实验中，实验条件必须非常严峻，才可能诱发永久性损伤。而动物的日常生活环境足够复杂，自然的环境哪怕非常简单也足以为年轻而饥渴的大脑提供足够的刺激并使其适应。

　　家长们不应该被欺骗，认为这些产品可以推动人类发展了几百万年的进程。实际上，一些训练婴儿语言的DVD被发现对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有损害的，因为家长依靠电子产品而非充分的人际社交来训练孩子。

　　忧虑的养育者和精明的公司，要么天真地、要么故意地误解了大脑在关键期的可塑性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可以让自然母亲改进，没有证据证明扩大早期的学习环境可以产生更好的智力成果。然而，人们却对这些信息充耳不闻。当家长认为做的是对孩子最好的事情时，大部分家长都宁可信其有，所以我估计早教产业依旧会长盛不衰。但愿家长能够理解人类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需要依赖科技手段来汲取信息。大脑通过社会方式从他人获取信息，这比科技更加复杂，却更为人熟知。

　　大脑天生爱八卦

　　人类的大脑大概重1.5千克，通常是与我们体型相似的哺乳动物大脑体积的5~7倍，它同时有特殊而广泛的大脑皮层。如果你的大脑与啮齿类动物具备相同结构，那么它会仅重145克，拥有极少的20亿个神经元。为什么人类一定要拥有大且复杂的大脑呢？毕竟，它们的运作十分耗费资源，即使它们只占身体重量的2%，却依然能消耗掉身体20%的能量。有人测算过，一个象棋大师仅仅下一场棋就能够消耗6 000~7 000卡路里的热量。我们能用什么来替这个耗费生理能量的器官辩护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很大的大脑来做推理判断。这是我们能够玩象棋的原因。毕竟，更大的大脑意味着更加聪明。虽然这种理解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对的，但是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却给出了一个更罕见的回答：这是一个人具备良好的社交能力所必需的。

　　他指出，体积大的大脑并不是为解决像下象棋这样的问题而生，而更多地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个体所处的、必须与其他个体产生关联的大群体里所产生的问题而生。

　　对很多物种来说，社交能力都是大脑的主要功能。举个例子，一般来说，群居的鸟类拥有比独居的鸟类更大的大脑。脑体积的变化也有可能随动物个体的寿命而变化，比如蝗虫。蝗虫一般是独居的、相互回避的，但是当它们进入生命中的“群相期”（swarm phase）时就会变得“群体化”。这一蝗虫的集群阶段是由蝗虫数量的剧增以及食物匮乏的危机所致，蝗虫因此集体移向一个新的地方。当它们相互摩擦的时候，这种触觉刺激使它们大脑中对彼此的注意得到了激发。令人惊奇的是，在开始群居并与周围的其他蝗虫形成了一个具有毁灭性的群体后，它们与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脑区会迅速地扩大1/3。

　　更大的大脑会促进更多社会性行为的产生。大脑体积与社交性之间的联系在灵长类动物中是存在的，即使将身体质量的差异列入考虑，大脑皮层面积也是能够预测物种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的。例如，大猩猩是一种体形较大的灵长类动物，但它们生活在较小的家庭单元中，是一种独居的动物，所以它们的大脑皮层面积比体形更小的黑猩猩小，因为黑猩猩更擅于社交和群居。

　　如果你生在一个群居的种族中，那么你将面临如何延续你的基因的艰难决定。为了保证你获得给自己和子孙的资源，你必须变得卑鄙一些。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它们确实会使用一些欺骗和联盟的手段，或者说是人们所知的马基雅维利智慧（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它以书写了如何通过狡诈和战略来进行统治的中世纪意大利学者之名命名。生活于高度社会化群体的灵长类动物，无论在取得潜在伴侣的注意上，还是在资源的分配上，都试图比其竞争者更精明。它们需要心理机制去监视其他同类的行为并且预测它们的目的。为了做到这些，灵长类动物必须拥有大体积的大脑和大面积的脑皮层，从而让它们能够追随庞大群体中所有潜在的复杂行为和信息。请你试想一群朋友之间存在的互动数量，你不仅要跟上每一个子群体内朋友间的关系，还要想得出大集体内的所有子群体间的潜在联系。

　　运用基于主要灵长类群体的分析，邓巴提出，脑皮层面积与群体规模的比率可以用来推测人类最适宜的群体规模。

　　根据邓巴的计算，人类适宜生活在最多150人的群体中。

　　任何更大的群体和随之而来的对社交能力的需求，都超出了我们的最佳承载量。这一激进的言论至今仍饱受争议，特别是考虑到前工业时代的社会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技术和工业革命使得我们的集群模式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在开始于1万年前的前农耕时代，人类行为因我们的身份从逐猎物而居的猎人转变到长期定居的农民而变化。对于早期定居美国的宗教信徒来说，如哈特教信徒，当教内个体不超过150人时是他们最成功的阶段。当哈特教的社群发展到超过150人时，一个新的社群会从中分裂并诞生。对现代公司的分析显示，当把数量庞大的工人依照神奇的150人为一组分开管理时，其运作和管理都是最佳的。当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畅销书《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中探讨邓巴数字时，他提到了手工生产高科技材料运动服饰的高太斯（Gore-Tex）公司，每当开设新的分公司以扩大其经营范围时，分公司都会将工人数量设定为150人。邓巴数字是一个有趣的概念，特别是在发展和改变人类与他人互动和追随他人行为方式的领域中。然而，曾在早期社会适用的理论或许在社交网络化的现代社会中仍然适用。

　　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结果一致，邓巴认为人类大脑进化出了特殊的容量和专门对社会功能进行细致加工的能力。不然，人类为何要进化成需要在依赖成人的儿童期度过他们生命最长时间的物种？简单的回答一定是，我们就是一个需要通过讲故事和指导来一代代地传授尽量完整的经验的物种。我们的沟通能力意味着我们的子孙不必事事通过自己的探索，就能够通过听和学来接触世界。简单来说，人类儿童期的延长意味着每一代人不用重新发明轮子这类物品了。

　　婴儿与蝙蝠

　　在你了解了发育中的大脑的基本结构是用来向他人学习之后，我想你应该会奇怪，像一个婴儿一样思考是什么样子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从作为一个动物会是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思考。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做一只蝙蝠是怎样的感觉？”拥有生动想象力的大多数人可以想象自己变得更小、拥有皮毛和翅膀，但是我们不能真正知道成为蝙蝠是什么感觉。一只蝙蝠不会拥有人类的思维，因为它的大脑不同于人类大脑，所以你无法用自己的人类大脑体验做一只蝙蝠的感受。作为一只蝙蝠，你没有机会从人类的视角来看世界，因为你的视力太弱了。你必须要依赖声波定位，这是蝙蝠在空旷环境中和寻找猎物时发出吱吱的叫声的原因。相较于鸟类来说，蝙蝠更像海豚，它们都属于哺乳动物。我们与蝙蝠的差异非常多，但是你永远无法理解做一只蝙蝠的感受的关键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拥有人类的大脑和思维。这个类比可以应用于我们为什么很难理解人类婴儿的思维。

　　发展心理学家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l）曾说过愿意放弃自己所有的学位和荣誉，以换取5分钟时间来体验婴儿的心理感受，这样做只是为了体验如何重新做一个婴儿。这可能会浪费他的学术成就。你怎么可能看到另一个人的内心呢，更何况对方还是个婴儿。人类的婴儿虽然拥有人类的心理，却和我们所知的成人心理非常不同。如果你是一个拥有成人心智和婴儿外在的人，也无法像婴儿那样体会和思考这个世界。你要放弃所有在成人世界中建立起来的知识和理智，才能像一个婴儿那样思考。所以，你无法通过成人心理像个婴儿一样思考。你或许能成为一个婴儿，但不论你如何尝试，都永远无法体会婴儿的心理感受。每一对父母都会在这种尝试中失败。当我们看着摇篮中的婴儿时，总有那么一瞬尝试猜测他们在想什么。我们试图想象如果自己是他们会是什么感觉，但是在我们的痴心妄想中，他们和蝙蝠没什么区别。

　　一个婴儿的内心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但他们最终会发展出成人的心理。天性使人类拥有学习和从他人身上快速学习的能力。不止成人溺爱并关注着他们的后代，每一个婴儿也在彼此关注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物种能够拥有极强的在每代之间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这个星球上没有其他物种能够在这方面与人类相媲美。但是，婴儿知道他们是谁吗？婴儿拥有自觉意识，拥有对自我的意识了吗？我们无法确定，但我认为他们没有。要开始建立自我幻象是需要早期社会互动的。

　　

　　每个人都有婴儿时期，无论是希特勒这样的恶魔，还是特蕾莎修女这样的救世主，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你我。我们都曾经像天使一样天真无邪，大部分人被一些人视若珍宝。但是在成长路上的某些地方，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丢失自己的纯真。一些人变得邪恶，一些人变得善良，一些人成了银行家。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在成长中探索出自我的意识。而这种探索是如何开启的呢？

　　人们一度以为，婴儿的思想在出生时是空白的，在出生后由周遭的环境填充。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将新生儿比喻成一张白纸，由经历进行书写。19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婴儿的世界是一片迷茫的混沌。其实无论是认为婴儿完全没有天生的能力，还是认为婴儿所拥有的经历是混乱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自然选择已经为人类创造出准备好接受某些特定信息的大脑。婴儿生来具有的大脑控制系统是为学习世界上一些特定的事物才演化出来的，而于他们无用的事物就会被忽略掉。对于一个人类婴儿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其他的人类。人类婴儿完全依赖于他人而生存，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相较于其他物种，人类婴儿的依赖阶段的时间在生命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

　　大约25万年以前，几千个拥有足以适应新环境的复杂大脑的智人从非洲开始了迁徙，他们通过一代代进化，已经具备了能容纳复杂知识的脑容量。我们生来是为了学习的。在书写和网络出现的很久之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其他动物无法使用的交流方式。随着交流的出现，人类掌握的技术和技能产生了飞跃。这并非是我们基因内的信息，而是从他人处获取的知识。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的父母、我们祖父母的父母，已经获得了通过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上千年的知识。因此新生儿不必一切重新开始。人类却常常忘记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种能够将技能和知识传递给后代的动物。其他动物可以从它们的环境中学习，但没有哪种动物拥有人类这种在一生中吸收过去数千年同类经验的能力。

　　发掘知识的最佳方式就是注意其他人，因此人类在儿童期停留了那么长的时间。相较之下，拥有更长幼年期的其他生物，也会比物种相似却更早成熟的生物更聪明。例如，乌鸦是一种相当聪明的鸟类，它们可以解决鸟类行为学家设置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难度比像鸡那样的鸟类能解决的更复杂。在孵化之后，鸡学会站立、啄食和找寻食物的速度比乌鸦快得多，而乌鸦则需要由它们的父母将食物带回巢里喂食。然而，当成熟之后，鸡只会有限的几种搜寻食物的方式，乌鸦却能更灵活地觅食。乌鸦拥有更大、更复杂的大脑，这也是为什么它们有的时候被称为“长羽毛的黑猩猩”，它们就像黑猩猩那样聪明。对于许多动物来说，幼年期都是生命循环中探索与发展的阶段。那些在探索发展期停留更长时间的物种，会拥有更强大的技能，不难预料，它们也会更加社会化。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不仅从他人身上学习有关周遭环境的东西，也在学习如何成为自己。在观察、试图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发现自己是谁。在成长的这些年里，我们所感受到的被映射的自我的幻象，是由身边人与我们自身的社交互动而建构的。

　　成人和猴子的面孔，婴儿都能辨认

　　随着人类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大脑因而变得越来越大。你需要足够大的脑容量来思考人，以便在社交的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你不得不学会狡猾处世，而这需要你拥有预测他人想法的能力。如另一个著名的意大利人唐·柯里昂（Don Corleone）所说，为了成为一个成功而狡猾的灵长类，“你不但要接近朋友，更要接近敌人”。换句话说，你必须警惕那些想从你身上获取利益的人。

　　人类在成长中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识别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你一定要慎重地选择。试图和每一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相处是没好处的。如果你是一个性欲旺盛的雄性，你可以想象这样做带来的问题，你会不分对方是母亲、姐妹还是女友就与其发生性关系。从进化的视角来看，区分个体是非常重要的，而其中人类使用的最主要的识别他人的方法就是依赖人脸的独特性。

　　面孔是一个很独特的图案种类，因为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结构：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虽然面孔，很相似，平均每个人可以识别出的不同面孔却有几千张。这一面孔识别能力由一个被称为梭状回的神经回路支持，它是一个位于耳后方的皮层区。当我们看面孔时，这片区域会被激活，而当你非常不幸地在这部分脑区特别是左侧遭到损伤时，你可能会遭受面孔失认症的折磨，这是脸盲的一种。面孔失认症患者不能区分面孔的差异，也无法认出曾经非常熟悉的脸。

　　我们对面孔的喜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就像洛伦茨的小鹅会跟随它们看到的第一个活动物体，人类新生儿大脑中也预设了追随面孔的回路。虽然他们的视力差到几乎是盲的，面孔对于婴儿仍像磁石一样有吸引力。婴儿们无法将他们的视线从人类面孔上移开，哪怕这个面孔只是一个用两个点代表眼睛、一个点代表嘴巴的图示。这一原始的面孔类图示喜好，很快就被一套用来学习识别特殊面孔的系统所取代。

　　自我实验室

　　如果你向6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一张他们从没见过的面孔，他们会很轻松地记住它。他们在学习身份的对应，但是也不仅局限于人类面孔。6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识别人脸和猴子的脸。然而，9个月之后，婴儿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猴子面孔的能力，与成人无异了。这是敏感期大脑可塑性的另一个例子，即越来越向经验靠拢。

　　值得注意的是，同人类一样属于灵长类动物的猴子的幼崽也会寻找面孔，无论面孔是猴子的还是人类的，但这种能力会越来越多地被它们所处的环境影响。我们从一个实验中得知了这一点，这个实验中的猴子被养在看不到面孔的实验室里，人类饲养员都用空白面具将自己的脸遮住。如果猴子从没有见过面孔，它们会失去区分面孔的能力。这一选择性的面孔回应印证了“用进废退”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中，神经网络与早期经验协调，最终建立起永久性的记录。

　　早期面孔经验也会对人脑进行塑造。例如，天生白内障的儿童在婴儿时期无法清晰地看到面孔，当他们在之后的生活中通过外科手术进行矫正后，即使视力变得清晰了，还是会有面孔识别方面的障碍。无论在之后的生活中你怎样训练和练习，一些早期的激活和输入在大脑发育中的塑造作用仍然至关重要。所以，当泰山从丛林中返回要登上王子宝座时，他无法区分厨师和女帮厨的区别，因为他在婴儿时期没有看过人类的面孔。换个角度想，他对动物园中猿类的识别能力可能还更好一点儿。

　　同样，区分其他种族个体的差异也是如此。不像很多成人认为其他种族的成员看上去都差不多，婴儿一开始在区分别种族的成员时完全没问题。他们可以看出每一个个体的区别。只有在不断接触同种族人的面孔之后，我们的区分能力才发生了变化。但是，你可以通过不断让婴儿看其他种族人的面孔，以避免他们产生同种族面孔的识别优势。所以，下次当你觉得其他种族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时，别担心，这不是种族歧视，只是大脑缺少可塑性罢了。

　　会传染的笑容

　　大脑的发展不止需要对环境的接触。如果你是一个婴儿，发现面孔时你会做什么呢？人类婴儿在诞生的时候非常不成熟，他们不能像鸟儿那样蹒跚地走向母亲，他们至少还需要10个月或更长时间。然后，婴儿会本能地倾向于通过模仿大人来回应他们，或者至少表现出让成年人认为婴儿是在模仿的回应方式。这很常见，如果你向一个新生儿伸出舌头，有时他们也会向你伸出舌头。连猴子的幼崽都会这么做。这种伸舌头不像一个讨厌的孩子在公交车窗户上向你吐舌头或者是扮鬼脸，如果你耐心地等一会儿，一个新生儿可能真的会尝试重复你的表情。这很有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的新人类已经准备好进行社会交往了。

　　吐舌阶段之后，接下来是微笑阶段。两个月之后，大部分婴儿会自发地向成人微笑。这对于所有父母来说都是奇妙的时刻。脑影像研究表明，当母亲看着自己孩子微笑的照片时，比起其他孩子微笑的照片，她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的神经回路，也就是人们所知的伏隔核更容易被激活。这是和看见花朵、吃巧克力、达到性高潮和中彩票一样的回路。毫无疑问，社会性微笑被认为是高度喜悦的行为。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的大女儿第一次向我微笑时，我那从头到脚的惊奇和喜悦。那不仅仅是微笑，而是爆发出的一连串美妙的笑声，从那时起她总是向我大笑。即使一个婴儿行为专家很清楚这个时段该出现社会性微笑了，但女儿第一次微笑带给我的情感上的冲击仍旧让我颤抖，我立刻跑去告诉每一个人。在一些文化中，比如北美的纳瓦霍人，新生儿出现的第一个社会性微笑是要被庆祝的，而看到这一幕的人被认为是幸运的，他应该给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送礼物。他们认为，这时的婴儿已经融入部落中了。

　　仅通过面部12块肌肉的运动，狡猾的婴儿就能够用一个微笑控制身边的成人。当婴儿朝我们微笑时，我们也以微笑回应，而这感觉棒极了。这是因为微笑激发了我们大脑情感中心对快乐感觉的回应，这个中心一般是与面部表情相联系的。即使让一个人横着咬住一根铅笔迫使其微笑，他们也会比让他们撅起嘴吸住一根铅笔时更快乐。复制对方的表情让我们拥有不同的感觉，一个原因是因为情绪是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蔓延的。

　　自我实验室

　　实际上，当有人在场时我们更容易微笑。一项研究显示，玩保龄球的人在不面对朋友时，获得高分后只有4%的时间会微笑，而当他们转向朋友时，微笑增加到了42%。这显示微笑这种表情本质上是一种给他人的信号。

　　微笑与控制社会行为的脑区的发展有关，即位于大脑前方的眶额叶皮层，因其覆盖于眼眶之上而得名。通过超声波检测胎儿时，人们也发现了微笑表情，这意味着它是一种硬件连接的行为。但直到两个月左右，大脑主管社会交往的高级控制中心才与微笑的发生产生联系，所以两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可以用微笑来控制他人了。

　　在一项对天生失去视觉和听觉、从未见过人类面孔的婴儿的观察中，微笑被证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些婴儿同样在两个月左右开始微笑。然而，如果不采取方法强化它，盲人婴儿的微笑最终会消失。没有反馈时，微笑就停止了，这和小鹅的印随很像。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成年人做出拥抱、轻弹、推动和挠痒痒这类让婴儿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有人在乎他们的行为，那么盲人婴儿的微笑会持续下去。

　　社会反馈可以鼓励婴儿们继续微笑。通过这种方式，早期的经验会操纵我们的生理产生社会行为。实际上，你不必通过可怜的盲人婴儿证实这一点，视力正常的婴儿在你看他们或回以微笑时也会笑得更多。如果你一直没有表情，或者更过分，摆出一张很消极的脸，他们就会停止微笑而且表现得有些痛苦。当婴儿6个月大时，他们会对着生气的脸哭泣，对看上去悲伤的脸皱眉。婴儿们希望而且喜欢成年人对他们微笑。谁不是呢？达尔文最早意识到，这是一种普遍的表情，是人类社会交往的核心组成部分。

　　大笑的老鼠

　　大笑和微笑不仅是我们向别人发出的喜欢他们的信号，也是将我们这种社会性物种连接起来的强烈情感动机。它们是激发个体进入群体的部分机制。当我幼小的女儿爆发出笑声时，她在阐释一种最原始的产生连接的需求。如果离开大笑和微笑的能力，我们会变成孤单的个体。我们用笑来润滑僵硬的社会关系，它表示我们很好相处、不具有攻击性，而且让某些潜在的人觉得值得为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

　　简单来说，我们用笑创造了一个映射的自我，因为我们对自我的意识依赖于别人如何看我们，我们变得有趣是由我们文化中一些重要的衡量人的指标所决定的。

　　这也是我们总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更幽默的原因之一，虽然统计上讲这并不现实。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承认他们没有幽默感。幽默是个体用于描述自己性格时最有吸引力的特质之一。那些对自己过于严苛的人会被认为是冷漠而疏远的，而那些让我们笑的人则会被认为是温暖又容易接近的。

　　很难想象失去笑的能力之后，我们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即使在纳粹集中营最残酷的暴行中仍存在欢笑。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写到，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助人存活的东西。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在20世纪80年代被当作人质扣押在黎巴嫩2 455天，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与他一道被关押的囚犯如何运用幽默度日。其中，一个俘虏讲冗长的故事，另一个则负责模仿守卫。笑声使得不能忍受的境况变得好过了些。也许这就是从那些造成大量人丧生的震惊世界的事件中觉醒后，总有人不可避免地想到“病态”的笑话的原因吧。这就像我们需要笑来作为一种放松身体的机制，以达到抑制紧张的目的。弗洛伊德杜撰出了“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术语，来形容它是如何在死亡面前充当一种防御机制的。在那样的时候，笑对我们的折磨就像是打喷嚏一样无法避免。我知道这种感觉，因为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在父亲的葬礼上经历了一阵无法抑制的笑，在我知道这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正常反应之后，我才不那么自责了。

　　心理学家罗伯特·普罗文（Robert Provine）曾研究过关于笑的科学，他指出生成笑的机制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我们不会用选择如何说一句话的方式来选择如何笑，笑更多地是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而激活的。当我们所在的群体中有人笑时，我们也会笑。笑是一种情绪状态，一种系统无意识工作中引发的感觉，一种由大脑深处制造的情绪唤起。但是，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有趣取决于负责加工内容的大脑皮层输出的情绪被唤起的程度。笑可以被笑话激发，也可以被一些不用过多智力、更躯体化的缘由触发，如挠痒。当你咯吱婴儿使他们发笑时，他们是在展现一种与其他的动物一样的古老的进化机制。

　　动物的笑一直是有争论的。直到最近，笑才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然而，大多人类行为都是经过进化的，因此我们也不必因在其他物种中发现人类行为的原始版本而惊奇。很多养宠物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们的动物会在打闹游戏中通过笑表现它们的开心。小狗和小猫似乎很乐于参加没有明显奖励但充满游戏乐趣的活动。最初这些行为被理解为成年后攻击行为的前导，是为了发展出狩猎这一生存技能。即使对动物行为的解释也有误导。例如，黑猩猩咧嘴露出牙的微笑一般会被认为是在表达恐吓和害怕。

　　然而，当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进行了一项对大鼠的令人吃惊的研究后，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动物在玩闹中的笑了。首先，他注意到因实验被隔绝听力的大鼠在玩闹游戏中不如普通大鼠那样投入。聋了的大鼠似乎失去了什么东西，潘克塞普发现那就是快乐的叫声。当他将一个能制造高于人耳听力高频声音的灵敏的麦克风放入盒子中时，在游戏环节中出现了一种5万赫兹的尖叫声，大鼠们以此来代替笑声。他迅速发现这些大鼠也十分喜欢被挠痒，只有研究员胳肢它们时，它们才会不再追逐研究者的手。大鼠们会玩追逐手和所有其他与咯吱婴儿相似的游戏。大鼠幼崽笑得最多，同时，玩闹活动和笑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为什么挠痒如此令人愉悦呢？其中有一个触觉基础，但是却不足以解释这一行为，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给自己挠痒时是不会笑的。被别人挠痒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对于引起笑的体验是必需的。人们发现，我们会发出笑声是缘于缺乏自我控制。无论何时我们触摸自己时，我们的大脑都会持续追踪自己的动作。我们需要这种自我控制来指挥行为，也需要知道感受的变化是出于自己的动作还是外部世界。我们之所以不会在自己给自己挠痒时笑，是因为这些动作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中而且可以预测。然而，来自位于伦敦的神经病学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发现，你可以通过挠痒机来逗乐自己，因为在操控杠杆的动作和进行挠痒的探针之间存在延迟。

　　当自我看上去不再处于操控地位时，我们将所有的感觉都归于外界变化。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将自己“胳肢”笑，我们认为他们的自我控制机制遭到了破坏，他们把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产生的感觉和体验归于其他来源。毫无疑问，这种在触觉刺激方面自我感觉的缺失会延展到挠痒之外的感觉愉悦的领域，这也是为什么被按摩会令人感到无比享受！

　　笑在所有文化中都被认为是基础而广泛的情绪。在所有不同的情绪表达中，笑是仅有的几种天生聋哑的成年人能够发展出的情绪表达之一，这显示出它在进化上先于其他情绪。笑很古老，而且与其他物种共通，这暗示着它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都体验过独享的欢乐时光，有自己的专门笑话，笑却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人类发展和物种发展的早期都有其根源。

　　我们喜欢笑，也喜欢逗他人笑。不仅因为笑声可以带来如解除压力、消除病痛等多方面的好处，也因为它可以将社会联合体中的个体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深层的情绪反应，由杏仁核和相关大脑网络的情绪区域激发，但是它的运作与更高阶的社会认知相关领域，如思考他人的控制过程相关联。我们用笑来表达自己想要加入一个团体的愿望，同样也会用笑话他人来排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笑变成了一种团体联盟和识别身份的有力武器。然而，有的时候这种武器自己会变质。我们发现这一点是因为，许多种与笑相关的脑区的连接受损导致的行为失调会引发冲动的、社交上不合适的情感爆发。多发性硬化、中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症和其他脑损伤，会损害大脑控制社交行为的不同部分的联系。即使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如葬礼这类高情绪唤起情境带来的压力，也会导致他们暂时地失去抑制笑的冲动的能力。这也是酒精和喜剧如此盛行的原因。当你喝酒的时候，你的大脑会部分地放松抑制，因为酒精会损害皮层的抑制能力。我们在酒后会更轻松，而且不那么注意自己在公众场合的言行，我们说话的音量增大、变得愚蠢并不停地寻找更好笑的笑话，或至少笑得更合意了。社交上合适的笑不仅需要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进行解读，也需要对可能不注意时触发的冲动进行调节。这就是为什么儿童需要学习控制住笑。我们可能生来就会微笑和大笑，但是我们的文化最终介入并告诉我们怎样做是适合的。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喜剧演员总是在扩大社会对幽默接受的底线，却仍旧没有达到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因为我们很乐于测试我们自控能力的底线。

　　为什么小孩子爱黏着母亲

　　最开始，大多数婴儿都是群体性动物，他们会整夜地醒着，愿意友好地与人交往。他们觉得所有成人都很吸引人。与其他女人相比，婴儿可能更喜欢看自己母亲的面孔、听她们的声音、品尝她们乳房流出的奶汁、闻她们的味道。但是，当涉及社会化时，小婴儿一开始其实并不关注与自己进行有意义的交往的成人是谁。对婴儿来说，有意义就是能让他们集中注意。只要我们与婴儿的互动在他们关注我们时是适时的就行。如前文说到的，婴儿一方面会表现出模仿成年人表情的行为，但是这种模仿在现实中常发展向不同的方向。这也是他们不喜欢表情冷漠的成年人的原因。另一方面，面部表情过度生动，即脸上有太多表情的成年人，也会让人心烦。完美的结合就是婴儿和成年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互动，一种像同步的芭蕾舞一样的行为交流。对于婴儿来说，似乎最初的6个月都是在让他们发现自己是人类，并且关注其他人类。随后，任务变为建立他们独特的自我意识。

　　这就是早期关系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的决定性角色。一开始，婴儿喜欢每一个人，但出生半年之后，事情会发生变化。这时的婴儿变得更加有辨识能力。他们喜爱的人限定于自己的母亲，对陌生人也开始变得恐惧。这种恐惧会一直延续到多年之后，直到他们开始上全日制学校。你也可以通过婴儿在你靠近他们时会不会突然哭起来判断他们的年龄。这一社会发展阶段标志着母婴依恋的开始，以及出现了相应的面对陌生人时的焦虑。当然，大多数父母，尤其是母亲，从婴儿出生开始就已经与其建立了非常强的情感纽带。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婴儿看起来非常可爱，因为他们具有“婴儿气”（babyness），鸟类专家洛伦茨发明了这个词来形容动物王国中婴儿们所拥有的大眼睛和大脑袋的迷惑力。大脑袋、眼神天真的婴儿对成年人非常有吸引力，这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觉得小狗、总是把眼睛化很大的明星Lady Gaga、卡通形象中的贝蒂小姐和小鹿斑比看上去很可爱，因为它们都有相似的大脑袋和大眼睛。这也是在很多文化中，女人包括一些男人会通过化妆突出眼部来变美的原因。婴儿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青春期前的女孩喜欢看成人的照片，但是当她们到了青春期后，就喜欢看婴儿了。天性赋予了那些将要拥有孩子的人对婴儿的爱。

　　与婴儿的社会联结是一个由妈妈和孩子双方的大脑奖励中心参与的化学协调事件。流过奖励中心的强有力的激素混合物，产生了伴随我们思想的感觉。正如激素能够调节社会联结那样，它们也同样在产生社会压力时释放。这是大多数妈妈很难和她们的孩子分离的原因。如果你试图让恒河猴幼崽和母亲隔开，你可能会感受到母猴的愤怒，这是一种因皮质醇释放产生的具有攻击性的、被唤起的暴力反应。皮质醇是一种流经身体时使其激活并为行动做好准备的激素，它会在让其他系统暂时待命时，通过分解脂肪和蛋白质生成额外的能量。在与其他激素，如肾上腺素结合之后，我们的唤醒系统就会被激活，以便为生命中三种最重要的行为做准备：战斗、逃跑和性冲动。

　　当战斗时，人们很难比与孩子分离的母亲更具攻击性。我的妻子金（Kim）曾带着我们的大女儿和保姆旅游，在一个机场进行入境时的例行安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