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

栏目：热点资讯时间：2023-08-09

　　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

　　我们离开1905年暴风骤雨的时期还不到10年，但是俄国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发生的变化似乎很大。俄国好象一下子从一个宗法制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旧俄国的思想家列·尼·托尔斯泰，在他一段富有特色、忧伤可笑的话中反映了这种情况，他埋怨俄国人民“快得出奇地学会了搞革命、搞议会”[28]。

　　俄国能够在20世纪的5年到10年之内“突然”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显然是由于上一世纪的整个后半叶已经是资产阶级制度更替农奴制度的一个阶段。

　　考察一下这种更替如何影响到我国官方的即学院式的政治经济学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改变，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想当初，我国只有极右的御用教授们才干 “消灭”马克思的勾当。自由主义民粹派教授们的学术界全都敬重马克思，“肯定”劳动价值论，因而引起了“左派民粹派”的天真幻想，以为资产阶级在俄国没有什么基础。

　　现在我国“一下子”繁衍出一大批自由派和进步派的“马克思的吞噬者”，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自由派教授论平等》一文。——编者注]或司徒卢威先生等等。这些人暴露出自由主义民粹派对马克思的“敬重”的真正内涵和意义：他们在口头上仍然表示敬重，实际上，他们从来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背弃了劳动价值论。

　　在1905 年以前，除农奴主和“官僚”以外，资产阶级再没有看到别的敌人；因此，它对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也竭力抱同情态度，尽量不去注意“左面的敌人”。在1905 年以后，俄国产生了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于是自由派教授们的学术界在他们的“社会”威望不致有丝毫损害的情况下，开始认真地来消灭马克思了。

　　我们准备向读者介绍这类“认真的”学者中的一位所写的一部最新的学术著作。

　　一

　　В.П.里亚布申斯基去年出版了司徒卢威先生的《经济和价格》一书的第1册（1913年莫斯科版）。最初以里亚布申斯基先生出版司徒卢威先生关于“大俄罗斯”的论文为标志的臭名昭著的“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联盟”，现在已经壮大，而且完全巩固了。原来只是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联盟，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学术界、工业界和政权的联盟，因为司徒卢威先生提出这部学术著作是要求授予学位，而且真的获得了学位。

　　司徒卢威先生在序言中说：差不多在15年以前，他就考虑写这部著作了。因此，完全有理由预料，这是一部严肃的和有分量的著作。

　　作者本人对这部著作评价非常高，扬言要“重新审查〈当然是“批判地”重新审查〉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传统的问题和原理”，其中包括“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的价格的意义。

　　“……这样重新审查的结果，就是要按照彻底的、以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为依据的经验主义的精神，提出我们这门科学新的方法论课题。”

　　引自司徒卢威先生“著作”结尾部分的这几句话，可以说包含了该著作的主导动机。作者的纲领就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当今任何一个时髦的哲学家，不管他用自己的理论去为什么样圆滑的僧侣主义辩护，他总是这样开场的）和“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批判主义”的尽人皆知的动机，这种“批判主义”往往不过是一种玩弄词句的经院哲学而已……

　　司徒卢威先生尤其希望在该书中所占篇幅大得多的“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那一部分（第1册的整个第2编几乎都是谈的这一点）表现出“彻底的经验主义”。而所谓“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就是指第 1编的那些论断以及“关于经济思维发展中的若干主要哲学动机”、关于“经济和社会”等等的绪论。

　　我们就从司徒卢威先生的几个基本的理论论断谈起。

　　二

　　“在宗教法规学者中至今还十分流行的那种规范的伦理学的价值（ценность）〈即价值（стоимость）；司徒卢威先生顽固地使用不正确的术语，用“ценность”代替“стоимость”，虽然早就有人向他证明这是不对的〉观同认为价值是价格的内在‘原理’或‘规律’这种价值观，看来也许相距很远，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看到，宗教法规学者说的‘内在效用’、‘价值’、‘自然价格’正在变为‘内在价值’或‘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即变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客观价值[注：顺便谈一下，司徒卢威先生既然承认“现代的”（与中世纪的宗教法规学者们相比）经济学家所指的恰恰是客观 “价值”，这就说明他主观地坚持用“价值”（ценность）这个名词而同“客观”“价值”（стоимость）相对立是错误的。]”（第ＸＸＶ页）。

　　这里我们看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主要思想（更确切些说，是主要的思想恐惧病）和这位作者所玩弄的典型手法。为了诋毁科学的价值规律，司徒卢威先生竭力把这个规律同宗教法规学者的“伦理学”规律相提并论。司徒卢威先生这样做当然没有提供任何的论据。他写“我们看到……”这句话，只是在该书注释中引证了一位俄国康德主义者1810年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与该问题毫无关系的一段话），可以想见，我们这位学者为了寻找论据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司徒卢威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任何一条科学规律（决不只是价值规律），在中世纪人们都是从宗教和伦理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对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宗教法规学者也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根本不能认真地把宗教法规学者说的价格规律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说的价格规律相提并论。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种“思想”不能够叫作什么思想，这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儿戏掩盖下的思想恐惧病罢了。

　　司徒卢威先生接着写道：

　　“‘价值规律’逐渐变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固定观念’。在马克思这位作家的著作中，‘普遍论的’（“实在论的”）思维动机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在他的著作中这种动机同经济科学中最广泛的一般哲学概念结合了起来。这种动机在他的著作中同那种制定得不详细的、却是非常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了。劳动价值不仅变成了一种规律，而且变成了价格的‘实体’。至于这种机械自然主义的、同时也是‘实在论的’价值概念如何妄想囊括经济生活中经验主义的现象世界，以至最后陷入不可克服的巨大矛盾，这些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谈过了。”

　　你们看，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科学的”手法！这就是他消灭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使用一两个所谓科学术语，稍微提示一下思维“动机”，引证一下1960年《生活》杂志[29]的文章——这就是他的全部学问。教授先生，这未免少了一点儿……

　　司徒卢威先生用他在杂志上写的文章不能证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之间，在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基础上形成平均价格之间有什么矛盾，更不用说有什么“巨大”矛盾了。

　　司徒卢威先生玩弄中世纪那种“区分”唯名论和实在论、把普遍论和个别论对立起来的把戏，这对于理解或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对于阐明司徒卢威先生自己的理论（或奢望创立自己的理论）都是毫无用处的。这是游戏，是学术垃圾，而不是科学。当然，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斗争不仅同中世纪的许许多多理论，而且也同古代的许许多多理论有相似之处，有历史继承的联系。要认真地研究清楚哪怕是中世纪的争论同唯物主义历史的联系，就需要作一番专门的考察。但是，我们这位作者却根本没有进行丝毫的认真研究。他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触及的问题成千上万，但是一个也不加以分析，并且以可笑的勇敢精神作出了一些极其武断的结论。

　　在上面所引的这段话中，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的一般哲学概念是极其广泛的！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承认的呀！既然他不得不这样承认，既然他谈到要批判地重新审查政治经济学，谈到政治经济学新的方法论课题，那他就应该认真地研究马克思的这一“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各个组成部分。然而司徒卢威先生却丝毫没有着手进行这种研究！他一味用轻蔑的评语来攻击“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谁不知道，在不可知论（康德主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的时髦理论看来，无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彻底的哲学唯心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司徒卢威先生发表这种评语，只是在暗示他的哲学世界观没有任何完整性。但是，想用这样的评语来回避对马克思的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不行的。这样只能证明他自己思想贫乏。

　　三

　　把马克思主义同关于原罪的经院学说相提并论，这是司徒卢威先生这部学术著作中的绝妙之处，因此不能不较详细地来谈一谈。我们预先声明，下面的引文都很长，请读者原谅。为了紧紧抓住当今自由派教授所玩弄的手法，引文确切是很必要的。

　　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我十分清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按其逻辑结构来说，同很多世纪以前用‘实在论’所论证的关于原罪的经院学说有十分相似之处，在那里已经有了它的雏形……马克思认为经验‘价格’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取决于价值实体，这正如经院哲学认为人们的经验行为是由原罪决定的一样。

　　请看几个对比。

　　马克思：‘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作一个总价格，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3页。——编者注]

　　托马斯·阿奎那：‘我们应当说，所有的亚当后裔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始祖那里所承受下来的天性都是一样的，这正象所有住在一个郡里的人被看作一个整体，而整个郡被看作一个人一样……’”

　　看来，够了吧？司徒卢威先生担保说，这“不是玩弄哗众取宠的〈！？？〉类比，也不是卖弄聪明”。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无疑是玩弄庸俗的类比，更确切些说，这简直是小丑行为。如果那些以自由派和进步派自居的学者，能够在自己的一伙人中容忍扮演这种小丑的英雄，而且还授予这些英雄以学位，聘请他们来教育青年，那么，这只是第一百次、第一千次证明了资产阶级时代的一条“规律”：为了消灭马克思，对科学的践踏愈是厚颜无耻，就愈能获得荣誉。

　　司徒卢威先生想推翻马克思，但又完全无能为力，于是不得不用这种小丑行为来掩盖自己的狼狈相。某一生产部门的全部商品可以同其他部门的全部商品相交换，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任何“经验论者”都把全部商品的总价格除以单位商品的数目，从而得出平均价格，这也是事实。司徒卢威先生所喜欢的那种统计（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对于这种统计，他也只是“一掠而过”，并不去作丝毫的研究）处处都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使用过的方法仍在运用。然而这一切与职业的“社会主义者的吞噬者”有何相干呢？只要能踢马克思一脚就行，其他什么都好办了。

　　司徒卢威先生从事这种高尚的职业，究竟从哪些哲学权威那里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呢，这从我们这位教授的下面一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这项工作〈总结19世纪思想家的全部工作〉中，公正的后裔应当赋予伟大的法国形而上学者雷努维埃以显著地位，因为今天的许多批判性的和积极的思想都是起源于他的。”（第43页）

　　雷努维埃是法国“新批判唯心主义”学派的首领，经验批判主义者（即敌视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维利把他叫作“高级蒙昧主义者”（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1909年莫斯科版第247页中我对雷努维埃所作的评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章第3节。——编者注]。雷努维埃写“规律”一词以大写字母开头，并且直接把它变为宗教的基础。

　　请看司徒卢威先生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来消灭马克思的——据他自己承认是——“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他把马克思同中世纪的神学家等同看待，其理由是：马克思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价格算在一起，而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了论证原罪学说则把始祖亚当的后裔都算在一起。同时，为了“伟大的”雷努维埃，为了在19世纪宣扬过哲学唯心主义、用“规律” 这一概念建立了宗教基础的雷努维埃，马克思被消灭了！！

　　啊，司徒卢威先生！啊，“伟大的”雷努维埃的门徒！啊，重任在身的俄国青年的导师！

　　四

　　司徒卢威先生写道：“在自然规律这一观念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大厦，在遭受神秘的历史主义和唯物的历史主义攻击之后，进行了巨大的改造：在这种改造过程中，这种观念彻底破产了。它的基本的内在矛盾暴露出来了。这种矛盾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然’政治经济学中也许表现得最为明显…… 的确，如果在经济生活中是自然规律主宰一切，那就不可能有同自然规律不协调的和违反自然规律的经济生活的事实。然而自由主义的‘自然’政治经济学，在著作中和生活中却时时与这些事实相抵触……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破产之后，再谈什么‘自然规律’，连脸上也不怎么光彩了。一方面，从完整的、原则上统一的社会经济过程中抽出某些个别的方面、关系和现象，认为它们是‘自然的东西’，并把它们说成是特殊范畴的现象，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宣告存在 ‘自然规律’，尽管就经济自由主义本身来说，这也是出于并未意识到的伦理动机，但这样宣告是替某些只具有暂时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辩护并使之永世长存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因而在伦理上已经威信扫地了。”（第56—57页）

　　作者就是这样来侮辱自然规律这个观念的。但是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越过整个18世纪向唯物主义者配第伸出了手”（第56页），“配第是那个时代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这一强大潮流的最鲜明、最突出的代表”（第50页）。

　　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到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在一部标榜科学性、以研究“经济思维的哲学动机”为宗旨的著作中，怎么能够提出这个“潮流”问题，提出配第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问题，而又不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和结论作任何说明呢？？

　　然而，这正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全部手法：提出了，或者更确切些说，触及了一千零一个问题，什么都“点一下”，装作什么都权衡过，什么都考虑过，其实，除了一些东拼西凑的引文和肤浅的评语，什么都没有提供。

　　说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然规律这个观念已经遭到破产，说再“谈”这种观念“连脸上也不光彩了”，这真是弥天大谎。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加强了并继续在加强这一观念，并使它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观念。正是“唯物的历史主义”彻底论证了这一观念，清除了其中形而上学的（这个术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反辩证法的）谬误和缺点。说什么古典作家的“自然规律”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在伦理上已经威信扫地”，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这既是对古典作家，也是对“唯物的历史主义”的最肆无忌惮的歪曲，因为古典作家摸索了，而且也摸索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自然规律”，不过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也看不到其中的阶级斗争。唯物的历史主义纠正了这两个缺点，因此说什么“在伦理上已经威信扫地”，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司徒卢威先生使用了夸张的、“刺激的”词句（说谈“自然规律”“连脸上也不光彩了”），妄想借此掩盖他那种资产阶级固有的害怕科学、害怕对现代经济作科学分析的心理。老爷式的怀疑论是资产阶级和一切趋向没落的阶级的特征，但是，自然规律这个观念在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是趋向没落，而是日益巩固。

　　五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司徒卢威先生为了给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方法论课题”而答应提供的那些“严格制定的准确概念和鲜明的区别”，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在第5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给经济下的定义就是合理的经济活动即经营的主观目的论的统一体。”

　　这话听起来“满有学问”，其实却是毫无内容的文字游戏。经济的定义就是经营！这完全是废话……“经营的主观统一体”，在梦想中或幻想小说中也许存在。

　　司徒卢威先生害怕讲物质产品的生产（“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所提供的只是一种玩物，而不是定义。司徒卢威先生抽掉了社会关系的一切要素和特征，似乎故意“虚构了”一种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经济”。

　　下面就是他所确定的“经济制度的三种基本类型”：（1）并立经济的总和；（2）相互作用的经济体系；（3）作为“主观目的论的统一体”的“社会－经济”。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是一些互不往来、互不发生作用的经济（试图让有名的鲁滨孙复活！）；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奴隶制，有农奴制，有资本主义，有简单商品生产；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是共产主义，“如果说它还有一点实现的可能，那也只是在巴拉圭的耶稣教徒国实现过”。这种连一点历史现实性的影子都没有的了不起的分类，是同他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区别相辅相成的。

　　司徒卢威先生教训我们说：经济范畴“表现任何经营主体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经济间的范畴“表现各自主经济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现象”；社会范畴“产生于在相互作用中从事经营的人们的社会不平等”。

　　这样说来，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逻辑上、经济上和历史上都可以同社会不平等分开！！司徒卢威先生心劳日拙，妄图采用新的定义和区别，其结果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抽象地说来，并立经济的总和可以同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它可以是农民民主制和封建社会。”

　　我们这位作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无论从逻辑理论、经济理论或历史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论断都见荒谬绝伦的。他把随便什么都归入“并立经济的总和”这个概念，这就明显地暴露了这个概念是毫无内容的。无论是农民民主制和封建制，或是毗邻而居的（在彼得堡公寓走同一条楼梯、住同一个楼层的）业主，这都是“并立经济的总和”！作者已经忘记了，在他的体系中，这种总和应是三大经济制度类型之一的特征。可见，司徒卢威先生的“科学的”定义和区别，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但是，这种不高明的、庸俗的游戏，这种对逻辑和历史的嘲弄，也有它独特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资产阶级已感到绝望而又“目空一切”（如果可以这样来翻译法文中的“je m’en fiche”的话）。对能否科学地分析现状感到绝望，不要科学，竭力蔑视任何概括，躲避历史发展的一切“规律”，用树木挡住森林，——这就是我们在司徒卢威先生那里所看到的那种时髦的资产阶级怀疑论和僵硬死板的经院哲学的阶级含义。认为用不着也不可能拿经济制度来解释“社会不平等”（因为资产阶级不喜欢这样做），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的“理论”。让政治经济学去作老生常谈，去研究经院哲学，去毫无意义地追求事实吧（例子在后面），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还是留给社会学和法学去议论，那里更安全一些，那里更容易把这种不愉快的问题“搪塞”过去。

　　经济现实昭然若揭地向我们表明，社会划分为阶级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一问世就注意去说明这种阶级的划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条道路上跨出了许多步，而马克思更向前跨进了一步。现代资产阶级被这一步吓得魂不附体，对现代经济演进中十分明显，十分有威力的“规律”感到惶惶不安，以至资产者及其思想家们竟然准备把一切古典作家和任何规律都一笔勾销，只要能把各种……叫什么来着？……社会不平等统统送进法学的档案库就行。

　　六

　　司徒卢威先生特别希望把价值这个概念递进档案库。他写道：“价值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不以价格为转移而决定价格的东西，乃是一种幻影。”（第96页）“客观价值这个范畴可以说只是对价格范畴的形而上学的夸大。”（第97页）

　　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司徒卢威先生选择了一种最……激进、最简便、然而也是最轻浮的方法，就是一概否定科学。脑满肠肥、失魂落魄的资产者所信奉的老爷式怀疑论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极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位律师[30]，在为抢劫杀人罪辩护时竟说：既然没有抢劫，也就是没有杀人。同样，司徒卢威先生硬说价值是一种幻影，以此“推翻”马克思的价值论。

　　“目前，甚至用不着去推翻它〈客观价值论〉：只要我们象在这里和《绪论》中那样描述一番，就足以表明，在科学体系中是没有也不能有它的地位的。”（第97贝）

　　瞧，怎么能不把这种最“激进的”方法叫作最轻浮的方法呢？几千年来，人类发觉了交换现象的规律性，竭力想理解它，想更确切地表述它，并且通过日常对经济生活进行的亿万次观察来检验自己的解释。可是，一位从事收集引文（我差些没说成是：集邮）这一时髦行业的时髦代表人物，突然“推翻了这一切”，说什么“价值是一种幻影”。

　　难怪早就有人说过，如果数学定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要反驳经济科学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稍微有一点学问就可以了。比如，只要加入一句话：价值作为一种不以价格为转移的东西乃是一种幻影。 ——这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只说这句插话是荒谬的，那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在这里说什么“不以”价格“为转移”，这只能是为了嘲弄科学，因为科学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向我们表明，基本规律是通过貌似紊乱的现象表现出来的。

　　就拿物种变化的规律，即从低级物种中形成高级物种的规律来说吧。把自然科学的总结，把已经找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大家公认的，尽管在繁杂的事物中有许多看来似乎是违背规律、不合规律的现象），把修正和补充这些规律的探索都说成是一种幻影，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如果有人说自然世界的现象的规律是一种幻影，人们一定会把他送进疯人院，或者对他嗤之以鼻。在经济科学领域内，有人这样大胆……赤身裸体地……招摇过市，人们却乐于聘他当教授，因为愚弄资产阶级子弟这件事，他确实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价格是事实。我们不妨认为：价格是交换物之间现实的交换关系的概念，是已经实现了的交换关系。

　　价值是一种标准。我们不妨认为：价值是交换过程中交换物之间理想的或应有的相互关系的概念。”（第88页）

　　“我们不妨认为”如何如何，这样随随便便、极不严肃地发表意见，对司徒卢威先生来说难道不显得很特别吗？司徒卢威先生向来爱故意卖弄令人费解的术语和新造的词汇，现在突然改用了杂文的笔调……的确，不改用杂文的笔调，要把价值说成是一种幻影，是有点儿困难的。

　　既然价格是“已经实现了的交换关系”，那么请问：这种关系存在于谁和谁之间呢？很明显，存在于进行交换的经济之间。既然这种“交换关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例外的、暂时的，而是一直在有规律地、随时随地重复着，那就很明显，这种“交换关系”把各个经济的总和结成为一种经济制度；那就很明显，在这些经济之间有着固定的分工。

　　请看，司徒卢威先生在“经济间的”关系（据说这种关系是同社会关系相分离的）问题上所耍的花招已经象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垮台了。司徒卢威先生把商品生产这个概念赶出门外，却偷偷地把它从窗口放了进来。司徒卢威先生的臭名昭著的“经验主义”，就是要从科学中排除资产者所讨厌的那种概括，然而又不得不——所谓非正式地——加以承认。

　　既然价格是交换关系，那就必然会理解在个别的交换关系同经常的交换关系之间，在偶然的交换关系同大量的交换关系之间，在一时的交换关系同长时间的交换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区别。既然如此（无疑是如此），那我们同样必然会从偶然的和个别的交换关系上升到稳定的和大量的交换关系，从价格上升到价值。司徒卢威先生试图把价值说成是“应有的东西”，把价值同伦理学或宗教法规学者的学说等等相提并论，这种尝试也象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垮台了。

　　司徒卢威先生把认为价值是一种幻影叫作“经验主义”，把力求（“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第91页），还应当补充说，中间经过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找到价格形成和变化的规律叫作“形而上学”，这也就是在重复现代反动哲学家的手法：把整个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看作“形而上学”，把通向宗教的阶梯称为“经验主义”。排除科学中的规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规律。司徒卢威先生以为耍些“小小的花招”就能向人瞒过这件简单的、无可怀疑的事实，真是枉费心机。

　　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司徒卢威先生躲在怀疑论后面，而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正面交锋。这样他就热中于在自己的书里到处插进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语，指望被一大堆东拼西凑、断章取义的引文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读者会落入他的圈套。

　　譬如，他引证圣西门的一段话，提到了许多有关圣西门的著作（我们这位“学者”经常采用这种摘抄德文图书目录的做法，显然，这是……猎取学位的一条最可靠的途径），还十分详尽地抄录雷努维埃关于圣西门的论述。

　　结论怎样呢？

　　结论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思想同反动思想发生关系所生下的产儿，这看来似乎十分荒诞，然而这却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第51—52页）这是因为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圣西门，而“圣西门则既是18世纪启蒙运动者的学生，又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反动分子的学生”（第53页）。“有一点必须时时牢记：历史唯物主义，按其实质来说，是对18世纪精神的反动的产物。第一，它是有机观对唯理论的反动，第二，它是经济主义对政治主义的反动。此外，圣西门在他信教的时期，又代表了感情和宗教对法和人类正义这两种观念的反动。”（第54—55页）司徒卢威先生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见解，又一次重复说：“马克思主义是法国神权学派以至整个历史反革命反动势力的译成了实证论、无神论和激进主义语言的公式。马克思抛弃了理性，便成了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第55页）

　　马克思一方面能够吸收并进一步发展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18 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并进一步发展19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上最新成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在反动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学说中包含有关于政治事态更迭的规律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思想，这一点马克思总是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来。

　　然而司徒卢威先生却要颠倒黑白，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反动的产物，虽然他马上补充说，导向马克思主义的不是作为僧侣主义者的圣西门，而是作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圣西门！！

　　可见，我们这位作者对圣西门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之后和在马克思之前在社会科学上取得了哪些成就，没有说过一句正经话，而是借助一些尖刻的词句跳过了整个社会科学。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主义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尽管他们抱有反动观点）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方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又向前跨出了几大步，所以它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然而司徒卢威先生的结论却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值一驳，关于价值规律等等不值一提，马克思主义是反动的产物！

　　司徒卢威先生真的以为用如此拙劣的手法就能骗过自己的听众，把自己的蒙昧主义掩盖起来吗？

　　八

　　司徒卢威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要是没有“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当然就不能成为提请授予学位的学术著作了。

　　一部论述价格和经济问题，也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哲学动机”问题的著作，居然没有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就“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你们也许会觉得这未免有点过分吧？

　　可是，在司徒卢威先生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了！请看：

　　“归根结底，经济自由主义设想的是，在实现‘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社会经济过程中合理的、应有的东西同自然的、必然的东西之间完全一致，以及这一过程完全合理化……历史上最完善的一种社会主义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在否认‘自然规律’的同时，又赞同经济自由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它还认为事物的合理结构同事物的自然进程之间的和谐是可能的，认为社会经济过程的完全合理化也是可能的。”（第58页）

　　接着说了一些蔑视这种“信念”的话（第59页）并得出了严肃科学的结论（第60页）（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的第1册第1编第2章第7节）：

　　“科学经验的研究把社会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理想同现实世界作了对比，不得不承认，在它看来，这两种理想中所包含的信念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两种理想，严格说来，同样都是不能够实现的，同样都是空想。”

　　真的，看到这样的东西，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今教授们的学术界竟腐败、堕落和无耻到这种地步！司徒卢威先生明明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这一事实为依据的。这一事实正被世界各地看到的无数现象所证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可以说明。

　　可是，我们这位学者却回避生产社会化的问题，他的“科学经验的研究”不去接触任何一个领域里的无数事实，他空谈了一阵自由主义和合理化，就宣告问题已经科学地解决了！

　　说自由主义设想的是完全的合理化，是不对的。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规律”，也是不对的。关于“完全合理化”的全部言论都是错误的和空洞的，这都是些可怜的托词和庸俗的游戏，所追求的都是一个目的：回避科学社会主义明确提出的问题，叫嚷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借以吓唬青年学生。

　　九

　　司徒卢威先生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有一大半讲的是“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

　　我们这位把价值说成是幻影、把价格当作事实来研究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狂热拥护者，真正能够大显身手的地方正是在这里！

　　近年来价格统计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各国都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价格史方面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如果严谨的学者甚至不屑反驳马克思的价值论，那他为什么不用价格史和价格统计的“经验的”材料来分析一下哪怕是这个理论的某些主要问题呢？除劳动“因素”以外，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可以略去不算，关于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有确切的材料可供查考，这样的商品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种，这样的商品价格史阶段或时期也可以找到好几百个。我们这位“彻底经验主义”的拥护者，在关于价格的“科学研究著作”中，在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这一编中，为什么不触及这些材料呢？

　　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要想驳倒客观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本能地感觉到非跑步躲开任何科学研究不可。

　　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用来阐述“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的几百页内容是当今资产阶级学者逃避科学的一种少有的出色的范例。这里什么都有！评述了指定价格和自由价格；考察了波里尼西亚人；引用了马达加斯加的统一者安德里安阿姆普伊尼美里娜国王于178？—1810年颁布的市场贸易章程（多么渊博！）；引用了巴比伦汉穆拉比王法典（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这个时期）中关于医生诊金的某些条款；引用了日耳曼人民法典中关于妇女买价的规定（主要引用学术水平极高的拉丁文的著作）；翻译了印度神圣的法律家马努和亚伊纳瓦尔基亚的著作中有关贸易法的7篇文章[注：谢·费·奥登堡先生在亲切地答复司徒卢威先生的询问时写道：“关于您〈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的法律书籍看来已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见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第1册第2部分第2编第2章第8节中的，注51ｂ）]；谈到了罗马法关于保护买主等等的规定，一直说到罗马由警察调整价格的希腊化时期的典型案例，以及加洛林王朝立法中的罗马警察法的基督教化。

　　可以预料，出版了司徒卢威先生这部著作的Ｂ.П.里亚布申斯基先生，只要再出版200来卷关于价格的历史方法论的探讨和素材，譬如，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市场情况一一加以描述，文中加上插图和由司徒卢威先生从最好的德文图书目录中胡乱摘引来的注释，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科学艺术保护者的美名万世流芳，也可以使司徒卢威先生这位严肃学者的美名万世流芳了。彻底的经验主义将会高奏凯歌，而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规律”的幻影则将烟消云散。

　　十

　　在革命前的旧俄国，学者一般分为两大阵营：迎合内阁的学者和独立的学者，并且大家都知道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是一些奉命写作的人。

　　这个粗略的划分是符合宗法式的、半亚洲式的关系的，但无疑已经过时，应当废弃了。俄国在迅速地欧化。我国的资产阶级几乎已经完全成熟，某些方面甚至有点过于成熟了。资产阶级学者“不依赖”政府，他们根本不会奉命写作，因为他们真诚恳挚地相信，他们在真诚恳挚地研究问题时所用的观点和方法，是同我国工商界的“领袖”如Ｂ.П.里亚布申斯基先生之流的利益相符合的。在一切都突飞猛进的今天，要获得名学者的声誉，要使自己的著作得到正式承认，那就要用一两个 “康德式的”定义来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就要消灭马克思主义，援引几千个欧洲教授的姓名和著作，向读者和听众说明，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值一驳；那就要把任何科学规律一概抛弃，为宗教规律扫清场地；那就要把堆积如山的所谓有高度学术水平的破烂和垃圾塞进青年学生的头脑。

　　即使这一切比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干的要粗鲁得多，这也没有什么。应该重视的是，俄国毕竟完全踏上了欧化的道路。

　　载于1914年3月《现代世界》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1—54页

　　【注释】

　　[28]这是列·尼·托尔斯泰在给尼·瓦·奥尔洛夫的画集《俄国的农夫》（1909年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的。——34。

　　[29]指1900年《生活》杂志第2期上刊登的彼·伯·司徒卢威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二律背反》一文。

　　《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5—134页和第138—143页）。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38。

　　[30]指俄国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律师费丘科维奇。这位律师强词夺理地为杀死生父、抢夺巨款的罪犯德米特里开脱罪责说：“……我要否定这个抢劫罪名：既然无法确切指出究竟抢劫了多少，就无法定抢劫之罪，这是一条公理！那么他到底杀了人没有呢？难道会不谋财而去害命么？”（见该书第4部第12册第11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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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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