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论文十篇

　　电影创作论文篇1

　　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步入了文化转型阶段，经济上的全面进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各类影像、传播设备的普及，而文化产品也日渐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及相关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影像的生产及消费获得了双重重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电影和电视成为影像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经历了十多年的文化、思想冲击，新时期的文化学者及知识分子也开始潜心于影像文化的分解、研究。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影像文化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知识分子不再谈论宏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周遭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上，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使得中国迅速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文化在我国获得了空前发展，依附于传统政治的文化迅速独立出来，娱乐、消费成为全新的文化习惯。就在这种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也积极响应这种时代的变化，从形象及内涵上发生了较为彻底的转变。获得转变的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观众的感受。

　　电影创作者也愈发清楚同样经历了历史阶段性转变的观众在消费及审美上的迫切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对电影创作的反作用力。因此，怎样满足已经变化的大众口味就成了电影创作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是电影创作者面对观众去展开创作首先要应对的困难。走过2011年的中国电影，除了130亿的天文数字，还有那无数的各种骂架、挑唆以及卑劣的营销。要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热钱涌动。自从中国电影新世纪初全面迎来市场化以来，大量的各路投资就纷纷进入其中，地产商及广告商的不断介入，将电影完全变成了与艺术渐行渐远纯粹的商品。当下的电影似乎经历自己深沉的变质，在投资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下，创作者似乎已不再有什么深刻的艺术追求，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票房的追求上，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充斥市场的有票房无口碑的大量劣质影片，营销者的吹嘘和观众们的口水，都是最好的验证。

　　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电影创作和消费环境欠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的电影院和电影幕布，并没有改善中国电影观影环境，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千古道理之下，日益高涨的电影制作资金使得电影工作者招架不住，绝大多数从理想主义者蜕变为纯粹的文化商人。当高额宣传费用成为这个时代的真谛，其代价就是制作费越来越低，电影质量参差不齐，票房口碑双赢的硬道理已被抛在脑后。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首先要改善投资环境和创作环境，健康的投资动机和创作动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优秀影片的产量，减少乃至杜绝欺骗观众的劣质影片充斥银幕。

　　除了投资方面的问题以外，创建健康的影像空间还要解决中国电影市场的卖座类型单一的难题。就2010年上映的电影来说，在过亿的17部影片中，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种类型片占了将近80%，其他电影类型皆尽缺失，没有完善的类型体系。更为严重的某一时期单一类型的过于集中，2011年的小成本恐怖片扎堆，市场上的小成本劣质恐怖片占据着银幕，从《绝命岛》到《密室之不可靠岸》，从《紫宅》到《床下有人》，因为成本低，经得起失败，那么就容易走上流水线，被大量制造出来，不遗余力地投放市场，依赖投机心理在票房上碰撞。这其中，上半年口碑最差的恐怖片恐怕是《B区32号》，而下半年则是《孤岛惊魂》，这部前期并不被看好的作品，结果竟然令人意外地获得8000多万的票房，成为下半年的典型例证。回顾已经过去201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低成本恐怖片已成为小成本山寨喜剧之后被追逐的对象，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有几部作品，年产量30部左右，占上映电影总数的1/10。严重缺失的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生产上的投机心理是中国电影市场进入良性循环的瓶颈，丰富多样的类型电影生产才是将电影观众留在影院的关键。

　　时代在变化，任何文化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时代文化要求，电影生产也不例外。电影生产选择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电影题材才能给电影观众以最大的实在，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既是电影创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对电影观众的责任，而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更是这种责任的一种历史性放大。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观点看来，知识分子脱离其所谓的高雅品位及对经典文本孜孜不倦的探求，将其视野扩展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放下对文化制造机消费的垄断，这种做法不仅有益于文化在民间的普及也会引发大众审美趣味的革新，甚至会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文化变革。这样的变革预示了前景广阔文化产业的茁壮成长。

　　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毋庸置疑，大的社会环境的变换定会带来观众审美取向的变化，但是将这种变化融入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强有力的融合才是主题，不管纷繁的形式改变还是内容的重复变化都从根本上体现出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特性是中国电影百年的精神精髓。所以说，面对电影观众的电影创作者除了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之外，还要精心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首先营造电影民族特质是华夏观影心理结构的需要。“观赏电影的心理结构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积淀组合而成，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每一个体心理深层结构包含着祖先在内的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体验。许多无意识的概念产生于人类的史前史中，表现在远古的神话里，这一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潜在力量对人们精神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社会存在，将这些精神观念理论化，便对后代的社会意识、文化精神发生深远的影响，无怪乎《论语》的思想，儒家的观念成为影响几千年中国人发展的思维模式……”①而且个人的情感观点与社会上层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思想无法分割，那么对观众个体的研究不能不追溯到古代文章中保留的经典传统思想，不能不重视观众对传统的习惯性顺应。

　　而营造电影民族特质的重要的难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传统文化精华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并且在此基础上摆脱“中国制造”的尴尬。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无法进入电影制造业，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阐释和推广，只能在知识界内部运行，而制造业的大门是闭合的，它似乎缺乏向外吸纳文化的机能。这种自闭性结构则会引发以下两个不良的后果:第一，困难重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无法有效地被现代日常生活接纳而加快其衰落速度;第二，中国工业制造无法获得来自本土文化的支持，在高层次的创意、设计上很难获得进一步的推广。面对这样的事实，华语影坛却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大家在拼命制造不接地气的虚假时尚游戏，从《杜拉拉升职记》到《非常完美》，在时代、文化背景的完全缺失下，成为不伦不类的纯粹模仿。事实上以中国时尚业的落后程度，怎么也模仿不出《穿普拉达的女王》那样的精神气质，最后只能成为附庸风雅的影像产品的典型代表。

　　电影创作论文篇2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迅介绍了数据库电影的相关情况，他认为，数据库电影的位置处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或者说它立足于新媒体但是要包容传统媒体，包括多媒体的融合。数据库电影不太关注讲故事，而是关注搜索、认知和导航。数据库的叙事结构显示出选择和结合的双重过程，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创造一种多故事、多事项，按照多主题联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信息结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林玮分析了互联网多媒体跨界的三种形式：大数据、众筹和网络售票。他认为互联网的跨界传播的商业模式是可疑的。互联网的思维不过是一个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可能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还非常低。近两三年来的电影创作的典型特征是奇观在消退，生活在回归，主要原因是创作者生活体验与生活经验的变化。浙江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王国富介绍了浙江电影产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他指出，浙江电影产业有以下特点：其一是浙江电影制作主体阵容整齐，浙江影视公司将近1000家，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二是浙江影视基地产业链完善，如横店影视基地，资源集中，从电影的立项到最后的审查都可以在横店举办。西溪创业园也有30多家公司，“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有将近200家的影视主体。其三是浙江电影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浙江一年电影立项有100多部，完成制作的将近有50多部。目前浙江电影正开始进入转型升级的时代，浙江本土制作电影正在崛起，并开始进入主流电影市场。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卫东认为，如果青年导演能够得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的一些辅导，使他们能够加深对这个社会的观察，这对他们的电影美学可能没什么帮助，但是对他们穿透迷雾，让自己能够更深地呈现很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是发现一些故事是很有帮助的。电影该如何争取更大的受众群体，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青年电影导演其实就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完成创新才能完成剧作。躬逢盛事，年轻人应该为生在这样的时代而感到庆幸，应该准确地、创造性地发现并讲好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二、网生代的创作态势

　　随着互联网多媒体的演进，青年导演的创作环境与传统导演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与会专家们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当前的电影导演界出现了多代同堂的格局，既有五六十年代的导演们，他们有张艺谋、陈凯歌等等，也有近五年内陆续崛起的生于七八十年代的新力量，他们中有张猛、滕华涛、徐峥、赵薇、韩寒等等。新生代青年导演的电影美学趋向，既有传承，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延续小人物的悲喜剧的叙事范式，也有创新，汇入了新世纪的时代元素。如网媒电影，它依托国际互联网来发行营销，代表作是《失恋33天》；书媒电影则依托印刷来传递的电影模式，这里有两个成功的案例：其一是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其二是韩寒的《后会无期》，这两位富有争议的80后作家，其作品已经培育起数量众多而又相对稳定的粉丝群，正是凭借这些粉丝群，他们进军电影赢得了同样的成功。因此，青年导演的影片是多样的、复杂的，不能一刀切。与其说青年电影趣味正引领中国电影，不如说它正折射这种多样而复杂的电影世界、文化世界，乃至于我们注定要生存下去的生活世界。所以不要简单地用悲观的情绪来衡量今天的电影，关键要看到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做更加细致的区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认为，青春创作蔚为大观是中国电影的新阶段，青年创作力量是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扶持青年是时代需要。青年绝对是主体，青年导演创作明显迎来了意外和良好的局面。电影跨界的主题肯定涉及到互联网，一旦网络新生代成为主体的观众，网络受众的需求将决定着电影的生死。当前的电影生态特征可以概括为跃进性的电影市场、破规则化的电影创作模式、网生代的受众需求、移动媒体造就的电影营销宣传，粗鄙化的娱乐表达。现在的电影产业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是良机。电影在高科技和互联网作用下，在新一代网生人和时代迁变的事实面前，在创作门槛放低和创作收益升高的情形下，对于青年创作有什么样的期望呢？第一，要大胆创意不拘一格，第二，要关注时代、追踪现实，这个才是青年人的优势。第三，个性保存，找到潮流。第四，正视长处，规避短板。第五，寻求价值，放长眼光。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刘浩东从青年导演与资本结合的角度对青年导演的创作做出了相关分析。

　　他认为，创作群体必须和市场和资本结合，这就是一种博弈。所有导演都有一个用武之地，就是在类型片的市场上寻到自己独特的东西。每个导演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要生产适合中国市场的类型片，既能把自己的才华表现出来，又能让人们刮目相看的片子，同时使这样的类型片能够输入。此外，电影创作有很多不可预料的东西。从编剧到导演，是一个消减与增分的过程。所谓消减，当组建团队彼此合作做片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导演的每一个构思和演员之间的交流都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设想，这是消减的过程。电影创作同时也是一个增分的过程，团队成员能给导演好的建议，使创作向好的方向发展。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胡志毅以浙江影视创作为例，认为浙江电影的发展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的历程，近年来涌现出阿年等年轻导演群，并制作出《感官时代》《邮递员》《来世有缘还叫你爸爸》《我的电影会说话》《爱谁谁》《恋爱大赢家》《我愿意》等影片。互联网时代网生代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电影新势力的崛起，因为年轻人本身就是要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项仲平指出，浙江影视近年发展势头比较好，得益于其巨大的电影市场和得天独厚的政策的优势。但是，他也指出，浙江电影创作存在短板，认为在今后的电影领域浙江如果不占一席之地，要形成南方的影视中心是非常困难的。他呼吁浙江要从现在开始抓住青年导演的培养，这才是保持后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浙江的影视主管部门要重视浙江本地青年导演的培养工程，浙江要像重视新闻队伍一样重视浙年导演以及青年人才的培养。第二，浙江的企业要从企业持续发展的角度，加强对浙年导演的孵化和成才培养的投入。第三，影视专业院校要为浙江培养青年导演做出积极的贡献。北京劳雷影业有限公司总裁方励从自身制作经验出发，探讨了青年导演的创作路径。他认为，大数据是一种总结分析，而电影是创作，如果只是分析电影观众的所好，那么这种分析会成为过去式，分析完了，两年过去了，两年以后观众喜欢看什么呢？新媒体对电影的影响是在传播渠道上，电影的内容还是要打动人心。今天的电影状态是缺好电影、缺人才、缺真正能够埋头做事的人。年轻导演不要受市场上资本的影响，要走入观众的内心，不能活在光鲜亮丽里面，要活在大众里面，才有可能打动观众。如果要走职业导演的路线，就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来做，不要一个人做。青年导演要了解这个时代、观众、历史、时空，经常要生活在人群里面，经常观察行人。一定不能脱离生活，要多走多看，要多下基层底层，不同的地域，各种生活形态都得熟悉，否则好的东西出不来。

　　三、新媒体时代的电影传播

　　新媒体时代，电影的传播逐渐突破旧有格局，展现出新的融合特征，与会专家们也就此发表了各自观点。浙江东海电影集团董事长倪政伟认为，互联网企业通过大数据介入到电影产业中，电商掌握了用户的知识结构、年龄、文化程度等数据，以此作为下一步制作电影的依据。以后的院线模式、营销模式、观众的观影模式等会不会被互联网革新，这些都值得探讨。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厉震林则认为，新媒体时代，青年导演面临的电影传播生态有下列特点，首先，知识分子的解魅化。青年导演不可能像以前的导演走到哪里都是光环，他们会面临这样的困境，现在就是一个艺人时代。其次，技术迷思。技术发烧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消退需要一个过程。这是青年导演在技术上遭遇的比较大的问题。再次，艺术取向发生变化。人文精神可能会变成当代杂耍。青年导演要有一定的方向，价值观是很重要的，要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和审美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认为，烂片高票房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是一种纵向的因果关系。但是现在的相关性是建立在共识性的基础上，更多的是横断面。从历史性到相关性是不是一种进化或者是一种进展呢？也不能简单地说，其实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一个横向的共识性的坐标，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像《小时代》这样一些作品，它的传播有可能是跟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的话，可能会使我们更完整地看待这个世界。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铁东从“类型”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类型与观众、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类型是一种创作方法，类型是一种营销手段，类型是一种工业属性。从创作角度来说，创作者、投资人和观众，必须是三位一体。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作者、文本和读者必须是三位一体。从作品必须到产品，作品到产品的过程是一种可持续的投融资过程，是一种创作过程，一种制作过程。通过营销和发行的手段将产品变成商品，从而最终使它有作为商品的价值，作品、产品、商品必须三位一体，最终统一于观众。《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副主编董阳从文艺评论的角度提出了电影价值观与文艺管理的问题。他认为，电影的价值观与文化管理不仅是政府问题，也是学术问题。电影背后的哲学观念落后，对观众心理机制的科学认识不足，是当前电影传播受限的隐形障碍。很多迹象表明，当前电影观念还停留在机械反映论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机械反映论到现代心理学的转变，那么对电影的理解就还停留在前现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创作和管理就会滞后和掣肘。要改变管理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的迎合关系可以从电影的格局观念对观众的认识、文化管理的公共转型、文化管理的系统思路等三条路径加以解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黄钟军分析了弹幕这个最直观的跨界观影形式。他认为，弹幕目前只是在几部影片当中昙花一现，不会成为年轻人主要的观影方式。观众对弹幕电影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弹幕本身对电影本体会带来特别大的破坏，封闭的、传统的电影叙事的完整性被打破了，电影的感染力也消解了。第二，弹幕电影比较适合第二次观影，对一次性观影的观众来讲是不适合的。第三，弹幕电影只是一种群体社交的新模式，是一种新的电影营销手段。《当代电影》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徐辉则着重从电影节的角度分析电影的传播方式，她以法国西部城市拉罗谢尔举办的电影节为例，指出该电影节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吸引大家参展：其一是关于人物的，一般每年会选取几个活跃于当下欧洲影坛的导演，比如说2014年有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导演本人会来到现场，以引起公众的关注和热情；其二是发现新导演的作品，培育和发现新人，这是举办电影节一个重要的宗旨所在；其三是经典电影回顾展，通常是关于默片的回顾展，展现某大师级导演的所有作品，并有音乐伴奏，以示对大师的敬意。此外，由于电影节举办地是在海边的一个旅游城市，吸引了很多北欧的电影人和游客，他们纷至沓来，一边度假一边看电影。杭州作为一个风景旅游城市，在今后举办浙年电影节的过程中可以多借鉴国外电影节的举办经验。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第二届浙年电影节麒麟奖评委范志忠，分析了本届青年电影节入围作品的三个生态。生态之一是很多入围电影坚持了一种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和表达。这一系列的电影都表达了一种主流观众人群，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反映主流的价值观，电影获得当地政府的关注，取得当地政府的投资，并且在特定的频道播出。第二个生态表现为青春叙事，展现了青年电影人的成长、挫折和苦闷。从内容上来说，每个青年人的成长历程，在进入到青春的状态，客观上要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这就构成了电影的戏剧张力。这样的电影构成了这两届的入围电影的主流。还有一类电影属于类型化的电影尝试。类型化是主流商业电影的制作范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青年电影就是通过在各种电影节的展示，而成功实现转型。在互联网之前，电影的传播平台只能在电影院，互联网之后则可以在移动媒体等实现多屏传播，从而很好地拓展了电影传播空间，对青年电影而言，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四、结语

　　电影创作论文篇3

　　配乐包含主题音乐、背景音乐、场景音乐。而歌曲主要指主题歌和插曲。但如果按照音乐和画面的关系来分，分为有源音乐和无源音乐。有源音乐即音乐是来自画面中的音源，如主人公演唱或演奏的，录音机里播放的等等。无源音乐指音乐的音源来自画面以外的，具有强烈的主观创作色彩。我们这里谈到的影视剧中的歌曲可能是有源的，但大多数以无源音乐居多。影视剧歌曲不但旋律上口，而且歌词通常也能被大众接受，它表达的意义更加直接，可以快速地引起观众的注意力。主题歌是对整个电影、电视剧内容的高度概括，它根据片中反映的时代用特定的风格刻画剧中人物和抒发某种情怀，而它的旋律又可以作为主题音乐的素材，根据画面、节奏、情绪的变化使其在配器上、调式上、节奏上、风格上、速度上加以变化。分为片头曲、片尾曲、首尾呼应式、主题歌群等几种类型。如果作品只有一个主题曲，多数选择在片头出现。如雷蕾作曲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片头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电视剧的开篇给人们以警醒的提示，她用传统的京韵大鼓和交响乐队的编制引起了具有非常规的艺术效果，是很好的创新尝试。另外一种就是把主题歌放在片尾，它是对作品全面的总结、概括或是延续。如电影《泰坦尼克》的片尾主题曲《我心永恒》，在诠释了一个爱情的悲剧后似乎还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如果片中是双主题歌的话，可能存在片头和片尾都有主题歌的形式，同时，这两个主题歌在风格、速度、情绪等很多方面都可能不同，但他们有相同的主题，构建的是同一个故事基调。如王黎光先生作曲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头曲《清官谣》和片尾曲《故事就是故事》。前者气氛活跃，喜剧气氛浓郁，京味儿十足，配器传统，由男歌手演唱，后者气氛抒情，引发思考，配器现代而浪漫，由女歌手演唱。两者头尾呼应，各具功能又都为作品服务，相得益彰。最后一种形式比较少见，如83版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就是安排了几个主题歌在一起构成一个群，《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华山论剑》。这种模式大多是影视剧作品题材较大，分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确定一个主题歌，他们既是一个整体又分别讲述各自的重点，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主题歌群体。插曲是在电影、电视剧剧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歌曲。它往往针对某一个剧情、某一个画面、某一个局部的情绪，在关键的地方出现，起到烘托气氛、表达感情、推动剧情或专场的作用。电影《红高粱》的插曲《妹妹你大胆的往前奏》红极一时，很多明星都翻唱过，甚至是郭达也把它搬到小品的舞台上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再现了它当时的影响。作曲家赵季平深深的了解西北人的性格，体会着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把获得了爱情后的一种释放和愉悦表达地淋漓尽致。

　　二、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中的歌曲创作

　　2013年暑期档推出的3D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被誉为中国动画电影的转折点，我想这主要指的是它的收视人群，中国动画电影因为没有分级，所以这次面向成人的动画电影就显得非常的特殊。其影片风格也是时尚、新奇、城市风兼具轻喜剧和悬疑探险性质，所以在众多国产动画片中脱颖而出。《终极大冒险》的配乐可圈可点，它的音乐制作团队是以田亮、龙龙、谈丽君为首的一群奋战在大都市的年轻人，这和影片的基调很符合，所以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本片的配乐制作量是较大的，音乐基本上铺满了全片，而且音乐的旋律线条起伏较大，给作曲增加了难度。同时还请来了英国的混音师，对声音的效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配乐部分外其歌曲创作风格非常多样、旋律上口、歌词语言夸张，极具感染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一）主题曲《我要打老板》主要出现在开场时男主人公糯米的手机铃声中和片尾上，属于说唱类型。浓重的电子配器，以“李小龙”招牌动作的叫声作为引子让听众感受到“我要打老板”的“架势”和“决心”。歌曲第一个部分使用了“说”的方式来叙述“我要打老板”的源起，第二个部分用低沉的男声，旋律线条在三个音之间反复摇摆。副歌部分给人印象最深，“我要打老板”的主题出现，把作者的感情宣泄到最大化。前两个部分是八句段，副歌部分是四句段，典型的单三部曲式，让听众感觉到熟悉、简单、上口，而且歌词生活化，道出了上班一族在都市中打拼的心声，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作品。

　　（二）插曲《海的房间》出现在剧情转折处，苏打和糯米确定恋爱关系后的一段幸福、快乐的生活，起到了压缩时空的作用。该作品的创作起初并非是为《终极大冒险》量身定做，作者谈丽君还在四川音乐学院读大学本科二年级，她和她的乐队一起根据生活的感受，迫切地想把自己在海里建造房子的美好愿望表达出来，于是《海的房间》诞生了。后来经过田亮、龙龙等人的重新编曲以后，这个作品变成了既有摇滚的乐风又不失清新的感觉。作品还使用吉他的效果器，营造了一种阵阵海风吹来的南国风情，电吉他的华彩又让人感觉到在海上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冲浪，使观众沉浸在主人公快乐的生活中，所以非常适合本片的情景。

　　（三）主题曲《只为你歌唱》出现在影片的高潮处，女主人公苏打在众欢呼声的拥簇下演唱出这一首清新、浪漫的歌曲。作品开始用简单的几个音符营造出非洲热带地区草裙舞摇摆的风格，沙锤和吉他的简单搭配让观众感受到清晨的无忧无虑，两段陈述下来，主人公的烦恼、惆怅瞬间被坚强与自信替代，一个属七和弦的低音下行，音乐转到副歌部分，高潮来临，只为你歌唱，为坚强的信仰自豪的歌唱，配以“啦啦啦”的衬词，显示出骄傲、坚强、善良、自信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带着梦想和追求自由的奔向远方。

　　（四）片尾曲《老腔-我和你做动画》，这是本片最具特色的一首作品，由陕西华阴老腔艺术团创作并演唱，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也是该片的总导演孙立军作词。老腔是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原本是用在皮影戏中，其声腔非常高亢有力、气势磅礴，落音又引进渭水船工号子曲调，常采用一人唱众人和的拖腔，伴奏常用一种叫檀板的拍板来打节奏，另外还有钟铃、六角月琴、胡琴等，形成了融唱、和、敲、弹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有特点。音乐导演田亮特意回到老家陕西收录了这首作品，孙立军团队的动画制作人员还为此制作了MV,作品以幽默的方式对动画人进行了一番自嘲，在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为本片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五）片头曲《堵车歌》，伴随着主人公糯米的出现，在繁华的大都市，不管是交通还是职场都让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所有的汽车喇叭声汇成交响，编制着城市中的无奈。作品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想逃离这样的紧张而闭塞的环境，渴求寻找现实世界中没有的乌托邦，和影片的整体基调非常吻合，同时也可以引起观众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共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品的配器也别具风格，以戏曲开场的锣鼓家伙为引子，再用电声乐队装扮城市的喧闹，用小锣贯穿作品的始终充当句读，诙谐、讽刺地批判社会生活，间奏中再次出现戏曲的锣鼓镲以及结尾的大锣和开场做了呼应，使作品更加完成，风格更加统一，另外该作品的歌词通俗、上口，副歌一个“堵”字的诠释，让这个作品迅速在观众中流行开来。

　　三、结语

　　电影创作论文篇4

　　微电影创作的首要步骤是剧本创作，它是微电影创作的基础。如何让主题和故事情节不落俗套，这就需要学生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学习、生活中提炼出有意义的故事情节。在确定好主题和故事情节之后，必须把它写成剧本，这种文本格式小学生未曾学过，只有通过网络自学，并改变自己惯常的写作思维和方法去编写，这是学生创造力得到培养的另一种表现。最后，还要把剧本转化为分镜头，对小学生来说，这一过程是最困难的，学生以前未曾考虑过怎样用镜头来表现剧本内容，未曾体会过镜头与文字的差异：有时一段复杂的文字只需要一个长镜头就可以表达，有时一句短短的话却需要几个分镜头来体现。一组学生一般只有一部DV摄像机，这更增加了构思分镜头的难度。学生要学会像导演一样去思考镜头的机位、演员的表演，以及影片的蒙太奇思维等。这一过程是最具“头脑风暴”的，学生的创造力也就在此中得到不断提高和升华。

　　二、传递正能量

　　一部微电影，要表达什么、弘扬什么，是创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小学生涉世未深，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够，对于事件的对错、现象的美丑辨别不清，所拍的内容大多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没有明确的观点，有时连自己拍摄的微电影要表达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教师要耐心加以引导，鼓励学生对所要拍摄的内容进行研究：影片中的人物做法对吗？你对影片中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影片结尾对人物或事件的对与错是否有明显的观点表达？让学生在创作小组中交流探讨，或向家长请教，或在书籍和互联网中寻求答案。经过思考和探索，学生制作出来的微电影就会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具有正面的教育意义。作为创作团体中的一员，学生在创作中思考、探索，对影片内容深有感触，所受教育也最深，而其他学生在观看影片时，由于与创作者年龄相仿、心理特点和想法相近，加上影片内容与自己的学习生活紧密相关，因而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接受影片所要表达的观点，从而实现正能量的传递。

　　三、磨炼意志力

　　一部微电影的制作，撇开其他步骤不说，单“正式拍摄”就已经花掉了学生大部分的时间：小学生控制能力差，拍摄过程容易笑场，拍一个镜头可能要NG好几次；一个小组一般只有一台摄像机，对某些多机位拍摄一次就能拍完的镜头，实际操作中学生要停下好几次，利用仅有的一台摄像机从不同的机位来拍摄，演员也要重复演几次，这无疑增添了拍摄的难度，延长了制作时间；学生的拍摄时间一般定在周末，如果其中的某位学生不能如约前来拍摄，那下周同一时间整个团队未必能按时继续拍摄，原因可能是某位学生的家长要带小孩出去办什么事，也可能是另一个兴趣班时间有改动等。微电影创作其中的一个步骤就已经如此耗时，可以想象，完成全部创作对小学生而言是多么艰巨！确实有不少学生因为困难而中途放弃了，但也有更多的学生坚持下来并成功制作出一部部微电影，他们的意志力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磨炼，得到了提高。

　　四、建立团队意识

　　校园微电影创作，是一个团队的运作：它需要组织者的统筹帷幄，也需要队员的分工协作；它需要队员有铁的纪律和精确的时间观念，也需要队员有强烈的团队意识，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以上这些，恰恰是大多数小学生所欠缺的。校园微电影创作，让学生“不得不”去建立这种团队意识，否则将无法如期完成创作。笔者执教的班级有个以陈圳晓同学为首的团队，准备拍一个反映老人摔倒后该不该扶的微电影《扶不扶》，笔者本来对该团队抱有很大的期望。三周以后，查问进展，竟然连一个镜头都没拍出来，究其原因，说第一次是陈圳晓迟到，第二次陈圳晓临时换角色，一个队员因为自身的角色由男2号降为配角，想不通而闹矛盾；第三次是一个队员没来，原因是“陈圳晓第一次也迟到了”。哭笑不得后，笔者只能把队里的成员全部找来，告诉他们：团队就是一台精确运转的机器，每个队员都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件，虽然分工不同，但是同样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件，机器都不能正常运转……这个团队最终如期完成了创作，作品虽不太理想，但还算完整。笔者觉得，能够让学生在微电影创作过程中学会去建立起团队意识，也就足够了。

　　五、提高综合能力

　　电影创作论文篇5

　　本届论坛主题为：“创意、类型与中国元素”。目前中国电影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市场竞争激烈，生产与消费进入细分时代，中国电影创作也随之步入题材类型多样化发展的新阶段，创意与创作的内容竞争、创意层面的创新与研究成为当前核心。然而，以“内容为王”的中国电影创意领域，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创意求新仍显乏力，市面上叫得响，留得住的作品还是很少，电影题材与类型片的再生能力还很薄弱，创意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格都亟待提升。面对电影创意层面出现的这些问题，将创意、类型与中国元素结合起来，从文化上寻求中国电影创意的脱困之法，也正是本次论坛主题确定的初衷。

　　与会专家在两天时间里就主题下的三个专题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展开深入研讨。

　　在“全面提升中国电影创意空间”专题研讨中，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金丹元表示：“与日、韩、印度等国相比，我们的海外接受度和认可度令人堪忧。创作上的美学失衡与发行上的相对弱势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打造多元化的中国电影类型品牌，并进一步完善中国电影的海外营销和发行网络。”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则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娱乐刚需已被激活，类型创作应运而生。从创作角度而言，类型是一种以影片叙事成分的构建相似性为基础的创作方法。但在产业的大语境中，类型却是一种营销定位，以类型常规来倒逼创作，使得电影这一原本不可复制的心灵产品具有了可复制的工业产品属性。”

　　在“全球语境下中国元素的银幕魅力”专题研讨中，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院长沈振煜表示：“作为中国新生代类型电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国元素，其实质是数千年来延续至今且将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凝聚的鲜明标志。”北京电影学院讲师陈咏认为中国当下类型电影创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比好莱坞类型电影尚有三点差距急需解决：“一、国产类型电影的类型化追求与类型的尚不完善；二、国产类型电影普世价值观与‘善之中心’的缺失；三、国产类型电影故事原创力与思想内涵的匮乏。”

　　在“‘非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与前景”专题研讨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表示：“创意依托于精神自由，而其中精神形态的关键是对于世界认知的观念。中国电影在物质市场呈现上似乎已经大大进步，但显然没有创意精神的稳重支撑，束缚创意的阻碍来自多方，而最为重要的是精神解放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则认为：“幻想类电影因符合青年受众群体的趣味而市场需求极大，但国产影片无论在数量、质量上均远未达标，存在类型单一、题材偏狭、特效不足等问题。而幻想类电影在好莱坞一直盛而不衰，不但是其最主要的票房来源和产业支柱，更是美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中国电影应在观念、题材、创意、叙事、视听、特效诸方面借鉴好莱坞，以当下玄幻电影为突破口打造幻想类电影。并可从小说、漫画、电子游戏中化用题材。”

　　电影创作论文篇6

　　论文摘要摘要：西方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引入和介绍，为中国电影批评学者尤其是女性电影批评学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批评模式。她们借助这个新式武器，对中国电影文本进行“另类”阅读，并对电影创作者的性别加以区别对待，力图揭露电影中的男性霸权和性别差异，重塑女性意识，建构女性主体性地位。以女性电影重新书写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为他们奋进的目标。

　　中国对西方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认知和接受，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前后，一些有关西方女性主义电影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开始被介绍和译载，如《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和《西方的女性电影》，1988年翻译发表的劳拉·穆尔维的文章《视觉和叙事性电影》在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影响。同年，电影界的重要学术期刊《当代电影》在年底第6期开辟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专栏，刊登了一系列理论性文章，其中包括伊·安·卡普兰的《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o这些理论的引入和介绍，为中国电影批评学者尤其是女性电影批评学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批评模式。她们借助这个新式武器，对中国电影文本进行“另类”阅读，并对电影创作者的性别加以区别对待，力图揭露电影中的男性霸权和性别差异。重塑女性意识，建构女性主体性地位。以女性电影重新书写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为他们奋进的目标。

　　一、女性电影的界定

　　中国理论界对于“女性电影”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看法。魏红霞《新时期中国电影女性形象》提出，在西方“女性电影”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和女权运动紧密联系，它不仅描写妇女的生活，而且塑造理想的妇女形象，否定女性作为男性的“看”的对象。万勤《当代美国女性电影一瞥》中指出，“女性电影”是轻易引起歧义的概念，理论探究者将它严格限定在“表现女权及女性意识的电影”，但在传媒及大众。“女性电影”的外延被无限扩大，导致“泛女性电影”。最后作者认为女性电影是由女导演拍的，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从女性角度出发的电影。凌燕《电影的另一种定义摘要：伊朗电影(女人花)》，此文尝试从观众的角度将女性题材的电影界定为主要给女性观众看的电影，这种影片通过对女性生活经历的展示，宣泄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到的压抑。有的学者则紧紧抓住“女性意识”这一核心要素，如李显杰、修倜的《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和女性意识》所强调的“女性意识”，必须包含两层意义摘要：一是平权意识，二是女性形象要摆脱作为男性的观赏对象，刻画出女性自我的命运、价值观和心理特征。魏红霞《80年代中国女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认为女性电影从女望、性别差异、主体性意识三方面表现了独特的女性意识。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虽然未曾给出一个唯一的精准的“女性电影”概念，但却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女性电影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女性电影不是什么已经十分明了摘要：(1)女性电影并不等于女性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2)女性电影并不等于女性题材电影。(3)女性电影并不等于一定程度上反映女性意识的作品。

　　二、质疑和批判——对男性创作者及其作品展开的批评

　　尽管电影创作者的性别并不能区分电影作品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但是，很大程度上，创作者的性别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所以，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者对男性创作者采取了激进的批判态度，非凡是在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发展的早期。屈雅君在其论文中曾这样写道摘要：“男性电影艺术大师们无论塑造出多么动人的银幕女性，他们的作品都不足以称之为女性电影。女性电影，那一定是由对于女子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处境有着切肤之痛的女性导演所创造出来的”。批评家们将注重力普遍集中在男性创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一新问题之上。首先，她们阐述了男性创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女性命运。在秦晓红的《女性生存状态的中国镜像——论中国电影的女性形象建构》—文中，从“花木兰”式的女人到传统女性形象的复归，再到商业大潮下的欲望代码，这些镜像女人清楚地体现了女性在社会所遭遇的话语霸权和男权中心，以及谋求自己独立生活、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艰难性。其次，就是揭示女性形象的实质。范志忠在《寻找被逐者的精神家园——试论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的文化意蕴》—文中，屈雅君在《“女为悦己者容”——有关男性电影的女性批评》—文中，均将矛头指向谢晋和张艺谋。范志忠从父权制的角度阐述了新时期谢晋倾注全部热情所塑造的具有母亲般品质的女性形象，“实质上仍是为父权制度服务的，男性。而非女性，成为女性意义确立的唯一参照系，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也因此而再次被‘榨干’和‘抽空’。”而张艺谋影片中自我放逐的女性，也正是父权制度下观者所熟悉的女性形象。屈雅君指出，谢晋的女主人是一些情感和道德的代码，是男人们精神上的守护神。张艺谋的女性系列则是一些本能和欲望的符号，是男人们肉体上的承欢者。谢晋和张艺谋所创作的那些貌似站在女性立场上写女人的作品，无一能跳出男性中心的窠臼。

　　戴锦华是一位对女性主义电影探究剖有建树的学者，在她早期的《不可见的女性摘要：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和女性的电影》中，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分析了女性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1949年的政治剧变和政权的变更，阻断了五四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延续，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学和艺术在其起始之处，是以朴素而幼稚的艺术语言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述和再确认。于是，1949—1959年间的革命经典电影形态中，欲望视阈和欲望语言消失，人物形象呈现为非性别状态。1979年出现的第四代开始向艺术政治工具论全面突围，但他们的力量是如此的孱弱和微渺，其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成了历史的剥夺和主人公内在匮乏的指称。历史／文化反思运动时期，在历史清算和文化寻根的悖论努力之中，女性再一次成为男权世界的历史债务偿还者。第五代拒绝女性形象、拒绝主流而完成了经典之作，但在闯入世界影坛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借助女性，并将男性的欲望锁定在女性的身上。

　　批评家们对于第六代男性导演的态度要暖和很多，甚至给和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摘要：伍国的《女性主义神话的建构和颠覆从第五代到第六代电影》、郭泽清的《从%26lt;孔雀%26gt;、%26lt;青红%26gt;看第六代电影人的女性情结》。但是从来没有一位评论者给予任何一位男性导演、任何一部男性导演作品“女性电影”的殊荣。

　　三、自省和反思——对女性创作者及其作品展开的批评

　　批评家们将更多的关注和希望寄予在女性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之上，尽管对她们的作品也存在着怀疑和批判。但是对于各个时期女作者们所创造的新气象给和了肯定，并积极促成真正的女性电影能够在女性阵营里出现。从1990年杨远婴发表《女权主义和中国女性电影》以来，陆续有潘若简、中珊、戴锦

　　华、魏红霞、黄会林等人对中国妇女史以及女性导演集体成果作深度考察。

　　杨远婴是较早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去描述、熟悉女性执导的电影中女性意识嬗变的探究者。文章的上篇分析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及目前状况，她指出“中国古代妇女的历史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消融的历史”。而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又明显依靠于社会整体的变革和男性改革家，这必然决定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天然突出社会化和男性化的特征，女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力度遭到淡化。文章的下篇评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女性导演。早期的王苹、董克娜由于政治和业务都处于模拟男性的阶段，所塑造的女性不可避免地屈服于现存秩序，成为男性精神的缩影。通过群体分析80年代的女导演凌子、张暖忻、史蜀君、王君正、刘苗苗、彭小莲、胡玫、黄蜀芹所创作的作品，指出了这一群体所作的贡献。就是在影片的镜语设置上，凸现了女性特有的情感。文章还高度肯定了《人鬼情》“将是一部女性生活的寓言”。

　　戴锦华在1994年发表的《不可见的女性摘要：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和女性的电影》基本上承继了杨远婴的论断，并认为《人鬼情》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持乐观的态度，清醒而尖锐的指出摘要：“女性制作者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或经典男权话语、完成自觉地反抗或抗议的女性自陈的努力，大都呈现为一次逃脱的落网。”并对这种状态的产生给出了原因分析摘要：“

　　一、这些影片的女性制作者并未能建立一种真正自觉、自省的女性立场，她们大都持有某种本质论的女性观，大都保有某种经典的道德判定和性别价值判定。女性命题和女性形象的历史空白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混乱和无知，这一切成了女性电影中女性怪圈的历史成因。

　　二、其表达女性自陈的努力，大都止于塑造‘正面女性形象’，而始终不曾成为一种话语的和文化的反抗或颠覆”。文章所包含的深刻的自省精神足以鞭策现代女性创作者奋勇前进。

　　尽管女性创作者经受着种种公开的或隐匿的钳制和束缚，但是批评家们在清醒熟悉现实的基础之上，积极地为女性导演的创作实践提供多方面的构想。李显杰、修倜在《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和女性意识》通过梳理和归纳电影叙事中的几种女性叙述人方式及其产背景，并着重考察了女性叙述人所具有的“话语”功能和“言说”功能，指出“女性叙述人往往成为女性主体(指影片制作者——编导)的‘代言人’，有着女性自身情愫的直接经验投射。因而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女性意识”，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正是作者所强调的一部作品能够称之为女性电影的核心要素。此文从叙事学的角度为女性电影提供了一种创作方法。王虹则借鉴了西方的女权理论思想，她在《女性电影文本》中肯定了莱尔·姜斯顿以及萝拉·莫薇早先提出的女性电影必须是对抗电影的论点，认为女性电影应该不断地进行着摆脱男性的目光，坚持以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看待自我的实践。王玲站在现代的角度试图从文化内涵的层面建构女性电影，她在《走出目光的藩篱——论中国女性和中国电影的话语和身份书写》中指出，面对后殖民文化时代，中国女性和中国电影的文化出路应该面向两个方向；一是张扬文化精神，建立有效的性别文化和本土现实文化认同；二是走出目光的藩篱，忠诚于民族文化，确立女性的性别身份和中国的文化身份。

　　电影创作论文篇7

　　【正 文】

　　一、巴赞的纪实美学

　　安德烈·巴赞〔1918—1958〕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理论旗手，是世界电影三大流派之一—现实主义流派的主将。巴赞的电影理论是与电影评论相结合的。它产生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崛起的时代。电影实践的纪实创新给了巴赞理论上的启示。其电影理论体系及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评论文集《电影是什么？》一书中。在“电影是什么”的设问下，巴赞从影像的角度对电影做出本体论的考察。作为现实主义取向电影研究的中心人物，他通过孜孜不倦的影评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他批评爱森斯坦理论早已过时，强调电影单一镜头内部构成的美学含义。他认为电影的主题是真实世界，但在爱森斯坦那里，单个镜头只是原始素材，经由蒙太奇组接的镜头段落才能建构艺术。巴赞批评蒙太奇美学人为操纵痕迹过重，完全扭曲人物或事件的自然本性。他觉得内涵丰富的单镜头、长镜头可以让观众注意一个事件或人物的活动过程，并从中获得更客观的外在现实感受。

　　巴赞的电影纪实主义美学有三大支柱，即电影的影像本体论、电影的心理学起源和电影语言的进化观。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它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因为这对中国电影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巴赞认为，“电影是从一个神话中诞生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引自《电影是什么？》）。在巴赞看来，电影具备了完整再现现实的功能，尤其是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出现以后，满足人类追求逼真地复现现实心理需求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于是，他提出了长镜头理论和深焦距摄影。可以认为，巴赞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基于“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按照巴赞的理解，电影独特的再现事物原形的本性是电影美学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赞所说的客观的存在永远是多义、含糊和不确定的。因此他反对导演对事物做单义解释，而蒙太奇由于过于严格地组织观众的知觉，而在银幕中消除了多义性。由此看出，巴赞提出的“长镜头摄影”和“景深镜头”的运用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进步，不只影响着电影语言的各种结构，而且影响着观众和画面之间的思想联系。其特点是：1、“长镜头摄影”使观众与画面的关系比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更为贴近，因此，可以说，不论画面本身的内容如何，画面结构更具真实性。2、“长镜头摄影”要求观众积极地思考，甚至要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场面调度，如果采取分解蒙太奇，观众就只能跟着导演走，他们的注意力随着导演的注意力而转移，画面的含义部分地取决于导演的注意点和意图。3、蒙太奇由于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在分析现实时，需要含义的单一。蒙太奇在本质上与含糊的表象相对立，而“长镜头摄影”则把含糊的特点重新引入画面结构之中。

　　巴赞1945年发表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是其电影本体论的基石。他认为，文中的核心命题“影像”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拍摄物”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作为摄影机的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因此，电影美学的基本原则就是电影再现事物原貌的独特本性。而且，摄影机“自动生成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影像的心理学”，“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想的欲望”，即绘画难以实现的人类“用逼真的模拟品替代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这种再现完整现实幻想的愿望也是电影发明的心理依据。基于影像本体论，巴赞提出真实美学观。在《电影语言的演进》中，他宣称电影语言的演进方向是纪实主义。他强调：（1）表现对象的真实——如实再现事物原貌的多义性、含糊性、 不确定性及题材的直接现实；（2）时空的真实——严守戏剧空间的统一和时间的真实延续；（3）叙事方式的真实——“这种叙事方式能够表现一切，而不分割世界；能够揭示人与物的隐蔽含义，而不破坏自然的统一”。为此，他主张运用“景深镜头”和“镜头段落”（“连续的摇拍”）构思和拍摄影片。巴赞反对利用蒙太奇随意分切、组接镜头，以破坏镜头的多义性、暧昧性及时空统一性。“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巴赞的理论直接促成法国“新浪潮”的崛起。但在60年代末，其理论也因缺少电影文化学的思辨精神（把电影创作工具与电影创作等同起来）而受到电影心理学大师让·米特里以及电影符号学家的批评。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巴赞理论为何在中国电影理论界走红

　　中国电影在1979年对巴赞的选择几乎就是一种宿命。或者说，巴赞是那个时代中国电影必然的选择。这处必然性就深藏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

　　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是电影研究和电影理论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以电影为基础的符号学、精神分析、文本分析和女性主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而在80年代以后，陆续又有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论和“身份政治学”等理论思潮介入电影研究。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在将所有这些思潮的来龙去脉和变化发展做了一番梳理后认为，它们主要归属于两种“宏大理论”：即主体——位置理论和文化主义。事实上，70年代以来的思想潮流动摇了包括爱森斯坦和巴赞在内的许多电影理论观念，它们从各自的方向重新审视了经典电影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特别是许多文化研究者，他们从多种角度对心理分析、符号分析、群众媒介批判等消极观众论提出了质疑。电影理论家们也热衷于在一些关于社会组织和心理活动的假设之上建构电影的概念。更有那些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他们的思想表现出锐利的批判锋芒，直接冲击着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以及总体性等内涵。他们也思考电影的问题，他们的思考为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哲学和认识论背景。

　　转贴于 然而，所有这些理论思潮在1979年的那个时刻注定了将与中国电影无缘。事实上，对于刚刚打开门窗的中国人来说，巴赞也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客人。直到198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才出版了崔君衍翻译的《电影是什么？》，这很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直接读到巴赞论文的中文版。但电影主体的探寻并没有和当时世界风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接壤，而却与巴赞的纪实美学并轨。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的需要，也是由于巴赞理论自足性。具体原因如下：外因：纪实的概念对蒙太奇美学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符合中国电影界急于推翻旧有创作思想（苏式电影理论束缚）的心理。解放后中国所了解的电影理论在美学上一片空白，而1957、1958年的浮夸风影响到电影界，长久的假、大、空形式导致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对事实的渴求的愿望，再加之现实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巴赞的纪实美学就正好成为中国电影界思想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巴赞西方纪实主义美学的引进，契合了当时社会心理背景和哲学文化背景，同时也是作为对前一阶段某些玩弄技巧、流于肤浅倾向的反叛，要求避虚求实，返璞归真，纪实美学代之而起。内因：巴赞理论本身逻辑的自足性。纪实美学理论大厦在当时是自足的，逻辑上无断裂。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给人太多的强制，现代人天然有一种对理论霸权的反感，而且，爱森斯坦也无法解决现实电影创作中的实际问题。纪实美学理论在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录音、服装、化妆等方面都有具体描述，形成比较完整的表现论和技巧说，对创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初期的电影理论探讨往往直接为电影创作服务，某一理论的研究者常常是相关创作风格的倡导者。确切地说，中国当时电影的研究者和创作者合二为一，许多立志创新的导演都对新理论、新观念表现出极大的敬畏，而对创作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更格外备受青睐。

　　邵牧君在《电影美学随想纪要》一文中曾概括说，1979年后最重要的现象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在电影界得到了传播，引起了议论，发生了影响。人们谈论电影艺术，已不再言必蒙太奇，引必爱、普、杜；纪实性，长镜头，多义性等新词汇流行起来了。”他认为，当时很多人大谈特谈的所谓“电影新观念”其实就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电影照相本体论的变种。而巴赞与克拉考尔相较，巴赞的覆盖面更大。

　　事实确实如此，80年代初弥漫于整个电影界的现代化和本体化的声音和巴赞、克拉考尔的现实说与照相论毫无区分地纠葛在一起，只要谈及现代观念，就必称巴赞；但凡言及电影语言，就必说纪实。崔君衍和邵牧君对巴赞、克拉考尔的翻译及评介，使电影创作和研究进入一个聚集在纪实旗帜下的新趋同阶段。

　　三、巴赞纪实美学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

　　中国电影早期一直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视为惟一的电影理论圣经。打开窗子后往外一看，才发现还有一个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从视前苏联影片为经典，到惊叹世界电影的精彩，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电影人的眼界。五花八门的电影流派和它们所昭显的电影美学、千奇百怪的电影作品及它们所具有的穿透力，使中国的电影美学观念发生着重大的、几乎是跳跃式的腾飞。巴赞纪实美学，由于迎合了我国新时期之初文艺界拨乱反正，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需要，所以很容易与我们民族传统的现实主义相融会，对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从我们对巴赞纪实美学理论的概括中不难发现，巴赞的影像主体论是使新时期电影的年轻作者们一夜之间成为反叛传统英雄的关键，新时期电影一反中国传统电影中以蒙太奇技法为主、以戏剧的情节为结构的模式，注重银幕画面的符码体系，而文化反思的主题也在巴赞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巴赞理论的引入，使中国新时期电影由形式美学阶段进入到纪实美学阶段。这个阶段的主力是第四代导演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代在告别了形式探索期出现的理论与美学上的贫弱之后，终于在巴赞和他的同行的纪实美学理论基础上建构了长镜头镜语体系。继《小花》、《苦恼人的笑》等影片之后，又有《沙鸥》、《邻居》、《见习律师》、《都市里的村庄》、《逆光》等问世。在影像风格上增强银幕空间的真实性，大量采用全景、外景拍摄，充分运用长镜头与跟移镜头，打破了传统绘画式构图与戏剧式配音，创造了逼真完美的视听环境。到了《城南旧事》《乡音》便明显地出现了叙事散文化、情节淡化的影视风格，几乎达到了“纯电影”的境界。最后，纪实美学终于在张暖忻的《青春祭》中得到完美体现，从形式外壳到美学内核全面动摇着传统电影美学。在这一时期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成为第四代高扬纪实美学、冲击传统镜语秩序的纲领性宣言。“纪实美学在矫正悲剧年代孳长的矫饰性美学对电影自身的认识上，功绩不可磨灭”（罗艺军）。它的兴起，与当时痛恨虚假、渴望真实成为广泛的社会“语境”有关。“纪实”、“真实”成为第四代电影观念中的潜意识情结，他们的电影语言，张扬空间贬抑时间，张扬视觉感知贬抑语言声音，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影片中的释放，他们要让个体通过“自己去看”来把外界对象化，从而界定自身，产生主体感。无论是《城南旧事》中的林英子还是《青春祭》中的李纯，她们的视觉主导动机都是去“看”，“看”使她们告别了幼稚走向成熟，这正是第四代影片镜语反思的艺术隐喻。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和第四代导演的转向，巴赞的纪实美学在电影创作实践中已经不再独占鳌头，而是融入到各种风格、各种样式的电影中。第四代黄健中的《过年》，孙沙的《红月亮》，吴天明的《非常爱情》；第五代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宁瀛的《找乐》、《民警故事》，李少虹的《四十不惑》等影片都涉及到各种人生主题，然而，它们的指向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吸纳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观念和巴赞理论，其特征是采用实景、偷拍、非职业表演、长镜头、同期录音等技术手段，追求电影的纪实化风格。90年代以来的电影创作延续了这种趋势，并将电影镜头对准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第六代管虎的《头发乱了》，李欣的《谈情说爱》，路学长《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等，这些导演不但钟情于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更注重吸收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优势，将电影情节的戏剧性渗透进散文风格中。当然，这些电影的出现，不能只归功于巴赞，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也为这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支撑。

　　事实上，巴赞的纪实美学在中国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使电影探讨进入自身法则；二是冲破了电影研究理论的单一性；三是提示电影创作注意视听元素构造和与物质现实的贴近，改变工具论指导下的传声筒电影概念。一些创作者在纪实的口号下创作抒情写意式电影，被批判为对巴赞美学的误读。其实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就是在巴赞的故乡恐怕也难以避免。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误读”与否，并非关键。“误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开始碰撞和融会之际。“误读”往往出现在本土文化正处在变革的躁动之中，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为外援，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进行读解。巴赞纪实美学开始进入中国，即属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纪实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电影本体的补课。有力地扫荡了“文革”虚假矫饰的遗毒，回归电影本源的逼似性：改变中国电影重叙事而轻造型的偏颇，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造型意识的自觉；突破了单一的蒙太奇理论的垄断格局，促进电影多元化的发展。巴赞理论对中国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创作风格的确立，而主要在于对电影思维空间的开拓。

　　参考文献

　　[1]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 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3] 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4] 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电影创作论文篇8

　　【关键词】国产电影；电影创作；诗学

　　根据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票房在2015年已经突破440亿，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并且因此跃居全球第三大电影市场。在2016年国产电影更是呈现井喷式增长，票房纪录不断被刷新。然而，我们对于国产电影的现状似乎并不十分满意，观众认可的国产影片数量并没有随着票房的井喷而增长。今年热映的影片《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盗墓笔记》等国产商业影片，在宏大商业制作给人们带来惊喜之余，我们更多的感触是创作群体艺术水准的停滞不前和思想维度的日趋封闭。这种现象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整个大陆影视创作群体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作为影视创作者，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创作的匮乏与僵化？是什么让我们在票房面前迷失了方向？我们又是否存在着某种美学上的先天不足？

　　笔者认为，制作上的种种问题其实并非电影创作活动的首要问题，从技术层面来看待影视创作，创作者审美层次的高低才是决定影视作品质量的根本原因，电影是电影，然而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作为创作者，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电影的商业属性，局限于电影技术属性，封闭自己的思维和视野，影视创作必将走入死胡同。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应当是不断构建自身美学思想体系，更新艺术创作观念和方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我们认识艺术，认识电影的重要一步，我们对它的研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诗学》是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建树了西方第一个比较系统、合理的美学理论，深刻论述了艺术的本质。诗学理论论述了艺术创作原则以及艺术认知社会人生、教化伦理道德、陶冶审美情操的功用，是关于美学和艺术的元理论，对于提升影视创作者文艺素养，指导影视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追求可然性与必然性的使命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电影除了给观众呈现精彩的故事，还应当在哪些层面走得更远？我们的摹仿应当以何为基准？面对时代和电影本身赋予的使命，国产影片创作者应该用怎样的标准作为创作准绳？又应当担负着怎样的职责？我们同样能从《诗学》中寻求答案。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己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己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①

　　《诗学》的这段内容经常会被人引用，这里的“诗”即是文学艺术，亚里士多德想表明艺术虽然总是在描绘个别，但它也是在通过个别来揭示普遍规律，这实际上是美学史上提出的最早的典型理论，对于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诗学》的这一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国产电影创作同样适用。人类历史上闪耀的那些经典之作，无一例外都遵循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原则，不难发现，虽然人类身处21世纪，我们依旧需要几百年前的音乐、戏剧、小说来洗涤我们的灵魂，陶冶我们的情操，正因为这些作品揭示了规律，表现出了“普遍性的事”，能够让我们认识世界，体会到艺术的价值，即使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都有着很高的现实意义。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抓住时代可然性与必然性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文学上有伟大作家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它在当时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广大民众的不觉醒；在戏剧上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它表现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妇女对于独立的要求和对男权的反抗；在美术上有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它表现了人类工业社会的机器复制生产；舞蹈中有现代舞之母邓肯，她强调舞蹈应当表现出舞者自身的感受，而不仅仅是追求观众的享受；这些艺术家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创作出了具有艺术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总能准确地抓住时代的精髓，准确的向人们揭示时代的必然规律。

　　电影同任何一门艺术一样，在任何时期都必须致力于表现“带普遍的事”，并且要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除了“讲故事”之外更为重要的职责。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赋予了电影人新的使命，我们所面对的电影观众对于故事的需求越来越丰富而复杂，电影艺术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革，电影这门艺术写作方式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责，对于每个影视创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电影摹仿世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仅仅讲一个精彩十分的故事，不足以完成时代赋予电影人的使命。

　　今天国产电影所摹仿的对象和内容有着很大的改变，“逼真的艺术再现”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大陆影视创作者来说是一项很大的考验。这个物质超前的时代是我们的前辈从未经历过的时代，没有任何一门知识能够准确的告诉我们如何为现代社会创造艺术作品。我们自觉地亲近于宏大的商业制作，日趋奇观化的影像技术，华丽的明星阵容。电影市场上热映的影片，让人耳目一新的少，动人心弦的少，发人深思的则更少。另一方面，在文化工业时代，观众也逐渐丧失了领悟力，人们更愿意追捧那些文化工业制造出的消费品。国产电影的想要在这种情形下做到对可然性与必然性的摹仿，在创作层面还要下很多的功夫。

　　国产电影创作者要紧跟时代的脉搏，与现代文明接轨，与世界文化接轨，要站在整个现代文明的高度去俯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创作。在此基础上，国产电影创作者必须要保持艺术观念的创新，勇于走在时代前面，思考那些人们沉浸其中却无法觉悟的事物。要用创作者异于常人的敏锐直觉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完成艺术作品，如此国产电影才能完成表现时代可然性与必然性的使命与职责。

　　二.突破自身的束缚与限制

　　在《诗学》诞生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无法预料人类会创造出“电影”这门丰富而神奇的艺术，电影是人类艺术门类中最年轻的一门，也是唯一一门有准确诞生时间的艺术，电影生来便与其它所有艺术门类不同的特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在具备《诗学》所描述艺术一般特点的同时，还有着商业，科技，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属性，这是《诗学》不足以预料并且概括其中的，《诗学》的创作原则只是给艺术创作者提供了一般性的启示，具体到影视艺术创作本身，创作者还需要克服其自身的种种束缚与限制。

　　在很多时候，电影创作者并非忽视了电影“摹仿”客观世界的重要性，也并非不知“故事”的重要性，只是在实际创作活动中，创作者会因为各种客观原因不自觉地牺牲电影作为摹仿艺术的基本属性，从而影响了电影的质量，这种情况的发生跟电影自身存在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有很大的关系。

　　“电影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从美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电影视为一门艺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电影视为科技发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电影视为工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电影视为价值观的反应”②电影的综合属性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它的每一个层面。它们往往相互影响而难以兼得。因具体的情况不同，会导致电影走向不同的境地，比如好莱坞《独立日》这样卖座的商业大片，比起《公民凯恩》在美学上并不是很受重视。比如，国产电影中，《满城尽带黄金甲》曾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同一档期人文气息浓郁的《三峡好人》则遭遇票房的溃败。电影既复杂又蕴含了多方面的因素，无论是追求美学上的某种价值，还是寻求商业上的成功，无论是引发人们对社会的思考，还是追求电影视听技术上的卓越，每一部电影背后都有着创作者的种种意图，如果创作者的动机不纯，抱有太多的目的性，电影往往会受到重重束缚与限制，因而电影的质量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电影艺术家谢晋曾说过：“电影的质量像手捧的水，捏紧了会漏，但不捏就会没有”。③在这里，“捏紧了”和“不捏”，都是国产影片创作上常见的问题。捏紧了，往往意味创作者不得要领，导致“所想”与“所作”之间存在巨大偏差，是创作活动中不能抓住尺度而适得其反的表现。不捏，则意味着创作活动全然丢掉了质量尺度，牺牲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在编剧的创作与学习中，面对电影复杂的艺术属性与商业、文化功能，我们必须掌握一种有机的，系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保证电影的质量，这是一件有相当难度的事情，越是到今天，影响我们创作动机的因素越多，从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价值到大众审美趣味，我们总在不自觉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影视创作活动更像是带着镣铐的舞蹈，稍不注意我们便有可能丢掉了创作的尺度和原则，把我们的创作带向盲目而封闭。

　　国产电影眼前最大的问题便是过于热衷于拍摄好莱坞式大商业制作影片，创作者甚至认为电影艺术的创新，就是不断探索和更新“大制作”影片的艺术创作方法。在影片制作上，国产电影一方面极力向好莱坞跟风，另一方面又极力去刻意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最终的结果是牺牲了艺术本身，也牺牲了创作者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电影创作者逐渐丢掉了艺术摹仿的本质，丢掉了对于可然性与必然性的追求，电影更多地成为了商业、政治、大众文化的傀儡。

　　如何突破国产电影自身面临的种种限制与束缚是每个电影创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单从创作的层面来看，国产电影创作者首先应当针对一个电影题材流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真实有感地前提下进行电影创作，而不应该附加太多其它层面的诉求。创作者首先应当把自己归位于人的位置，试图发掘题材中那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价值观，这恰恰是国产电影的短板。有许多中国和世界古往今来的传统与信条是被全人类所共同接受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偷盗，勿杀人；情义无价、信义无价等等。

　　不光是国产电影，人类永恒的信条也是中国社会最为缺乏的东西，我们是否客观真实地在摹仿客观世界，其关键便是我们是否准确把握住了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价值观。国产创作者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追寻电影其它的功能性和目的性丢弃了基本的创作标准。笔者认为，没有达到普世的价值标准，我们的国产电影便不会与时代与世界接轨。在此基础上，每个影视创作者还应当发扬自己擅长的题材，应该更加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长项在哪个方面，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而不是不要人云亦云，如此，我们才能从束缚与局限走出来，并且发挥出自身优势，展现出国产电影应有的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

　　郭昌明（1990年―），男，湖北省武汉人，武汉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研究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1

　　电影创作论文篇9

　　    变革者:198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批评在很长时间内沦为政治的附庸,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长时期置于政治话语的藩篱之中。在这种语境中,早期中国电影批评中知识分子的指正与引导者的身份变为被引导与被驯化者。进入新时期后,长期受压制的独立意识得以解放,知识分子通过电影理论与批评纷纷表达对中国电影发展状况的见解与主张,在电影批评中呈现出变革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变革力量主要体现推动电影观念的变革及与电影创作者的互动两个方面。进入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社会的精神层面,扮演其社会良知的角色,并担当起文化和精神启蒙的责任。”⑦面对笼罩中国电影界十余年的“三突出”电影创作观念,知识分子在电影理论批评界高举电影观念变革的大旗,对电影语言现代化问题、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电影与文学的关系、蒙太奇与长镜头以及电影的民族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讨论。将电影观念的变革应用于电影创作中的典型范例来自张暖忻与李陀。二人同时具有电影理论批评者与电影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早在1979年,张暖忻与李陀就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首先指出当时中国影片的语言非常陈旧,然后回顾了世界电影史上几次重大的电影语言变革,并指出“世界电影艺术在现展的一个趋势,是电影语言的叙述方式上,越来越摆脱戏剧化的影响,而从各种途径走向更加电影化”。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电影语言必须走向现代化,当然“强调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绝不是主张对国外电影语言生硬地套搬与模仿。”⑧此文在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引起广泛的争议,相继出现了邵牧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郑雪来的《电影美学问题论辩》、徐昭的《从西方电影史看电影语言的演进》等一系列文章,对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回应。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很快在李陀编剧、张暖忻导演的影片《沙鸥》中得到体现。对于此影片,有批评者认为:影片在结构上着重于叙说含义的艺术追求,加上实景拍摄、采用自然光、启用非职业演员,特别是探索使用长镜头,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纪录派”影片的风味。⑨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电影观念的变革与电影创作之间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者之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即为创作研讨会的召开。在这一时期,有针对某位导演电影创作的研讨,如1985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的“成荫电影创作研究讨论会”;有对电影技术的研讨,如1987年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影电视剪辑学术研讨会”;有对中国类型电影的研讨,如1988年由《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还有对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关注的研讨会,如1986年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当代电影》编辑部联合主持召开的“中国新时期女导演创作回顾研讨会”等。对中国电影来说,1980年代娱乐片的兴起与高涨无疑为后来中国电影的转型奠定了基础。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娱乐片风潮表现了相当的敏锐性。1987年《当代电影》曾连续三期刊登题为《对话:娱乐片》的文章,参与对话的既有理论家与批评家,还有编剧和导演。1988年由《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可以看作是这三次对话的延续。共有包括电影厂领导、电影创作者、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在内的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时任《当代电影》主编的陈昊苏提出要确立娱乐片的主体地位,⑩对娱乐片的创作与批评形成巨大的影响。此次研讨会围绕娱乐片热的背景与意义、娱乐片的概念与功能、中美娱乐片的对比以及如何提高娱乐片的质量等几个重要议题展开研讨,虽然涉及的议题仍较为宏大,但将娱乐片的功能与意义提高到了相应的高度,表达出知识分子改变中国电影纯艺术的单向维度、娱乐片与探索片共存的变革理想。

　　    自我言说者:新世纪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消费社会特征越来越显着。消费时代的“去中心化”解构了原来由知识分子承担的解释、指引与教化等社会功能。因互联网的出现而日益壮大的“迷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知识分子对电影作品、电影现象、电影创作的解释权。互联网的迅捷性使得影迷很便捷地获得关于电影的任何信息,而互联网的开放性与相对的自由度,也使其很快成为影迷发表意见的集中场域。影迷可以很自由的通过BBS、博客、微博等发表对电影作品、电影现象的见解,原来由知识分子承担的对电影意义的再生产现在被影迷所替代,在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是意义再生产的中心。相对于网络电影批评的众声喧哗,传统的主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的电影批评则日益陷入自我言说的尴尬境地。关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境遇,学界的有关论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忧虑。有论者指出“电影批评如何面对‘商业’和‘大众’,是重构电影批评话语的关键所在。”11有论者则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批评处于“批评本性、批评功能、批评对象的缺失”的状态,应该要“重提批评家的职责与使命”。12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在电影批评中应该承担的指正与引导者、变革者的角色已经发生蜕变,在坚持学术立场的苍白口号中自我言说着。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表现之一即对当下中国电影转型的集体失语。失语不是不发表意见,而是知识分子对于电影的批评与中国电影发展现状日益隔膜。当下中国电影正进入产业时代,在学界关于电影的产业研究也相应成为“显学”,面对年产逾500部的国产影片,是否一个产业研究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产业研究的终点是否在于观影人次、票房收入等数据机械的列表呈现?当批评者对中国电影现状痛心疾首、哀其不争的时候,其对中国电影的创作究竟了解多少?陈山教授主张“知识分子必须把心态放到和创作者平等的状态,要和他们平等地交流、对话,要考虑到他们的处境……评论的时候要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介入到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考虑。”13陈山教授的要求从侧面反映了目下知识分子的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的隔膜。批评的内向性是知识分子自我言说的另一表现,根源在于对理论的僵化运用。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电影是最年轻的艺术。同样,电影的批评理论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来说也不够完整,因此从其他艺术门类借鉴理论成为电影批评的必由之路,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当电影批评忽略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性,而成为验证某些理论的场域时,这种批评对于电影本身而言是否还具有意义?又或者面对影片,批评者不去直面其审美经验的表述,而沾沾自喜于晦涩术语与理论的再阐释与再创造,这样的批评文本对观众(读者)而言是否还具有意义?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理论应介于读者与作品之间,而且文学理论要通俗。14对于电影批评来说,这一构想同样适用,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沟通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的中介。

　　电影创作论文篇10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发言时先站起来向作者鞠躬，由衷地表示对这两部报告出版的祝贺和对作者的敬意。目前，高校有影视专业两千余个，研究生有三千余人。他认为两部报告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了数据和依据。该报告开创了电影研究的新阶段。郑洞天希望报告每年能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类型片的问题，去年中国共生产了526部影片（包括120部电视电影），其中有多少部是类型片？我们的类型片不够成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比如中国大片的问题，是否制作越大越挣钱？大片越拍越没有思想？应通过每年的报告把中国电影的现实真实地报告给创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提出增加未成年观众电影调查。她说，影视文化对未成年观众有哪些影响，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之一。今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未成年观众价值观的形成、对明星的认知度、对某些电影的暴力倾向的反应等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都江堰的中学生。5月11日，包括聚源中学在内的孩子们最后交上了答卷，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大地震，很多参与调查的孩子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学院已决定把调查问卷捐给相关的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黄会林建议，应该重点对未成年孩子们对当下影视文化的看法进行调查，他们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主力军。

　　针对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报告，中国影协在去年《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推出的基础上，以其时效性和指导性俱佳的优势，今年又推出了《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部。中国影协日前在京举行了两部报告的座谈会。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