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恩与三一教

　　《中国民间宗教史》

　　马西沙、韩秉方著

　　 

　　第十三章

　　林兆恩与三一教

　　目   录

　　宗教思想的特质……………………

　　(一)“仁”、“孝”是林兆恩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

　　(二)林兆恩对佛道两教道德伦理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三)林兆恩的社会理想……………………

　　四、几点结论………………………………

　　(一)三教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人与神、哲学与宗教教义……………

　　(三)学术团社和民间宗教…………………

　　(四)社会作用的评判………………………

　　附录：林兆恩著述简介……………………

　　后记：………………………………………

　　作者简介：马西沙、韩秉方简介…………

　　第十三章

　　林兆恩与三一教

　　三一教的前身——以倡三教合一为宗旨的学术团社在明嘉靖年间已经倡立，三一教则在明万历年间形成，迄今已历四个多世纪，兴盛不衰。其教势遍布闽中，曾蔓传江、浙、皖、楚、直，乃至北京，后又传至台湾及东南亚各国。今天的日本、欧美诸国亦有少量信仰者。

　　一、林兆恩与三一教的倡立

　　林兆恩是明代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是隋唐以来三教合一思潮的集大成者，也是对数以万计的三一教徒起着支配作用的宗教家。直到现代，这种影响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三一教团中发挥作用。而要研究林兆恩，就不能不涉及其家世、生平、著述，及三一教的倡立。

　　从林兆恩逝世的第二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的五十六年间，他的门徒不断地为他编写年谱、行实、纪略，其种类之多，同时代的学者罕与其匹。据《林子本行实录·书后》①(本书所使用的《林子本行实录》为台湾玉湖书院铅印本)记载：

　　当日及门高弟举其师之动作，悉能特别注意耳有所闻，目有所见，无不各自记录，编订成书。由其弟孟鸣先生所成者为《林子年谱》(书存)。由翁曜先生所成者亦为《林子年谱》(书亡)。由慧虚朱先生所成者为《三教先生年谱》(书存)。由贞明先生所成者为《丁戊本纪》(书存)。由洪都张先生所成者为《林子本行纪略》(书亡)。由泉南黄大本所成者为《林子纪闻》(书亡)。由宁化黄夔轩所成者为《豫章真师纪》(书亡)。其间所见异事，所闻异词，记载各殊，详略不一。

　　仅《林子本行实录·书后》记载的关于林兆恩的各类年谱、行实等就多达七种，加上《林子本行实录》一书，共计八种。其中佚亡者四种。上面引文中，张洪都之《林子本行纪略》也被认为亡失，是不确实的。其文载于明崇祯四年本《林子全集》中，本名《林子行实》。

　　我们掌握的史料共计三部：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张洪都撰写的《林子行实》。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林兆珂撰写的《林子年谱》。① (本书所使用的《林子年谱》，藏于日本遾左书库。间野潜龙所著《明代思想研究》附有影印本。)

　　明万历年间卢文辉撰写，清顺治十二年董史修改的《林子本行实录》。

　　此外，黄宗羲之《南雷文定》载有《林三教传》，谢肇淛《五杂俎》、管志道《觉迷蠡测》、何乔远《名山藏》、《闽书》、谈迁《枣林杂俎》、郑王臣《莆风清籁集》，以及《国朝献徵录》、《全闽明诗传》、《明名人传》、《明史》、《福建通志》、《兴化府志》、《兴化府莆田县志》等等，都载有关于林兆恩家世、生平的零星记载。

　　从明末清初的诸类史料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林兆恩的评价很不一致。他的弟子们是怀着宗教徒崇拜的心在为他作传的，负有一种使命感，因而推崇倍至，甚至把他抬到高于孔老释迦的地位。在《林子行实》中，他的弟子张洪都说：“洪都尝闻儒教则有孔子家语，道教则有老君显化，释教则有释氏源流。是皆所以经圣人之行状也。今吾师三教先生以一人之身，荷三家之重，任上下八十二年间，……躬行实践，一动一静，莫非至理；一语一默，悉皆神机。”

　　在进士出身的林兆珂编的《林子年谱》序中，林兆恩的弟子郭乔泰说：“昔司马氏作《史记》，仿春秋为编年纪事，而世家十七，即列孔子于齐鲁晋卫吴越魏韩之后。彼以其爵。此以吾道，则素王，固万古之大事也。……吾师独窥无始大畼玄风，汇儒道释为三房子孙，联古今一家命脉，以正纲常，禀于中一。”无论《林子行实》还是《林子年谱》都是把林兆恩当作神来看待的。

　　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怎样评价林兆恩的呢？著名学术领袖邹元标(宇南皋)认为林兆恩的学术很正，“是有体有用之学，在世出世之津梁也。”①(《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金陵中一堂行实》)被明末东南数省读书人称为宗师的耿定向在给皇帝的《广贤路端士趋以弘圣治疏》中举荐林兆恩、管志道等九人，认为他们“或具邃学纯履，或负奇气疏才，是皆羽翮之类，固非徒腹背之毛也。”②(《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九)十分器重林兆恩等人。林兆恩晚年，学者袁崇道、肖云举、王图、吴应宾、吴用先、汪可受等多人都师视之，推崇倍至。一时间“江以南，方内外之士群然北面而师之。”③(何乔远：《名山藏·本土记》)与此同时，指斥林兆恩的学者也为数不少。福建文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

　　今天下有一种吃素事魔及白莲教等人，皆五斗米贼之遗法也，处处有之，惑众不已。遂成祸乱。如宋方腊，元红巾等贼，皆起于此。近时如唐赛儿、王臣、许道师，皆其遗孽。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转相传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众。兆恩死后，所在设讲堂香火，朔望聚会，其后又加以符箓醮章，祛邪捉鬼，盖亦黄巾、白莲之属矣。

　　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气，能文章，博极群书。倭奴陷莆后，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其后著三教会编，授徒讲学，颇流入邪说而不自知。……余十三四时，见三教书，心甚不然，著论以辟之，今亦不复记忆。及既长，入闽，观其行事，益自负前言之不妄也。④(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谢肇淛的这段议论有两个内容，一是指林兆恩三教合一说为邪说，二是指三一教为“邪教”。

　　清康熙八年(1669)，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所作《林三教传》中说：林兆恩“从二氏游，得其大旨，遂倡为合一之说。挽二氏以归儒而婚娶之，率吾儒以宗孔而性命之。以坐禅之病释也，运气之病道也，支离之病儒也，为非说之。”“兆恩之教，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然观其所得，结丹出神，则于道家之旁门为庶几焉。”黄宗羲认为，林兆恩是个行事并不苟且的人，但他想在周敦颐和二程之后，立一门新的学说，必然导致非驴非马的局面。①《黄梨洲文集·传状类》。

　　至于朱彜尊则从封建正统观念的角度完全否定了林兆恩。他在《静志居诗话》中收录了林七绝一首，在旁注云：“林谷子，李卓吾，闽中二异端也。”②(朱彜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四。)

　　明末清初是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各类思想家风起云涌，从不同角度探索着封建社会的出路，用各种哲学思想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主张开道。因此自然会对林兆恩作出如此分歧的评价。上述评价是否确当姑勿论，至少说明林兆恩受到那一时代思想界的重视。清代雍、乾而后，专制统治更加酷烈，在康熙时代就被定为官学的程朱理学成为知识分子的统一思想。林兆恩的影响从思想界的舞台上消失了。只有在民间，还有人继续把他作为偶像崇拜着。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他的存在。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间野潜龙、酒井忠夫，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西德学者沃尔夫冈·傅吾康，以及美国、苏联学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探讨过他的思想和三一教。

　　(一)闽中大族

　　林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子。晚年又号混虚氏、无始氏。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诞生在福建莆田县城，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享年八十二岁。一生历经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

　　“兆恩本名家子”。林姓是西晋时从中原首先进入福建的八族之一。据莆田县志卷三十五《杂事》记载：

　　永嘉二年，中州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

　　据日人间野潜龙考证，莆田林姓一支是历籍西河的黄门侍郎(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的官员)林颖的后裔。从西晋永嘉八王之乱到明代末叶的一千二百年间，林氏家族的成员屡登仕途，成为闽中第一“望族”。这个大族又分成多支，林兆恩这支则出自唐代端州刺史林苇之后。据《林子本行实录》记载：

　　大宗师(指林兆恩)出唐九牧端州刺史苇公后。端州十九传至儋州同知公淇(注：应为洪)，居莆田赤柱巷，教主七世祖也，明洪武庚辰进士，令辰溪，有惠政。生梅轩处士完，梅轩生迟庵公耀，以岁贡授清远司训。迟庵生槐庭处士琅(垠)，槐庭生省吾公富，弘治壬戌进士，初任大理，以忤刘瑾落职。瑾诛，起废，官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制两广。……生六子，长枞谷公，教主父也，讳万仞，字养浩，恩荫太学，辞不仕。……生三子，长兆金，字茂南，号鹤山，嘉靖庚戌进士，官南京户部主事。季兆居，字茂协，号壶山，补郡弟子员。教主为中子。

　　这段史料除了某些明显错误外，也远不能概括林氏家族的“瓜瓞之盛。”据《莆风清籁集》等书的记载，林氏的兴盛，真正应始于唐代。林兆恩远祖林披“字茂则，天宝十一年(752)以明经擢弟，历官检校太子詹事兼苏州别驾，赠睦州刺史。”林披生九子：

　　苇、藻、著、荐、  -、蕴、蒙、迈、蔇，皆官刺史、司马，号九牧。林家瓜瓞之盛，甲于闽中。①(郑王臣)：《莆风清籁集》卷一。

　　所谓“九牧”，是指林披的九个儿子分任端州、容州、横州、韶州、通州、循州、同州、福唐州等九州的刺史和司马一事。此举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始终被闽中一带读书人称为盛事，奉为楷模。当然更是林氏一族引为自豪，永志不忘的。

　　林兆恩一支就是林披长子林苇的后代。林苇十九代孙林洪(林兆恩七世祖)，在明初走上仕途。据《全闽明诗传》卷六记载：“林洪字文范。一字竹庵。……建文三年(1401)进士(志误二年)。辰溪知县，迁儋州同知。”林洪在任期间有惠政：“洪初为辰溪知县，县民有逋赋四千石，奏蠲之。及满，民遮道泣送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训我者林牧也。诣阕乞留，不久迁儋州同知。”

　　林兆恩曾祖父林垠，字本宽，成化年间布衣，以子林富故，封评事，赠兵部右侍郎，著有《槐庭集》。

　　对林兆恩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其祖父林富了。林富，字守仁，号省吾。宏治壬戌(1504)与其叔同举进士，“授大理评事”，属于掌司法的官员。由于秉公办案，得罪了宦官刘瑾，罢官下狱。“瑾诛，起袁州同知，擢宁波知府……。嘉靖改元，升广西参政。”①(《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九九)。林富在任职广西时，颇得王守仁的赏识，“以富知兵论事同已”，很信任。两人共同进行了剿灭少数民族起义的军事活动。王守仁曾多次向朝廷表彰并举荐林富。嘉靖七年(1528)正月在《举能抚治疏》中王守仁说：

　　右布政林富慈详恺悌，识达行坚，素立信义。见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吏，皆能得其欢心。②(《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

　　同年七月在《八寨断滕山捷音疏》中云：

　　留抚思田右布政林富，已闻都御史之擢，而忠义激发，犹且不计体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贼而后出，是尤人所难能。③(《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

　　王守仁如此器重林富，是因为两人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完全一致，同时两人在早年的交往中又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正德年间林富因忤刘瑾下狱，王守仁也因事被监。林富赠王诗一首：《狱中与王阳明讲易》。其诗云：

　　浮云何黯淡，凄风生暮寒。

　　薄植当肃杀，焉能顾摧残。

　　守法奉明主，际遇胡独难。

　　诏书忽然至，械系天牢间。

　　无由赡明月，喘息伤肺肝。

　　患难得俦侣，神伤心则欢。

　　尽人求名理，名理实未殚。

　　识定百忧后，万死名不刊。

　　共保呴沫命，待分邪正端。

　　一旦埃氛敛，仍复见天颜。①(《全闽明诗传》卷十三)

　　林富把王守仁看成患难中的俦侣，把恶势力比作浮云、凄风，希望和王守仁共求名理之中坚定信念，以分邪正，求得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由此可见，林富又是王守仁思想相通的至友。而王守仁不但是个政治家，更主要的是宋明理学继往开来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支配了前后几代人，成为明末清初百多年间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作为长期的助手，林富的思想不能不深深地打上王阳明心学的烙印。大概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王守仁在病重后向朝廷推荐林富代己任，总制两广。②(《明史·王守仁传》。)

　　王守仁死后不久，林富以部下收剿海盗败绩，落职家居。林富死于嘉靖十七年以后不久，是时林兆恩已经二十一岁。林富镇压人民的“赫赫武功”，以及对最高统治的愚忠，对儒学名理的探求精神，不能不深深影响青少年时代的林兆恩。直到其晚年，在《寄大参郑壶阳公》的信中，一再提及“大父”的勋绩，经常提到《广西志》、《广东志》、《总府题名记》、《苍梧军门志》等书对林富的记述，和广西各地林富生祠碑记。

　　由于家学渊源，特别是林富的影响，林兆恩的父辈和弟兄中不少人出仕。林富有子三人：林万仞、林万潮、林万言。林万仞为兆恩父，以林富功，“荫恩”太学生。林万潮，兆恩二叔，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为宁波推官(掌宁波府勘间刑狱的最高长官)。后又为江西赣州推官。以诗文卓著和对王学的推崇，被王阳明私淑弟子罗洪先引为至友，称赞他是“质美而力足以任重者”。①(焦竤：《国朝献徵录》卷八十七)

　　林兆恩三十岁时，万潮死于赣州任上。兆恩去江西舁尸归土，并谒见罗洪先，请其为林万潮作墓志铭。可见兆恩与其二叔及罗洪先关系密切。

　　林兆恩兄弟三人，大哥兆金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在族兄弟中举业者也为数不少，后来为他作年谱的林兆珂是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大司寇。

　　考诸史料，仅有明一朝，林兆恩远近族亲以各种手段登上仕途者不下百人。其中所谓名臣如林润、林俊都是“唐九牧”之后。

　　上述史料说明，林氏家族是一个以读书干禄位的千年望族。在这样的家族中，林兆恩耳濡目染，深受封建文化熏陶。这种影响既为他创立学派打下基础，也为他一生思想发展定下了基调。

　　(二)林兆恩其人及三一教的形成

　　林兆恩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十岁以前，他走着士人读书做官的老路。但三次应举失败后，弃去举业。第二阶段：三十岁至六十余岁。出入儒、释、道三教，创立三教合一说，组织了学术团社。第三阶段：六十余岁至八十二岁。从学术领袖逐渐演化成宗教教主，三一教形成了。

　　下面分阶段，逐次介绍。

　　第一阶段：

　　林兆恩六岁读书。到十三岁时“每出必袖金给贫子。”母不知其意，他回答说：“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①(《林子年谱》嘉靖八年)十六岁时撰博士家言，“下笔有神”。到了十八岁成为莆田县庠生，“有声黉序”，当时的督学很欣赏他的文章，所作八股文以《林生文略》名目“传于坊间”。②(《林子年谱》页一)。然而这个很有才气的青年的仕途却是坎坷的，从十八岁至二十八岁，三次乡试都名落孙山。连续的落第对这个雄心勃勃，希望做天地间一等人物的青年打击极大。因为在宋、明两朝，福建莆田是科甲极盛之乡，登上仕途的人数几为全国之冠。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有所记录：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乡举千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状元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时进士九百七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余人，大魁五人，宰辅六人。③(谈迁：《枣林杂俎》圣集·莆田科甲之盛条。)

　　这个偏于东南一隅之地的小县城，竟如此盛产官僚，人称为“闽之邹鲁。”足见儒学的发达和读书作官气氛的浓厚。林兆恩已到“而立”之年，考场三次败北，使他失望、愤懑。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毅然放弃科举，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科举的失利，促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性转折。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着自身的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隋唐以后，不得志的士人又多有出入佛老，逃避世事者。林兆恩在开始时走着这条许多人都走过的道路。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在《答司教陈先生》一信中描绘了他当时的情状：“春季失利，自足历搜霞谷，放情云水。兴之所到，百里非遥。物我两忘，天地为细。触景兴咏，忘怀浩歌，俯仰之间，惟化是适。”①(《林子全集》利六，《旧稿卷之三》)表面看来是在颇为闲适地放情山水，实际是以避世来掩盖失败的苦闷。仕途的失意使林兆恩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拒绝了许多师友、亲族的规劝，甚至在感情上也厌恶了科举生涯。

　　到三十四岁那年，林兆恩已“隐处”四年，其兄林兆金进士及第。莆田邑博士劝兆恩“复事举业”，被林拒绝。到林兆恩三十六岁那年(嘉靖三十一年1552)，督学朱镇山，因爱惜其才，命他恢复举业。林兆恩“于督学道前，望门四拜以谢。遂焚青衿，野服而归，以明其志不可夺也。”②(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四。)他甚至把自己比作甘死于嗟来之食的黔娄，身怀瑰宝而不遇的卞和，以及宁可弃于东市也不愿与炙手可热者合流的嵇康。在他刚刚创立学术团社时，对门生的要求之一是不得出仕作官。如果有人违背，他“必峻其词以斥之”，如若不改，“必正其罪以绝之”。③(《林子全集》利六)，《旧稿卷之三·戒诸生》)由于对科举的愤懑而引起了“道术”、“学业”两相妨碍的看法。以为要明道便不能出仕，要出仕则不能明道。对这种有碍于封建政权巩固的“幼稚”观点，他后来颇有翻悔：

　　余少时寡识，漫以道术、学业两相妨碍，遂弃去举子业，以从事于道。殊不知御制明经之科，明经明道也。幼而学之，壮以行之，道术学业岂有二邪!④(《林子全集》利八，《续旧稿卷之七·宗孔堂贴戒诸生》)。

　　由此可见，尽管林兆恩对科举曾作出过过激行动，却不是科举制度的叛逆。他没有也不可能深刻认识它的本质，并以此为起点走上反抗封建专制的道路。相反，由于他因袭着过重的历史负担，又走上了另外一条“入世”的道路——为统治者研究一种最好的治理人心的道术——三教合一思想。

　　第二阶段：

　　林兆恩落举之后，曾一度放情山水，使内心的痛苦逐渐平复。这之后，被不甘寂寞的心理所驱使，开始了对世间学问的再认识。这是一个曲折的历程，即出入儒、释、道，改造儒、释、道，融汇儒、释、道的历程。这种改造，融汇三教的事业使林兆恩从一个学术领袖转变成了宗教家。这种转化整整用了三十年。

　　在这个阶段，林兆恩干了三件事。

　　第一，逐渐建立并完善三教合一学说，形成了以林兆恩为首的学术团社。

　　第二，以艮背法为人治病，以吸引各阶层人氏的广泛信仰。

　　第三，在倭寇侵扰时，收尸葬骨，广行救济，使他为领袖的学术团社兼成一种社会慈善机构。

　　这三件事使林兆恩成为独具一格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尔后又是宗教家。

　　下面对这三件事分别加以叙述。

　　第一，创立三教合一的学派，是林兆恩活动的核心。

　　据《林子行实》记载：林兆恩在弃去举业以后，开始遍叩儒、释、道三门。“凡略有道者，辄拜访之，厚币之。或邂逅儒服玄装，虽甚庸流，亦长跪请教，如醉如颠者，十数年如此求道。”①(张洪都：《林子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据林兆恩自己讲，他曾“栖息于南山寺”，①(《林子全集》元十一，《六美条答》。)“日诵贝叶之经，凡所谓着相着空之义，不生不灭之意，明心了性之大，颇能达其微，而究其奥。”②林兆恩日诵佛经，只是想“窃其清净之旨，为吾炼心之一助也。”③(②③《林子全集》利集第六册《旧稿卷之三·寄入榕诸友》。)

　　福建莆田是佛教极盛之区。林兆恩栖居的南山寺包括广化寺等十数个寺庵。而其中广化寺为六朝间建筑，规模宏大，为福建佛教五大圣址之一。然而林兆恩在这里也仅仅见到一些默然跌坐或乱打禅机的俗僧。这更促成了他对佛学奥义的探求。

　　和佛教相比，林兆恩对道教更有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曾走访“玄门之师。”而玄门之师所言，无非是认识何为铅汞龙虎、卦爻斤两、进退抽添，以求长生、飞升、拔宅之术。④(《林子全集》元集第十一册《遍叩三门》)使他大失所望。三十四岁时，林兆恩还向泉州“仙者”学习辟谷，以减少体胖气浊的毛病。学了几个月，他向“仙者”说：“是不过炼形使清耳，若大道则原不在是。吾今不为之也。”⑤(卢文辉：《林子本行实录》三十四岁。)唯一使林兆恩愿意与之交往的是云游道士卓晚春。据何乔远《名山藏》记载：

　　卓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间，自号无仙子，亦曰上阳子，人呼小仙。幼孤行气，八岁善算筹，指掌上虽千万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识字，十四能诗，十六善草书。当道召之则与抗礼，有所得以施人。……虽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曰走浴溪涘，饮水十数瓯，曰：漂我紫金丹也。……甲寅岁，托言北征，……后脱化杭州净慈寺。⑥(何乔远：《名山藏·方外记》。)

　　卓小仙的才华，他的落拓不羁的性格都与因仕途失意而愤懑抗世的林兆恩相合，两人一见，遂成契友。两年间，他们或放浪山水，或搜秘讨奇，或纵谈天命之道的宗教哲学，或议论致世之方，甚至在“通衢大都”也旁若无人，嘻笑自若，以至莆田把他们目为“卓狂林颠”。

　　卓晚春对林兆恩最大的影响是道家思想和内丹术，林兆恩则用儒家思想来框正卓晚春不冠不履不婚的“世外之风”。但是由于两个人在出身、经历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没能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到底。嘉靖三十三年(1554)卓晚春离开莆田，后客死杭州。因为卓晚春是福建名声卓著的道士，并和林兆恩有这段交往，结果在后来成为三一教崇奉的人物，与道教传奇人物张三丰共同成为陪祀于林兆恩左右的偶像，他们的木主或泥塑被安放在数以百计的三一教堂的正殿中，这种崇拜一直延续至今。

　　林兆恩多年出入佛、道，虽然给他很大影响，但没有改变他对儒家的信仰。与儒家学说打了三十年交道的林兆恩，深知以儒立本的重要。然而，当世的儒、释、道，或则“荒唐枯槁，掊析支离”，或则“搬精闭气”，“枯坐顽空”，都无法改变世道浇漓的状况。使他深深失望。在一段时间里，他“忧愁愤闷，殆若穷人之无所归焉。”终于在不断的探索中，得到了“明师”的指点。林兆恩后来回忆说：

　　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岂意天不爱道，而鉴我一点不退真心。不十年间，幸遇明师，怜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圣，而所以与兆恩言者，一皆四书五经。曰：由孔孟以来，而此书乃为疏释所晦，而不明至于今矣。①(《林子全集》元集第十一册《遍叩三门》。)

　　显然，他的老师指点的关键是要他抛开程朱疏释，到圣人原著中寻求“圣人之心”。这种看法在当时不能不算一大解放。从此，林兆恩就开始了对程朱学说的否定。当然林兆恩并没有解放到否定整个宋明理学的地步，仅仅是由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否定了程朱，转向了王阳明。又由王阳明的心学，走向一种新型的宗教——三一教。可以说，林兆恩三教合一的本质是王阳明的心学与佛、道两教教义的混合物。

　　关于林兆恩的老师是谁，他从未明指。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罗洪先。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是王阳明私淑弟子。他出入儒、佛，认为王学所云“良知”需要在静中修持，在一种无欲的境界中才能发挥作用。罗洪先的思想可能对林兆恩有所启迪，但说他是林的老师则没有任何根据。在《林子全集》中载有林兆恩《寄罗念庵公》的信。信的内容是探讨学问，口气上是平等的，不象弟子对老师的称谓。下面姑录一段：

　　……世之所谓三教之异者，三教之支派也；兆恩之所谓三教之同者，三教之原始也。……道无终穷而学安有止法邪!伏惟留意以相期此天地间作第一等人物也。幸甚!①《林子全集》利集第六册《旧稿》卷之二。

　　其实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对历史上这种思潮的继承和发展，不可能师承某个人的思想，儒、释、道三教都赋予了林兆恩以丰富的思想资料。不过他的“明师”给他指明了一条径直的道路罢了。此外，这位老师还教给了他一种为人治病的方法——艮背法，让他用这种方法吸引信徒，进而再宣传自己的主张。

　　林兆恩在开始时，并没有自称教主，他是把融汇三教，使之归儒尊孔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嘉靖三十年(1551)，他接受了第一个弟子，他的朋友黄州。此后不久，“黄大本、肖应麟、黄崶、林亹、朱廷柱、郑咏、黄阳、弟兆居、兆诰、兆琼、兆豸等相继受业。”①(林兆珂：《林子年谱》嘉靖三十年辛亥。)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闽士从先生游者数十人。”②(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六。)一种学术团社初步建立起来。其活动中心在莆田赤柱巷林的家中。他给学生们讲的内容“不过明三教之同，俗学之病”，“言释则曰坐禅之非也；言道则曰运气之弊也；言儒则曰支离之陋也。与子言以孝，与弟言以悌，与臣言以忠。”或直接探讨四书五经，时而登高野游，以畅其怀。颇似当年孔子情怀。③(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五。)

　　学术团社建立以后，为了表示其严肃性，林兆恩始终坚持“以礼自重”，与当道显贵分庭抗礼，“求无愧于孔孟家风。”④(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六)这种作法得罪了一些地方官，却也赢得了社会人士的尊重。

　　为了巩固这种学术团社，林兆恩建立了三教堂，并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把团社分成天、地、人三会。此外还制定了射礼、祭礼、及三加礼等各类礼仪，“时时课诸生肆习其间。”经过七、八年的努力，“远近望风求拜者，益蒸蒸然云集。”⑤(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七—页十九)。

　　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又以三纲先生自号，“制巾名三纲巾，履名五常履，衣则前三幅后五幅，名三纲五常衣。”⑥(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七—页十九)到万历六年(1578)，他把讲学地点“复改三亭四轩，作三纲五常堂，中为合一堂。合一者，合道释者流而三纲之，五常之，士之，农之，工之，商之。以与儒者为一也。”⑦(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七—页十九)这个讲学地点又叫宗孔堂，讲授“孔门心法”。

　　从三十五岁到六十岁左右的二十几年间，他的学说日臻成熟。他一生著述百余万言，大部分完成于此段时间，因此名气日盛。福建督学耿定向“疏荐先生山林隐逸于朝”，“念堂林公润亦时有荐拔之意，先生竟力辞之”。戚继光是时在闽省剿倭，“慕先生道德，折节下之，早夜谈心，足称知己。”①(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七—页十九)林兆恩与戚继光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友谊。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林兆恩的学术团社已经具备了宗教因素，指导这个团社的核心思想是三教合一说，这种思想体系的本质是宗教哲学。但它还没有完全转化成宗教，它的外壳还在逐渐地构筑中。

　　第二，使林兆恩名声大振的是他的“艮背法”。所谓艮背法，本质是一种气功疗法。林兆恩曾对这种疗疾去病的方法有过一段解释：

　　易曰，艮其背。背字从北、从肉。北方水也，而心属火。若能以南方之火而养于北方之水焉，易谓之所谓“洗心退藏于密”者是也。其曰以念而止念者，盖以内念之正而止外念之邪也。②(《林子全集》元集三册《九序》。)

　　上面这段话说得很玄，其实无非是使人心念专于背部。怎样才能心专于背部呢？林兆恩说：“初学之士，先须念三教先生四个字。孔老释迦，三教先生也。”③（《林子全集》元集四册《艮背行庭》）无数遍地念“三教先生”四个字，慢慢地由口念而至于背部，“则久念念只在于背。念念只在于背，则心常在背矣。”①（《林子全集》元集四册《艮背行庭》）这样久而久之，就能：

　　耳之所听，听于无声，殆有如孔老释迦之法言之在吾耳也；目之所视，视于无形，殆有如孔老释迦之法容之在吾目也；心之所存，存而无体，殆有如孔老释迦之真心而无异于吾心也。夫如是，则诸凡不正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时而消铄乎？以此摄心，而耳之听，目之视，自能中乎礼而不违矣。②（《林子全集》元集四册《艮背行庭》）。

　　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林兆恩为什么要实行艮背法。他并不是为治病而治病，而是为了让人们把心静下来，使目之所视，耳之所听，心之所存，完全纳入孔老释迦的宗教范畴，不逾矩，中乎礼。这一点林兆恩的老师在传授方法时已经告诉过他：你是一个布衣，如果不用艮背行庭这种方法给人治好病，谁会相信你的学说而跟从你呢？③（林兆珂：《林子年谱》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林兆恩也多次向弟子讲过，艮背法不过是小技，而非大道，是引人入门的方法罢了。

　　林兆恩为了把人们引入他三教合一思想的轨道，曾亲自或命弟子用艮背法为人治疗疾病。

　　在各种林兆恩行实、年谱、实录中都把艮背法描绘得神乎其神，已经近乎宗教家在行神迹。但我们认为艮背法应属心理疗法的一种，有其合理性。谢肇淛也承认“以艮背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④（谢肇淛：《五杂俎》卷八）。黄宗羲则认为：“兆恩以艮背法为人祛病，行之多验。”⑤《黄梨洲文集·传状类·林三教传》。

　　如果说林兆恩创三教合一说主要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各阶层官吏，那么他和门徒们实行的艮背法则主要吸引了下层的各种群众。林兆恩曾多次离开家乡到福建各地、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传教，“诸凡有贫且病，甚而至于不能行者，翼以杖而来。又甚至于孤独不能人者，则皆匍匐而至。”对这些人林兆恩兼收并容，皆施以“心法绪余”，“诸凡贫且病者，无不欢欣稽首，自庆得生。”①（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二十一）就这样，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以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群众为外围的为数众多的信仰者出现在林兆恩的面前。这些人在后来则成为三一教的虔诚信徒。

　　应该指出的是，艮背法仅是林兆恩所谓九序功的第一步。二至九序的排列是：

　　第二步：《周天》。

　　第三步:《通关》。

　　第四步：《安土敦仁，以结阴丹》。

　　第五步：《采取天地，以收药物》。

　　第六步：《凝神气穴，以媾阳丹》。

　　第七步：《脱离生命，以身天地》。

　　第八步：《超出天地，以身太虚》。

　　第九步：《虚空粉碎，以证极则》。②（《林子全集》元集四册《九序功》）。

　　上面这二至九步同样是道家的内丹术的步骤及其深化，林兆恩撷取改造作为后来的三一教重要的修行内容了。黄宗羲在《林三教传》中曾说：除了艮背法之外，“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故从者愈众。”①（黄梨洲文集·传状类·林三教传）。这种“别有奇术”，大概即指“九序功”吧。林兆恩晚年好炼内丹，确有其事。但象许多炼丹者一样，结局并不美妙。黄宗羲又说：“观其所得，结丹出神，则于道家之旁门为庶几焉。闽人谢肇淛谓其发狂而死，其弟子亦言晚年胸中有物隔碍，不措一词。即朝夕随侍之人，不能识其姓名，则又金丹之为祸也。”②（黄梨洲文集·传状类·林三教传）。今录黄宗羲的评论，以备一说。

　　第三，使林兆恩名声大振的另一原因是他在莆田一带抗倭斗争中的杰出表现。

　　倭寇是明代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数省的海盗集团。十六世纪中叶（嘉靖年间）最为猖獗。“（嘉靖）三十四年倭贼入寇……。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倭贼聚党千人入三江……。十四日进逼郡城……。三十八年贼复来寇……。四十一年……六月贼复来寇。……九月十三日参将戚继光统兵入援。”③（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莆田、仙游、福清一带深受其害，倭寇所过杀掠无算，死人成千累万。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倭寇入莆境，“突至城下”，当时两广兵换防路过莆田，林兆恩“乃告诸缙绅，与广兵契约千金，不论首级，以退虏。全城为功，合郡壮之，至寇退。”④（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七。）倭寇退兵后，一些缙绅以千金过多，欲失约。以至激怒广兵，以至兵乱。林兆恩被执于校场，受殴打而致伤。这件事使当地人为之叹服。

　　在抗倭斗争中，林兆恩的另外一个行动是收尸礼葬。嘉靖四十年（1561）冬，“疫气大行”，“加以避寇之人，饿死积尸无数。先生命黄士钦、林兆居、吴三乐等七十余人，直日督诸人在莆城内外舁尸，别男女而礼葬于太平山者五千又五十四身。”⑤（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八。）嘉靖四十二年（1563）春，林兆恩鬻田得金又埋藏了四千多具尸体。前前后后他和门徒雇人埋尸达一万多人。倭寇前后入侵莆田八年，“诸乡村贫病者率散处各衙门及寺观，而饿鋢垒然载道，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据地而寝者，与之草荐。死而不能殓者或与之棺木，殆无虚日。……时人咸自庆得生。”①（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十二。）

　　对林兆恩的这种行动，《五杂俎》和《林三教传》都有记载：

　　倭奴陷莆后，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②（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嘉靖末，流倭入闽，兆恩著防倭管见，谓不宜清野，不宜闭城，不宜遏籴，不宜惜费。滨海以至城邑，乡人各自团练，首尾救应，则无地无非城池，无人非官兵矣。不然，聚处孤城，适以自团耳。当时不能用其言，以至兵败。兵后积尸盈野，兆恩出家财，收瘗至于数万。③（《黄梨洲文集·传状类·林三教传》。）

　　总之，在倭寇杀掠之后，林兆恩派自己的团社的成员屡次参与救济与收尸工作，确实使一种单纯的学术团社面向了社会，为自己，也为以后的三一教赢得了声誉，奠定了群众基础。

　　为了说明“三教先生”林兆恩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姑举例。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著名学者何心隐（即梁汝元）游福建，曾访于林兆恩，“而相与讲学于林宅五十四日。”①（参见容肇祖《何心隐及其思相》，《辅仁学志》六卷，一、二合期）何心隐曾对林兆恩说：“世间有四件大事都被人做了。……，儒、道、释大事也已为孔、老、释迦做了。此后只三教合一是一件大事，又被吾子作了。”②（林兆珂：《林子年谱》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是书认为何心隐与林兆恩相识于嘉靖三十八年，嘉靖三十八年时倭寇势正炽，何心隐似乎不可能游历福建，况三十八年他刚从狱中释放。）

　　何心隐的学术观点与林兆恩多有不同，但认为三教合一是世间大事，却反映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对于一般底层群众，林兆恩已经具有某种神的色彩，受到万人空巷的瞻礼。

　　在这一阶段，林兆恩还没有成为宗教家，还是一位学术团社的领袖兼社会活动家，但是，在一种强大的思潮——三教合一思潮的推动下，已经逐渐走向人神之间的临界点，不可避免地将被推上宗教教主的宝座。这时所缺少的主要是外在形式——神的外衣。

　　第三阶段：

　　在林兆恩的晚年，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社加速了向宗教的演化过程，最终三一教形成了。三一教形成的标志是：各地三一教堂的建立、三一教入教仪式的形成、林兆恩著述中佛、道成份的增加、林兆恩成为宗教偶像，“三教先生”变成“三一教主”。

　　据《林子行实》记载：万历四年（1576），林兆恩就曾命弟子“传教于金陵”。万历十二年（1584），“黄芳倡建三教祠于马峰。”①(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二十四至三十二)第一座三一教堂建立了。嗣后，各地教堂纷纷拔地而起：

　　乙酉（1585），苏簧、林自明等建于涵江。戊子（1588），林亹、林梦熊等建于瑶台。己丑（1589），林红等建于美澜。庚寅（1590），林至敬等建于岳秀。陈芹、陈一鲤等建于塘下。壬辰（1592），张叔吉等建于中心。朱逢时等建于水南。癸巳（1593），张子昇、张洪都等建于玉溪。甲午（1594），周启明等建于岐山。乙未（1595），林鸣梧等建于林宅。戊戌（1598），廖德馨、王克方、林速等建于枫亭。己亥（1599），李盛、李坤等建于昆头，陈奇莘、陈应孙等建于南坂。②

　　从万历十二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在林兆恩的家乡莆田、仙游一带建立了十四座三一教堂。③它标志着三一教的形成。

　　据《林子行实》记载，这一阶段林兆恩还屡派弟子到外地倡教：

　　王兴精于却病，后多出倡教新安，拜者几千人，建三教会所。④

　　（辛未）秋，命陈标倡教于榕城（福州），复命李章助之，二人协力，教甚大行，拜者几千人焉。……复建三教会馆、义冢。⑤

　　（乙酉）冬，命游思忠、张洪都倡教于金陵，远近拜者几数百人。⑥（②③④⑤⑥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二十四至三十二）。

　　（己丑）朱有开以先生命倡教于建安，及门者甚众。⑦（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三十四）。

　　（癸巳）命张生子昇倡教于临江府，恩及贫病，化行远迩，院道以下拜者几千人焉。……其教大行。①（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二十九）。

　　此外，早在万历十三年时，湖北官僚金某投林兆恩门下。后金某命其弟子“为先生受倡教之责于荆楚。”②（卢文辉等：《林子本行实录》六十八岁）这支三一教当为清代两湖三一教之先河。

　　又据卢文辉等人编纂的《林子本行实录》记载：从万历十二年（1584）黄芳在马峰建立第一个教堂始至崇祯十年（1637）止，五十年间在福建莆田、仙游、福清、福州等地，浙江杭州、衢州、江山、新安等地，江苏南京、松江等地、安徽徽州下属各县，江西九江、庐山一带共四十余地建立了数十个三一教堂。据记载，上述数字仅是一部分，“其余诸祠尚多，不能悉录。”③（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三十五）。

　　上述史料说明，至少在明代三一教教堂已经出现在江南五省。其实在林兆恩死后不久，三一教甚至传至北京，在北京也建立了三一教堂。

　　最初的三一教堂称为三一教祠。明人为在世声名显赫者建立生祠已成风习，一般生祠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毕竟不是宗教庙宇，受供奉者也不是教主或神仙。三一教祠则不同了，它们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林兆恩是怎样登上教主宝座的呢？据《林子行实》记载：林兆恩弟子朱有开于万历十五年（1587）在杭州倡教，偶遇一江湖术士扶鸾，“画三教合一图”。这个江湖术士编造神话说：“近日诸神升天，朝玉皇天尊，见所事者乃三教合一像，即今之三教先生也。世间可传祀之。”①（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四十）。这显然是有意安排，耸动视听之举，是宗教借助迷信力量的一种把戏。然而这种举动竟被林兆恩认可。“至是门下始称三教先生为三一教主。”②（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三十五）。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林兆恩从一个学问家转化成宗教家。最初的三一教堂供奉四个偶像：孔子，即三一教所谓的儒仲尼氏，圣教宗师；老子，道清尼氏，玄教宗师；如来，释牟尼氏，禅教宗师；林兆恩，夏午尼氏，三一教主。从此，一种学术团社变成了宗教。

　　三一教又名夏教。此名由来，众说纷纭。据《林子行实》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林兆恩著书尚无名目，梦人在书上题签“夏语”二字。由是书名为《夏语注释》。后来被大加神话：

　　夏也者，大也，而太极在其中矣。太极而阴阳也，阴阳统于夏。阴阳而五行也，五行统于夏。③

　　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黄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释亦夏也，而释迦之道在我矣。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者，吾身正气，天道流行。④（③④卢文辉订正，陈衷瑜参阅：《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原教》，《说夏》。）

　　我们说三一教，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团社，还由于它有入教誓词。誓词分三部分：《儒门介启》、《道门介启》、《释门介启》后来作为誓词又加上了《又启》、《附启通用》等等。姑录《儒门介启》如下：

　　门下生某汉筮日斋介贽启受

　　然后将誓词向天焚烧，以达天听。用天的威力来控制信徒，使之念念不忘三纲五常。

　　至于《道门介启》、《释门介启》，则除了让弟子发“一念之诚”，学习老子、释迦之道外，特别强调“忠孝为主”，“倘得闻道，以了此心，尚冀归儒，以遵嗣续名教。”即用告天誓词的方式约束释、道二教的信奉者归儒宗孔，续血嗣，奉纲常。在《道释二门附益启》的焚天誓言中更突出了如下内容：

　　1、自愿即日归家，干办生理，以顾养父母，俯累妻儿，更不敢仍前违亲远游，以自取不孝之罪。

　　2、自愿更不复附加和无有男女高下，乾道轮回等说，以渎礼夷之分，荒诞不经，以败坏释氏之家风也。

　　3、自愿以心斋为上。不饮酒、不茹荤者，斋口也，而其心则未必洁焉。故斋心上矣，斋口末也。

　　上述内容充分说明，林兆恩把宗教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放到了三一教的宗教戒律的首位，反映了这个封建大家族出身的人深受以宗法血缘关系所产生的伦理观念的影响。

　　但矛盾的是：尽管林兆恩不厌其烦地用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排斥释、道二教出家避世之义，融化、融合这两教的信仰者，但在修持上却日益沉醉在道教的内丹术上。

　　万历十一年（1583），林兆恩六十八岁，与弟子同游武当山，到延平障湖坂地方，忽然雷声大作，风浪撼舟，《林子行实》记载说：“先生胸中凝结一颗真阳，红烁如日，出而沐浴重渊，掀天复地，盖有不容言之妙者。……古语有小丹浴于渊，大丹浴于海之论，先生深许之。比至闽清王兴家，饮食稍涉烟火气，率不能入口，居室重闭，犹云日色侵烁，热不可容。……恍惚有人教之饮水，遂一饮数十瓯，神气爽然。”①（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二十六）。这段话，造作的成分很多，但林兆恩修炼内丹已无疑义。

　　万历十五年（1587），林兆恩七十二岁。再据《林子行实》记载：二月“先生心中得消息甚异，入而敛之，只觉紫气陶陶，澄然一片。而已出而散之，则六虚无碍，亦不知身之所以为身，神之所以为神矣。”②（张洪都：《林子行实》页三十三）。

　　林兆恩修炼内丹，即所谓九序功，无疑增加了三一教的神秘色彩。不但吸引着一般底层群众，也引起了许多热衷于出入释、道学者的仰慕和信仰。当时颇有名气的袁宗道、汪可受、王图、吴应宾、肖云举等人纷纷拜师求教。这些人除寻问三教合一“大旨”外，更主要是求“九序妙道”的。

　　在给林兆恩的信中袁宗道说：

　　宗道二十有九，辛已年之冬，一病几殒。……遂搜内典，遍叩方外，荏苒至今，益增迷闷，若堕大海。……幸友人汪君（可受）见怜示诸弟子曰，吾师林先生，总统三教，普渡众生，尔曷皈心焉！……后得先生所著书，……获见日月。……又师之九序之训，弟子侧闻其五于汪君矣。①（《林子全集》贞集七册《袁太史宗道原柬》。）

　　袁宗道是因病几至殒命，“遍求方外”无效之后，拜到林兆恩门墙之下的，目的是求九序功的内丹术。

　　陕西进士王图信札云：

　　图堕落世纲三十余年，对境逐尘，牵缠莫断，丛瞋染爱，烦恼无边，望彼岸以何遥，……岂期解脱之有因。恭惟老师，入圣超凡，明心见性，理融真缔，双林早证菩提，幻灭空华，三教独传正印。摄七趣，总归如来密藏。……期以数年之久，渐登九序之阶。……伏望老师，愿力慈悲，俯垂收录，……远加护持，俾弟子正念精专，直趋妙明之路；妄心消歇，早窥清净之门。②（《林子全集》贞集七册《王太史图原柬》）

　　和王图一样，肖云举也希望林兆恩给他指示脱离“苦海沉沦”之路。他给林的信中说：“恭闻先生超玄证圣，出有入无，阐三教之真诠，标九序之宗旨。……伏愿先生悯苦海之沉沦，授登岸之要旨，直指入室，无旁落蹊，大示真宗，不迷岐路。”①（《林子全集》贞集七册《肖太史云举原柬》）

　　林兆恩在要离世的时候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困惑：一方面，他成功地融汇了儒、释、道三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型宗教——三一教；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缝合三者间的罅漏，特别是儒教与佛、道二教间的裂痕。他把儒教作为立本之道，道教作为入门的向导，佛教作为极则。仿佛这三者是一座大楼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无形中又把三一教一分为三。他毕生追求用儒教合并释、道的理想，但由于释、道二教在某种意义上更完备的宗教，更具备宗教的一般特征，所以作为宗教的三一教就很难避免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在三一教中，儒教在很大程度上融汇了释、道，释道也相应地影响着儒教，削弱了儒教的力量。这是林兆恩无法理解的。在林兆恩八十岁时，知弃世不远，曾希望用佛教葬礼，但又怕对儒教不利，故不实行。他对门徒王录说：佛教“四大返空，神气飘荡，无复窐碍，亦为有见。但不利于儒者之道，想尔曹不忍为我行之，我亦不敢为尔曹训。”②（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四十三）。可见他思想深受佛、道影响，但至死还把守着儒教的阵地。

　　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十一月，林兆恩开始受祸于金丹术，感到“胸中有物，大如鸡子塞之，即把笔不复能措词矣。自此以后，复归婴儿，不复著作。”③（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四十一）。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时，“虽最亲近者，或不知其何姓何名，适人则喜，问则酬而已。”④（张洪都：《林子行实》页四十三）。实则已经糊涂了。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春（1598）正月，“拱手而逝”了。①（林兆恩死后葬于莆田县郊石门镇，林的墓地至今完好保存，是莆田县文物保护对象）林兆恩的一生是一条奇特但又必然的道路，他被一强大的社会思潮推到了顶端，成为影响当世和后世的人物。林兆恩虽然弃世而去了，但他给世间留下了一个新的宗教，这种宗教至今已存在了整整四百年；他给三一教的教权接续者留下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几十万个信徒，也给他的后续者留下可以供选择的道路。三一教在他死后发生了演变和分化。

　　（三）三一教的演变、分化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五支的具体情况：

　　1、以陈标、王兴为首的三一教团

　　陈标、王兴是林兆恩亲传弟子，在其生前就是三一教著名传教人。林兆恩死后，两人“共倡闽之榕城（福州），建祠五所，重刊书籍。延、建、汀、邵四府，诸缙绅新旧弟子多从事焉。”③（《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据史料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标再次到金陵倡教，与“当道士庶讲学，辩论不屈，四方闻者，莫不悦服。”④（《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他在南京呆了三年，后受门徒邀请到武夷山建祠，传播三一教，一直活到八十五岁。王兴与陈标在福州倡教后，前往安徽徽州一带倡教，建立多所三一教祠堂。王兴，字真刚，是三一教最活跃的传教士。他传教的手段是以艮背法与人却病，由于颇灵验，赢得了广泛的信仰。后来王兴住在黄山一带，建祠刻书传教，一直到八十四岁才回到福州。陈标、王兴这支三一教团后来的兴衰演变没有更多的史料加以说明，或已泯灭，或与当地其他民间教派合流。

　　2、以张洪都、真懒为首的三教团

　　张洪都也是林兆恩的亲传弟子，在林兆恩生前倡教金陵。林兆恩死后，他“事师至孝，三年心丧之后，自弃产业，刻印书籍，往江左江右，南直等处倡教”。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抵顺天倡教，……其祠建于玉河桥。”①（《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张洪都在北京倡教时，民部官吏朱某“力为护法”，“往来孝廉、暨文学弟子，拜者不可胜计。”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张洪都死于北京，三一教祠“主持无人”，遂“被乡宦变价三百金，入莆田会馆。”据记载，在京师左近“其余各府州县，倡教者甚多。”②（《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

　　在张洪都北上传教，客死京师之际，他在南京真珠桥一带建立的教堂，由于缺乏住持“房屋倾圮，多属莆田士商往来客舍，道友寥然。”万历四十四年（1616），真懒云游四方，偶至金陵，决意与同道“共兴祠宇，振刷吾教。”③（《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真懒，莆田人，俗姓朱，道号了玄。是林兆恩晚年的佣人。由于早年丧偶，生活失意，遂披剃云游。但居释门十五载，精神却没有从佛教中得到寄托。于是几次寻死以求解脱而不得，终于在四十岁时再次回归三一教，重理“九序旧业”。在豫章（南昌）倡教，绅缙子弟入教者多人，“王孙朱谋庄、朱统锁、朱统钥等相继拜教”① （《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并刊刻林兆恩著作，起建龙泉寺。万历三十八年（1610），真懒到庐山一带倡教达一年之久，在那里遇见明末著名学术领袖邹元标（字南皋），同居栖贤寺，共同论道达数月之久。之后，邹元标币请真懒到江西吉水老家论道讲学。邹元标对林兆恩倡三教为一之说大加赞赏，认为是“有体有用之学，在世出世之津梁也。”真懒在吉水呆了一年，“受教者几千人焉。多出南翁先生门下士也。”甚至邹元标还与之“议刻先师全集。”大约在万历四十年（1612）时，新安人大学士汪汝凤请真懒游黄山，住在天都峰下。黄山一带“问病拜教者百十人。”黄山一带多三一教祠，“系王真刚讳兴者所建也。惟徽邑名郡旧友甚多，而乡士大夫、孝廉、雍泮，喜信宗教者亦最盛。”②（《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这以后真懒又到杭州、苏州等地传教。万历四十四年（1616）冬天到南京。南京是三一教重要传播地区之一，但真懒到南京时，三一教几乎断了香火。在张洪都北上传教，客死京师之际，他在南京真珠桥一带建的教堂由于没人主持，“房屋倾圮”，传教人甚至“数日兀坐不起，亦不举火。”经过真懒的努力，多方募化，同教捐赠，终于在数年以后的天启元年（1621）建立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三一教堂——金陵中一堂。开堂之日，冠盖者云集，大学士周如磐为之提联，山东御史张继孟为之题匾。从此“求道问病者，纷然毕集，无不虚往而实归。自此车马通衢，便为坦夷大道，从事者益盛。”③（《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

　　真懒在主持金陵中一堂时办了三件事。

　　一是，尊循林兆恩之教，“以施棺掩骸惠教。”他们把向“信善者”募化，向死无告贷者施舍棺木看成是有益于世的“第一大功德”。明代末年，政治极端腐败，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死于冻馁者甚巨，这就为真懒完成这件功德提供了内容。据记载，此项善举始于天启二年（1622）林兆恩诞辰，至天启五年（1625）已埋葬尸体二千余具。不过十年，已舍棺掩尸一万三千余具。其中，凤台门外之麻田，葬满三千一百具，安德门外之虹桥，葬满二千七百具，神策门外之镇南卫，葬满二千三百具，凤台门外之草塘桥，葬满三千六百具。真懒主持的金陵中一堂在当时成了有名的慈善机构。在埋葬尸体时，“别男女之序”，使“死有棺”，“葬有地”，“清明有祭，中元有荐。”完全是儒家的礼仪。三一教徒所行之事，当然是本着宗教徒“慈悲为怀”的心理的。但在这种功德的背后，却掩盖着封建社会人吃人的血淋淋的事实。

　　真懒为什么要指挥门下，花如此大力气埋尸葬骨呢？他认为：

　　人生天地间，何以有富贵贫贱，苦乐不均也？知师满腔恻隐，今所作为，想必有以启其机而使然也。①

　　金陵中一堂在明末干的第二件事是，以艮背为人疗疾去病，并以此为手段，吸引信仰者。真懒等人的艮背法确有疗效。例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春天有个叫黄心斋的人，“患疾不起，医药罔效”，甚至于卜筮。后来真懒“授以心法，不三日稍痊，十日全愈。于是心斋父子，举家归依，至今稍有病，竟不服药而愈。”据记载，“自壬戌建祠倡教今十载，四方慕名登堂，盖不可缕指也。”而十之八九是因病而来。①（《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在三一教的信仰者看来，世人之所以多病，是因为“甘于嗜欲，忙于名利”，所以授以“孔门心法”，便能使之心身俱旺，达到医药不能达到的效果。三一教之所以能在南京站稳脚跟，并得到发展，是和以艮背法为人治病分不开的。

　　金陵中一堂干的第三件事是出版了《林子全集》。这部全集从崇祯二年（1629）开始刻印，至崇祯四年（辛未，1631）秋天“竣事”，“共四十册，几三千叶版，千五百余块。”“真懒亲自督刻”，参正、校阅等工作则由南京多位文学之士及三一教门徒承担。②

　　由于涂文辅信仰三一教，并参与刻印《林子全集》，引来南京驻守明孝陵的众多太监信仰三一教。“禁内各衙门诸中贵……知在三教祠讲道，于是连日询问，拜访求教者，翕然兴起。托涂先生介绍，同来受教，而先生不吝吹嘘，善驾慈航，广度同胞，共登圣域。诸位入道因缘，皆得涂先生之力，德莫大焉。③（②③《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浙江图书馆善本部藏《林子全集》四十册后有涂文辅跋一篇，叙述了此书成印经过。此处不拟多谈。）这样在三一教的基本信仰者中，除了知识分子，各阶层官吏，又加入了太监的力量。这无形中壮大了南京三一教的势力。

　　由于金陵中一堂的种种活动，使林兆恩和三一教异常引人注目，林兆恩不但激起了人们的信仰，而且成为民间传奇式人物，被文人当作主角写进了评话演义。据记载，明代天启七年（1627）三月“有书铺廓卖书人阎九皋者，摇笔棍潘九华，历编《三教开迷演义》一部八册，窃《水浒传》、《西游记》以为措词，于中贬正排贤，左道惑众，邪说不经。竟将三教先生名字号弁之于首，倚藉名色，以为获利，鱼目混珠，不辩邪正。”①（《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这部《三教开迷演义》国内图书馆尚未发现，据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的《三教思想和平话小说》一书介绍，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部。此书为朱之蕃作序，潘镜若（即潘九华）编次，朱之蕃评定。有朱之蕃跋云：“余友镜若潘九华，燕居撰三教开迷。其中事迹，若虚若实，人名或真或假，且信意而笔无定调。”②（转引日本学者间野潜龙《明代思想研究》第五章《儒释道三教的交涉》）小说以逝世不久的林兆恩为角色，并虚构弟子多人，及儒、释、道的代表人物，编成一百回的长篇演义，不能不说明林兆恩和三一教在江南的影响巨大深远。

　　这部小说在当时南京市井广为流传，引起金陵中一堂的主持人和三一教的信仰者的愤怒。真懒等人“欲鸣诸有司”，以至阎九皋等人“知非惧罪”③ （《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托请当地有名的文人学士顾之进、谢玑、周景濂、许桐等人“乞欵于朝天宫，将演义板俱搬出，劈碎付火。而潘九华逃走无踪，仍立券为据，如后别有印行，皆彼认罪。”④（《金陵中一堂行实》、《林子全集》贞集第九册）这样一场关于《三教开迷演义》的公案，就在三一教团强大的压力下，以作者潘九华，出版商阎九皋的失败而告结束。这件事的解决也说明了三一教在南京具有相当的实力。

　　至于清代三一教在南京一带的兴衰演变尚无史料说明，但清初谈迁在所著《枣林杂俎》谈及一二：

　　莆田林兆恩，以艮背之法疗病，从者云集。极博群书，著三教会编若干卷，得心疾，颠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盖其徒崇奉之也。

　　这条史料说明至少在清入主中原不久，三一教还在南京活动。

　　3、以卢文辉为首的三一教团

　　卢文辉为首的三一教团主要活动在林兆恩的家乡莆田、仙游、福清一带。卢文辉也是林兆恩的亲传弟子。林兆恩七十九岁时，明廷礼部向各省征集图书，林兆恩为了应名，让卢文辉汇集各类著作，总标名《三教正宗统论》。由于应征颇急，无暇删校，共合六十多册。林兆恩在逝世前命卢文辉再次删定。可见林是十分看重卢文辉的。

　　卢文辉字廷徵，号性如，又曰子觉子。莆田三一教徒称之为夏心尼氏统承中一三教嫡传大宗师。他出于名门之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生于莆田，“弱冠补郡弟子员”，是莆田邑丞的女婿。他对三一教的最大功绩是继续阐发林兆恩的思想，并以林的嫡传自居，使三一教在莆田一带广泛传播，深深扎根。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在涵江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三一教堂，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命弟子陈衷瑜纂《三教龙华醮祷》、《兰盆科仪》。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重整授教堂，塑教主宝像于其中”，并把自己的塑像“从旁配之。”①（《林子本行实录》，《附嫡传卢子本行》）从此三一教由供奉林兆恩画像变成供奉塑像。卢文辉在涵江的三一教堂被命名为大宗，具有宗教“祖堂”的权威，成为莆田一带三一教的领导机关。卢文辉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享年五十四岁。他除了编纂《三教正宗统论》外，自己还著有《夏心集》（书亡）。

　　卢文辉死后，其弟子陈衷瑜接续教权。陈衷瑜字汝经，道号聚华。他“恪守大道廿余年”，“建嵩东祠，修东山、涵江、尚阳等祠，重订奉行三教经书。凡卢子所未补者补之，所未成者成之。”①（《林子本行实录》，《附再传陈子本行》）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三教正宗统论》三十六本，于崇祯十七年（1644）后完成于他手。这种林兆恩的著述成为三一教内法定经书。陈衷瑜死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享年六十七岁。他著有《陈子会规》（书亡）。

　　陈衷瑜死后，由门人董史接续教权。

　　从卢文辉到董史，三代人共同完成了一部林兆恩的年谱——《林子本行实录》。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已非“实录”，其中添加了大量神化内容，深受流传于当地的各种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在这本实录中，林兆恩被说成“弥勒下生”，编造他在钱塘江见到五色毫光的头陀“从空中降下，以示弥勒现身，”借弥勒之口劝林兆恩行“龙华三会，普度人天。”②（《林子本行实录》，六十二岁）这本实录的方术气也比《林子年谱》、《林子行实》浓重得多。上述内容说明，在林兆恩死后不过数十年，三一教已经逐渐向更具民间宗教色彩的方向演变。

　　明末清初，莆田、仙游等地的三一教发展迅速。其标志是规模宏大的三一教堂遍布各地。它说明这个宗教人力物力的雄厚。以瑶岛三教祠为例：瑶岛三教祠在莆田城外二十里的涵璜山麓。万历三十六年（1608）、卢文辉于荔根山下，“作祠以祀大师林子焉。故学者称之曰大宗。庙貌巍峨，宫墙广大，真无以复加矣。其东西隙地，布龙眼百余棵，前后荔树夹道者十余种。贮为春秋祭祀。崇祯甲申岁，再传陈子，于是重辟门墙，广其庭而凿其池，筑其台而架其桥。则外作五彩长墙，以护其宫之广。至顺治已亥秋，余于荔根山之颠，建宫祀孔子、老子、释迦，以溯道脉之原，明三教合一之旨。”①（董史：《东山集草》卷一《瑶岛三教祠祀》）董史还建造了通微和无山二座祠堂，祭祀所谓“有功于师门”的张三丰和卓晚春。除了在莆田、仙游、福清一带出现了许多三一教祠堂外，福州一带在明末就有鳌峰祠、吉庇金鼎祠、南禅祠等。建三一教祠之风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年间。康熙二年（1663）董史的门徒在福州犀山建祠，“特祀林子，以嫡传卢子、再传陈子分配于东西”，“以绍孔圣绝学。”②（董史：《东山集草》卷一《屏山堂记》）可见，至少在清康熙初年，三一教还未遭禁。

　　清顺治、康熙初年，满族入关不久，正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三藩之乱，对民间宗教尚无暇顾及。但数十年战乱，特别是为了封锁郑成功等领导的抗清力量，实行了海禁，则使三一教遭受破坏。三一教堂多在沿海，海禁的推行，“海岛迁民，杂处其内，风鹤一起，而祠宇变为寒灰矣。”③（董史：《东山集草》卷一《重兴尚阳祠序》）

　　到了康熙中叶，特别是雍正、乾隆时代，清政权已经稳定，各地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问题突出出来，造成了很大麻烦，乾隆十三年（1748）清代第一次以民间宗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暴动——老官斋暴动在福建建安、瓯宁两县爆发，导致清政权对该省各类民间宗教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大镇压。乾隆十三年六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福建巡抚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有所记载。

　　清政权还下达了“速行清查，务使穷乡僻壤，凡有崇奉邪教之男妇，悉行查出，改邪归正，不使稍有遗漏”的命令。并对教首人等“按律从重究拟，一切斋堂、经像，悉行拆毁。”①（《史料旬刊》第二十九期，咯尔吉善、潘思榘折。）三一教当然难逃此劫。据《林子本行实录·书后》云：“自雍、乾以后，吾道式微，继起无人，书多散矣。”而董史《东山集草·序》也说：“惜夏林教，泽不五世而就衰，著作虽可等身，而继起无人，竟至束诸高阁。”雍正、乾隆时代，专政统治酷烈，各类民间教门多遭厄难，三一教也在此后百余年内一蹶不振。但是一种宗教的兴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封建当局的鼓励固然可以使三一教昌盛，封建当局的压抑也足以使之痿顿。然而宗教的土壤尚存，这种宗教是难以消亡的。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在清同治和光绪年间，三一教象许多民间教门一样复苏了。同治年间，莆田人陈智达著《三教初学指南》（出版于同治十年）并编造林子明性真言四十八字，作为教徒每天清晨祀祷之词，其词云：

　　勿起邪心，勿为邪事，三教先生，

　　教我如此，若不如此，便是心死，

　　哀哉心死，孰若身死，住世百年，

　　谁能不死，身死心生，方为不死。

　　这段“真言”要信仰者把遵循林兆恩的教导放到超出生死的地位。

　　陈智达之后，接替他行教的是梁普耀。梁普耀在清光绪十四年著《林子本体经释略》及《夏午经序》。

　　经过近三个世纪以后，在《三教初学指南》、《林子本体经释略》中反映出的三一教，已经和林兆恩、卢文辉时代的三一教大相径庭了。突出的一点是佛教的色彩异常浓重。在这些经卷中，林兆恩被奉为“开天都统”、“行法大师”、“九天大宗王”、“九地大法主”。借林兆恩口说“释迦与我比肩，诸极在我下方。我现今补释迦佛处，龙华三会，普度人天。”甚至在经书中唱出“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唵，金啮临，玉啮临，吽”这样典型的佛教内容来。林兆恩成了“一发号令，若雷若霆”，镇压天妖、地妖、人妖、物妖、山妖、水妖、禽妖、兽妖等一切魑魅魍魉的通神。①（梁普耀：《林子本行经释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莆田地区盛行着各种宗教，佛、道、民间宗教乃至外来宗教，它们在数百年间不断地影响着三一教。而三一教要想更广泛地得到发展，不能不走向通俗化、大众化，使之为更多的底层群众所接受。

　　这一时期该教的三教合一思想也是用通俗的语言，用流行诗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道脉相传自有真，东山乌石现麒麟。

　　混元五百三龙会，孔老释迦合一身。

　　三一教主愿无边，普度三千与大千。

　　法界闻香咸顶礼，皈儒皈释亦皈仙。②（手抄本《三一教供茶经》）。

　　4、以湖北朱方旦为首的三一教团

　　在林兆恩生前，三一教传到湖北一带。到了清初湖北的三一教已经蜕变。据黄宗羲在1669年（己酉）记载：

　　近日，程云章倡教吴彰之间，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参两篇言儒。朱方旦则好言祸福。皆修兆恩之余术，而抹杀兆恩，自出头地。①（黄宗羲：《林三教传》、《黄梨洲文集·传状类》）

　　再据《清史稿·王鸿绪传》记载：

　　时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造中说补，聚徒横议，常至数千人。自诩前知，与人决休咎。巡抚董国兴劾其左道惑众，逮至京，得旨宽释。及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方旦以占验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亦称为异人。上密戒勒尔锦勿为所惑。方旦乃避走江、浙。会鸿绪得其所刊《中质秘书》，遂以奏进，列其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人心三大罪。方旦坐诛。

　　上述史料说明，朱方旦虽得林兆恩之余绪，以圣人、圣道自居，但其所倡已远离林兆恩融汇三教为一的宗教哲学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违背了林兆恩不参与时政的训示，想以方术干政，谋取富贵。

　　关于朱方旦的记载，野史则更多不实之处。清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卷三把朱方旦描写成娶狐娶之妖人，说他所以能“挟术游公卿间，多奇中，皆其妇出神告之”，则完全是一派胡言了。

　　5、三一教在东南亚的流传

　　三一教不但在中国的江南数省，北方的直隶，乃至北京流传过。而且由福建沿海一带的信仰者飘洋过海带到了我国的台湾省和东南亚各国。台湾至今还有夏教龙堂、尚阳书院。当代西德学者傅吾康曾两次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行考察。写过《关于三一教的一些看法和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传播》一文。文章指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多所三一教堂，诸如宗圣堂、崇圣宫、三圣堂、三教洞、宗贤堂、宗圣书院、珠兴祠、普仙书院、兴安会馆、珠光书院等等。内中供奉林兆恩塑像，有的教堂在林兆恩像两侧，设卓晚春、张三丰像，陪侍“教主”。有的教堂则把林称为夏午宗师，把卓晚春称作上阳真人，把张三丰称为圆通教主。而普仙书院则在林兆恩塑像两侧陪侍“玄天大帝”和“九皇大帝”。各类教堂其建筑风格—如莆田、仙游、福清一带建筑风格，可见是由这一带人传播海外的。据傅吾康调查，三一教是清代由华侨带到“南洋各地”的，到如今“渐次遍及海外欧美等地”。成为维系华侨团社的一种信仰。其作用在海外已经不仅仅限于对三教合一这样一种宗教哲学的信仰或阐发，而是具有使华人团社巩固的一种凝聚力了。

　　以上是三一教在林兆恩逝世后流传和演变概况。南京真懒一支好言祸福，以多行善事为辞，广为招徕，其近佛；安徽王兴一支，多以疗疾去病为手段，似近巫；莆田、仙游、福清一带尊卢文辉等人，多受民间宗教信仰影响，逐渐形成稳固的教团。而海外流传者又多为此支余绪；至于湖北朱方旦仅剽窃林兆恩思想之皮毛，进而参与时政，交游公卿，邀功买誉，则完全脱离了三一教宗旨。

　　三一教像一切以信仰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团体一样，在创教人或教主死后不能不发生分裂，使各类信仰者走上了不同道路。就三一教而言，虽然发展方向多有不同，但多数宗教毕竟还在崇拜林兆恩，并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脱离三教归儒宗孔之旨。它深刻地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

　　二、集三教合一思想之大成——林兆恩

　　宗教思想的特质

　　 

　　林兆恩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体系出现在明中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我国思想史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考察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必须把他放在历史上儒、道、释三者相互融合，特别是明朝三教合一思潮的发展趋势中加以分析。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儒、道、佛三教逐渐构成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当中儒家和道家，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两大思想流派，源远流长。

　　儒家植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推崇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的“礼”，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主张积极干与世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因而符合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信奉。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被推崇为“至圣先师”、“文宣王”，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他个人的言行，被视为普遍的行动准则，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孔夫子及其思想，几乎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

　　道家思想，其渊源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经验的总结，即所谓“南面之术”，集中体现在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中。它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代表了一种与儒家迥然有别的统治思想。而在哲学思想方面，道家比儒家，则有其更丰富的内容。

　　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对儒道两家交互运用，以达到相互补充的功效。因此，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与时俱进，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贯穿古今的真正“显学”。道家思想后被张陵、寇谦之和陆修静等人所吸收，发展演化为绵延至今的道教。儒家也几经变化，发展成为充满宗教气质的“理学”。

　　佛教本来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可是这个外来宗教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后，却能消弥社会固有的排他性，逐渐扩大影响，慢慢地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佛教不仅在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而且枝繁叶茂，发展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并得到一定发展那时起，儒、释、道三教相互间又排斥又融合的过程就开始了。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兼辅的统治思想的总格局。我国历史上三教交涉发展的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到南北朝。在这个阶段里，儒家的纲常名教，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赖，做为其统上驭下的法宝。道教则从民间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发展成为正统道教，受到官方的承认。同时，以传播佛法为己任的印度和西域僧侣，纷纷来华，四出游说；佛教经典，陆续得到翻译，中土人士信佛者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几位皇帝的大力支持下，使一度曾形只影单的佛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儒、道、释三教在激烈对峙的同时，又互相渗透，互相混融，而以热衷于易、老、庄的研讨，究“本末”“体用”之理的魏晋玄学的兴盛，更为三教在思想上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构筑起桥梁。

　　第二阶段，隋唐五代时期。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辉煌发展。在这个阶段里，佛教空前兴盛，涌现了如玄奘等一批名僧大德，形成了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宗派，标志佛教中国化的完成。道教进一步得到唐王朝的重视，李姓皇帝攀附道教祖师老子李耳为其远祖，因而道士们均被认作为宗室，倍受尊崇。故此，各种《道德经》的传注和新编造的道经，纷纷问世，扩大了道教的影响。儒家学说，经过孔颖达等人的整理，消除内部各派的岐见，更规范化了，《五经正义》成了钦定课本。所以，在此阶段，儒、佛、道彼此界说更加分明，三教鼎足而立，同时，各家都先后出现一批倡导三教融合，三教一理的人物，三教合一思想开始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第三阶段，宋元明时期。在这个阶段里，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日渐衰弱的地主阶级需要有更加严密精致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适应这种社会需要，于是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新道教（即全真道）和居士佛教。三者无一不是三教融合的产物。体现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最大成果的是宋代理学，即新儒学。濂、洛、关、闽各学派彼此继承，互相发明，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核心。到了明代中期，随着社会新因素的萌发，学术思想更趋活跃，三教合一思想汇合成波澜壮阔的社会潮流，乃至弥漫整个社会各阶层。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产生了笼罩一时的王阳明学派，并把理学推向新的高峰。而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受三教合一思想深刻影响所产生的。

　　综上所述，三教合一思想，早在魏晋时代就已经露其端倪，在此后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三教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逐渐以融合成为主流，最终在封建社会后期形成了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然而，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道教，以往各家的论者所云之三教合一，都把落脚点放在自己一边，或统一于儒，或统一于道，或统一于佛。到了明代后期，福建莆田出了个林兆恩，这种局面才发生了重大转机。他大胆突破拘守一家门户的局限，自认为站在更高层次，以最后评判者的身分自居，指斥以往三教者流之非，合三教为一教，从而创立出一个新宗教——三一教。

　　实事求是地讲，出身于仕家大族的林兆恩，在哲学思想上远远不能和王阳明相比拟，但是，他敢于不顾世俗的谴责，焚青襟易儒服，以倡导三教合一为职志，并进而创立三一教，却是三教历代先贤所没有做也不敢做的一件事。无怪乎与林兆恩同时的异端人物何心隐，赞叹林兆恩倡三教合一，创三一教为“天下第一等大事业”了！

　　林兆恩的著述丰富，思想驳杂，但又不乏精深之处。统观全书，贯穿着一个主要线索——三教合一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本质则是道一而教三，合佛、道二教以归儒宗孔。

　　（一）道一教三

　　在林兆恩看来，儒、道、佛三教之源本同，三教之道本一。这种亘古永存的“道”，不仅生化出天地星辰，万物万类，而且儒、道、释三教也都是由这个最高本体的“道”中衍化生成而来：

　　盖我之道，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释之先之道也。……譬之树然，夫树一也，分而为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释。……故儒、道、释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释之先者，根也。①（崇祯版《林子全集》利函，第五册《先衍》）

　　林兆恩进而穷古溯源，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正是遵循了这个“道”，治世教民，才出现了上古时代的太平盛世。尔后，这个同一之“道”，又先后被老子、释迦、孔子三位圣人所摄化继承，创立出三个支派。它们虽然在后世分门别宗，发展为三教，但在其初起阶段——孔、老、释迦的时代，并没有自称儒、自称道、自称佛，只不过是“体天弘化”，分别执掌着本质相同的教化功能，即所谓“道惟一致”，各自“设科以教人也”。在林兆恩的眼里，儒、道、释三教之所以各立宗门，定界森然，是孔、老、释迦的后代传人，挟一己之私而杜撰出来的。他说：

　　孔子之教，未尝曰我儒也，而学孔子者，乃始命之曰儒；黄帝老子之教，未尝曰我道也，而学黄帝老子者，乃始命之曰道；释迦之教，未尝曰我释也，而学释迦者，乃始命之曰释。①（崇祯版《林子全集》元函，第二册《道一教三》）

　　余尝谓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设科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释，亦不知儒、道、释之有正有邪。②（崇祯版《林子全集》元函，第二册《度世》）

　　那么，究竟什么是林兆恩所谓的“道”呢？关于“道”的说法很多，有抽象的道，有具体的道。他既谈道的本质，也谈道的功用。就其作用而言：“夫道也者，文之而足以定太平，武之而足以戡祸乱。”③（《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元函，第一册《三教合一大旨》）就其本体而言：“道者，无方无体，无为无名，而无所不为者也。”④（《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亨函，第十七册《金刚经概论》）而贯穿儒、道、释，生成三教的“道”，林兆恩称之为“常道”。这种常道又叫做“一”。他所说的一是“不二之一”，即保持着无始之前，未分裂状态而浑然一体的“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的“一”，是“遍满天地之内，天地之外，只此一个一尔，而无二也。”这个“一”的功能是巨大的，也是无限的。

　　故天得此一以常而清，地得此一以常而宁，日月得此一以常而明，四时得此一以常而序，孔子得此一以常而圣，老子得此一以常而玄，释迦得此一以常而禅。①（崇祯版《林子全集》元函，第四册《常道》）

　　总而言之，天地日月，四时八节，儒、道、释三教，“皆得此真常之道，而不能外也。”可见这个常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造化万物，生成三教的本源。当然，在林兆恩那里，这个“一”，即常道，不是什么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类似程颐和朱熹所倡导的“天理”的影子。可是，林兆恩的“道”又与程朱的天理有所不同。所以，在他的著述中，这个神奇的道又被称作“仁”，称作“圣人之心”。他在《度世》篇中写道：

　　圣人之心，包罗乎天地者也。惟其心能包罗乎天地，故其气能充塞乎天地。惟其气能充塞乎天地，故凡天地间之形形色色，如上之日月星辰，下之山岳河海，以至昆虫草木，生生化化，而无尽者，则皆我之形也。……则是天地之间只我一心尔。心一则气一，气一则形一，不谓之宇宙分内事，皆吾分内事邪！②（崇祯版《林子全集》元函，第二册《度世》）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林兆恩所谓的“常道”，说穿了就是“圣人之心”，就是林兆恩之心。在他看来，他的肉身形体虽然生在明代，可是他腔子里的“圣心”，却早在宇宙生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道即是他的精神，他的圣心即是道。正是他把这种精神绝对化、神秘化，变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最终使他走了宗教的道路。

　　这里，我们考察一下：“常道”与儒、道、释的关系。

　　既然儒、道、释皆得此“一”以“常圣”、“常玄”、“常禅”，所以林兆恩认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学说本质上并无二致：“孔子一贯之旨，与释老得一、归一之旨不殊。”①（《三教正宗统论》一册，《三教会编》卷二，卷一（北京图书馆藏本）。“释迦之寂灭，道之虚无，儒之格致，其旨一也。”②（《三教正宗统论》一册，《三教会编》卷二，卷一（北京图书馆藏本）儒、道、释三家说法虽异，妙用却同，因而林兆恩反对后世的某些儒者对三教乱分邪正，唯我独尊，攻击排斥释、道的作法。

　　当然，林兆恩不同意在三教之中分邪分正，并不是主张三家在地位上平分秋色，并驾齐驱。他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他是崇儒宗孔的。他明确地指出：

　　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于民之日用之常，而又不可一日无焉。故常人非彼无以乐乐利利，贤智非此，无以希圣希天。此孔氏之教之大，无一而不在孔氏所容蓄之中。③（崇祯版《林子全集》利函，第七册《续稿·答论三教》）

　　释老二教，则皆精微之致，而专与贤智者道也。故老氏言太极，而释氏言无极，无极则太极也。老氏言一，而释氏言未始一，未始一则太虚矣。④（崇祯版《林子全集》利函，第七册《续稿·答论三教》）

　　尽管如此之精微，但林兆恩仍然以为，释老之教旨，却一概皆包容在孔氏之学之中了。“孔氏何尝不言太极，不言无极？何尝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虚。又曰：吾道一以贯之。至于所谓周流六虚者，岂非所谓太虚同体耶！太虚同体，是无极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观之，释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虽有异，而道则焉有不同哉！”①（崇祯版《林子全集》利函，第七册《续稿·答论三教》）

　　原来，在林兆恩从本体论的角度，阐明道一而教三时，儒、道、释确乎无有高下，皆道所衍生，各司教化。而当林兆恩着眼于拯救社会，思考设计未来时，则自然显现出其作为世代传统化的儒者的根性。提出合二教以宗儒遵孔的主张。事实上，林兆恩在针对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时，主张明显有别，但他却并未感到有任何牴牾之处。当然，从本质上而言，仍贯穿着道一教三的基本观点。他在主张归儒宗孔的同时，并不贬低道、释两家，认为二教创教之初，即老子、释迦时，从未反对过纲常伦理，只是其后学才误入岐途：

　　黄帝老子释迦之道，莫不有伦属之常，而学黄帝老子释迦者，始不知伦属之常，而入于邪，而偏于异端也。②（《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元函，第一册《倡道大旨》。）

　　所以，在林兆恩看来，责任依然在其后世的继承者，是他们篡改了老、释学说中的“伦属之常”，违背了“常道”的本意，也背离了创教祖师们的初心。因而必须指斥其非，以廓清大道。

　　（二）非非三教

　　林兆恩痛感世之儒者、道者、释者所诵所行，大都口是心非，背离孔、老、释迦的本意，认为“学儒而不知尽心知性，便为儒门之异端也。学道而不知修心炼性，便为道门之异端也。学释而不知明心了性，便为释门之异端也。”于是下决心著书立说，指斥其非，以匡复三教正宗为己任。他把自己平生重要著作汇编为一部集子，题名为《圣学统宗·非非三教心圣集》。为什么起这么个“怪”名字呢？林兆恩解释说：“其曰圣学统宗者，归儒宗孔之本质也。曰非非三教者，以三教之非者非之也。”①（《林子本行实录》，页三十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说：林兆恩“以坐禅之病释也，运气之病道也，支离之病儒也，为说非之。”②（见《黄梨洲文集》中《林三教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四十六）

　　应该指出，明代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国势日非，社会危机加剧。占居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顽固僵化。而被皇帝显贵们崇奉的道、佛两教也日益腐化堕落，甚至成为藏污纳垢的庇护所，三教之流弊为害亦甚大！当时，林兆恩公开站出来，非非三教，确实是击中了三教者流的痛处，令人耳目一新。他对三教者流是怎样“为说非之”的呢？他指出：

　　老子之道大矣，后世学之者众，而未闻有得其宗者。若孔子传之曾参，曾参传之孔伋，孔伋传之孟轲，孟轲死而孔子之道始不著。释迦牟尼佛尚矣，传一祖摩诃迦叶，二祖阿难，三祖商那和修，四祖优波毱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弥遮迦，七祖婆须密多，八祖佛驮难提，九祖伏驮蜜多，十祖胁，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马鸣，十三祖迦毗摩罗，十四祖龙树，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罗睺罗多，十七祖僧迦难提，十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鸠摩罗多，二十祖  耶多，二十一祖婆修盘头，二十二祖摩拏罗，二十三祖鹤勒那，二十四祖师子，二十五祖波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蜜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达磨西方二十八祖入中国为初祖，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惠能死，而释迦之道始不著。①（《三教正宗统论》一册《三教会编》卷一）

　　据林兆恩看来，三教正宗之不传，由来已久。儒、道、释三教传人们，往往以伪为真，以谬为正，口言笔录，习以为常。而且，代代相传，积习益深。必须下大气力，正本清源，方能挽颓风，以正人心。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