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国荣这么受欢迎？

　　论演技，歌喉，张国荣在生前虽然一流，但没到一个传奇的阶段吧，也许更多的打动人的应该是自身气质？谁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网络上的论文（写的太好了）（文字转换自Fiua Janf提供的图片）：

　　论张国荣的永恒与不朽

　　两种态度

　　香港《亚洲周刊》刊载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评论，文中言道：张国荣去世成为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受到两岸三地的传媒高度重视，俨然成为一次“国家事件”（引号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机是天灾，但张国荣的突然去世对香港人的心理打击，比天灾还要严重。因为，张国荣二十六年的演艺生涯是一个香港传奇，而“现在的香港娱乐事业，已经很难容纳像张国荣这种重视个人尊严和追求完美的艺术工作者了。”文中的批评有一种肃然的自我反思：“香港传媒在张国荣去世事件中的表现，出奇地有节制。……在电视上，也看见很多记者一边哭一边在报道，他们都收起以前那种轻佻的嘴脸。在张离去的数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艰险背景下，包括媒体、艺术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在内的香港文化界乃至学界，对张国荣先生的尊重、对张的辞世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及其严肃态度，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在大陆的文化圈中，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一种局促与尴尬。

　　因着电影《霸王别姬》的缘分，张国荣进入大陆的文化圈，以此开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我们从众多的回忆文字中获取了这样的信息，这些文字承载着书写者们的一往情深。这是心与心的交流，这是对张国荣的品质的回馈。但同时，或许不那么有趣的是，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重音”，一种“难言之隐”。众多的文字既充满敬意，却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人都那样了，还让我们说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热热闹闹的大陆文化批评，于此却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麻木与寂寥。唯一可以见到的，是社会学者李银河的一篇短文，她讨论了张国荣的“生活姿态”，将其称作“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作为她近年译介的西方“酷儿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应答。当新浪网等多家媒体举办的“文化偶像选举”之时，有学者将该选举活动称作含义丰富的“社会征候”，或者，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征候群”，在被文化批评家们用来诊查“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尝试着诊查一下“诊查者”自身。选举中，张国荣的入围提名和高票获选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像“鲁迅与张国荣”、“张国荣挑战鲁迅”等一类的表述，则凸显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级与霸权，传递出一种戏弄的意味。面对张国荣，大陆的文化批评，竟然失语。

　　沉默，是因为张国荣的份量不够、成就不及，还是其它？是他不能“与鲁迅比肩”，还是因为“更具文化符号意义的艺人还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会更多。曾几何时，我们才见到对金庸的堂皇评价，周星驰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讲堂，我们还见到崔健的歌词成为“新诗”经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编，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烦事儿。但为什么，对张国荣，一个在20世纪中国最典型的文化市场中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追求，并以自身的真诚敬业、才华悟性而达到一种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看到有人慷慨陈词——为什么纪念张国荣，不去纪念为祖国献身的英雄（英雄姓名隐去）。我哭笑不得，这个帽子如此之大，张国荣如何承担得起，他在我辈心中或许光芒万丈，可若把他丢进大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冲突中挤压，我相信大多数人只会于心不忍。而且这种理论本身就荒谬如“有人吃不上饭，居然还去发神六办奥运”，强揪出一个无辜的责任承担者，难怪附和者寥寥。

　　我相信人的感情的释放，总是对熟悉的人慷慨，对陌生的人吝啬，喜怒哀乐诸般情绪的流露，要么作为旁观者，要么作为当事人。前者表现为在读书、读史、看电视、看电影的过程中，因感人事落泪，因不平事愤慨；后者就是亲临生离死别时的切身感受。二者只有程度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为什么会为素不相识的人掉泪的最佳解释。

　　拿张国荣比为国捐躯的英雄，就好像拿文学家比发明家，然后因为文学家没有实体的物质贡献而否定文学家在精神层面的贡献。英国人说，宁愿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同庆，盛况空前，可人们在享受着灯泡带来的便利时却未必会记得爱迪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对于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情感层面上的东西总是印象深刻，这就是文学家乃至近代以后出现的电影人享受到更多怀念的原因。人们根据自己的情感偏向选择怀念谁，凭吊谁，为谁流泪，纵然不够平衡，也不是被怀念、被凭吊的人的罪责，可惜到了今天，仍有人以之作为攻击别人的理由。

　　更有甚者，竟连歌迷影迷的眼泪与心痛也屡遭攻击，动辄就上升到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高度，梦露可以入选美国十大文化偶像，张国荣被广泛纪念就成了中国式的浮躁。全球观众都可以为《断背山》感动到流泪，张国荣的歌迷竟不能为张国荣一哭，哭大声些就要担一个“如丧考妣”的恶毒骂名，仿佛这样对别人感情的苛责，倒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回归了？自杀是15～34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倍感无力，偏有人能从张国荣身上看到什么社会不良影响，如此说来，有人读《红楼梦》读到疯癫，也是曹雪芹之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偶像，领域之间何来的贵贱之分。从鼻子里哼出那句“不就是一个戏子”的人，那种自我优越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照这重“高贵”往“下”看，任何领域内的奇才任何所谓的王孙贵族都可用一个“不过是……”一笔代过——曹雪芹不过是个落魄的写书人，戴安娜不过是个离了婚的王妃，巴乔也不过是个射不进点球的球星，世上之人皆不入眼，唇角一抹冷笑，您最超然。

　　张国荣对于一代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许没有到李承鹏（著名体育评论员）所形容的“打通了关于中国男人精神世界的任督二脉”的地步，但至少当得起“一代人的精神食粮”的评价。对于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张国荣早就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人。一首歌，三到四分钟，午夜聆听，只有歌者听众两个单纯的存在，一部电影，九十分钟左右，漆黑的影院里，观众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喜悲，甚至不受语言的限制阻隔，这就是一个歌者一个演员走后，有人送行有人落泪有人怀念的原因。

　　美国新闻周刊说：张国荣之死是对香港人民的一次重大打击，亚洲周刊说：张国荣之死标志香港黄金时代的结束，CCTV新闻频道《文化记忆》说：没有哪个艺人的死有如此深远的影响，能让那么多的人流泪……

　　应当承认，由于文化的隔阂，由于他本人的低调，至今我们对他仍所知甚少。但我们相信，在他低垂的眼帘下，拥有最为本色的人格力量，拥有挑战规范创造自由的强悍能量。而他在戏梦人生中的真诚出演、心灵对话，则启动着我们对于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艺术不朽。

　　对于“全球性的社会性痴迷”以及张国荣曾引起的观赏热潮和参与热潮，讲得太少太浅了，更多资料显示，他曾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并引发出一种“迷狂”的审美经验，这种迷狂是审美活动达到高峰时的经验状态，而且并不以审美客体（张国荣）的生命终结而结束。

　　2003年四月一号至张出殡的几天内，世界各地的张国荣的欣赏者，纷纷而至，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的语言，从时差各异的国度赶来，只为赠一只花，为张送行，洒泪诀别。不知道是什么一种力量驱使他们不辞舟车劳顿千里迢迢只为赶来做这么简单的活动，说是曾经的迷狂以至今天的冲动，不够真，说是长久的挚爱难忍今日的痛切，也不够。他们不是张的FANS，FANS总是太肤浅的称谓，而是欣赏、接受、挚爱张的人，他们从张身上也曾获得过迷狂的审美感受，并长期从中“光照自己”、“认识自己”，以己之灵魂对应张之灵魂，因此，他们的到来就是“自我与现实更为痛切的出现”。

　　在荣迷的日记中看到，2004年香港继续张国荣活动，在某山顶用最顶级的音响播放张的《热情》，当时有外国游人问：“这个歌手是谁？”，荣迷告诉他是张国荣，LESLIE CHUENG，外国游人相当惊讶，说，“这个竟是LESLIE CHUENG？这个就是演《霸王别姬》的LESLIE？”我想外国游人的惊讶大概是因为：他无法把眼前的歌舞者与《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联系起来，并且何以那么优秀的演员，歌舞起来也是如此精妙。

　　当时情境下的这种“惊异”，深可玩味。柏拉图把惊异当作哲学的起点，认为，人们是由于惊异开始研究哲学的。海德格尔则进一步指出：“惊异的情绪承荷着哲学并贯穿于哲学，”黑格尔则把惊异引进了美学，认为，“艺术意识一般或宗教意识——或毋宁说二者的统一——以至科学研究都起于惊异。”或许外国游人的惊异只是暂时中断的，并不具有持久的意义，因为当他归国之后，未必能够继续追踪张的作品，从而形成一种深度的审美体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与《热情》里的张，刹那间电光火石般的碰撞与神会时，确已激起他强烈的审美兴趣，好比当男人遇上美女总会情不自禁的步近与亲近。

　　当然，这种惊异的产生，要求外国游人具备相当的审美修养与能力，否则，张再有神韵的舞姿，再有气韵的歌声，再精妙绝伦的电影演绎都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美妙的盛宴对于没有味觉的舌头有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马克思说的，“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想获得审美享受，那么要求你本身就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正因此，我们才说，审美张国荣是一种能力与享受。

　　张国荣在他的舞台表现与电影演绎甚至是人生境界中总能给人一种审美惊讶，并吸引我们进一步的体验其中独特的艺术特征。假使你看过85年的“鸳鸯舞王”，看过91年的《阿飞正传》，看过今天光影资料存留下来的太多的经典瞬间与片段，感到兴奋的惊讶，那么进一步的就会情不自禁的对张的作品进行追踪，并由此领悟、体味、咀嚼、回味以至陶醉其中，这种状态像张唱的，“摇荡着的心，微震过的手”，即是一种“手之足之蹈之”的状态，这时我们品砸到的是张的意味和内蕴，或气韵生动，或悠然忘我，或闲逸妩媚，而张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在他的人生履迹的创作活动中，总是一次次突破观众的“期待视野”，从而使审美主体形成新的惊异。比如〈RED〉里的红色高跟鞋，〈热情〉里的发型、造型都是反常规的，尤其是他的西化的舞姿对于亚洲观众的眼球，都是一种洗礼与冲击，却也融合着中国传统艺术，比如京剧里的“身随步移”等。

　　真正欣赏张国荣的人面对如此超脱“期待视野”甚至超越“伦理底线”的艺术与举动，一般会有个复杂的心理嬗变的过程，而最终却是一种“寂然凝虑，悄然动容，眉睫之间舒展风云之色”的状态，这几乎达到一种诗意的审美，而前提条件是，张在他的艺术实践与生命行为当中含蕴着这样一种深远高远的诗意之境。

　　说审美张国荣是一种境界，也就是说，这需要自我与张的统一，是投入忘我的状态体验，是“相看两不厌，只有张国荣”，是“神与荣游”，是“我荣为一”，是“逍遥而无待”。而所谓“相看”所谓“神与荣游”，本身需要灵魂与情感的相互对应，用张的〈热情〉的开场白来说，“好象我这样的艺术家，用心来歌舞，你们也应该用心来神会的”，而这又决定了审美主体的审美修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艺术创造出懂艺术并欣赏美的大众，另一方面，也是审美大众赋予了艺术永久的生命力。”正是那双超越审美期待的鞋子、发型造型、以及演绎显示出了张氏艺术的独创性，由此，我们可见张对自我的超越以及对传统美学与大众审美的反叛，而这些都需要一颗勇敢的心灵。当艺术舞台出现某种的僵硬的秩序和束缚时，艺术创作就不免挣脱其羁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恰如马尔库塞说的，“作为既定文化的一部分，艺术是肯定的，它维护着文化，作为既定现实的疏远，艺术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这种反拨和否定，意味着〈热情〉将遗世独立。而且，这又是张的个体创作与文化模式、社会规范的突破。即使是在舞台呈现、影视作品这种明显具有集体合作性质的艺术中，艺术作品也是通过充分个性化的形式来实现的。按康德的说法，“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性”。从社会行为规范来看，张已与世俗人情格格不入了，所以〈RED〉〈热情〉之后招来一片骂声，也就合理了。

　　马克思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反过来，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与其说艺术创作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毋宁说是为了满足人们获取以审美需要为核心的并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的生命体验的需要，它以个人审美需要为基础，同时又以有效地激发群体的共鸣为旨归。从而艺术创作从来有着娱己之情怀，又有着娱人的旨趣。

　　由此，我们看出〈热情〉体现出来的审美理想是之于流行价值与公众趣味的超越。在文章的前几节里说，张只以自我的审美而创作，也就是不再追随与迎合观众，从而避免制造廉价的感官快乐和满足，而寄寓张扬自我的审美理想。这样一种本着自我灵魂的创作，用俄国未来派的一句宣言，便是无异于“给公众趣味一记清脆的耳光”。因此，张在〈热情〉里不再囿于世俗成见，不单纯迎合公众喜好，而是努力打破公众趣味的单一状态，促成了现实人生与艺术人生的更加丰富完满，实现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如卡西尔指出的，“只有把艺术理解为我们的思想、想象、情感的一种特殊倾向，一种新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把握它的真的意义和功能。”然而，这种自我审美理想的实现，一开始就从宏观上规范了他的受众群体。因而哪怕是真正的荣迷也有“喜欢哥哥的前半生”和喜欢后半生之别。

　　我们还发现张在〈热情〉里模仿玛丽莲·梦露（侧面），模仿王菲（AMERICAN PIE），信手拈来，惟妙惟肖，又有着自我的理解和张力，霍克斯理解的模仿，说，“一切的作品都是受其他作品的启发而产生，它是对事先就存在的作品世界的一种反映。”我们或者可以说，非只是一种反映，更是对“既定符号”的一种深加工，当既定符号进入到张的创造领域成为艺术创作的构成材料时，便舍弃了它在该符号中的一切限制，为传情达意而趋向于新的有机组合。所以，玛和王的原型在张的演绎中，只提供出一种意想性的模式，它在张的构建和演绎之初就已经被解脱和挣破，用杜夫海的话来讲，就是“有灵感的艺术从不编写自己的语法，它在创造的同时又背离了它” 。

　　从歌曲编排、服装、灯光设计来看〈热情〉，它内在的主题这其中也包括很浓郁的可视可听的内容。开场以《梦死醉生》开始破题，幕布中由天而降的白衣天使代表着初生的婴儿，纯洁不染纤尘。《侬本多情》和《侧面》《放荡》这三首歌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少年时期，有纯纯的初恋所散发的幽香也有叛逆少年的放荡不羁。《AMERICAN PIE 》《春夏秋冬》《没有爱》直到《路过蜻蜓》有着循序渐进的变化，最后完成一次生命中关乎于爱的成长历程。从〈无心睡眠〉开始情绪进入另一种境地，内心的挣扎变得越来越激烈，产生了诸如，妒忌，猜疑等各种不良的情绪，相应的热情也成倍的增长起来，在这些激荡的情绪中出生时已经产生的疑问更加迫切地需要找到答案。一些末世情结的《陪你倒数》强劲的音乐中虽然带着几分悲怯，但是之后出现的那身穿红色大氅的歌者带着智慧的光芒，体现出最大终的超脱，一个全新的开始。最终却要以“I AM WHAT I AM”开头的〈我〉结束，正是整场演唱会的点睛之笔，既是对人的生存的疑惑，又是张扬着艺术个性的“自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这首歌，拿来显示张国荣的艺术创作与人生实践是再好没有的了。假使张对“天使”与“魔鬼”的演绎都是一种“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那么，张自己作曲的〈我〉则是一种“有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我，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我之色彩”，注定是“颜色不一样的”，是最坚强的泡沫！

　　从张国荣的表演体式来看《热情》，最明显的就是张国荣和角色的对立和谐。张国荣以男性的阳刚身躯来饰演在大众看来具备着女性特征的角色，不仅不因此而失之于滑稽（在古代西方戏剧中女角出演多为闹剧），流于不伦，而相反造就了精美的表演艺术，创造出一种华丽与颓废，张扬与含蓄，热情又凄清，放纵又矜持，狂野又自持的如诗境界，矛盾彰现又合谐为一，使得性别差距在表演和观赏中转化为一种适宜的审美距离。

　　中国传统美学讲“中和美”，阴阳相生的原则贯穿于《热情》始末，并由此赋予了张国荣的艺术以独特的意蕴和境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张国荣的性取向成为一个社会范畴内争议的焦点。而伦理关系，道德理念、科学理性并不关乎审美关系的形成。因为，审美经验是主体凭借感官直接把握、感受对象的感性外观所形成的经验。比如，对于“猴脑豆腐”这道菜，道德专家会弃菜的滋味不顾，而主张不杀生，科学家关于人类的起源会有大把的议论，只有美食家才会津津有味的品尝，津津乐道的宣扬。

　　崇高与优美

　　可惜，道德伦理毕竟是参杂到了作为个体审美的审美活动当中，使得张获得了更多更强的社会性质，〈RED〉，〈热情〉之后的骂声不绝于耳，鄙夷之辞充斥各类报刊杂志，更多的是一种疑问，对张而言，文章的作者仿佛蹑手蹑脚轻言细语的质问，其伤害程度并不逊于卫道士的破口大骂。这种骂声，甚至惊动了为张国荣设计服装的国际大牌设计师Jean Paul Gaultier，并发传真到报社表示“以后再也不会给予亚洲艺人设计服装了。”张则是坦然的，在专辑〈春天〉之后，张接受台湾著名主持人小燕的采访时说：“我非常理解他们，说真的，我不怪他们。”张以天真坦然的姿态原谅、宽容了他们，无怨无尤，这是怎样一种伟大高尚的人格？不比那些书被盗版了几下就破口大骂的某学者的人格要等而上之了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指出：“无高尚伟大之人格，就无高尚伟大之文章。”于是，有着超凡人格的张国荣在一片骂声之中，继续洒脱前行了！这才有了〈热情〉，它展示了一个足以笑傲艺坛的张国荣，但同时令某些人更加不可理喻难以接受。骂声没有收敛。今天我们应该感谢张国荣，没有停下来。他的本质力量在经历过巨大的异己力量的排斥、压抑之后，最终通过〈热情〉得到了全面的高扬和完整的体现。一个崇高的张国荣在〈热情〉之后就诞生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是一种通过人生实践或审美活动，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立冲突中重建起来的具有肯定价值内涵的审美形态，崇高不仅表现为一种思想，更体化为一种特殊的行动，是伟大心灵与壮烈行动、自然沧桑与社会动荡、现实挫折与理想追求的结合。正如蒋孔阳说的：“美向着高处走，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提高与升华，以至超出了一般感受和理解，在对象中形成一种不可企及的伟大和神圣境界，这时就产生了崇高。”因此，乔峰是伟大的，他将身躯置于民族战争的千军万马之中，折剑穿胸，以一己之牺牲挽救生灵涂炭。张国荣是伟大的，他将人生实践置于世俗与雅逸超俗之中，试以自己的审美理想来引领全民的审美趣味。

　　康德说：“崇高引起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像力活动中的严肃。所以同媚人的魅力不能和合，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同时不断反复的拒绝着。对于崇高的愉快不只是含着积极的快乐，更多是惊叹和崇敬！”正因此，哪怕是资深荣迷对于《热情》里的演出的许多细节、最初都会“反复的拒绝”与“惊异”。最终确实是惊其艺叹其技，崇敬其人了。

　　如果说拍《春光乍泄》之前的张国荣是个体思想观念与社会时代精神、理想与现实、本己力量与异己力量的和谐一致，是一种优美，那么《春光乍泄》之后的张国荣，则是个体审美理想与社会思想潮、本己力量与异己力量的冲突和相互排斥，而正因此，使得张国荣的生命获得了更伟大的张力，走向了崇高。是的，“美总是往高处走的”。

　　悲剧之美

　　无论张的崇高还是优美，都具备着社会性质，是因为及至的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人生实践的统一，而人的实践行为首先必须是社会行为，是一种包含着情感、思想的理性行为，有明确的动机、方式、目标，因此，张国荣的崇高是人生实践之于艺术实践的崇高。这种社会性质首先体现为一种扭曲和冲突的力量时。黑格尔认为：“理念上的冲突，显著体现就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黑格尔说的是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但尼采继他之后，认为悲剧的诞生与希腊人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有关系，并区分了“人生悲剧”和审美意义上的悲剧。恩格斯在评价〈洛金根〉时讲到，“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悲剧产生于矛盾冲突，而人类实践总是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

　　张国荣的〈RED〉和〈热情〉正因为太前卫了太超前了，虽从审美意义上讲，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因而也是一种“历史必然要求”但这种实践行为往往会因为缺乏现实审美能力、审美趣味以及道德伦理的支撑而遭致失败，并且招致了侮骂，这就构成了张国荣的悲剧要素。当时的社会时代尚不具备种种使得张国荣进行《RED》、《热情》实践并大获全胜的条件，因此，张国荣的实践虽从性质上讲是“美”“善”，但美和善两者与“真”，即现实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这种“真实情况”在当时具有“假”‘“丑”的种种特性，在他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具备绝对的优势，这就使得张国荣的《RED》、《热情》最终以名誉的更损而告终。并且，这种失败，并不仅仅是张国荣的失败，而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悲剧。

　　有人说：张国荣并不是死于艺术，而是死于生理心理因素即是抑郁症。我多么相信这是真的，即便是死于抑郁症吧！但抑郁症的形成，事实上也经历着个人的历史与现实，心理与行为，过程与结果，目标与效应的种种煎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患上抑郁症，只有受冤屈与压力巨大的天才才会有这种病，比如张国荣，比如海明威”，这是崔永元的逻辑。张国荣的生命力太过旺盛了，又才情横溢，却又乐于挑战，这是人之本质力量对象化，挑战自我，挑战社会大众，而正是行动具有的理性内涵，决定了悲剧行动的发展轨迹和必然结果。虽然，在张国荣的人生实践中轨道当中，充满着大量偶然因素，比如，假使法国名设计师Jean Paul Gaultier便没有我们看到的《热情》，但这种偶然因素在当时的时代和特定环境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却可以得到必然的诠释：当时，在亚洲艺人里面，张国荣是唯一一位够面子请得动他来设计演唱会服饰的人）。因此偶然之中就蕴含着必然性。“一个登山运动员的死可能是悲剧，而游山玩水者的意外之死却只能是一个悲惨事件。”前者的行动是一种挑战行为，挑战自然自我。悲剧的结果就在行动过程中。对张国荣而言，不可战胜的是那些具有时代社会性质的人的精神、意志超越结果本身的理想情怀以及在“追”的过程中所饱含的历史合理性和行动必然依据，但他同时，也用自己人生实践的终结得到了自我艺术价值的确认。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张国荣在文华酒店的纵身，是以鲜血来铺洒、浸润了的艺术。是的，一切艺术，我最爱以血书之。

　　真正的不朽

　　“后荣迷”这一网络名词在荣迷圈子里一点不陌生，顾名思义，它是以时间为限定来划分的，03年4.1之前的荣迷称为老荣迷（前荣迷）之后的称为后荣迷。而后荣迷这个群体里大部分是年轻的一代，80 90后居多，甚至是00后（当然后荣迷中也不乏存在60 70后）。而且就网络历年张先生的人气显示，后荣迷数量在源源不断的增长。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究竟张先生有怎样的魅力和艺术造诣能让一个在普通的大陆人眼中只是一个去世多年的“过气”明星，却能让一群个性张扬，性格叛逆，我行我素，跟风潮流的80 90后如此崇拜甚至迷恋呢？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曾经有人说“后荣迷现象”是研究张国荣艺术成就最好的切入点，我认为这句话说的一点不假。世人在研究张先生的艺术成就时，不能单单局限于对其音乐作品以及电影作品的研究分析上，“后荣迷”现象也是在研究他艺术成就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能直接反应出张氏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至于这种“后荣迷”现象究竟狂热到什么程度，我想不用我说大家心里也都非常清楚。你可以任意打开QQ搜索荣迷QQ群，看看那里面的人数，每天的活跃程度，地区间的分布；再看看百度，天涯，网易的发帖率；faacebook人人，腾讯微薄，新浪微薄，网易微薄的转发率；荣光无限荣门客栈聚荣堂这些论坛的人气显示；每年那两个特别的日子，各大网站，全国各地荣迷组织为张生搞的纪念活动；还有到了今时今日张生唱片的销量，许多后荣迷为了收集他的专辑，写真，书籍不惜紧衣缩食，废寝忘食，甚至把本来就无经济能力下家里给的一点生活费倾囊所出。这种狂热的程度，太吓人了。我想，至少在中国还没有几个去世的艺人对后来人能有如此的影响力吧。真是不容小窥的一股力量。为什么一个艺人在走后的数年里，粉丝数量不但没有递减，反而是不断增长？而且依然是如此狂热有增无减？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股强势的“后荣迷”现象难道不能侧面反映出张先生对后世的影响吗？

　　2003年4月1日晚上18点41分，张国荣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24楼坠下，于19时06分在玛丽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终年46岁。在坠楼前，他在写下的纸条中说：“Depression，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他在遗书中感谢各位朋友、唐鹤德先生以及他的医生。经纪人陈淑芬其后证实他患上抑郁症，努力医治年余，但仍因病情失控而自杀。医学教授林文杰表示：“我深信他最终的行为不是他「自愿」或能「控制」的。首先，张国荣深知自己病情之严重而又积极寻医，而遗书结尾的「一生未做坏事，为何这样？」更表达了他的极度无奈，以及留恋此世的意愿。” 患病只是不幸，抑郁症的患病率高达5%到10%。在患病一年的时间里，他一边继续作曲写歌录唱片、出席慈善活动；一边忍受着“发作起来时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了一样”的病情，想方设法求医问药，中医、西医，能试的全部试过；2002年11月，他的病情失控，自杀获救。此后的他，或许已经预知黑暗随时降临，立好了遗嘱，捐了慈善基金，安顿了包括司机在内的一切身边人。

　　他走的那晚，无数人缅怀着与他一起走过的青春年华。几天内，世界各大新闻媒体如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都做了报道，甚至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都史无前例地报道了一位香港艺人去世的消息。

　　2003年4月8日，张国荣的葬礼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当时正值“非典”爆发期，居民轻易不敢出门，但是出殡当日仍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万名群众冒雨聚集在香港殡仪馆周围，人群占据了几条街道，成为香港史上最轰动的葬礼之一。

　　说到这里我想驳一个观点，曾经在别的论坛上经常看到一些非荣迷发表这样的观点：“所谓的‘后荣迷现象’不过是张国荣4.1一跳所带来的超高人气罢了”这种盖棺定论而又带有主观臆断的说辞我认为是相当错误的。首先将“后荣迷现象”归结于张先生在被逼无奈之下而选择的离开方式上，这本身就是对其一生成就的全面否定，其次是对后荣迷对偶像“真情流露”的一种蔑视。再退一步讲，就算真如某些人所说，所谓的超高人气是张生的离开带来的，那么我想说，爆炸性的新闻震惊只能是一时的，不可能是一世的，就算当时这个举动可能让一些人对他产生了关注，那如果不是在关注了他之后，发现了诸多他的美好，又怎么会被吸引？再换一句话讲，就算有的人是因为跟风，在当时的震惊性新闻的背景下，喜欢上了他，那么在他走后多年，人们逐渐对这件事以处于平淡之时，试问他又以何种方式来吸引到源源不断的后荣迷呢？你说“后荣迷”现象这是偶然？我说是必然，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不存在偶然，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张先生的对艺术的追求，大胆的尝试，他的前卫他的创新，他勇于追求自我突破自我，就预示着他会被“未来人”所接受。

　　就以《热情》为例，为何当年被香港媒体极度丑化，将艺术极度妖魔化的“热情”，在今天的后荣迷看来是如此的前卫大胆，夺人眼球?10个荣迷里至少有8个是喜欢“热情”多于89的。我不知道为何当年的媒体会如此评价热情，难道就因为张国荣打破了传统的中规中矩的演唱会结构框架？难道就因为张国荣颠覆了传统性别上的观念？难道当年肤浅的媒体对于新生事物真的这么难以接受要如此打击？我曾经试过给我身边一些90后的非荣朋友迷观感看《热情》。我想他们没有“荣迷”这一心里情结的束缚，作为中立人士他们话语的客观度还是很高的，我想听听他们是如何评价这个曾被媒体极度丑化的《热情》。当然在观看之前我并没有给他们解释整场演唱会的设计理念，所传达的人文思想，以及在服装造型上天使向魔鬼的转变，全凭他们自己的感观去看来做出的评价才是最真实的。他们在观看的过程中，对于很少听张国荣歌曲的他们虽然没有表现出多么喜欢这场演唱会，但是他们对整场演出的设计，包括在舞台方面，服装造型方面和中间的各个环节大呼精彩。感叹原来张国荣在10年前就能做出如此前卫的演唱会了；实属不易，即使在现在来看，也依然不觉得过时，相反即使现在有的演唱会也未必能做到这么大胆的创新。看看，这就是我身边的非荣迷朋友对当年极度不被看好的“热情” 的评价。

　　10年前，“热情”几乎遭到了世间最残忍的打击，而10年后连非荣迷，连普通的大众都能接受“热情”了，这足以说明了张国荣先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他对艺术的诠释始终比大众审美提前了一步，而这一步至少提前了10年。金字塔的底层永远是人数最多，思想最大众的一帮人，而金字塔的顶端永远是不被底层人所理解甚至认为是“变态”的少数人， 所以他们是孤独的。我觉得张国荣先生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执着的人，难道他当年没有预料到他做的“热情”出来后在当时有可能会不被大众接受吗？有可能会引起争议吗？但是他为什么还要顶着舆论的压力毅然决然的坚持做“热情”呢？因为他早已料到，他的想法迟早会被“未来”所接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穿越时空为“未来人”而歌，而“后荣迷”现象就足以证明张国荣做到了，他的确被“未来”所接受了，与“未来人”产生共鸣了。

　　从时间上划分，老荣迷已然成为一个定数了，它不可能再增长了，但是相反，后荣迷却是一个潜力股，它可以发展的要多壮大有多壮大。这里我的本意并没有标榜后荣迷是如何强大，相反，我是很尊重老荣迷的，佩服他们当年没有放弃，坚持不懈打下来的江山，感谢他们为后荣迷营造的这么有力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这么无忧无虑的怀念偶像。但是相反，后荣迷没有经历过前辈们的血雨腥风，觉得幸福来的太容易会不会就不懂得居安思危了呢？从客观上讲，大陆现在其实还仍然有一些媒体没有正视张先生的艺术成就，提到某些敏感话题的时候仍然是避而不谈，而“后荣迷”现象也只是网络上的一片繁荣景象，还不足以形成气候被拿到桌面上来谈，甚至成为研究张先生艺术成就所考虑到的因素。所以说**尚未成功，同志扔需努力。【继续张国荣】继续的不单单是一项事业，更主要的是继续一种精神，把哥哥的精神发扬光大，并不是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有几个人还记得他曾唱过的几支流行歌曲，他曾拍过的几个电影；而是我们要奠定张国荣精神，艺术成就的地位；就像京剧一样，虽然现在早已不是主流，但是“国粹”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记住，张国荣的作品永远是我们最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而非他的外貌，请所有后荣迷永远牢记这一点，他的作品永远是我们在宣传张国荣时最有利的武器。对于所有无意或恶意中伤张国荣先生的人，让他的作品去说明一切，证明他是值得被人们记住，被人们怀念的。

　　I am what I am，我始终都爱这样的我……2000年热情演唱会，当张国荣唱着这首《我》时，我不知有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震撼。从天使到魔鬼的主题，最后，回归自我。观张先生一生，看不透、摸不清、道不明。像水一样无形，似水一般滋润心田，若水一般强韧坚持，如水一般清澈宁静。对于他，再多的溢美都是枉然与苍白。

　　他不爱搞宣传,认为要接拍广告必须通过自己这一关,九零年以后没有接拍过任何商业广告。

　　他直肠直肚，说不拍戏的时候喜欢打麻将“我就是这么个大俗人，怕什么！？这是「国粹」呀！”

　　他不高唱主旋律,却把对祖国的祝福"红旗飘荡,国泰民安"写在满是天安门和国旗，街头的老人和小孩，西湖的美景等以祖国山水人文为主题的写真集《庆》上,在日本出版发行,坦荡荡地在东京大阪举行千人签名会.

　　他才华横溢,有谁能像他这样,做歌手做到最受欢迎歌手,做演员做到最佳男主角,作曲屡屡拿到流行金曲大奖.创作电影主题歌又拿到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监制的唱片多次获得过香港乐坛唱片类的最高奖项,亲任艺术总监的"热情演唱会"获得最佳演唱会奖,致敬大奖,被美国《TIME》誉为“Top in Passion and Fashion”,他还一直梦想着当导演,多次参与电影,音乐特辑,MTV的编导剪辑.

　　他自信坚韧,在谈以前拿奖被嘘时说"我当时对着话筒想：我去唱一些好歌,我站出来是表演的保证,我永远以最好的状态唱歌给你们听, 但你竟然嘘我?要么,我忍了你,唱完歌回到后台,我来日方长;要么,我妈叉你,然后我不做了!……为何我可以做到现在呢?就是后来我想通了,如果我不做,不是因为人家赶绝我而令我不做,我不做这行的时候,是我自己光荣引退,任何人也不可以逼走我!"

　　他当面拍桌子骂打老婆的人,挺身而出保护被流氓纠缠的朋友,奉养带大自己的保母,对家里佣人使用敬语.

　　他遇到好久不见的老友会热情的说"来,亲一个",谈起天来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经常口花花开玩笑,为人幽默风趣.

　　他性子直爽,脾气上来时会对无良记者爆粗口,走路大步流星像短跑健将,没戒烟时走到哪都毫不避讳的吞云吐雾.

　　他在演唱会上为儿童癌症基金募捐,自己先带头捐出一百万,发行个人慈善大碟将收入捐给香港演艺学院,0片酬接拍电影支持本地电影事业,默默支持公益慈善事业.

　　他为了深入了解近代的中国文化，一部不落地看了从二零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中国电影，包括<<铁道游击队>>和<<马路天使>>那一类的影片.

　　他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和国粹艺术,对书画古玩的鉴赏能力非同一般,欣赏朱铭、齐白石、黄铭昌、关良、费明杰、吕寿琨,李泰祥、任剑辉和白雪仙,林怀民、喜欢周敏的木刻，王福昌的油画，溪松的白描观音,最爱中国现代水墨画.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给识于微时的伴侣公开的身份,十八年来互敬互爱,相知相守.

　　他公开说"我与《苹果》势不两立，you can't put words in my mouth。This is my life。How dare you judge me!（你不可以塞话进我嘴里。这生命是我的。你怎么敢为我下判断!))" 他觉得“关于外貌没什么好讲的，因为你一定会随着年纪一路大的，一定会AGED的嘛，就是一定会衰老的。最要紧的一句话我觉得英文说得很好，就是“AGED GRACEFULLY”（优雅地老去）"

　　他懂得感恩"人最紧要懂得欣赏造物主给你的一切.即使是一些很平凡的人与事".

　　他说"从我的影迷歌迷眼里看到我，不管是“可爱”也好、“帅哥”也好，怎么看我都很高兴。但是如果是熟悉我的人说的话，哪个字眼我都不喜欢。只是外表得到赞美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那么说是什么让你最高兴？）“好人”这个词吧。赞扬的话里头这句话最动听." 他能回首一生坦然说一句：一生没做过坏事.

　　他会在大街上叫住认识的fans亲切交谈,悄悄探望生病的fans,每天打电话问候他,一字一句阅读fans寄来的信件,但当fans犯错时，还是会严厉的批评他们.

　　他兴趣广泛(摄影、旅行、读书、绘画、音乐、电影，运动、还喜欢自己设计家居),是羽毛球高手他口碑数十年如一日,是朋友眼中是"率真,善良,体贴,重情重意的好人",同行眼中"专业,敬业,要求完美的Super star".

　　他舞台上狂放不羁生活中却传统温和，他是流行文化的巨星却有着文人狷介的气质、他个性容易火爆冲动但对朋友和哥迷却温柔体贴、他相貌俊秀斯文内在却强势硬净、他平时沉穏内收敛是个成熟的男人但有时孩子气十足,他才华横溢却认真敬业,

　　他凭借自己留下的光影歌声和巨大的人格魅力在他生前身后打动了无数人,并让他们深受其人格魅力的感染.他们有着一切粉丝的特征, 但是他们也会说"重新去延续他的梦想,继续张国荣的真善美",每年自发为他生前大力支持的儿童癌症基金和护苗基金筹集善款,为奥比斯国际助盲基金,南亚海啸和四川大地震募捐,为边远地区的孩子们捐钱捐物,以张先生的名义成立义工团,举办艺术展,影展,研讨会等活动来探讨弘扬他的艺术作品,会因他而去欣赏世界上其他的美好事物,会更加珍惜自己得到的一切,会说要像他一样努力地工作，积极地学习,坚强地对抗挫折，爱护家人和朋友，像他一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张国荣是善良而仁慈的。2000年之后，观他，已无过往的锐气。好似一个安静的孩子，微笑。他看着这个世界，或许有问过自己，“是我错了吗？”不，是这个世界错了。中国是一个沉默的国家，有人在这份沉默中被杀死，有人在这份沉默中高呼，其实，都是看客。在大家还在为了自己衣食住行而忙碌的时候，所有人都近乎麻木的沉默着。于是，4.1，一个坠落的声响，有人哭了，有人笑了。面对这样一个丰富绚烂却有纯净近乎透明的灵魂，世人在震撼的同时，依旧沉默。这好比鲁迅先生那句“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的名句。他陨落了。逝世后，爱他的人依旧很爱，而且还在增加。有人说，至少你稍稍了解他就很难不爱上他。我不同意，于我而言，只要你的内心还有一个自我，还在追寻坚持这份自我，那你就会爱上他。有灵魂的人总会和有灵魂的人产生共鸣。在他之前没有这样的人，世人找不到参照物，于是，攻击爱他的人将他神话。何以不神话？他以一己之力对抗着这个尘世的庸俗，颠覆了世人的审美界限，他崇尚自我，解放自我，或许他是东邪，剑走偏锋，然，东邪却是出世的，同样是厌倦这个俗世，东邪选择的是独善其身，而他，伤痕累累之下，依旧怀着赤子之心爱着这个尘世。

　　或许他需要别人的喝彩，需要他人的关爱，需要别人的赞美，可是，这过分吗？比他带给世人的艺术作品和他对于人心深处坚持的那份“真”“善”，这样的索取过分吗？在他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人，香港媒体说，他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伶人。可惜，天才的艺术家或许还有，然，这样的灵魂却不会再有。 面对他的死，世人无所适从，害怕着，小心翼翼地追问着。 香港媒体那比救护车还要迅速的创作能力为大家编造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为情所扰。于是，很多人释然了。不是我杀了他。可事实呢？没错，的确不是某个人杀了他，我更愿意去说，张国荣先生是在不断追求自我的道路上终止了。他那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艺术之路，以他自身的祭祀而终止了。所以？世人都不是凶手，对否？

　　4.1，多么有喜感的日子。2003年的4.1，美国在攻打伊拉克，为了所谓的“世界和平”。全世界被SARS所扰，像一场逃不开的瘟疫，到处都是带着口罩露出惶恐双眼的面孔。当人类还在为自己的生死发愁时，他，作为世人眼中什么都拥有的人，在满是悲愤和无奈中写下“我一生未做坏事，为什么会这样”的质问后，纵身一跃，传奇的铸就，美丽的凋零，最绝色的伤口在水的清洗下终是无法挽留的散去。

　　如果问，在这之前并不了解他的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我只看到一个极度坚强骄傲的人，他的光芒用不会消散。我不要诗化他的死亡，生命于我，只是一场惨无人道的祭祀，他走了，很好，天堂有他，更好。

　　张国荣曾在他的黄金时代，退出乐坛，成全他自己的梦想：留下最漂亮的回忆。张国荣走了，又回来了，或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事业——信仰与幸福之间。

　　“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们是不能选择的，只有往这条路走，别的都是死路，这样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在得到这信念之前，先得受尽悲痛，流尽眼泪。”——罗曼·罗兰

　　如果“死亡”是一个“蜕变”的仪式，我会用“蝴蝶”作为张国荣的死亡标记，那不单是因为来自《梁祝》的“化蝶”典故，在现代的诠释里带有酷异的身影，同时也为了蝴蝶斑斓的彩翅、层层剥褪生命的演化，符合了张曾在舞台上、镜头下的千面形态。张生前死后留下的最后歌曲，都与蝴蝶有关，林夕填词的《蝶变》诉说人面的多变与人心的善变，犹如蝴蝶从毛虫而来，令人捉摸不定也无从窥探表里的矛盾或一致；而周礼茂填词的《红蝴蝶》，却写生命瞬间的绚丽如蝴蝶短暂停驻，精致、柔美，但脆弱而且不堪一击！张国荣与蝴蝶，共有的贵族气质，在童话的原型里，象征任情率性、傲慢自我和浮游不定，而“死亡”或“化蝶”，或许灰飞烟灭，但光影里的声情仍能为张的倒影造像，回溯他生前死后的音乐、电影与图像，恍若再巡回 00 年月的死亡仪式－－四月是残酷的季节－－英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说的，当雨水混和泥土腐朽的气味，蝴蝶又再翻飞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