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生时不辨男女，这些人能否长大后自己投票选择性别？

　　有些婴儿出生时的性别特征不是非常明显：他们的生殖器既具有男性特征，也具有女性特征。通常而言，这些婴儿会接受外科手术以进行“矫正”。然而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他们的人权。

　　艾丽斯·德雷格（ Alice Dreger ）是一位美国人，专门研究医学史。她还是一位科普作者，作品曾经发表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之上。2015 年，她出版了新书《伽利略的中指：一个异教徒、活动分子和他在科学中寻求公正的故事》（ Galileo’s Middle Finger: Heretics, Activists,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Science ）。如今，德雷格居住在美国密西根州。

　　在很多人心中，人类的性别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不过，大自然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大约每两千个新生儿里，就有一个人的生殖器特征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些婴儿的生殖器的构造比较复杂，既包括类似于阴茎的部分，也包括看上去像是阴道口的部分。有些双性性征比这更加复杂精致，而这些双性性征也更为常见。实际上，现代科学研究 发现 大约百分之一的人可能拥有某些不一样的性征。换句话说，这些人性征和普通男性或者普通女性的性征有着差异。不过，这百分之一的人可能一生也没有机会认识到这个问题。

　　虽然现实如此，可人们心中世间只有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却根深蒂固。所以，受这种理念影响的人类文化传统也源远流长。很多医生认为，我们无法动摇这种文化根基——他们说，你无法改变社会。因此他们表示，从为孩子考虑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在必要的时候为出生时带有双性性状的孩子进行“矫正”手术，从而使他们的性征看起来更像男性或者女性。虽然我们很难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就如今的美国而言，至少每三百个孩子中就有一人存在明显的性发育差异（difference of sex development）。这些孩子的性发育差异已经达到了肉眼可以分辨的清晰程度，所以儿科医生可能会为他们安排专家会诊以寻求解决方案。

　　性发育差异有多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说， 男孩更容易出现 多种性发育差异的问题，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尿道下裂。正常男性的尿道开口应该位于阴茎的最前端，但是尿道下裂患者的尿道开口却可能位于常见尿道口的下方或者阴茎之上。在某些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患者的尿道口甚至可能位于会阴之上。女孩也可能生来就患有某些不常见的性发育差异。比如说在胎儿发育期间，其阴蒂可能发育要比平均水平大一些。有些时候，胎儿阴蒂发育过大，甚至在外观上与很小的阴茎非常类似。

　　简而言之，这些所谓的性发育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对性别认知有着封闭的定义。在传统观念看来，所有人发育到最后要么是正常的男性，要么是正常的女性。在发育期间，胎儿会发育出阴蒂或者阴茎这样的性器官。但是，阴蒂和阴茎实际上是由同一种原始器官发育而来。同样，大阴唇和阴囊也是由同一种组织发育出来的。在成长发育某个阶段的末期，大部分新生儿就已经拥有了发育成熟的生殖器。不过，有的新生儿却是例外。

　　生殖器绝不是人们用性生物学对性别进行划分的唯一指标。我们所谓的“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实际上涵盖了众多特征，比如多种激素、激素受体、外生殖器、内生殖器等等。所以，我们所说的“双性人”（intersex）也分为众多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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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双性人的特征在出生时表现的不太明显。比如说新生儿的男性或者女性性征非常明显正常，但他/她却拥有另外一种性别人类才应该具备的内生殖器。有些人的性发育形式非常罕见，但是他们一开始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进入青春期后，他们的身体并没有按照正常模式发育。直到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实际上与众不同。有些人在青春期也没有察觉。进入中青年后，他们想要生孩子却遭遇各种挫折。在医学诊断过程中，医生发现他们的性别比他们原本以为的男性或者女性要复杂的多。

　　晚一点才发现自己具有双性特征实际上有利于患者：患者能够更充分的了解各种信息，进而决定自己到底要不要接受手术以改变身体特征。对于那些生来就存在生殖器异常的婴儿而言，他们无法决定是否需要手术。通常来说，都是别人替他们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在儿科医学领域，如果一个孩子存在某种肉眼可辨识的双性特征，标准做法通常是以外科手术形式改变患儿身体特征。手术的目标很简单：根据社会文化标准，帮助患儿拥有外观和功能都正常的生殖器。至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全世界范围内的儿科医生便是如此行医。

　　尿道下裂“修复”手术中，医生会帮患儿在阴茎最前端重建尿道开口。如今这种手术已经非常常见，美国的儿童泌尿科医生甚至将其称为“主要业务”。儿童接受这种“修复”手术的原因有两个：部分成年人认为，尿道下裂患者的阴茎看起来“不正常”；这些成年人还认为，如果你想成长为一个正常的男人，那就必须能够正常的站着小便。

　　在全世界各地的儿童医院里，医生每天都在为患者进行类似于尿道下裂修复术这样能使患者恢复“正常”的手术。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类手术引发的争议与日俱增。到了今天，人们的争执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这是因为双性人人权主义者一直在努力，想让人们重新认识对儿童实施的各种使生殖器恢复“正常”的手术。在他们眼中，这类手术实际上侵犯了人权。双性人人权主义者表示，我们应该让孩子长大成人，然后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改变自身性征的各类手术。

　　生殖器“修复”手术也许很常见，但它们绝非没有风险。2015 年，一位顶尖儿童泌尿科医生在给同事的信中 承认 说：“接受了尿道下裂修复术的患者在手术后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和其他问题。多年以来，我们泌尿科医生一直没把病人的这些问题放在心上。这甚至成了一种习惯。”有的手术比尿道下裂“修复”手术的侵略性更强，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更大。有些孩子基因上属于男性，但是却有着双性特征生殖器和隐藏在体内的睾丸。这时候，外科医生 通常 会摘除他们体内的睾丸，然后使患儿的生殖器看起来具有女性特征。

　　在这类手术过程中，医生会切除患儿的部分阴茎，从而使患者的外生殖器看起来更像是阴蒂。当然，外科医生会尽量将自己对患者神经末梢的性感觉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但不可避免的是，医生要以手术方式切除部分阴茎并对剩余部分进行外形改造。这必定会改变患者性感受的最终体验。如果手术中还摘除了体内的睾丸，那患儿将终身失去生殖繁衍的能力。

　　有些孩子基因上属于女性，但却有着男性特征的外生殖器和属于女性的内生殖器。面对这样的患者，外科医生 通常 会为他们切除阴茎组织。接着，医生要通过手术构建一个“新阴道”。医学研究文献表明，基因上属于女性的人中大约百分之五在成年后感觉自己属于男性。可即便如此，这类“修复”手术依旧非常常见。更值得注意的是，婴儿和初学走路的孩童接受“新阴道”构建手术后有很高的几率患上并发症。而且某些类型的“阴道成形术”还会 增加患者罹患 癌症 的 几率 。此外从医学角度来看，很多患者实际上没有必要立即接受手术。他们之所以选择手术，原因仅仅是想要让自己的身体特征尽可能与普通男性或者女性相似。

　　历史上，外科医生一直努力想让双性人特征最明显的那部分孩子具备女性性征。为什么是女性？正如 医生多年来教育 实习医生 时所说 ：“想要切除某个部分很简单，想要再造某个部分却很难。”换言之，通过手术为患者“安装”一个令人满意的阴茎难于登天，但在手术中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阴道却相对容易不少。传统理念认为：无论是阴茎还是阴道，正常人都必须拥有且只能拥有其中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手术使患者“成为”女性的难度更低。因为外科医生眼中，阴道在性生活中只需要发挥被动作用就可以。数十年来，很多研究都只关注患儿接受手术后能否顺利长大成人并最终嫁为人妇。对人们而言，这类“修复”手术的医学目标好像应该就是帮助患者具备女性的性功能这么简单。

　　如果一个孩子不接受“修复”手术便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我们的确应该为其安排手术。任何一个双性人人权主义者都不会对这个观点存在反对意见。如果一个孩子的生殖腺（通常是卵巢或者睾丸）出现了癌症，那么“修复”手术这样的医学干预的确是必要的。不过，大部分在患者童年早期对其实施的双性“修复”手术并不具有医学上的必要性。患者之所以接受手术，主要是因为医生想要帮助患儿拥有外观和功能上都更能为主流文化所接受的生殖器。

　　这类针对生殖器开展的手术不但不会降低医疗手段对孩子身体造成的损害，反而会引起诸多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从而增大对孩子身体的不良影响。外科医生可以在手术台上做到同行眼中所谓的完美，但患者此后依旧可能会后悔接受了这样一场改变自己性别的手术。

　　很多人觉得关于双性人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性别分配（gender assignment）问题。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出生时带有性发育差异的人成为双性人人权主义者后对自己的性别分配问题并没有表现出不满。他们批评医疗系统和人类社会对性别的认知的原因很多：他们身体的某个部分曾经被切除或者经过“改造”；某些案例中，手术后医生会在他们曾经身体情况这个问题上撒谎；社会以一种他们是不可接纳之人的方式对待他们，但他们本应获得社会的包容，也应该和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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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则认为自己有权利在患者父母的要求的前提下实施手术。 虽然 承认自己缺乏足够 的 证据来支撑论点 ，但他们依旧表示如果患儿的身体特征与普通男孩或者女孩存在不同，那么父母与患儿的亲子关系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看来，“修复”手术的作用就十分明显：改善父母与患儿之间的亲子关系。

　　双性人人权主义者表示，他们只是希望生来存在性发育差异的孩子能享受他们本应该得到的东西：决定自己是否要接受手术以改变性器官的权利。自己决定自己的性器官是否需要通过手术获得改变，这种权利听起来没那么激进。冷静下来思考一番，的确如此，不是吗？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就对这种权利表示赞同。双性人人权主义者一直谴责他们所谓的“双性人生殖器残害”行为（intersex genital mutilation，简称 IGM）。在他们的倡导下，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多家儿童医院里针对涉及双性人的手术开展调查。马库斯·鲍尔（Markus Bauer）和丹妮拉·德菲丝（Daniela Truffer）来自国际组织 Stop IGM。他们一直与其他双性人人权主义者合作，想要让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将儿科双性人“修复”手术认定成一种践踏人权的行为。

　　在他们的努力下，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已经谴责了德国、瑞士、奥地利、丹麦、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同时，该委员会还正式要求澳大利亚和美国针对本国范围内存在多少类似手术这一问题进行说明。该委员会还要求澳大利亚和美国“说明非自愿接受绝育手术或者其他非要且不可逆转医学治疗的人可以寻求哪些刑事或者民事方面的救济”。美国倡导公民法律权利的i nterACT 组织非常支持联合国的调查。美国是《禁止酷刑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的签约国，而受到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谴责将会令其非常难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如此地步，也就意味着向世界宣告美国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只能谴责，却无法采取其他强制执行措施。因此，美国与他国家一样有时候也会违背公约规定。

　　作为一个双性人权利倡导者，我已经为此奋斗了二十年。很多人想要让社会从人权角度来思考审视双性人手术，这我非常支持。但是，“双性人生殖器残害”行为本质上毫无益处这样的观点我却不能苟同。对于成年人（无论是双性人还是变性人）来说，在充分了解所有风险的前提下同意接受类似手术并非不可理喻。因此，称这类手术是“残害”行为实在令我无法理解。

　　与此同时，我充分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用“双性人生殖器残害”（IGM）来形容这类手术。有一个词叫“女性生殖器残害”（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简称FGM），指的是在某些文化中，人们为了实现社会规则而切除女孩的生殖器（比如割礼。女性的割礼是一种仪式，于四岁至八岁间进行，目的是割除一部分性器官以免除其性快感，从而确保女孩在结婚前仍是处女，即使结婚后也会对丈夫忠贞。一般估计，全球大约有一亿三千万名妇女接受割礼，而且每年还以二百万人次的速度成长。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以及冈比亚等三国，几乎所有女性都必须接受这项痛苦万分的手术，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与菲律宾，接受割礼的人数也很多——译者注）。很多人“认为”女性生殖器残害是错误的行为，但他们对每天发生在拥有双性性征儿童身上的事情却没有足够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实话说，我们真的希望这些人能够好好思考。

　　世界范围内已经广泛谴责了女性生殖器残害行为，并将其认定为一种野蛮且歧视女性的行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以立法形式明令禁止任何人从事女性生殖器残害行为。1996 年，美国通过立法宣布对十八岁以下女性进行传统生殖器切除是 不合法的行为 。但是，如今很多国家的医疗系统依旧会对拥有双性特征生殖器的孩子进行手术，从而确保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文化标准和传统习俗。人们不但认为这种手术可以接受，甚至还认为它们是必要且人道的行为。

　　实际上，在禁止女性生殖器残害行为的法律（比如禁止对儿童实施割礼的法律）中，有些语言描述的恰恰是禁止对某些双性人实施“修复”手术。世界上有很多法律条文保护双性儿童的权益，但它们却未能落实到位。专科医生辩称双性人属于特殊群体，因此“患者父母的选择”便是合理的恰当的。

　　最近，一个由儿童泌尿科医生组成的国际团体（这些医生的专业技能之一就是为双性儿童实施“修复”手术）明确拒绝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所提出的框架意见。他们 坚称 “修复”手术能“满足患儿家长”的愿望，还能帮助患者在未来拥有令人满意且符合他们性别身份的性功能。由此看来，“修复”手术实在是很有必要。

　　不过，这些泌尿科医生的言论却是建立在一些不怎么可靠的假定之上。首先，他们假定医生能够正确的猜出拥有双性性征的婴儿最终会选择哪种性别来认同自己的身份。的确，通常情况下胎儿时期接触的激素水平的确能影响成年人最终的性别认同选择。这能帮助医生猜测婴儿最终会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有什么样的感觉。但在 我们掌握 的很多案例中，医生的猜测和孩子最终的选择并不一致。

　　医生们首先要猜测患儿最终认同的性别身份，然后通过手术移除患儿以后可能会想要保留的性器官。仔细想来，这种做法存在很大问题。大量案例表明，一些通过手术变成“正常”女孩的儿童 长大后 却变成了 男人 。还在婴儿时期时，医生就通过手术切除了这些男人的阴茎。还有的人连睾丸都被摘除。

　　更重要的是，即便孩子长大后对医生给自己的性别分配非常满意，她依旧可能不希望医生在小时候对自己实施不必要的手术并且切除了自己部分性器官。泌尿科医生们的表态中还隐含一种假定：拥有正常外观和正常功能的生殖器是人们“在未来获得令人满意的性功能”的必要条件。这种假定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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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曾经研究过 现代外科手术出现之前双性人的生活，而这段经历 也促使我加入 为双性人争取权利的运动之中。在研究中，我发现很多拥有双性特征生殖器的人即便不接受“矫正”手术也能拥有令自己满意的性功能。在外科手术出现之后，有些双性人会选择接受手术。但是也有很多双性人不愿意接受手术，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冒着风险去对功能本就不错的生殖器进行手术。实际上，这些人对自己生殖器的外形和功能都很满意。

　　泌尿科医生一直坚称此前接受过手术的患者之所以会感到“不满意”，原因在于过去的手术技术不如现在成熟完善。不过任何手术都会给人体组织器官带来风险，而生殖器是一个尤其敏感纤弱却又复杂精密的器官。更重要的是，一旦接受了生殖器切除手术，你就再也不可能回到手术之前的样子。在过去二十年中，记者一直围绕双性人争议这个话题展开报道。在这些新闻报道中，我们发现成百上千接受过生殖器“修复”手术的人因为小时候接受手术这件事而倍感愤怒。而且，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因为父母替自己选择进行生殖器“修复”手术而感到高兴。很多记者想要我帮他们找到一个这样的案例，但我始终未能成功。

　　手术并不是双性人面临的唯一麻烦。当医生对双性人本质上没有任何危害的“异常”生殖器进行手术后，患儿此后便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生殖器检查。很多已经成年的双性人说，这类检查（通常会有很多实习医生在场旁观学习）实在令人感到 深深的烦恼 。有时候我会问双性人自己能帮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的回答通常是这样：“不要再展示‘修复’手术的照片，也不要强迫孩子接受生殖器检查。孩子们不喜欢被那些认为他们身体不够好的人摸来摸去，也不愿意和他们交谈。”

　　很久以来，双性人“修复”手术领域的儿科专家一致未能如此陈述双性人的发展历史。他们说如果患儿的生殖器看起来不符合男性或者女性的一般特征，那么患儿父母就不能将其养育成健康的男孩或者女孩。实际上，历史上很多拥有双性特征生殖器的男孩和女孩都能在未接受手术的情况下茁壮成长。根据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被初步分配一种性别。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分配性别可以发生改变。无论你生来是男孩、女孩还是双性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要想让全世界都承认儿童和年轻人拥有性权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性权利包括不被女性生殖器残害行为所压迫、不被性侵、有权成为同性恋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性人的人权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人们所重点关注的话题。有的人觉得双性人的不同性征是一个人权问题，有的人觉得双性人的不同性征是一个需要得到“修复”的医学问题。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激化，不会有丝毫降温的趋势。

　　反对双性人人权主义者的临床医生们并不是坏人：他们 知道 患者长大后 可能会因为性征而遭受歧视或者感到耻辱，所以想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的确，拥有双性性征的人会遭到歧视和侮辱。但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我们能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面对双性人，我们应该采用一种更为保守的医疗手段——重视“首先，不要伤害”（first, do no harm）这一理念。

　　我们不应该希望孩子接受“修复”手术以适应社会对我们身体设定下的基本规则。相反，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对父母行为的理解和认知。以前，父母可以做一切他们认为对孩子有好处的事情。可当童工和虐待儿童的现象出现后，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父母权利”这个问题。在双性人儿童的事情上，我们也可以一步一步推动社会观念转变，最终让大家达成一致：对双性儿童来说，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尽量减少对他们的伤害，同时尽量包容各种先天性性发育差异。儿科医生应该从 人权角度看待双性人手术，然后帮助患儿父母理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