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论文范文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部分大众传媒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规范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应该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却明显滞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是一个极为英明的战略。该战略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是高瞻远瞩的。

　　在推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握与规范大众传媒的作用，确立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对于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文化学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掌握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知识，学会利用前辈们积累的社会经验。掌握文化知识可以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在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企业、旅行、家庭中的交往）和自我教育（阅读、独自参观博物馆等等）的方式来实现。大众信息手段——广播、电视和报刊所起的作用也很大。”［1］生活中，大众传媒不仅成为了解信息传播文化的媒介，更成为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市场手段引入到大众传媒的改革中，“将市场经济引发的灵感发挥到更广泛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建立传媒产业的理念，包括规模经济、传媒集团、市场细分、资本经营等。这些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和传媒改革的重要构成，而且，党和政府经过多年后置式的选择自上而下的创新实践、打击违规行为之后，也开始呈现基于这种市场导向的话语而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和态势”。［2］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独立承包、自负盈亏、经济效益等成为大众传媒转型中的一些关键词。大众传媒在过于注重大众传媒产品的商品性质的同时，却忽略了诸多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在一味迎合市场过程中，从以往与工具，突然转到大众的娱乐工具。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失重，构成了某些大众传媒从脱离现实的崇高，落入倾心市场的媚俗境地，以致于形成了某些大众传媒误导社会与大众的偏向。

　　以电视节目为主分析近年来某些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大约主要呈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市场经济左右下，大多数电视台减少了文化类节目，而增加了娱乐类节目，构成了新闻、电视剧、娱乐类节目为主的荧屏结构。据统计，中央电视台15个频道的综艺娱乐节目占据了全国77.1%的收视份额，湖南卫视占据了7.4%的收视份额，排名第二。湖南卫视以“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为目标，突出“快乐中国”的理念，其《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谁是英雄》、《超级女声》等节目如一阵“快乐旋风”刮遍全国，掀起了快乐、欢乐的热潮。但是在娱乐性节目中明显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提出“娱乐至死”的口号中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在娱乐大众的口号中却常常呈现出“愚乐”大众的境况。重庆卫视的电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勒令停播，就呈现出节目在过度娱乐化中，内容格调低下、曲目庸俗媚俗的状况。

　　第二，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大众传媒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受众的趋向，缺乏在普及中提高的视野，却注重迎合世俗趣味，往往呈现出低俗化倾向。“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在躲避崇高中推崇轻松惬意，在漠视严肃中恣意调侃，从轻松滑向轻浮，从通俗堕入庸俗，从求新趋向猎奇。在某些电视真人秀竞技节目中，眼睛喷火、腿上切肉、滚钉板、吞毒虫等场景的实播，在充满猎奇性的节目中令人不忍观看，在感官刺激中产生视觉污染。甚至新闻报道也呈现出低俗化的倾向，故意渲染一些残暴凶杀案的细节，津津乐道于某些人间悲剧的色情与暴力，将人们痛苦的经历戏剧化、娱乐化，在不择手段的市场竞争中呈现出低俗化倾向。

　　第三，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为了迎合受众进而掌控市场，某些大众媒体揣摩受众追逐时尚的心态，将关于名人、明星的节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化娱乐新闻成为一些大众传媒的主打内容，窥探明星隐私、爆炒明星绯闻就成为某些大众传媒的制胜法宝，或捕风捉影、危言耸听，或道听途说、张冠李戴，或断章取义、别出心裁，或夸大其辞、哗众取宠，在满足受众的时尚心态、追星心理中，扩大市场的份额。充溢着个人性生活细节的木子美日记的窥视热潮，矫柔造作的芙蓉姐姐的粉墨登场，刘亦菲堕胎变性的恶意谣言，刘晓庆离婚假新闻传播等，连篇累牍的明星逸闻花絮构成了大众传媒的极端窥秘化倾向，使大众传媒成了飞短流长、打探隐私、传播绯闻、炮制奇谈怪论的孳生地。

　　第四，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大众传媒应该具有社会的公信度，注重真实性应该是其基本行业准则。近年来，在道德失衡、有偿新闻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假新闻屡屡见诸新闻媒体。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訾北佳编造《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新闻，北京某报《〈艺术人生〉被令限期自救》的虚假消息，在无中生有中煞有介事，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07年的“陕西野生华南虎”、2008年的“平江野生华南虎”事件，成为令人不齿的假新闻。这些由地方行政机构、投资商与大众传媒合谋的假新闻事件，导致一些经济利益市场效应的追求中呈现出虚假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声誉。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就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3］在商业化的左右下，传媒改变了公众领域的结构与公众性的原则。虽然，如上所述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仅仅为某些媒体的作为，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文化教育、舆论监督与社会导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必须要充分关注与克服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

　　二

　　大众传媒的负面性影响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引导受众又可能误导受众，既能整合社会也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既能教育人又可能造出一批庸人，既能娱乐人又可能毒害人的身心健康。［4］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削弱大学生的辨别力和批判精神、降低大学生的审美情趣、鼓吹新潮时尚而抛弃节俭实惠、使大学生的社会观呈现出世俗性。［5］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因此，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必须注重引导大众传媒正确健康的舆论方向。

　　在倡导注重大众传媒的正确健康的导向中，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与艺术特性，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大众传媒进入消费时代后，大众传媒多元化发展无可厚非，不能简单否定传媒的娱乐性，但是必须强调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在弘扬主旋律中也不反对非主旋律的作品，在注重大众传媒的教育意义中，也不反对其消遣作用和娱乐作用，但是必须具有某种度的规范，尤其应该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在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的支助下，扩大与拓展文化作品的艺术深度，尤其注重文化娱乐性作品的艺术特性，反对与避免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而应强调作品的艺术品质。

　　其次，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哈贝马斯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6］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早在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就制定了《报业规则》七条，规定了报业的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信、公平、正直、庄重，明确反对和谴责报纸假借道德之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奸淫、掳掠之犯罪事实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感情的行为。在大众传媒中必须强调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不仅注意文化的普及，更强调文化的提高，反对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倾向。

　　再次，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强调具有时尚风格的传媒作品的精品层次，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在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中，必须不断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将政府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将政府审核与行业自查结合起来，在政府监督、行业规范、社会舆论三者的结合中，落实传媒的把关意识与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传媒作品的档次，在注重传媒作品的时尚性的同时，更注重作品的文化层次，在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中，反对一味模仿拷贝的现象，注重具有创意的独创性作品的推出。在文化娱乐性节目的设计中，注重保护个人的隐私，反对一味猎奇猎艳，反对娱乐性作品的窥秘化倾向。

　　最后，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强调传媒人员的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力中反对虚假化倾向。作为从事社会之公器工作的传媒人员，应具有独特的职业规范，尤其新闻工作者必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强调传媒的公信力，即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大众传播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资讯而获得的社会普遍认同。媒体的公信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其要义在于实事求是地传播新闻、坚决杜绝虚假新闻。传媒人员必须具有行业自律精神，在社会的监督过程中加大对于虚假新闻的打击力度，建立大众传媒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加大假新闻的媒体问责制，在注重提高传媒的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坚决杜绝虚假新闻的产生。

　　有学者对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作了勾勒，认为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了制度均衡时期，建立了稳固的党的新闻体制；改革开放后，打破了这种均衡，形成了媒体主动开发财源的现象；传媒与广告共生时期，传媒从单一承担政治使命的宣传工具，转变为辅佐政权与营利的双重角色；传媒集团发展时期，在全球传媒进入与市场经济的威胁下，努力有效地将市场机制吸纳到国家控制的传媒产业中。［7］在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中，虽然传媒的形式与结构的方式有所变化，但是传媒的基本特性仍然没有变，作为国家舆论与社会公器的特性仍然是大众传媒的基本性质。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大众传媒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只有加强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才能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文化产品中，引导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健康迅速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与社会风气，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留下诸多文化精品。

　　参考文献：

　　［1］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文化学.王亚民、宋祖敏、张静萱、王翠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3.

　　［2］［7］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9-10.

　　［3］［6］于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224.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市场格局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太快，就像冲牛奶或咖啡一样，快速冲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或不够成熟，随之表现的是激进中的市场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兴盛及艺术投资热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油画市场就存在雾里看花的现象，似乎被国际市场牵着鼻子在走，让话语权掌握在国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现一些国外势力利用艺术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强行推销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艺术家为了一味迎合国际人士的意识形态倾向，创作了一些色情味浓、丑陋古怪的作品，成为了收藏者跟风追捧的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审美情趣，致使那些彰显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深受影响，[]无容置疑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体积极正确引导，发挥其权威性、群众性、教育性以及覆盖面广的特点，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采用直观浅显、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组合，让社会大众清醒地了解并认知，使其沉浸在一个轻松自觉的享受过程中，形成自觉接受的思考习惯，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达到影响消费的目的。就像传媒理论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传媒是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它可以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改变人，通过有效地宣传、介绍、报道，使艺术品得以迅速传播、流通并扩大影响力和公众注意力，牵引并提高受众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为艺术家与消费者创造一个及时宽松的互动平台。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开放性和重复性等特点，对社会起到“瞭望哨”的牵引作用，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大众传媒的可利用资源之中，创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与观念，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向公众宣传、介绍有关信息，解读艺术家，诠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可以让真正的艺术佳作反复地进入观众的视线产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力，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鉴赏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们选择生活享受的商业价值取向，并使之转化为影响人们个人品位、社会定位尺度的标准，彰显当代艺术品市场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的极大影响力。总之，艺术品市场的落脚点是购藏群体，他们才是使艺术品成为现实商品的最后买单人，是一个健康良性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艺术欣赏者兼购藏者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品生产与流通全过程的终点，有了生产与消费才有市场。

　　概言之，中国艺术事业的荣辱与兴衰必须依靠艺术市场作支撑，一个良性的市场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也会给艺术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的优胜劣汰，还会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与艺术追求。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积极支持大众传媒，及时为市场把握先机、适时为那些市场基础好、有收藏投资潜力的艺术品宣传造势，为那些弘扬正气、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东西文化认同的艺术家呐喊助威，帮助中国艺术品市场抓住主导权。

　　二、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监督和规范作用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纵深发展，自然地拓展了行业中的不同角色，尽管中国是在没有画廊时就有了拍卖公司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一级市场中的画廊、艺术经纪人、艺博会等都表现活跃；二级市场中的拍卖公司也异样火爆;还有美术馆、艺术馆、鉴定机构、策展人和艺评家、购藏群体等都在积极参与。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体系中，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表现出角色的错落与颠倒。例如，导致了一些艺术家作品在一级市场都没形成影响的情况下，就直接到拍卖会去捣乱;更有甚者是有些鉴定者、策展人和艺评家的沽名钓誉，丧失了中立者的本分与良知，与艺术家或艺术经营者勾结抱团，急功近利，肆意为赝品、伪作或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摇旗呐喊，丢失了基本的艺术公道和职业道德，致使部分艺术品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此外，艺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所难免的会不断出现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的矛盾。有些问题是法规漏洞与滞后造成的，有一些问题则是诚信、恶意违规引起的。如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品真假不负责”的条款，成为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假画大行其道的护身符，拍场上的恶意炒作、虚假成交等等让不少买家上当受骗。还有由于市场上缺乏权威、公正的鉴定机构和合格鉴定人才，一级市场中真假问题也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等等。然而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期待规章的约束。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艺术品等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形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市场行情的不断走高，行情呈火爆态势，但是如果问题不妥善解决好，势必会影响艺术品健康正常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都渴求着媒体的激浊扬清[]。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大众媒体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当市场的守护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公正选取、真实报道、客观评价，将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媒体的公信力，市场的诚信力，让消费者放心，经营者欢欣。因为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让媒体曝光”这句话的威慑力与震撼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应该高举“监督大旗”，借助大众传媒的特有权威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多视角、多功能、广覆盖以及直观、综合、可复制等商业化特点，广泛宣传报道，提供实证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会的阴暗现象和消极负面的因素，透过现象揭穿本质，透过消极弘扬正气，成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确认识大众媒体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利益和行业引导的矛盾。有些媒体由于近视眼前利益而人为操纵，带来信息的和内容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一些媒体如此助纣为虐，不但阻碍行业的发展，最终葬送的将是他们自己。毕竟，行业有行业的规律，客观、公正是媒体的铁律，艺术媒体也不例外。如果一些媒体自己将客观、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公正置于脑后，那么最终艺术行业也会公正、客观地将他们抛弃。客观地讲，经过长时间徘徊的艺术品行业发展至今确属不易，行业中的诸多不规范现象逐步暴露出来，乃属成长中烦恼。作为媒体，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引导，如何促进规范，不断推动行业做大做强，做行业的守护神和公器，而不是急功近利去讨好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摇尾乞求短期的一点微利，当然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一时可能会帮助利益集团，但是以牺牲行业、得罪大多数为代价的做法的确是不足为取，试想如果自己都不规范，何谈规范行业呢？

　　如何切实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艺术品市场上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职业道德和员工素养，恪守规范，自觉抵制有偿报道、虚假报道，把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之外；其次，大众媒体是“当之不愧的受托人”，它受党的信任，受人民之托，他代表的应该是人民的心声，体现国家的意志，他理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切不可错乱自己的角色，切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浮夸炒作等有违人民和国家的事件发生，只有遵循好媒体的基本规律，切切实实服务行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双丰收是必然的。第三，我们的政府也应当代表人民给予媒体多方面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之根植于大众，立足于社会。大众传媒强调传媒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众化的艺术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略显不足，经常地不排除受利益驱使的人为有意或无意的集体造势和炒作现象，使人们在对艺术品消费渴望的同时，产生了迷惑性甚至恐惧心理，容易失去艺术品的原本意义而成为时尚化的广告宣传品或简单复制品，导致媒体成为浮夸追逐时尚的消极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实属正常；与此同时，转瞬时逝的视觉冲击也可能导致艺术家急功近利、追求短步之快的伪劣之作，势必产生假冒伪劣、求新求快、求刺激的快餐文化和流行艺术市场泛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地会有艺术家为了迎合媒体、市场和公众，而采用人们熟悉的图像或艺术史上著名的图像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挪用、复制和拼贴他人作品，最终导致了市场的肤浅混乱。代表新新人类的波谱艺术，表现的艳俗作品大多缘于此。

　　总之，过渡的商业化乃至炒作会导致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康法文的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遭遇着“唯利是图”的市场天性的排斥。艺术市场的过渡繁荣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着画家们超量生产，作品的肤浅与平庸加剧了艺术低级趣味和价值取向的扭曲；大众媒体的不健康炒作使艺术品的生产、创作和消费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然而我们相信，作为“兴在百业之后，衰在百业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随着大众媒体的登台亮相，通过多渠道开拓、多途径挖掘、多平台展示，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保障，逐步提高艺术家在当地甚至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社会定位，建立稳定可靠的商务交易，使艺术品的消费经常地处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品经营者、艺术评论家等市场各要素有机互动、竞相角逐，精诚合作，市场必将百废待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人民出版社P124

　　[2]尧小峰，艺术媒体需要什么[Z]雅昌艺术网专稿2008年5月

　　[3]尧小峰，艺术媒体需要什么[Z]雅昌艺术网专稿2008年5月

　　[4]刘明风，大众传媒与中国当代绘画[J]读与写，教师教育2008年5期

　　[摘要]通过对当前艺术品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阐明了大众媒体对引导、规范、监督和守护艺术品市场朝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市场必须注意到媒体的负面效应。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党内民主；权力三分；大众传媒

　　党内民主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过程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可以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1]。有学者解释：所谓“示范和带动”，其潜台词无论就逻辑关系而言，还是就时间关系而言，都是指党内民主要先于社会民主。[2]《求是》杂志2003年发表甄小英、李清华文章《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3]又进一步明确了以党内民主建设为突破口、党内民主先行、再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路径。

　　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权力三分（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原则，重点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问题。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保障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的作用。今日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完全忽视大众传媒而单纯地谈论“权力三分”显然是偏颇的。那么，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前任务是以“权力三分”为原则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及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之后，大众传媒在新的党内民力框架下的地位如何？在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努力过程中，大众传媒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

　　一、大众传媒是否可以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大众传媒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被誉为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在西方民主社会，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媒介权力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隶属关系，媒介权力不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隶属。正是在这样的权利关系结构中，媒介权力保持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旦政治权力的行使妨碍或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大众传媒就有权力发挥舆论的力量，最终形成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美国的“水门事件”，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美国式民主的“神话”，也可视为媒介权力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一直维持着一种隶属的关系，大众传媒一直被置于党（政）权力的控制之下，一直未能构成一种对于政治权力的约束力量。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隶属关系结构。那么，在当前着力构建党内民主的新形势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反思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呢？

　　有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特殊现实，我们当前所选择的党内民主的建设路径，其最大的特殊性体现在民主建设的“党内”限定，因而，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社会民主，也不同于中国民主发展最终所追求实现的人民民主。由此，在考虑大众传媒的地位的时候，也自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第四权力”的存在。但是，在党内民主的框架下，大众传媒能否作为党内“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之外的“第四权力”的地位存在呢？也就是说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大众传媒所行使的媒介权力能否和行使决策权力的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行使监督权力的机构并列建构，不再是三权中任何一种权力的隶属，而是可以作为党内三权之外的一种力量，作为普通党员的代言人，代为行使普通党员的权利，从而作为一种党内的独立力量，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呢？

　　在我看来，将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民主建设“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力量，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作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是党内力量的一部分，不会一步到位地变成一种社会力量，不会变成一种有可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的党外力量。

　　其次，当前构建党内民主，是作为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因而党内民主不同于人民民主的特殊性必须明确。而将大众传媒作为的一部分，作为党内“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也正好和党内民主建设的独特性相适应。

　　再次，将大众传媒视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将可在党内形成有效舆论监督，从而成为党内监督的一部分，对于约束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权力腐败，将无疑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比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舆论监督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这样看来，构建党内民主，在“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框架下，必须改变媒介权力隶属于党（政）权力的结构关系，必须改变将大众传媒视为“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旧有观念，在此基础上，必须建构起大众传媒作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结构地位，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党内独立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那么，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呢？

　　当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形态多样，既有定位于财经、体育、娱乐等领域的专业性媒体，也有以市场化为主要取向的都市类媒体，更有依然作为各级党委机关的宣传机构的党的媒体。不同的媒体，其功能定位不一，受众定位有别，因而媒体风格也呈多样形态。比较而言，能够拥有党内民主框架下“第四权力”地位的将主要是作为党的各级党委机关媒体（党报等）的党的媒体，或者说，在党内民主建构中，党的媒体的角色承当将是义不容辞的。

　　中央党校教授王秀贵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7300多万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20%。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在总体上远比其他人群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文化程度要高得多的事实。而且，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统一的纪律。因此，率先实行党本身的改革，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条件要有利得多，困难、阻力乃至风险也会小得多。”[4]依此逻辑，那么，党的媒体在党内民主的建构中，比较其他媒体也将会有以下优势。

　　首先是党的媒体的党性优势。在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水平上，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上，党的媒体的优势都是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所无以匹敌的，因而更适宜于党内民主的建构。

　　其次是党的媒体人才资源优势。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发展的历史原因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媒体人才聚集于党的媒体，尽管这几年出现了一部分人才流失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党的媒体采编人员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较高，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与社会各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媒体经验。

　　再次是党报的媒体的经验优势。党的媒体，特别是党报媒体，曾经在党的民主建设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譬如，《人民日报》等各级党委机关报就曾几次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中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优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历史经验的积累是其他党的媒体之外的大众传媒所不具备的，也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宝贵财富。

　　最后是党的媒体的信息资源优势。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的媒体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相比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的记者，党报记者在党和政府的新闻采访中能得到更多的便利，拥有更多的权威性消息来源，因而他们的报道也更具权威优势。体制因素对传统党的媒体的支持和保护至少在现阶段是一种独有优势。

　　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构架下，将各级党的媒体在功能上不再仅仅定位于宣传工具，而进一步明确定位于一部分的“权力三分”构架下的“第四权力”，致力于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内民主功能，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将各级党的媒体的受众定位于党内成员，不再去和都市类媒体争夺一般社会受众。有此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有党的媒体所既有的优势地位，我们不应该再有党的媒体“边缘化”[5]的质疑和担心。

　　倘若我们固步自封，继续固守党的媒体宣传工具的功能定位，不能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革新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那么党的媒体就难免会有落后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危险。

　　三、党内民主构架下的党的媒体应发挥什么样的民主功能？

　　汪孝杰认为：党报“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还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联系功能、监视功能、组织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党报的政治功能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传达政令，促使政令畅通；二是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三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6]这样的对于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显然是就党的媒体的一般逻辑意义上的完整功能定位，但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媒体的功能发挥也将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殊性，譬如，党的媒体的“喉舌”功能定位，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其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局限。倘若将党的媒体置于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权力构架中，置于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使命的承当中，党的媒体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党内民主功能呢？

　　在我看来，考虑到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历史任务，考虑到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考虑到党的媒体作为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特殊功能定位，党的媒体需要凸现的主要是两大党内民主功能的发挥和承当。

　　1.舆论监督的功能

　　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重点就是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易生腐败的问题。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防治腐败，除了实施分权，将权力进行三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舆论监督将无疑是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

　　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有涉及“舆论监督”的论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无疑，中共中央于2004年1月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现实任务，将是理解和把握党的媒体舆论监督功能新内涵的重要依据。

　　首先，《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样的党内监督的对象无疑也将是党的媒体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实际上是将党的权力的行使置于可监督的约束之下，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其次，《条例》规定了十项监督制度，即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并提出“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由此，舆论监督被定位于党内监督“合力”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再次，《条例》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可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主要承当者是“新闻媒体”，而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框架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新闻媒体”也将主要是以党报为代表的党的媒体。

　　最后，《人民日报》2004年2月18日《条例》颁布所发表的题为“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的“社论”中提出：“要把强化党组织的监督、党的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加强党员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党的媒体的舆论监督体现的是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因而，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逻辑，那么，舆论监督也应当是先党内党员舆论监督后党外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逻辑，以党内舆论监督示范和带动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以提高舆论监督的现实可行性和具体实效。

　　2.保障党员知情权的功能

　　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当然是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终追求目标而言的，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的人民民主建设路径，那么，当前的党内民主建设，首先要保障的就是党员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这“四权”当中，党员的知情权则是所有其他权力的基础，没有知情权的满足，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都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情权是其他各项权利的先决条件，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最重要方面。”[7]知情权也是现代民主的最根本要求，是保障公民民利实现的基础。

　　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无疑也是反腐倡廉的一剂良方。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所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将权力的行使为人民、首先是党员的知情，防止权力运行不透明的暗箱操作，使权力腐败失去生存的土壤。

　　当前，作为反腐败的一项举措，我国的一些权力部门虽有一些政务公开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缺乏法律上的明确保障和实践上可操作的程序，一些权力的行使者依然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残余，将其所垄断的信息作为一种权力，因而，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获得有效的保障。

　　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党员的知情权就无疑将被置于保障的优先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不仅需要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性法规以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保密事项的具体界定，而且需要党的媒体的积极介入，及时全面地报道和提供政府信息。党的媒体还不仅是党员知晓权力运行的信息的管道，还是党员群体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公意表达的舞台。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党员个体不可能对结构庞大的公共权力组织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党的媒体也将承担着党员权利的代言人的角色，以一种组织的力量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

　　如果我们今日发展党内民主，忽视党的媒体的作用和功能发挥，那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反腐良方也将难见真正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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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辛鸣.党内民主的“三个估计”[J].南风窗2007，6，上.

　　[3]甄小英，李清华.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J].求是，2003，(12).

　　[4]杨琳.政改指向权力过分集中党内民主是重要途径.瞭望东方周刊[N].2007-12-19.

　　[5]周正荣.关于所谓“党报边缘化”[J].新闻知识.2004，8.

　　[6]汪孝杰.明确党报定位拓展党报功能[J].新闻战线.2004，10.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证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证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证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结语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的要求。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信息得到整合、传播，逐渐成为了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公共管理应该与新闻传媒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协调、稳定的特点，带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迈入新的台阶，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一、贝尔的学术研究与其批判性传播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首先是西欧的传播学家们，围绕“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曾展开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这场国际讨论直接发端于两本书的问世，第一本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另一本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均为丹尼尔·贝尔所著(张隆栋，1993：287～290)。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贝尔，1989：30。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当然，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这套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逐渐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为奢华糜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商业机制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74)。

　　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质的论题，其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清教精神到自恋主义的蜕变过程”(傅铿，1990：292)，由此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作为大众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无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就是着眼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作用机制，力图把贝尔批判性的传播观勾勒出来。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先总体看一下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再分别考察一下贝尔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对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予以分析评价。

　　二、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

　　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涉及到他对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总体看法，在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1.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内的通讯技术革命，与交通运输革命一起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同时也“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137)。

　　2.大众传媒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114～116)《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124)

　　3.视觉文化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

　　在贝尔看来，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167)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

　　较早致力于传播研究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H.)曾提出大众传媒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Wright,C.)又在其中增加一项功能——提供娱乐，这都是对媒介正面功能的考察。另外两位对传播学贡献突出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P.)和默顿(Merton,R.)，则分析了媒介的四种负面功能；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李彬，1993：134～141)。

　　从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传播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大众传媒的功能的，注意的是大众传媒长期的、潜在的社会作用和传播效果。他虽然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正面功能，如认为大众传媒导致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大致相当于拉斯韦尔和赖特所说的联系社会、教育示范和娱乐功能)，但更多地侧重于对媒介负面功能的论述。譬如，他认为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对常识知觉的歪曲”，从而瓦解着文化对社会的聚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媒介的隐性的负面功能。事实上，贝尔即使在肯定大众传媒上述正面功能的同时，在具体的分析上却又着眼于它的消极影响，这从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正因为如此，他对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McLuhan,M.)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麦克卢汉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它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基本论断，不啻是对媒介的膜拜和礼赞。尽管贝尔也注意到了通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区分，却仍然认为麦氏“热媒介”和“冷媒介”以及电视创造“地球村”的概念，“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似乎没有多大意义。”(156)他把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为享乐主义时代“胜任的预言家”，说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21)与麦克卢汉相比，贝尔对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同时，又具有深邃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在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三、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

　　马克斯·韦伯(Weber,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3)一书中，精巧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贝尔在立论之初就接受了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无限进取的激情。新教伦理将工作视作神圣的天职、得救的标志，强调清醒、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性的道德目标。

　　但是，内战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那种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成就的标志，甚至连性也成了消费的对象，结果美国文化成了享乐主义的乐园。

　　那么，在贝尔眼里，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的瓦解和享乐主义的风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第一，贝尔把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看成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102)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正是技术革命“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112)，从而造成了小城镇主导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终结。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觉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首次向拘谨而陈腐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和清教传统发起攻击。这场自称为“解放”的运动，是一股从欧洲吹来、登上了美国海岸的现代主义之风，一直延续到20年代消费道德观的建立，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运动中又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延伸。

　　第三，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6)

　　第四，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118～119)。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仍沿用新教伦理业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放松和的风气，结果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118)贝尔认为这只能造成人们灵魂的空虚。

　　据贝尔看来，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过，贝尔主要还是从传播内容剖析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功能的，他对大众传媒负面功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以它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批判。

　　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只是导致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瓦解的一个方面的根源，另一个直接因素便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遍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所有艺术领域，并波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运动。现代主义以19世纪中叶自封为“先锋派”的现代文艺为开端，先是在艺术领域否定资产阶级价值观，后来又通过割据飞地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便开始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如对清教传统和小城镇生活方式的攻击)，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时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已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它彻底破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如此等等。于是，现代主义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叛，完全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中的艺术自治发展成为渗透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

　　据贝尔看来，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除了其自身内在逻辑(如形式上松散零乱、一味翻新，结果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它还受到了“文化大众”的侵袭和改造，而这一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另一负面功能的体现。

　　贝尔所说的“文化大众”(culturalmass)，不是指文化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文化提供市场的人们。其中的许多人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高教、出版、杂志、电台、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时尚界工作，在这些范围内影响和形成文化产品的普及，同时为更多的大众文化受众生产通俗的产品(Bell,D.1980:289)。文化大众的数量同整个社会相比虽不算多(贝尔估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但他们由共同的文化气质粘合成群，形成强大的阵营，目前即使不是支配却也实际影响着现代文化设施。不难看出，贝尔所谓的“文化大众”，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80)，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产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管理人员队伍、白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的文化趣味。

　　贝尔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首先是由艺术家来定型的。过去的先锋艺术曾惨遭观众的践踏，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他们需要从文化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予以判明和确认，于是开始敬重、接受和追随展览馆、商业性画廊和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出来的文化见解，成为资产阶级“敌对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的赞助者。

　　然而，贝尔进一步指出，最先由先锋艺术家定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表面上假装尊崇高雅文化，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正如中产阶级流行杂志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90)。大众传媒于是迎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等方面为他们引路，原来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36)。就这样，现代主义通过文化大众的普及和模仿而变得非常时髦，文化大众成了高级文化的饕餮之徒，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象征符号，艺术风格成了时髦娱乐的同义语。

　　贝尔力图超越美国60年代那场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但他无疑是一位精英文化论者，尽管他对瓦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主义同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眼里，传统现代主义就其作为一种艺术追求而言，即为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塑造了人们的象征性表现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把幻想与带进生活，把艺术变成了行动，只对社会起到颠覆作用，再也难以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的价值意义了。尤其是与享乐主义、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艺成为了文化大众的公有财产，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已变成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资本主义文化日趋琐碎浅薄、粗鄙无聊了。贝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然而，“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132)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75)，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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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的批判

　　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贝尔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异变过程中，贝尔又从传播者(文化大众)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通过这两项剖析，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瓦解破坏作用，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们丧失了超验的信仰，而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导致西方社会领域断裂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中，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机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60)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35)贝尔蕴涵的意思无非是说，大众传媒之所以要迎合中产阶级享乐、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对流行艺术的倾泻，是因为文化大众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因此将艺术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尽可能为社会提供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品。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Horkheimer,M.)、阿多诺(Adorno,T.)、马尔库塞(Marcuse,H.)等，把大众文化(他们称为“文化工业”)看成是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认为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实行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的，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殷晓蓉，1999)。贝尔尽管也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同样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但他是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破坏作用的角度加以批判的，正如同他把现代主义看作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而加以批判一样。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大众传媒是否脱离开了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而变成了它的对立物了呢?其实不然。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年代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维持一种理性、持重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但在消费领域却不断刺激享受、消费的需要，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和维护。至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但这是一种“驯化”了的破坏作用，因为大众传媒把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的强烈震惊，变成了花哨浅薄的生活时尚，在庸俗化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西方社会一直起到“排气阀”的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力，使大众文化成为操纵和麻醉人们意识和情绪的有力手段，使他们安于消遣、安于现状，变成“嘻嘻哈哈的一群”，这就是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即使有的倾向，也不会遇到来自上面的阻力的原因。更何况，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赚钱的行业，只有迎合大众的口味，把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维持一种理想的商业行情，精明的资本家自然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众文化捧场(周绍珩，1989：192)。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贝尔所说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树立、文化大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表面上的。相反，倒是马尔库塞等人说得对，他们认为文化的自我表现冲动，已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并将它转化为商品(发达工业社会借此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现代主义的衰竭正说明它已同资本主义“相互认可”(38)。但贝尔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一种来自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文化内部的这种混乱，只会促进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从深层结构上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196)。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不单纯是一场文化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文化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背后就有大众贫困的蔓延、黑人争取平等运动、青年的异化、越南战争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贝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文化变革背后的社会根源，如他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的增长、都市的出现、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剖析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崩溃以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再如他把现代主义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技术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现代主义者捕捉变化之流的努力。但贝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青年时代一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成名后在同行中也博得了“精通马克思”的声誉。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生成还有一个原因，即的泯灭、超生希望的丧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危机，而现代人拒不承认这种人生的大限，坚持不断的超越(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从而使文化和经济领域发生激烈的碰撞。事实上，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内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把人日益贬低到角色和功能的位置，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非人化”的社会结构的反动。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也基本上是在文化领域内解释文化，他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贝尔反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把社会视为由一个主导性原则制约的磐石一块的整体，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技术—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断裂对立的学说，而且不相信“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当今文化的独立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产生的。”(贝尔，1984：49)贝尔这一世界观与他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常常自相矛盾。

　　贝尔自己反复强调，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21)贝尔一生也先后经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冲击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复杂的立场。“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即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赵一凡，1989：5)贝尔复杂的立场不但决定了他论述中的自相矛盾，更决定了他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答案。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题，目的就是探讨6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危机，因此才对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教伦理的现代西方的命运，做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但最后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圣性的复归”，表现出一种风烛残年的缅古怀旧之情。他为后工业社会设计出的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新宗教或文化崇拜，实质上是揉合了他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改良方案。他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价值的需要，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一立场决定了他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温和的，也是不彻底的。

　　资料来源

　　丹尼尔·贝尔(198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丹尼尔·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彬(1993)：《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张隆栋主编(1993)：《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绍珩(1989)：《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

　　赵一凡(1989)：《贝尔学术思想评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

　　殷晓蓉(1999)：《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传播学》，《学术月刊》第2期。

　　傅铿(1990)：《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6篇

　　现在的高等院校几乎都是全国招生，生源面较广，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来自开放、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相对较好，而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相对薄弱。而且由于高中的教育模式，尽管很多学生的英语应试成绩很高，但英语的运用能力较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分低能”、“哑巴英语”等情况屡见不鲜。还有，因为考上大学了，很多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或是看重专业课程，而忽视了英语的学习，英语往往成了大学生的学习摆设，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往往靠的是高中的英语基础得以通过，而一旦英语考级通过，就很少在学习。但也有很多高校学生，因为学校的教学设施完善，以及教学理念的新颖，学生对英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通过互联网交流、学习。

　　二、大众传媒对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改变了大学英语教育模式。以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下为主体，主要是“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采用听、记、模仿发音的学习方式，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课堂以后，这种单向性的学习模式被打破了，大众传媒方式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等，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体现，致使教学与学习的方式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学生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教师也不再只是信息的传播者，师生之间增加了很多重要的交流，相互探讨与学习，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得到不断地曾强。而在传媒信息时代背景下，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学生能够参与教学讨论中去，形成师生共同参与互动的教学模式。同时，大众传媒还打破了地区间教学水平的不平衡。大学英语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受地方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大学英语教育一直被重视，获取的信息资源较新、较快，所以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而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就可以共享英语学习信息资源、搭建更多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教学课件共享、网络教学与授课，将更好的教学资源以更快捷的方式进行传播。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大众传媒更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理念，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内容。英语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进行介绍，大学英语教学中，开始对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地重视，摘选优秀、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评价，使得英语的学习，不仅是一门文化的学习，更是对学生素养的培养。教师在大众传媒的教育方式下，引用一些重要实事讲话、文学赏析、经典歌曲、电影等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加生动、深刻的学习与掌握英语。就大学生而言，对大学英语学习的方式，也随着大众传媒由传统媒体转向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为主导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大学生通过大众媒体观看、收听英语国家的电影、电视及时事新闻等，及时、准确地获取英语国家的信息，拉近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距离，提升了英语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寻找学习资源，了解英语文化内容。传媒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教育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使大学英语的学习方式多样化。

　　三、在大众传媒背景下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前景

　　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育资源可通过电子数据形式存在，使教育资源公开分享，这可以促进中国大学英语教育走向国家化。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技术及时地宣传和传播英语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的大学英语教育进行比较与借鉴、取长补短，促进我国大学英语顺应时代潮流、走向国际化。另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大学生对国外经济、文化了解的加深，很多学生希望可以出国留学，大学课堂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由此应运而生了很多英语培训机构。由此，大众传媒在促进大学英语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更加促进其市场化。

　　四、结束语

　　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冲击，必然促进了大学英语教育的信息化发展。大众传媒使大学英语的学习不再枯燥乏味，使教学方式更多丰富多彩。大众传媒使大学英语的学习不仅仅一门文化必修课，更是一种文化素养的熏陶。大众传媒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育，引领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从新闻传播的规律角度分析，传媒在传播风险时面临着理论困境，即新闻（预测性报道、新闻策划）事实的先发性这一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导致了传媒在传播风险时的必然“迟到”，而风险的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之间的矛盾、传媒自身特性等问题必然会使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充当“报警”而不是“预警”的角色。

　　风险传播的概念源自20世纪末期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风险的特征上：风险是潜在的，是现代化生产引发的，是人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建构的，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传播语境，传播风险，应对风险传播成为传媒重要的一项功能和任务。但是，一提到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传媒的预警作用，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到美国五角大楼被炸，到SARS，到印度洋海啸，到克隆，到转基因食品，几乎没有一个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是由传媒提前真正全面、客观、完整的报道或警示过。这就不得不引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素来以“瞭望者”为天职的传媒在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风险来临之前而“集体失语”？传媒对风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传媒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传媒风险传播的理论困境。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