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学范文10篇

　　国际传播学范文篇1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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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国际传播学范文篇2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学范文篇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伟大历史性变革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但相较于逐步提升的国际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在一些国际议题的设置中话语权不足，受到西方价值观压制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软实力滞后于甚至拖累硬实力发展的情况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越发迫切，如何向传播客体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成为新时代对外传播的重要课题。

　　二、坚实基础：传播主体的成功实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同时成为探索与表达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大大增强了国家综合国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参与全球话语体系建设、将硬实力转变为软实力打下坚实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既呼唤理论及其话语的发展，也要求话语传播的不断提升，当前阶段，要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最新成果、观点、理论、命题等进行国际化阐释，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全面理性的认识，其中这一国际话语体系是展示中华民族以更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新形象、构建面向世界的舆论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大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势力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潮流仍在曲折中前进，全球话语体系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文化制度等软实力对经济政治等硬实力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报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传播理念，既通过借用生动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又通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上升为文明的层面，实现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互动传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三、必然要求：传播客体的认知需求

　　在2013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对外宣传方面，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世界现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向国际传播，我国正处于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历史机遇期。在中国现象超越了西方经验体系认知能力、资本主义文明无法解释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亟须建构有别于西方的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跟上中国存在的历史脚步。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认同中国实现的历史性变革和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希望从中获得有益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中国必须将中国经验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话语，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得失，让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消除世界某些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的误解偏见，这既是中国的国际责任，也能提升国际话语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具有共性和示范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中国与美国“建群”与“退群”、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沉迷“美国优先”的鲜明对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的传播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动员与准备。另一方面，美西方将中国引导走上西式民主道路的幻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蓬勃发展逐渐破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恐惧和敌意日趋加深，对中国的指责批评从人权问题上升至社会制度层面，污蔑中国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国家资本主义”“儒家专制主义”之实，竭尽所能地压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传播。在美西方普遍将中国发展模式视作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的背景下，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重要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高度聚焦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来艰巨的建构国际话语体系任务。这种国际话语体系是一个“建构”与“解构”相交织的历史进程，必将贯穿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全过程。我们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旧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格局，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格局，破解新时代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国传播的历史课题，确立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重目标的时代使命。

　　四、重要环节：传播内容的亲和包容

　　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加强传播内容的亲和力和包容性，进一步增强时代性创新性等属性，在确保准确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做好相关理论话语的生动表达，说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与现代西方国家所奉行的现代性逻辑有很大不同，致力于用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区别于过去美苏争霸时期的意识形态输出，在强调特殊性的同时，彰显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参考价值，尊重各国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化的格局中牢牢掌握话语权，破除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要以广大中国人民丰富而生动的实践为核心，充分地表达和呈现实践的进程，在完整的历史空间、连贯的历史载体和融洽的传播内容中进行传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制度形态的内在一致性，体现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逻辑，促进国际话语体系的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需要就涉及东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等传统议题以及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时代议题做出明确回答、贡献中国智慧，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期待。道理越辩越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应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地呈现理论领域的各种争辩，阐明整个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和相关的概念、命题、观点，通过展现各种观点间的争论、交锋从而体现正确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历史进程，保持理论话语传播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努力跻身国际话语体系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要处理好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关系，既要利用激励性的话语凝心聚气、增强“四个自信”，也要充分认识到在信息全球化传播内外界限逐渐消弭的今天，国内传播会对国际传播产生外溢效应，在总结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同时，要保持开放包容的理论导向，善于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和成功的建设经验，将“宏大叙事”和“常识性政治话语”结合起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的先进性和时代性。

　　五、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必须紧跟融媒体发展潮流，运用新型媒介不断拓展国际传播广度与深度。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3]作为多媒体呈现、多资源聚合、多技术应用的融媒体平台，2019年1月1日正式上线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就是发挥内容资源、聚合优质资源的典型平台，它证明了强势网络资源要靠优质产品的有效组织来升值和利用。随着5G技术等高科技的应用，将推动网络传播进入更深更广的新阶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带来新的动能和手段。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44.

　　[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10.

　　国际传播学范文篇4

　　关键词:拉斯维尔程式;国际新闻;新闻误读

　　国际新闻报道日益成为当下沟通国情、服务大众、贸易往来的重要信息来源，但国际新闻在报道和传播过程中却伴随着一种现象———误读。国际新闻误读本是指受众对源语文本所表达意义的曲解和对所反映对象的误解，是国际传播的一种伴随现象。在进行文化接触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对传播者所传达的信息意义加以选择、切割和解读。在我国媒体尚处弱势地位的今天，各国媒体和受众对我国国家形象、媒体信息和国情民意不甚了解，而我国对其他国家的信息和形象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误读，从而造成了在跨文化交流、国际贸易和外交往来等过程中的障碍。

　　一、国际新闻误读的表现

　　在传播学视角下的国际新闻误读带有明显的群体化特点和时代化特征，主要涉及对事实的误读、对情感的误读和对意义的误读［1］。(一)对事实的误读。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是新闻的核心。国际新闻报道中对于事实的误读屡见不鲜，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然的背景化误读，一类是以己之见给传播者和传播内容贴标签。背景化误读是基于受众自身的背景造成的。约瑟夫•克拉珀指出，受众的心理倾向势必会导致他们对传播者和受众有所选择。比如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重视和谐统一，而美国文化则是重视自由与平等的，因此美国的新闻文本中会更加注意公平、民主、协商等价值观的传达。贴标签化误读，也就是国际新闻中的刻板印象。人们往往会对某一群体或某一地域的人产生一种固有的意见或态度，并且对这一群体、地域所传递出来的讯息也抱有一定的看法和评价，且往往会形成偏见，影响其价值判断和信息传达。2000年，英国巴黎的一出话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引发了爱国华人的热议，认为该剧名称侮辱、亵渎了华人的尊严。但其实该剧名源自于剧本故事中殖民地的一块羞辱性的标语牌，作者用它来作题目，其实是对法国殖民的一种反抗和讽刺。由于国人对欧洲强权国家一直以来的霸权偏见，导致看到剧名后丝毫不假思索的将它当做对华人的侮辱，是典型的贴标签化误读［2］。(二)对情感的误读。受众在接触新闻后，必然会触发内心潜在的情感和想象，而不是完全解读和接受新闻本身带有的情感，进而会引发娱乐化或联想化的误读。娱乐化误读是指受众接触媒体的娱乐性目的。如果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利用媒介的动机和目的是否满足来衡量媒介效果，有相当一部分受众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在西方漫画中，常常用龙来代表中国，但这种龙是思想迂腐，麻木不仁的龙。在一则漫画中，自由女神被挡在长城外，中国龙凶残的露出牙齿守着长城，而上方举着“经济改革”牌子的人指着自由女神大喊“她和我们是一起的!”［3］。联想化误读也就是添枝加叶，凭空捏造。2017年11月，一篇号称解密马航MH370失联真相的网文横空出世［4］，文章乍看上去是一篇刊登在权威媒体的解密，但其实只是利用了部分国人对美国的敌对心理和固有的美国威胁论，联系了很多事实伪造的假新闻。网络的匿名性更使误读者无所顾忌，受众在阅读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时，往往采用从众心理，缺乏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和基本的判断能力，而仅仅是盲从“意见领袖”的言论。(三)对意义的误读。国际新闻所传播的不仅仅是事实和情感，还包括意义。受众对于源语文本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够全然解读，这就导致了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放大负面效果化误读和对抗化误读。放大负面效果化误读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外传播已经成为了国际事务有力的参与者，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来扭转国际舆论，甚至制造出完全不符合真相的放大他国负面效果的事件。例如七五事件，少数西方国家无视暴徒对于平民的暴力以及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事实，却大肆宣扬事件的起因与所谓的对维吾尔民族的压迫。对抗化误读是由于历史、政治、社会、民族、宗教等矛盾的长期累积，导致人们在价值认同、是非评判、情感表达上有绝对倾向性，从而形成对新闻事件的对抗性误读。最显著的就在于我国对赴日旅游的报道，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行网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数据显示，2016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数量为637．3万人次，这一行为被看做“亲日”。于是媒体开始纷纷报道赴日旅行出现的个别危险案例，企图抹黑赴日旅游，让中国游客把目光投入国内或者其他地区。

　　二、国际新闻误读的成因

　　对于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误读，有民族文化、语言习惯等原因，也有传播者自身的专业差异等原因。根据传播者的主动性，本文将其原因主要分为故意性误读和无意性误读。(一)故意性误读。故意性误读首先包含有传播者和受众的主观愿望，这种主观愿望渗透在意识形态当中，但意识形态的显性驱使经常被文化差异的隐性表达所覆盖和代替，所以，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误读也逐渐被解读为中西文化差异的结果。中西方记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在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态度、取舍等方面上有十分鲜明的表达。这种抉择和删改，看似是基于传播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传播机构的基本方针政策，其实是潜移默化的被本民族的文化所感染［5］。当然，语境文化的差异也是造成误读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绝大部分信息直接表现于外部环境中，或内化于传播者身上，只有极少数的信息通过编码符号传达出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几乎所有的信息都简明直接得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中，伶牙俐齿、高谈阔论的人更受欢迎，而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秘而不发、缄口不言的人更给人神秘感和信任感。此外，话语权力的差异也会造成新闻的误读。目前国际新闻传播格局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我国的国际传媒力量无论在覆盖范围还是影响力量上都远远无法与西方媒体匹敌。而国际新闻传播是单向传播的，即高处流向低处、强者流向弱者，这就导致我国的国际传媒地位难以追赶西方媒体，我国的国际形象其实是被西方媒体所塑造的。(二)无意性误读。身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极易造成误读。在中西文化对比中，中国文化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要取得西方受众价值认同，就必须在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上尽量具体化和形象化，用描述性的语言替代概括性的语言。在中国路人皆知的一些历史文化、民族差异、地理地貌等信息，对外传播时要注意解释清楚，语言要尽可能的平实、朴素和准确，避免过于虚浮、夸张和含糊。在很大程度上，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由于对异域文化的一知半解和生搬硬套，也会导致国际新闻的误读。例如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小沈阳的新闻，题为《ThedritiestManInChina》，我国媒体翻译为《最低俗的中国人》，引起轩然大波。但仔细研读文章才能发现，该记者在文章中其实是赞扬小沈阳的。记者的专业化水平也是造成国际新闻误读的一大原因。我国新闻报道重在“正面宣传”，坚持大局观念，从人民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西方新闻宣传重平衡、重理性，认为只有把矛盾的双方都清晰平等的报道出来才能真实的反映真相。中西方的新闻写作方式也有很大差异，我国新闻写作讲究严肃性，整体理智而内敛，文体简洁明了，合乎规范;而西方媒体注重描述，突出趣味性，观点鲜明，表达具体。

　　三、传播学视角下国际新闻误读的影响

　　国际新闻误读不仅歪曲了传播者的真实意图，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也对受众产生误导，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对传播者的影响体现在传播者话语权的剥夺和新闻理想的幻灭。传播者在传播新闻时，势必会通过议程设置，刻意去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的内容，以增加阅读量，提升亲近感。但在这种过程中，受众由于被遮蔽了一部分真相，对新闻的误读大大增加。而传播者在各种压力的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和公开表达的机会。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众刻板印象的加强。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和国家形象的构建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传媒力量的角斗。在国际新闻传播中西方媒体惯用的手段就是对我国的丑化、妖魔化和歪曲化，造成一种威胁性的、不合作的、非民主的中国形象，形构“中国威胁论”。而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失实性报道，也导致了我国受众对部分西方国家的消极偏见，比如对美国的印象是强权主义、恃强凌弱，而日本的形象则是漠视历史、缺乏责任意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构筑的他国的刻板印象，极其容易造成本国受众对他国信息全方位的误读。对传播渠道的影响表现为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舆论监督的障碍。传统国际媒体的接触门槛较高而将大多数他国受众拒之门外，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语言能力的制约，大多数受众都无法自主接触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所以受众想要接触国际新闻，最好的渠道是新媒体，这就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渠道带来了一些影响。第一，“人人记者”“公民记者”应运而生，更多的受众、事件目击者等参与了新闻传播过程，甚至成为新闻传播者。由于缺乏专业的新闻知识和必要的把关过程，会加剧误读，使传播更加快速和便捷;第二，网络舆论成为公众意见的一种集束式表达，传统受众的舆论监督作用被空前加大，有力的影响了公共决策。而新闻误读则在蚕食和荼毒着网民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功能，他们以一种逆向化、贴标签化或娱乐化的解读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造成网民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误解和障碍。对受众的影响在于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国际新闻误读极易造成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群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刻板印象，进而造成群体极化效应，比如“帝吧出征”事件。2016年1月，Face-book上一个台独账号上突然出现了大量大陆网友的评论，表示支持两岸统一，这是大陆网友自发组织的一次活动，目的是描述一个真实的大陆生活。但台独势力迅速组成一个“台独传声筒组织”，以台湾三立电视台、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为主攻击大陆，甚至用南京大屠杀来诅咒大陆。“台独传声筒”发出的一些误读性报道甚至虚构的事实和言论，令台湾民众真假难辨，陷入混乱，充斥着对大陆的极端怨恨和不信任。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则表现为公共领域的重塑。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在公共领域中，公共意见能够形成。但19世纪以来，报刊开始向政治手段和商业工具转变，垄断资本主义集中加剧。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和社会相互重叠，公共领域开始解体。而国际新闻误读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习惯和行为方式，而且正在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生态，人们对于“公共领域”的希望重现，而互联网使得受众可以更加自由和快捷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公民新闻快速壮大。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收受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网上与任何人交流，将自己的意见与更多的人交换。这种讨论由于是匿名的和虚拟的，所以不会受到国别、种族、文化、宗教等的影响，也就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基础。

　　四、传播学视角下规避国际新闻误读的策略

　　国际新闻误读虽然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伴生现象，但其消极影响非常明显，它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造成受众广泛的群体极化效应等。因此，只有优化传播要素，规避误读，才能够还原一个健康的国际新闻传播环境、建立良好的国际新闻间传播秩序。对传播者的优化在于如何提高传播者的水平和保持新闻理想“初心”。对于传播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在新媒体时代下传播者的话语权被剥夺以及新闻理想的幻灭，优化主要从提高新闻真实性以及重塑传播者职业理想入手。其一，要熟练掌握外国语言知识，熟悉外国文化背景。这就对国际新闻从业人员的外语水平有较高要求，不但要熟练的用外语撰写新闻，还要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采访，有跨文化的知识和经验背景，达到交际目的，进行国际传播;其二，加强新闻业务水平。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传播者的新闻发现能力和新闻选择图式:新闻发现能力是传播者在凭借自己的职业新闻敏感发掘值得报道的国际新闻事件之后，对该事件进行探索和研究，把握其不为人知、与众不同之处的能力;新闻选择图式是指传播者在面对新闻事件时脑海中产生的情感、态度、观点等的意识统合，包括掌握新闻事件特征和状态的能力与掌握新闻事件价值和影响的能力;其三，重塑国际新闻理想。就我国目前的新闻业来看，新闻从业人员大量离职和转型，造成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而这种变化折射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压力的不堪重负和新闻理想的不复存在。在学习新闻专业时接触到的一些评价标准或者操作理念可能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无法实现，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难得的就是保持悲悯而理性的情怀，保持新闻价值观，逐渐接近自己最初的理想状态。对传播内容的优化在于把控良好宣传契机和更使用贴近的话语表达。国际新闻传播要注意把握良好的宣传契机，重视重大突发事件的国际新闻报道。例如，在2011年利比亚局势动荡时，我国立刻把三万多名中国公民安全接回了家。而媒体的表现也令人惊艳，立刻打出“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有危险了就回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等醒目标语，令国人感动和振奋，也令世界看到一个勇于担当、保护国民的中国形象;此外，要创建亲近文本。杨保军认为，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基础是创制“亲近性文本”。所谓亲近性文本，主要强调一种修辞性的文本表达形态，使其首先作用于对方的情感领域，通过情感认同无缝过渡到理性认同［6］。对传播渠道的优化在于进行有效的把关。鉴于国际新闻误读所造成的传播渠道问题主要在于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加强政府及媒体的双重把关势在必行。政府的把关主要从控制层面和技术层面来进行。在控制层面上，建立完善的准入机制，防止故意性误读的出现，对于不恰当的词汇和言论要及时修改或删除，努力维持国际新闻秩序的平衡;在技术层面上，防止“暗网”和“黑客”对我国新闻舆论的干扰，同时防止我国部分网民的失当行为和过激言论的流出。媒体的把关主要从专业层面和舆论层面来进行。在专业层面上，对新闻从业人员严格要求，按照新闻的价值标准、宣传标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来择选新闻，树立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舆论层面上，在不妨碍民主意识的前提下，时刻关注舆论导向，利用政府部门官网微信公众号或官方微博账号等树立舆论领袖，同时运用议程设置，将舆论导向引导到正确的航向。对受众的优化在于消除受众的刻板印象。我们必须要明确意识到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不可消除的，我们要重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改善对外传播的形式和模式。其一，要淡化宣传性质。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新闻与宣传不可区分，而西方媒体一贯认为宣传是不够民主和公平的，通常带有强制和极权的可能。因此在国际新闻传播过程中，要改变政治意味过浓的话语方式，尽量采用生动真实、严肃活泼的笔调报道新闻和参与舆论，采用平衡而公正的报道方式，更加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减少误读的发生;其二，要坚持信息公开。媒体要建立自己的新闻采集和机构，积极寻求话语权，敢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声，成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信息来源。在传播中要注意快速、真实、客观的报道新闻，尤其注重深度报道和独家报道，消除误会、消解误读。对传播效果的优化在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和强化沟通效果。其一，是建立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根据霍夫兰的实验和研究，新闻发言人往往需要通过新闻会来进行说服活动，从而影响和引导舆论，增强与受众的亲密度和信任感。首先，传播者的自身条件影响传播效果。在国际新闻传播中，选择恰当的新闻发言人尤为重要，发言人的职业地位、自身形象、思辨能力都要考虑在内;其次，传播内容本身影响传播效果。发言人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客观公允，必须摆出正面信息引导受众，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其二，是加强国际媒体间交流与合作。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改机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要积极加强与国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外媒体来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新闻误读。在新媒体时代，与国际媒体间的合作除了互访、记者会等形式，还要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加强沟通和反馈，展现中国特色，传播中国声音。国际新闻的误读从一定意义上看是对新闻的一种创造性的再生产。国际新闻误读作为“二次元”，这种独特的解读方式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文化表达，可以赋予源语文本新的文化意义，这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受众通过对语言的颠覆，表达对周围事物的看法，规避了传统语言意义上的禁制。这反映了受众开始批判性的解码，也体现了意义的能动性。国际新闻的误读可以被视为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舆论监督的反映，甚至有可能在误读中发现事实的另一面，还会促成公共领域的重建。但国际新闻误读的负面效应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传播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过程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在国际新闻中出现的一些误读现象，我们要加以区分，对于严重偏离的部分要予以调整，重塑传播者的国际新闻理想，把握良好的宣传契机，严格把关，努力构建交流互动平台。在今后的研究中，新媒体环境下国际新闻误读可能出现的一些时代性的新问题，可能是我们新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王海妹．从跨文化角度看英语新闻中的文化误读［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5(2):22－23．

　　［3］华夏经纬网．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龙”漫画版中国威胁论［EB/OL］．www．huaxia．com/zhwh/whrd/whrdwz/2006/12/114174．html．

　　［4］刘铁侠．今天!马航MH370失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看完太震惊了!［EB/OL］．www．so-hu．com/a/205322119_659084．

　　［5］谷文静．从传播心理学视角谈新闻传播中的误读现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20－21．

　　国际传播学范文篇5

　　1瑜伽与武术传播要素的比较研究

　　1．1瑜伽与武术国际化传播者比较

　　传播者可分为组织传播者和个体传播者。无论是传播组织还是传播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要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组织、受众、技术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是武术国际化最主要的传播组织。通过组织武术团体出访演出、举办各种形式武术学习班和不同层次武术赛事，以及派遣教练员、裁判员等方面，政府为武术国际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工作，在组织、政策、经济等方面提供了一定保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世纪末实现了以中国为策源地的竞技武术国际化目标，并在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成功举行武术比赛，提高了武术的国际影响力。除了政府的组织传播，民间组织也在武术国际化传播中崭露头角，如少林寺、太极拳在海外的积极传播等。武术国际化传播中的个人传播主要以民间力量为主。但由于受自身经济、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影响，该形式的发展道路可谓举步维艰。现代社会瑜伽传播已不再是由印度传向印度以外的国家与地区，而是分散式的传播。进入二十一世纪瑜伽在欧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人们健身的时尚。瑜伽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印度政府的重视，出于保护传统、维护知识产权，印度政府对瑜伽在科研、教育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各种商业化的组织和个人传播，成为瑜伽国际化传播的重要力量。综上所述，在瑜伽和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政府都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体制以及发展历程的不同，在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而在瑜伽的国际化传播中，政府传播作用较小，并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1．2瑜伽与武术国际化传播内容比较

　　瑜伽和武术不仅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内容繁多。瑜伽由于各宗、各派、各乘、各部的要求和形式不同，所以名目繁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作为修行和练功方法的瑜伽主要的体系有：王瑜伽、哈他瑜伽、实践瑜伽(业瑜伽)、智瑜伽、爱心瑜伽、语音冥想瑜伽(曼陀罗瑜伽)和坦多罗瑜伽等。哈他瑜伽(又称诃陀瑜伽)撇开了宗教的影响，成为广为有效的身体锻炼方式，为各种流派所应用。现在世界上流行的瑜伽锻炼方式，基本上都是属于哈达瑜伽范围之内。~k''''l-，瑜伽传到某个国家，与其当地的文化结合，根据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人种、体能状况等，会派生出不同的瑜伽派系，如产生并流行于美国的力量瑜伽。根据不同武术概念的技术特征，可分为传统武术、现代武术和虚拟武术。其中传统武术包括地方拳种、流行拳种、功法特技三大类；现代武术包括竞技武术、学校武术、康乐武术和军警武术，虚拟武术则包括文学武术、影视武术和动漫武术。目前武术在海外传播主要以现代武术中的竞技武术(含散手)、段位制武术(套路及散手)和太极拳类为主，其中最受欢迎推广较好的是太极拳类。此外，虚拟武术，特别是影视中武术的宣传，为武术增添了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但武术被夸大、神化，很多人在接触到武术后，往往产生落差，反而对武术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造成困扰。瑜伽和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传播内容受到现代气息的影响。如瑜伽中宗教元素的剔除，健身元素的彰显；武术国际化推广中以竞技武术为主的现代武术，而传统武术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没有被展示出来。

　　1．3瑜伽与武术国际化受传者比较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瑜伽和武术的受众包括其练习者，也包括非练习者，使更多的人了解并接受，是武术国际化的重要方面。受传者并不是传播内容的被动接受者，只有受传者积极参与传播活动，成为媒介的主动使用者，传播者所传递的内容才能够引起受者的注意，并引发其认知、情感、娱乐等需求。瑜伽是集身、心、智为一体的生命保养科学，与现代健康理念相一致，这使瑜伽吸引了更多的人。瑜伽对习练者的要求较低，无论年龄、性别都可以练习瑜伽。而且据不同的群体的需求，瑜伽已经分化出许多种类，如有美体瑜伽、塑身瑜伽、长高瑜伽、减压瑜伽、自然养生瑜伽、办公瑜伽、家庭瑜伽、孕妇瑜伽等等，这为吸引和巩固瑜伽的受众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武术概念在国外也比较混乱，如许多人对武术的认识分别是竞技武术、太极拳、散打、鹰爪拳等，并不了解武术的全貌。以竞技武术与段位制武术为主流的国际推广模式，其技术难度过高，竞技武术训练模式过于强调技能，不易于社会群体掌握和得到他们的欢迎。中国对外推广武术以套路为主，忽略了武术的攻防含义、武术礼仪以及武术文化内涵的宣传推广，这降低了武术的文化魅力，在外国人心里造成了落差。从受众来看，当前瑜伽的受众在层次和规模上都多于武术。而武术内容庞大，价值和功能并不输于瑜伽，反映了武术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1．4瑜伽与武术国际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在武术和瑜伽的宣传中，可利用的传播媒介形式并没有太大不同，如都有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声音传播、图像传播、多媒体传播等。但在数量和规模上，武术较瑜伽有不及之处：武术传播媒介的使用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整体来说，武术国际化媒介的阅读量并不很大，以武术网站为例，“网站的新意不大，信息资源少，点击率很低，网站内容枯燥，而且外语版武术网站很少”。武术国际化媒介所使用的语言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外语武术术语没有统一的表达，外语武术书籍、教科书很少等等。而瑜伽跨越了多种文化，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西方哲学；也广泛涉及各种语言，包括印度语、藏语、孟加拉语、梵语、泰米尔语、巴利语等等。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复杂，据有关资料统计，印度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英语在印度很有影响，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语言，这就为瑜伽国际化传播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2瑜伽对武术国际化传播的启示

　　每个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并不能复制瑜伽的道路，但瑜伽的国际化发展确实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不。首先，明确政府在武术国际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竞技武术国际化的现状表明了政府在武术国际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不应以竞技武术遇到的困境怀疑政府的作用，相反要积极利用和调整政府在武术国际化中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武术国际化中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积极学习印度政府在瑜伽国际化中的作用，即加强武术的教育传承，并为武术尽快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和标准。第二，政府由传播者逐渐转变为对传播者的教育和支持。针对当前我国武术的发展现状，提供相应人力资源、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传统武术传播者的素质和数量，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提高武术国际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对传统武术的传播者，提供语言培训或指导，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等措施，在保护传统武术的同时，促进其国际化传播。目前，我国政府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努力，如2009年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立，首批受聘专家集结了传统武术的传承人、优秀的科研和训练工作者、跨学科的武术研究者，其中包括查拳、梅花刀、锁口枪名家张文广、人称“拳魔”的蔡龙云、散打名家夏柏华、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杨振铎等18人。

　　其次，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丰富传播内容。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了武术国际化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竞技武术到了国外就很难生存，特别无法适应管理体制不同和市场经济体制相当完善的西方体育市场，没有市场根基的现行竞技武术在国外很难生存。武术要真正实现国际化必须被全世界的人们吸引和接受，而丰富的传播内容是必备的。从项目自身来说，武术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多纬度的价值功能能够满足人们多层次的体育文化消费需要，尤其在大众体育市场具有极大的市场开发优势。因此，武术国际化必须以充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为基础，针对不同的需求，以相应的价值取向调整武术国际化的传播内容，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武术、练习武术，最终达到武术的国际化。

　　国际传播学范文篇6

　　5W模式中的who，即“谁”，指传播者，在传播中，传播者不仅开启了整个传播过程，也在传播活动中起着非常关键的控制作用，信息获取、加工与传递皆为传播者之职责。当然，虽被称为传播者，但个人仅为其部分组成形式，集体或机构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传播者的分析即为传播活动中的控制分析。目前我国的中医文化传播者主要包括国内某些特定医院的医生，国外的中医师、从事中医教学的教师、中医资料翻译者及媒体传播工作者。由于中医传播不仅是简单技术层面的医疗方法传播，还包括蕴含于其中的中国传统伦理学、哲学、天文学、及地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传播。因此不同传播者应结合其职业特点，针对性地对传播信息进行选择。国内特定医院的医生，国外的中医师及从事中医教学的教师由于其职业专业性特点，其接触对象主要为患者及学生，以独特的中医治疗方式治病救人或将中医疗法系统地介绍给学生们，让患者及学生们更多受益于中医学是其职责所在，因此他们的信息传递重点应放在中医专业知识方面。而中医资料翻译者及媒体传播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则有所不同，其面对的群体更为广泛，不仅包括病患，还有众多对中医有着极大热情与兴趣的读者，后者对中医的疗效及运作理念的热衷度要远远大于中医知识本身，因此中医资料翻译者及我国媒体，如行业内、外的中、外文报纸、刊物以及广播电视、互联网应将信息传播重点放在中医理念及文化传播上，达到普及中医知识的目的。由于这一类传播者的工作重心在于对中医文化内涵的传播，其目的在于使译入语读者理解并接受中医文化。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某些中医术语，作为文化负载词，在译入语中必然缺乏对应表达形式，若译者忽略文化传播的需要，强行直译，必将导致译入语读者理解上的困扰，如将“龙骨”译为“dragonbone”，因为事实上，“龙骨”只是一种入药的化石，而不是龙的骨头;又如将“齿痕舌”译为“teethprintedtongue”—其实“齿痕舌”只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并非“牙齿咬过的舌头”;将“失笑散”译为“powderforlostsmiles”，根据《医方发挥》的解释，失笑散具有行血止痛怯淤、推陈出新的作用，前人用此方，每于不觉中病悉除，不禁欣然失声而笑，故名“失笑散”，实为得此药方而笑，将其译为“powderforlostsmiles”显然是在误解基础上的误译。

　　二、What－内容分析

　　5W模式中的what指“说什么”，“说什么”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是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就中医学而言，中医理论与文化构成中医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中医文化的传播在控制分析部分已简要述及，因此内容分析部分，中医理论传播将作为主要讨论内容。与西医的科学性不同，中医更强调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原则、整体观、五行论、阴阳平衡论等理念。这些理论，基于中国古代医生们的经验医学，虽自成体系，但其本质与精髓，与现代实验医学所认识的形态物质结构大相径庭。因此，很难被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医生所接受、认同。这是其学科限制与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关键，也是目前中医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作为文化传播中介的译者，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在翻译过程中从中斡旋，将生涩、难懂的中医术语与文言文文本形式转换为易于理解的现代白话语体与通俗易懂的通用医学语言，无疑会对中医传播起到正面、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中医将绦虫病称为“寸白虫”，如硬译为“inchwhiteinsect”，虽与原文达成照应，但显然无法被不具备相应文化背景知识的西医医生所理解。但若将其直接译为“taeniasis”，其中文化干扰因素立刻消减。再者，有译者认为中医中的“心”，“肝”虽被译为“heart”、“liver”，但中医医学理论系统中的“心”，“肝”远远不止于西医“heart”、“liver”所代表的概念，因此不主张将其对应直译。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意欲生生切断文化差异极大的中西医之间的相似性，于中医文化传播是极为不利的。笔者以为中医传播尚处于初期阶段，在翻译的过程中，借助语言这一工具，尽量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应成为基本翻译立足点。该阶段的中医翻译，相对于中医的独特性和民族性，译者更应该强调中医的自然科学性，以促成中、西医两种体系的有效沟通。虽然中、西医的起源及进程大相径庭，但是其工作对象和研究内容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即都是对人体及疾病进行研究，因此，这两种差异巨大的医学体系间必有其相通性，即对大部分疾病、人体器官、系统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中、西医在理念与治疗方法上的不同，会使得两种体系对某些医学名词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是本着推动中医文化传播，使得中西医学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目的出发，参照西医术语对中医名词进行翻译，不失为帮助异质文化读者了解中医、进而接受中医的好方法。

　　三、Inwhichchannel－媒体分析

　　Inwhichchannel主要是对中医文化的传播渠道进行解析。随着经济发展，公众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专业化，同时社会阶层化趋势也日益明显，造成了传播分众的事实。而分众传播，反过来，又对媒体细划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媒体形式同时也发生了极大改变，由大而全模式向个性化服务转变。目前主要的媒体传播形式主要包括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等，分别以视觉、听觉、或视听觉结合的方式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为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我们无疑需要对各个媒体形式的特点进行分析，考虑在具体环境下，受众的最佳媒体接触方式，使中医知识更有效地传递给西方读者。报纸是最为重要的纸质媒体之一，读者群大，重复购买率高，出版频繁高，市场占有率也很高。因此，报纸较为适合刊登关于中医较为浅显、概论性、普及型的文章，耳濡目染，使西方读者在无意识中不自觉接受中医的概念。相较于报纸，作为纸媒另一形式的杂志，虽无报纸的覆盖面广，但其读者群体较为固定，功能性、专业性强，所以更适合刊登针对性较强的中医专业知识类文章，以供相关专业人士进一步研究。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的电子媒体，如:电视、网络等，则具有声画结合、动态演示，涵盖面广、重复能力强的诸多优点，可以以更动态、直观的方式对中医文化内涵加以诠释。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涉及医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人自己理解起来都不容易，对于异质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发挥电媒的优势，将声、光、影结合，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无疑在推广中医文化方面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四、Towhom－受众分析

　　Towhom是指对谁进行传播，对中医文化传播而言，具体是指对传播对象进行分析，即在对中医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要将读者反应纳为考虑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阅读过程中，如何界定读者的作用，这一问题就已经开始凸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从读者反应的角度出发，考虑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接受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奈达的“读者反应论”一经传入中国，便很快引起翻译界的高重视与及时反馈。与传统理论不同，奈达认为翻译过程不应仅仅局限于源语文本与译者之间，还应将读者反应纳入考虑范畴，认为只有译入语读者反应与源语读者反应相类似的译本方为质量上乘之译本，再次强调了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真正让读者参与到文本释义过程中，译本对读者的理解有促进作用，才算是达到了翻译的初衷。如果翻译的目脱离了服务读者的本质，又何谈文化的传播呢?因此，笔者认为，欲真正达到中医文化传播的目的，在现阶段，中医文本的翻译应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归化译法不会让译入语读者由于过于强烈的文化不适性而排斥对异质文化中中医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适度的异化译法也能让译入语读者对中医传统文化有循序渐进的认识。

　　五、Withwhateffect－效果分析

　　国际传播学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复杂网络；社会资本；语义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是强调关系内涵、网络结构、个人位置等因素对社会现象解释的研究[1]，广泛应用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信息传播等研究领域之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著名学者克里彭多夫曾言：“大多数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来自其他学科。实验法源于心理学，调查法来自民意研究……内容分析和传播网络分析是仅有的两项原生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方法。”[2]此种论断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深厚渊源。从作为规范的科学来看，网络分析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人际关系模式和“派系”生成的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的哈里森•怀特小组将前人在各学科领域关于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锻造融合，诞生了当代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先后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信息呈指数级增长，网络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传播学者的重视。本文对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梳理，一方面是对近年来我国该领域研究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旨在为学界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思路。

　　一、研究传统

　　早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勒温就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中。20世纪中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于社会选择的研究指出了人们通过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价值观的相似性构成的社会网络，同时解释了由身份、价值观造成的社会网络同质性现象，发表了大众传播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在《人民的选择》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两级传播理论，并开始关注人际关系在选举等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这种论调和同一时期的罗杰斯的著作《创新的扩散》在思路上非常类似。罗杰斯从个体所处网络位置的差异性角度指出了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传播效果，该研究奠定了社会网络分析广泛应用于信息扩散和组织传播的传统。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层理论也在不断丰富。1967年米尔格莱姆“六度分隔理论”掀起了传播学者对社会网络传播中弱联系的研究浪潮。格兰诺维特通过市场中的求职现象观察社会网络结构，并分别于1973年和1985年提出了“弱连接优势理论”和“镶嵌理论”。近30年来，随着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